前人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通常有“大家庭”和“小家庭”之别。一般认为，大家庭是中国传统家庭的理想模式，而在实际上并未成为中国传统家庭的主要形式。不过，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较为完整和翔实可靠的户口资料，前人的论断大多只是推测性的意见，而不是实证性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发掘新的研究资料，探索新的研究途径，以期深化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认识。
明清福建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是什么？由于资料的限制，很难得出精确的结论。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分家习俗，探讨明清福建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演变趋势。笔者认为，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很可能形成大家庭与小家庭平分秋色的局面。换句话说，如果分家前的家庭结构是大家庭，而分家后的家庭结构又是小家庭，那么，从长期趋势来看，家庭结构必然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周期性变化。这一假设是否成立，可以从分家文书及有关谱牒资料中得到验证。
一、分家习俗的演变趋势
唐以后的法律规定，父母或祖父母在世及居丧期间，子孙不得别籍异财。据此推论，分家前的家庭结构，应该是父子兄弟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在实际上，这种法律规定往往形同虚设，并不具有保护大家庭的作用。早在宋代，福建民间为了逃避重役，往往“父子兄弟自分为户”，甚至“遣嫁孤寡”以降低户等，而地方官也“以增户课最”，并不追究民间是否依法分家析产。这就表明，民间的分家时机与分家方式，不是以官方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而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相适应。
根据笔者所见资料，明初福建的家庭结构比较简单，父子兄弟别籍异财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可能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例如，《闽南何氏族谱》的《清源何氏世系》记载：
我泉翁靖之公复迁于温陵，有子添清、添治、添润、信祖、信福、信哥、信奇。添清名登仕籍，不能备御赛甫丁阿里迷可之乱，乞骸就第，惧祸全家、乘桴浮海，即同安顺济宫左而居之。时卧席未暖，又因鞠阿里智逃军，勾清着役。清恃其位号，互相催迫，治、润逃回晋江，祖、福、哥、奇望绝计穷，……匿名易号，移逸于漳之浦邑南溪。
继元末战乱之后，明初福建又有倭寇之警，何氏兄弟再次为逃避军役而迁居四方。《泉漳何氏世家行状》记载：“大明之改符易号时，祖、福兄弟颇有殖籍于浦邑。洪武九年防倭事剧，二丁抽一，三丁抽二，凡我血属不能保其不星散鸟飞。”《何浔本宗世系》记载：“及洪武九年边尘告急，顶补防倭，抽役三名，……哥、奇二人相率而逃之何沧。至洪武十二年，抽捕太急（时国初用法严峻，有罪难赦），哥又逃之何地，奇又辞世，其子名怎，不得已顶当伯父何宗治役。”由此可见，在元末明初鼎革之际，大家庭很难得到正常的发展。
明初的户籍制度及严刑峻法，在客观上也不利于大家庭的发展，泉州《陈江丁氏族谱》的《四世祖仁庵府君传》记载：“国初更定版籍，患编户多占籍民，官为出格，稍右军、盐二籍，欲使民不病为军而乐于趋盐。公抵县自言，有三子，愿各占一籍。遂以三子名首实，而鼎立受盐焉。”这种一家分立数籍的做法，实际上往往是强制推行的，而军户更是来自于抽丁及罚充。何乔远在《闽书》中说：“夫军户，何几民籍半也？盖国初患兵籍不足，民三丁抽一丁充之，有犯罪者辄编入籍，至父子兄弟不能相免也。”对于被编为军户的人家来说，分家析产是在所难免的。例如，建阳《清源李氏家谱》的《童公祖训》记述：
余为黄廷告买免富户事，编南京留守司中卫所百户赵享下军，……有长男展通、女福奴住坐祖宅，后带领次男展达在卫应役。因宣德年间，为吓失军伍事，奉本卫批差勾延平、建宁二府逃军，展达同余给引回籍，住四个月，敬请亲知评议，将前项田地、动用家常，均分与孙崇福、顺意、镛、铛、泰等，高低各从出资添贴。外有田地五十四亩，充作军庄，永资军前盘缠，轮流各房收管，供应军用并外坊长身役。自用支持不涉各子，自行收管。
李氏虽然迟至宣德年间才正式分家析产，但由于李童及其次子长期在外地充军服役，原来的大家庭实际上早已解体。如果不是由于财产共有关系，这种分居异地的大家庭，显然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明初的打击富民政策及里甲重役，对大家庭的发展也是相当严重的威胁，往往迫使民间提前分家析产，致使父子兄弟别籍异财。崇安《袁氏宗谱》的《寿八公遗文》记载：
