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佩玉，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革命现实主义考量，上海市军管会对于外资公用事业采取限制、利用的监管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外资企业政策有了明显变化，由允许其存在并加以监管，转向区别所属国家先后加以清理。考虑到外资公用事业关系国计民生，对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全部采用强制清理方式。从实际的结果看，就是对美资、英资、法资公用事业分别先后，采用军管、征用、代管的“国有化”政策。经过清理的外资公用事业，通过对内对外清产核资，不仅为计划管理、建立经济核算制奠定了基础，还为之后可能出现的交涉做好了准备。
原