洪武三年间，始与兄景昭分析祖业，家财尽让与兄。既未有子，新朝法令森严，但求苟安而已。……自后生男武孙，又陆续买田二千余石。……洪武十五年间，为起富户赴京，不幸被里长宋琳等妄作三丁以上富户举保，差官起取，无奈而行。户下田多粮重，儿辈年幼，未能负任，诚恐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遂谓男武孙曰：“即日现造田粮黄册，不乘机将低田亩多者写与他人，脱去袁进图头里长，只留袁成一户田粮以谋安计，更将田粮居一里之长，又当上马重任十年图头各役，将来必陷身家矣。”武喜所言得当。如是，将户下田千有余石，尽写与三贵等里李增等边为业，袁进户内过割升合无存。……当年赴京领勘合，就工部告状，转发刑部拘问得理，将宋琳等八家断发充军。冬下回还，再生一男名铁孙。……勉强于洪武二十一年，告白祖宗，将原日并又买到张八等田一千一百石内，抽出四百五十石与男武孙收管，又将田土四百五十石付幼男铁孙收管，又将田五十石付与妻李氏并残疾女琪娘收管，又将田土五十石付与次妻并残疾男斌孙管理。……余外田土一百余石，自己交收养老，并不载粮，向后充为公党之用，仰武孙、铁孙二房轮交。
袁寿八于洪武21年分家之际，二子尚未成年，而自己与二妻又各领一份产业，实际上一户分为五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户等，避免充当富户及里长之役。与此同时，建阳地主周子原，“廪有余粟，库有余财”，而三子“年尚幼艾”，却匆匆为之分家析产，“三分其财，三分其业，使之各守分界，各勤生业，不相挽越”。这就表明，在赋役不均的情况下，对于没有免役特权的平民来说，事实上很难维持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明中叶前后，由于里甲户籍与赋役制度的改革，福建民间大家庭的发展逐渐趋于稳定。例如，永春县《桃源康氏族谱》记载：
我族远祖不可知矣，但家传有洪武三年户田帖，系安溪感化里民籍真福，生昆保，尚载有弟未成丁，因避乱分散。独孟聪公崎岖在永，……迨成化元年乙酉，尚居锦斗芦邱。于稽其时公年六十三，长子福成年三十三、次子福瑞年二十七、三子福孙年二十三，长孙赛养不可考、次孙观养甫六岁、三孙公保以（于）是年始生。……由是复徙洪山，托迹于十二埕。至成化八年壬辰，福成公始入户陈贵，顶其绝甲陈佛成户籍，收其随甲田租一百二十石，并其绝甲黄伯孙美安地基及院内废寺土蔗 后头山林等处，皆于是焉得之。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的户籍编审已经流于形式，民间可以自由迁徙及相互顶替户籍，而里甲组织则成为赋役负担的承包单位。康氏于成化七年十二月立有《承当甲首字》，其略云：
安溪感化里民人康福成，因本处田土稀少，后来永春县六都住耕田土。今蒙造册，情愿供愿供报六七都九里里长陈宅班下甲首。三面言议，将伊洪山门口垅秧土蔗 等段计田粮八十亩，该年租一百二十石，载田米四石二斗，并废寺地山林，一尽送与康福成兄弟承管。或是现当，约定协当两个月日；或差遣远近长解，路费依照班下丁米科贴：若间年杂唤使费，约贴银八钱，不敢反悔。
至成化十年，又由里长陈贵等立下《送田字》，宣称：“愿将绝甲陈佛成户租民田……出送甲首康福成，前去十年冬下为头管掌，递年随业理纳。”在此情况下，每个家庭的赋役负担相对固定化了，从而也就不再危及大家庭的正常发展。康氏于成化初年已形成直系家庭，至承当甲首时仍未分家，大致是由第二代三兄弟构成的联合家庭。成化十七年，康氏因长兄去世而分家，但大家庭并未因此而完全解体，而是分出了一个第三代的核心家庭，而仍然保留一个第二代的联合家庭。其《阄书合同字》云：
今共议均分前地：一所坐落洪山尾安并鱼池仔一口，及山母前后等处山场，付侄寛养管掌；一所土名洪山废寿土蔗 地基并门口大池一口，及山母前后等处山场，分在福瑞、福清二人掌管。各自起盖居住，……永为子孙承管，理纳户役，不许侵夺地界。
在此前后，永春县留安村的刘氏家族，也形成了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据族谱记载，刘氏第八代仲资，生存于永乐至弘治年间，“综家勤俭，与弟同炊，终老不渝，共盖祖屋并置田租二百余石”；仲资子季清，生于正统至正德年间，“与堂弟季宗同炊，共置田租若干石，房屋三座”；季清子世伯，生于成化至嘉靖年间，“与堂叔季宗共置田一顷余，屋四座”。至季宗、世伯之后，这一延续上百年的大家庭已分房数十，始有分家之举。这说明，在明中叶户籍与赋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庭的发展逐渐趋于稳定。
清代福建大陆地区的分家习俗，一般是在第二代均已完婚之后，才正式议及分家析产。这是因为，当时的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发达，社会生产具有明显的自然分工性质，家庭仍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因此，单身男子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也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家立业。为了避免在分家后出现不完整的家庭，就必须等到第二代均已完婚之后再分家，因而分家时的家庭多为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根据笔者所见分家文书，只有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提前分家析产。例如，同治三年福州陈氏的分家文书，就是属于此类事例。据主分人自述：
盖闻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余岂以多财遗子孙哉！惟仰叨先荫，渥受国恩，积廉俸之余，为俯畜之计。今养病梓里，不耐烦劳，与其合之任听虚糜，易若分之使知撙节？爰将原承祖遗及余续置产业，除提充公业外，为尔曹匀配阉分，列为诗、书、礼三房。第念诗房食指较繁，特以两份分之；书、礼两房尚未授室，各以一份分之。虽各掌尔业，……勿因货财而致伤和睦，勿分嫡庶而易启猜嫌，勿骄吝而免怨尤，勿怠荒而崇勤俭。兄若弟互相友爱，则和气萃于家庭，外侮何由得入？
如上所述，主分人是回乡休假的官僚。分家前，第二代三兄弟中只有一人已经完婚，可见其家庭结构为主干家庭。据分家文书中开列的有关产业，陈氏的家资颇为丰厚，拥有价值数万两的当铺、纸栈及大量田产。那么，导致这一大家庭解体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主分人自述，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一是“今养病梓里，不耐烦劳”；二是“与其合之任听虚糜，易若分之俾知搏节”。看来，陈氏的家计相当复杂，而诸子又不足以信赖，这是导致分家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主分人在分家时还对诸子提出了“勿分嫡庶而易启猜嫌”的告诫，可见第二代三兄弟有嫡庶之别，这无疑使分家前的大家庭中隐伏着更深刻的矛盾。可以设想，既然主人在家时都因主持家务而“不耐烦劳”，那么他一旦离家赴任，就更是难于维持正常的大家庭生活了。因此，对于种富贵双全的官宦之家来说，其家内矛盾可能比平常人更为尖锐和复杂，大家庭的发展也就可能遭受更大的阻力。
清代福建的家庭结构，一般是由核心家庭发展为主干家庭、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然后经过分家析产，重新分解为若干核心家庭，从而开始新的演变周期。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如小家庭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发展为大家庭，或大家庭在分家后不是完全分解为小家庭，而是仍然保留某些规模较大的大家庭。下文主要依据清代福建的分家文书，考察各类大家庭的分家方式及演变趋势。
二、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
以分家析产为中介，家庭结构经历了两个不同方向的演变过程，即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周期性变化。但是，对于同一类型的大家庭来说，其演变周期是不一致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大家庭，由于分家方式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演变周期。因此，通过具体考察各类大家庭的分家方式，有助于揭示家庭结构的主要演变趋势。
在正常情况下，核心家庭仍将继续发展，直至子女已经成婚，演变为主干家庭。但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核心家庭也会趋于解体，从而结束家庭结构的这一演变周期。如上引明初崇安袁氏及建阳周氏的分家事件，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核心家庭解体之后，一般是形成若干第二代的不完整家庭，其演变周期表现为两种小家庭（核心家庭与不完整家庭）之间的循环。有些核心家庭在分家之后，仍会继续保留第一代的核心家庭，但这种残存的核心家庭行将衰亡，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不会改变这一演变周期的性质。
主干家庭的演变趋势，可能是继续发展为直系家庭，也可能直接分解为若干第二代的核心家庭和不完整家庭。如上引同治三年福州陈氏的分家事件，在分家后形成了三个第二代的家庭，其中包括一个核心家庭和二个不完整家庭。由此可见，如果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是主干家庭，其演变趋势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循环。在明清福建大陆地区，主干家庭的分家事例是很少见的，这可能是由于分家后出现了不完整家庭，不利于第二代家庭的正常发展，因而为习俗所不容。当然，如果分家时父母双全，而且只有一个已婚儿子，那么分家后就不会出现不完整家庭，而是分别形成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核心家庭。不过，这种纯粹由父母和儿子分家的行为，无疑有悖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因而一般也是不会出现的。
直系家庭的分家时机，通常是父母或祖父母已经年老，而第二代诸子均已成婚，第三代长孙尚未成年。在此情况下，其分家方式一般是以第二代诸子为核心，分别组成各自的小家庭。但是，如果分家时第三代已有成婚者，则有可能保留以第二代为核心的大家庭。试见以下分家文书：
1．康熙三十三年侯官某姓《阄书》。主分人翼成，“春秋已高，二子长成”，又有孙三人，其产业除提留“轮收公田”外，“俱照二份均分”，亦即由二子各自组成新的家庭。
2．康熙五十三年闽清某姓《阄书》，主分人爱亭，“年将七旬”，有子三人，“今娶媳添孙，俱各成人”。分家时，仅以“自己创置屋宅地基三份品搭均分”，而田产则“抽于母作针线之资，百年之后充为蒸尝，”分家后，父母与三子各自组成新的家庭。
3．乾隆中期及嘉庆十一年崇安袁氏《分关序》，这是见于族谱中的两件分家文书，共记录了四次分家事件。乾隆中期的立《序》者袁绍武，生于康熙三十六年，有兄弟四人，至康熙五十四年，“承父仲春分田六十箩，时年十九岁，发配官氏。不料是岁季冬，严父又逝，……次年丙申仲春自炊。”雍正十年抱养一子，年方四岁；又两年，亲生一子，分家时，二子“婚娶已毕，俱各生孙”，而绍武“年近七旬”。其产业除分给二子外，又自留田租若干，“为生赡后祀之需”。至嘉庆十一年，绍武嫡子派下四房再次分家，其寡母立《序》云：“将祖遗物业作四次均分，号为文，行、忠、信四房。惟长文房乏嗣，即以（三房）鐈之长子光涛承祧；次行房乏嗣，血抱光波为（次房）銮螟子，……即以鐈之次子中涵为銮之嗣子，光波为銮之养子，家产对分，取经、纶为号。”如上所述，袁氏在90年中经历了四次分家析产，其中前三次分家的平均间隔为45年，而后两次分家则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从第一次分家至第三次分家，袁氏的家庭结构经历了两次周期性的变化，每次都是由直系家庭分解为核心家庭，又由核心家庭发展为直系家庭。在第三次分家之后，由于出继外房及为嗣子和养子分析家产，随即发生第四次分家。很明显，如果不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导致了第四次分家，那么在第三次分家之后，至少在二、三两房中可能形成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从而展开另一种形式的周期性变化。
4．道光六年福州林氏《阄书》。这是林则徐的父亲立下的分家文书，其中详细记述了自祖辈以来的家庭结构及其分家过程。兹摘引如下：
乾隆二十三年，祖母将祖遗田宅匀作五股，均分五男。余父系第四房，……并生五男，都无生业，家口浩繁。……父游学山东、河南等省，母为余长兄芝岩公娶室谢氏。未几祖母归天，母胡孺人继逝，余第五弟天裕亦夭亡。父游学方归，为余次兄孟昂公娶妇郑氏。……逾年之间，父亦逝世，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既无田产可分，自无阄书可据。兄弟四人，各散谋生， 自食其力。第三兄孟典公未尝娶妻，寄人庑下，代理家计。余教读营生，父母逝世后汗积两年，娶妻陈氏。生男两人，长则徐，次沛霖，女四人，……窃念次子沛霖，虽出继第三兄，并无遗业可守。意欲将所置房屋，留两座作余养赡，余殁后或作祠堂杂用，或作祭典；将某屋某房，分与长子掌业；某屋某房，分与次子掌业，……长孙汝舟，例应抽取完娶项下，但念长男现在居官，长孙年纪又轻，尚可宽容，不必亟为筹画。标载一笔，以存长孙名分。
如上说述，自林则徐曾祖户以下的历代家庭结构，基本上都是经历了直系家庭与核心家庭的周期性变化。其第三代四兄弟未能全部成婚，即已“各散谋生，自食其力”，这是由于家道中落，父母双亡，可以说是一个特例。此外，林氏每次分家的间隔约为35年，比上述崇安袁氏的分家周期短10年，这似乎也不可视之为常例。上述第二次分家固然有其特殊原因，而第三次分家则是由于林则徐休假期满，“未敢一日暇居”，因此也只能匆促分家。
5．道光十四年侯官某姓《嗣书》。这是分家时为无后者立继的契约文书，由主分人寡母刘氏嘱立，具有分家文书的性质。其略云：“三男孔遂早亡，娶媳吴氏，未育孙男。氏夫遗命，以嫡男孔錡之次子，乳名长地，立为遂嗣，接承宗祧。……氏夫手所有田园、屋宅产业及树木等物，除抽祭典、抽贴、抽长外，派为五房均分。其三房之阄业，付嗣孙长地掌管；其祖上遗留及公轮，亦照序轮收。”这种立嗣继绝的做法，不仅增加了第二代的“房份”，而且使第三代的分家时间大为提前了。
6．咸丰五年浦城房氏《分关》。主分人房星耀，“年将满甲，血气衰颓，不能营谋家用”，而三子各已婚配，“亦当司理家计”。其家产除提留“父母养赡”田产之外，由三子“抽阄品搭均平”，实际上是分解为四个小家庭。
7．同治4年浦城吴氏《分关》。吴氏的实际分家时间为道光26年，但由于继嗣未定，“故不忍遽立关书”。主分人吴陈氏，有子五人，“俱各婚配有年”，但分家时仅存长子、五子、长孙、次子寡妻及一女，四子遗下一孤女。分家时，其产业以“温、良、恭、俭、让”五房分配，而恭、俭两房产业分别由长子、五子“权为代理，并醮祭其坟墓”。至同治4年，吴陈氏与长子均已去世，始立《分关》云：“所有物业，目下俱照前管理。但恭、俭两房，日后子孙增则接嗣承祧，自应各照房份，各管各业；倘有不得已之处，则附入祭田以为轮流暨醮祭。至于良房，现有缪氏在世，固宜听意下所愿者。”吴氏这种虚立房份以待接嗣的分家方式，可能导致两种后果：如果真的有接嗣者，无疑会加速其原有家庭的分化；如果没有接嗣者，则会导致祭田总额的大幅度增加，从而扩大了共有经济的规模。
上述8件分家文书，大多是由直系家庭分解为核心家庭的实例，但也不排除分家后仍存在某些大家庭的可能。这是因为，如果主分人的年龄较高，而且每一代人的分家周期较长，那么在若干代之后，这种直系家庭与核心家庭之间的周期性循环可能被打破。尤其是在代代早婚的情况下，每一代的间隔只有20年左右，如果分家的周期超过了40年，第三代的年长者就有可能在直系家庭中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从而在分家之后形成以第二代为中心的大家庭。不过，在现存的此类分家文书中，对第三代的年龄及婚姻状况大多语焉不详，我们目前还不能对此遽下结论。但可以推测，在某些长期稳定发展的直系家庭中，这一演变趋势是存在的。如上述崇安袁氏家族，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至于直系家庭的分家方式，除了一般是以第二代为分家单位之外，还有两种常见的做法值得注意：一是分家时为父母提留一份家产，以备“生赡后祀”之需；二是分家时在第三代诸孙中，为第二代的无后者选立后嗣。这两种做法，都会增加分家后的小家庭数量，从而扩大了直系家庭的分化程度。
在分家之前，如果父母及祖父母已经去世，而同辈兄弟或堂兄弟中有二人以上已经成婚，此类家庭属于联合家庭。在某种意义上说，联合家庭是直系家庭的进一步发展，其规模一般也大于直系家庭。联合家庭的分家时机，通常是第二代已届垂暮之年，而第三代也大多已经成婚。在此情况下，如果以第二代为分家单位，分家后仍有可能保留某些大家庭；如果以第三代为分家单位，一般只能分解为若干小家庭。试见以下分家文书：
1、康熙二十一年侯官某姓《阄书》。其略云：“立阄书兄淑兰同弟淑援，……自幼丧父，幸得母陈氏抚养成人，娶媳二房，同锅三十几载，产业未分。至顺治十八年惨遭迁移，至康熙九年终得展界，又遭重迁，幸至二十年再复回家。但兰年近七旬，理合将产业田园、池塘地界，烦劳本家叔弟，当面探阄均分。”《阄书》中开列的有关产业，是由第二代淑兰兄弟对半均分的，其历代祭田也是由第二代按房轮收，而第三代并未参与分配。由于淑兰已“年近七旬”，第三代想必也已经成年，因而分家后各房仍有可能形成大家庭。
2、嘉庆十四年泰宁欧阳氏《分关》。主分人欧阳容轩，及其次弟妇廖氏，三弟妇朱氏。据记载，容轩兄弟三人，“次弟于壬辰三十七年连绵抱病而亡，遗下二侄，大则九岁，小则四岁。……三弟于丁巳二年又先见背，其时幼稚尚多。”分家时，容轩年78，“儿侄诸人相继受室成名”。可见，在分家前的联合家庭中，实际上已分别形成三个以第二代为中心的直系家庭或主干家庭，以及若干第三代的核心家庭。其家产除了提留各种祭田、学田、役田之外，以第二代为单位“作三股均分”。很明显，分家后各房如不随即再次分家析产，则分别形成了以第二代为中心的大家庭。
3、道光十一年光泽县古氏《分关》。主分人古为政，共有兄弟六人，为政居长。据记载，为政早年代父理家，“数十年间，虽叠遭二亲、妻、弟之丧，及弟、侄婚娶诸费，不下数百余金，未尝凭贷他人”。分家时，“兄弟年皆就衰，诣复存殁不齐，诸侄亦皆强壮。”其家产除提留“父母醮租”之外，由第二代六房“品搭阄分，各无异说”。分家后，各房的家庭结构虽不明确，但由于第三代已有成婚者，估计仍可保留若干大家庭。
4、同治5年邵武邱氏《分关》。主分人邱玉鍠及其寡嫂王氏、弟妇陈氏。玉鍠父辈兄弟二人，因伯父“英年早逝”，未有后嗣，其父“乃令次子玉鍠为之后”。分家前，玉鍠父母及诸兄弟均已去世，唯长兄及三弟尚有遗孀，“内外事务，皆赖玉玉鍠一人”。由于玉鍠出继长房，故分家时先按父辈分为“忠、恕”两房，玉鍠独得忠房产业，而二遗孀合领恕房产业。此后，恕房再次分为“日、月”两房，二遗孀各得一半产业。从表面上看，邱氏似乎是同时在第二代及第三代中分家析产，而实际上，只是在第三代中分家析产。由于《分关》中未见第四代的资料，分家后各房的家庭结构也就不得而知。
5、光绪三十二年闽县黄氏《阄书》。主分人黄吕氏，有子四人，分家前与夫弟同居共财。黄氏的分家方式较为特殊，既不是以第二代为分家单位，也不是以第三代为分家单位，而是把第二代和第三代等同视之。据黄吕氏自述：
夫君兄弟三人，……就儒就贾，量才而位置之，遂以夫弟述钊为经纪，未几夭殁；夫弟述炎有志就读，喜而从之，氏生四子……因夫弟述钊未出而卒，故以四男昆为嗣，株守门庭。……（夫君）遗言，敦嘱男等勤守生理，添创产业，而男等遗训善承，历年生理颇见顺遂。……兹将所有产业生理，除提留祭典养膳外，均以五股均分，而夫弟述炎应分一份，出继男昆应分一份。
黄氏采取上述分家方式，可能与分家前的家庭结构有关，很明显，黄氏分家前的联合家庭，实际上是以一个第二代的直系家庭为核心，而以第二代的其他家庭为附属成份。因此，在分家之际，附属家庭也只能降格以求，比附直系家庭的成员而参与分配。此类联合家庭的分家方式，与直系家庭颇为类似，其演变趋势一般是分解为若干小家庭。
如上所述，联合家庭的演变趋势，往往不是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循环，而是表现为大家庭的持续发展。当然，在联合家庭解体之际，如果是以第三代为单位组织新的家庭，那就有可能完全分解为小家庭，但一般说来，这种分家方式比较少见，可能与惯例不符。
通过分析明清福建的分家文书，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家庭的成长极限，一般不是主干家庭，而是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的演变趋势，可能不是完全分解为小家庭，而是导致大家庭的持续发展。由此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明清福建家庭结构的总体格局，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动态平衡。甚至可以说，在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中，大家庭的发展机会可能超过小家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占居主导地位。当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传统家庭都有可能发展为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上文已经指出，明初福建特殊的政治环境，曾经迫使人们提前分家析产，从而限制了大家庭的持续发展。此外，还有不少家庭可能背离传统家庭的正常发展轨道，如绝嗣家庭，移民家庭、濒于破产的家庭，等等。因此，为了使上述推论更有意义，还必须考察传统家庭的各种不规则变化，充分估计这些不规则变化的影响。
三、大家庭发展的历史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只有着重孝弟伦理及拥有大量田地的极少数仕宦人家才办得到，教育的原动力与经济支持力缺一不可，一般人家皆不易办到”。这种观点固然有些道理，但也未必尽然。我们曾对浦城县洞头村的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庭作过调查，发现该家庭在土改前并无固定产业，主要靠租种山地和造纸、砍柴、烧炭为生，属于社会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的棚民阶层。然而，正是由于家境贫寒，才迫使家庭成员长期相依为命，通力协作以求生存。这就表明，大家庭作为中国传统家庭的理想模式，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其发展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明清时期福建的大家庭，一般都存在多层次的财产共有关系，其内部结构是相当复杂的。万历年间，永春县陈大晟为其父及自己立传，详细记述了三代人的同居共财关系，颇有助于说明大家庭内部的经济结构。兹摘录如下：
[父]与伯光祖协力理家，稍存赢余，陆续置田租二百二十二石，内议抽租五石立作蒸尝，……始与伯光祖分异。伯住牛地，二伯、三伯、父迁于官路兜，兄弟仍旧同炊，篤相好之情，无相尤之隙。循守规约，则吉凶需费俱有品节，子孙婚娶定银一十五两。已卯年，二伯弃世，伯母孕方六月，庚辰二月育兄尾进，父与三伯同心抚鞠。至壬辰年，伯与父商议分异，将与伯光祖分炊之后续置田租三百四十六石内，除抽还陈进娘原揭买田价银三十四两五钱、租六十三石，伯居公私置租三十八石，兄祖私置租三十七石，父私置租五十九石一栳，又抽补兄祖婚聘不敷租一十石，及预抽与尾进租一十五石，光孙租一十三石、凑银二两，尚租九十五石，不照种亩，只照田收子粒，俾补均平，品作三份均管，各得三十一石零。
予行年三十三，父老倦勤，（长）兄应募阵亡，……偕（次）兄协力营为。谨调度，家众不患饥寒；早赋役，官差免追逋负；理男女婚嫁者十八，先后适均；治父母丧事者二，获伸孝思。……综合家众三十余口，同居共炊，吉凶俱有品节。……又伯兄理家不私贷、不私蓄，次兄与余虽以私财货殖，租金满百，竟充还债、赎田之用，绝不较置于其间。……今以现在之业分作三份：兄子铸得一份，锡与铠共得一份，镇、铉、
共得一份。造立阄书，不相混什，使子孙久安礼让，斯为贵耳。
如上所述，陈大晟的父辈兄弟四人，先后组成了两个联合家庭，经历了两次分家析产。第一次分家后，除长兄自成一家外，其余三兄弟继续同居共财，共同组成新的联合家庭。然而，在第二次分家之前的346石“续置田租”中，仅有95石田租属于大家庭的共有财产，其余皆属于不同家庭成员的私有财产。陈大晟之父排行第四，分家后始终与诸子同居共财，其家庭结构由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而发展为直系家庭。在他去世后，诸子再次组成了联合家庭，但除了共有家计之外，仍可“以私财货殖”。至第三次分家时，这一联合家庭中的第三代均已完婚，因而至少在二、三两房中，已经形成以第二代为中心的大家庭。由此可见，陈氏历代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不是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周期性循环，而是表现为大家庭的持续发展。因此，陈氏的每一代家庭成员，既可以依赖于大家庭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又可以通过自主经营发展小私有经济，这大概就是此类大家庭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因。
明清之际，福建各地盛行收养“义男”之风，实际上也反映了大家庭的经济优越性。《闽书》卷38《风俗》记载：“海澄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附貲，或得篓子弃儿，抚如己出，长使通夷，其存亡无所患苦。”《海澄县志》的《风俗略》亦云：“生女有不举者，间或以他人子为子，不以窜宗为嫌。其在商贾之家，则使之挟赀四方，往来冒霜露，或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而己子安享其利焉。” 这就是说，借助于收养“义男”以扩大商业经营的规模，规避海外贸易的风险，在当地民间早已习以为常。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此也颇为嘉许，如蔡清在《寄李宗一书》中说：“借人钱本，令的当兄弟或义男营运生理，此决不害义。”
对于收养之家而言，由于增加了依附人口，必然导致家庭规模的扩大。清乾隆初年，邵武县李价人立有一件拨田给“义男”的《遗嘱字》，颇能说明养子与养父家庭的关系。兹摘录如下：
立拨田产价人，因先年养有一义男，其父季应松，汀州宁化县人氏，寄居邵武县勘下双宿村，因家贫无奈，生有一子名乡惠，年方九岁，于康熙三十七年间，托得中人双宿欧美、堪下张以奈、木市陈子实，引至三十三都李价人名下，养为义男。当日应松凭中领去价人礼银三两正。此子改名李鸿成，自当听价人役使。兹因抚养长大，先年已亲代婚娶，生子三，……每人训书三年，衣食抚养，可谓劳心费力矣。今鸿成年五十七，三子俱已长成，理应分炊。但价人产业无几，经凭族依律例，分给自己续置有水田一百秤，拨与义男鸿成承受。……倘鸿成父子日后有不测之意，荡弃田产，必须遵命价人子孙，不得擅自私弃与人。若有此情，任凭价人子孙立刻将所拨田产收归，鸿成父子不得恃强霸占。
在这里，养子鸿成及其后人虽然只是依附人口，但却与价人父子共同构成了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据族谱记载，李价人只有亲子一人。因此，如果没有收养“义男”，最多只能组成一个主干家庭，而在收养鸿成之后，其家庭规模得以扩大，逐渐发展为直系家庭。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原来没有后嗣的小家庭，也可以通过收养义子而发展为大家庭。例如，康熙四十八年，侯官县林胤昌在《遗书》中记述：
立遗书父林胤昌，前娶九都余氏，到门十载，并未添一男女。昌年已近四十，其弟又未完亲，且家贫不能再娶。昌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承父命，抱各口董家有一新添幼童，……尚在血下，方才三日，名为午使。痛母无乳，日夜食哺，百般抚养，犹胜亲生。今幸年已二十有五，娶媳黄氏。复蒙天庇佑，得产男孙一丁、女孙二口。纵谓螟蛉之子，亦不得复言螟蛉之孙。今昌病体临危，理合诸亲面前，将昌分下所有一切产业尽付与男午使掌管，家下弟侄不得妄相争执，籍称立嗣等情。（余略）
在清代福建，有不少宗族禁止“血抱螟蛉”，只许在近亲之内为无后者择立继嗣，以免导致“乱宗”，使本族资产流入外人之手。然而，由于立继大多是在被继承者年老或去世之后才确定的，而且嗣子易于受到其本生父母的支配，不足以弥补绝嗣者家庭的缺陷。因此，无后者往往乐于抱养“螟蛉”之子，而不愿意采取择立继嗣的做法。清代后期，有些宗族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对收养义子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光绪年间，晋江县《虹山彭氏族谱》的《新订谱例》，专门为此而“变文起例”：
螟蛉异姓，旧谱所戒，然近乡巨室，所在多有。即以吾族而论，亦相习成风，而生长子孙者，实繁有徒，若概削去不书，势必有窒碍难行之处。且不慎于始，而慎之于后，亦非折衷办法也。兹特变文起例，凡螟蛉异姓为嗣者，书曰“养子”。
由此可见，在闽南地区的世家大族中，“养子”及其后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社会影响力不容忽视影响。这种由来已久的收养习俗，自然也反映了当地崇尚大家庭的社会心理。
清代福建规模较大的家庭，大多同时从事多种职业，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士农工商的有机结合。试见下引长汀县四堡乡《范阳邹氏族谱》的记载：
（邹建赢），生子五人，长曰珩赐，年未弱冠，随侍伯父适湖北，入荆州之署，常请教命，后因例职业；次日环赐，枝勇冠军，蒙彭学宪取进游泮；三日璿赐，年富力强，身亲稼穑；四日琅赐，逊志时敏，闭户潜修；五日球赐，长途踯躅，步东粤以经商。各勤乃事，无有息志。
（邹孔茂），王父委操家政，……统一庭三十余人，或耕、或读、或商，悉能上承亲志，统一庭三十余人，俾之各勤厥职，以毋荒于嬉。数十年间，……无不筹画井井。
（邹大贞），因习儒未卒业，壮游姑苏，操计然术。丈夫子五人，或读、或耕、或牵车服贾，率属馨儿。
（邹继祖），君生子七人，秀者使之读，否者使之耕，强者俾之努力，弱者使之株守。……至于祖业无多，盖藏亦薄，君能奔走经营，渐成丰裕。
（邹继云），弃儒经商，……凡构造书板，继置田庄，悉本公之勤劳以致之。……厥后丁口浩繁，兄弟分籍，其所置之业条分缕析，无此厚彼薄之虞。
（邹仁宽），上舍生洪春公冢子也。……当日勖公曰：“我老人耄矣，承先人余业，家号素封，汝诸弟各抱才干，或肄志芸窗，或究心翰略，或服贾他邦，汝宜在膝下佐理家政。……”公亦恪遵懿志，而鹏程之志遂颓矣。嗣是措综经理，创大厦，筑精舍，延名师，课子弟。殷勤作养，善诱善培。数年之间，成名者数人。
四堡邹氏僻居闽西山区，以经营刻印业和贩书业而致富。但就其职业构成而言，却始终维持多种经营的生计模式，力求在家族内部保持士农工商的完美结合。与此同时，在当地的马氏宗族中，也出现了许多兼营多种职业的大家庭。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各业并举的家庭经济结构呢？笔者认为，这主要由于自然经济结构的不完全解体。在清代福建，由于人口过剩、耕地不足，客观上很难继续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商品经济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种半自然经济、半商品经济的胶着状态中，既要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又不能过度专业化。因此，在家庭内部形成职业分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选择。
从表面上看，大家庭的发展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而往往导致一种误解，认为只有富裕者阶层才能维持大家庭生活。但在实际上，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往往不是大家庭发展的原因，而是大家庭发展的结果。清代福建有不少富裕的大家庭，都是从贫寒的家境中发展而来的。例如，嘉庆十四年的泰宁县杉易镇欧阳氏《分关》记载：
祖父迁居兹土，毫无所有。……予十余岁即弃濡业而习农事，弱冠始帮人兑换生理。……由是典屋居，自开张，自婚娶，续置业产。两弟惟予命是听，同心勤劳，如是者有年。其间编籍纳粮，两弟受室，凡礼中诸大事，次第皆能自致，予欧阳氏始得于杉易而成家矣。
上述欧阳氏大家庭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家庭经济由贫及富的上升过程。在这一大家庭解体之前，“儿侄诸人相继受室成名”，而且拥有大量的“田园、屋宇、店房”等产业，但由于“迩来行藏各异，诸费浩繁，势难总摄”，因而只好分家析产。道光十一年的光泽县古氏《分关》，附有一篇族人代写的《叙》，从旁观者的角度评述了该家庭的由贫入富过程。其略云：
叔为政先生，吾族豪杰士也，性孝友，尤善经纪。父素位公，……生丈夫子六人，先生其冢嗣也；次倍轩、三谨斋、四利贞、五天益，皆力农，惟六畅然业儒，未遇。先是，素位公祖产微薄，家无长物，而督率诸子极勤谨，仅足自持。先生少习眼科，长攻青囊，所得酬金悉纳于素位公，分毫不自私，家赖以不坠。……比素位公年老，血气衰迈，食指繁增，家计几于入不敷出。先生由是独力撑持，经纪有度，且能感化诸弟，相与作苦食力，一门雍睦晏如也，识者早卜其家必兴。是以数十年间，虽叠遭二亲、妻、弟之丧，及弟、侄娶婚，诸费不下数百余金，未尝告贷他人，且增置骨租若干及租若干，山舍园地约计数千余金。……要非先生之孝友性成，经纪有方，又乌能感化诸弟，同心蝎力，白首犹初，以致是欤？
古氏六兄弟的致富之道，关键在于“同心竭力，白首犹初”，始终保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这一大家庭的形成与发展，固然得力于主要家庭成员的“孝友性成，经纪有方”，但也说明大家庭确能较好地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具有小家庭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在明清福建的分家文书中，也可以看到不少资产微薄的大家庭。这说明，即使在家庭经济濒临破产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仍极力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例如，康熙五十三年的闽清某姓《阄书》记载，分家时仅有少量田产，“抽于母作针线资，百年之后，留作烝尝”，而诸子仅以“屋宅地基三份品均分”。咸丰五年的浦城县房氏《分关》记载，除了把少数田产留作“父母养膳”之外，三子仅以住房及家具什物“抽阄品搭均分”。最典型的要算林则徐父辈的大家庭，在其父母去世之前，尽管家庭经济早已破产，却仍然极力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此后，尽管兄弟四散谋生，大家庭在实际上已经解体．但也并未完全切断经济上的联系。如云：“长兄芝岩公逝世，一切棺撑、衣裳、治丧、葬埋之事，系余捐资料理。族戚因长兄之子元庆系余胞侄，劝给月间伙食，限以年数，立有字据。余将‘上手无产可分，亦无阄书可据’等语，插入字中，免致将来唇舌，经族戚画有花押。”这就表明，在近亲之间，相互资助是义不容辞的贵任，而这正是大家庭长期存在的道德基础。
清代福建的大家庭，一般只能维持三至四代，其主要家庭成员包括已婚兄弟或堂兄弟。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逐渐疏远，各种矛盾日益深化，分家析产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分家之后，家庭的规模缩小了，原来的经济结构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就需要借助于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弥补大家庭解体的缺陷。因此，从大家庭向宗族组织的演变，具有内在的客观必然性。换句话说，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大家庭解体的必然结果。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明清史研究 2020年11月25日 原载《乡族与国家 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2009年，页132-154。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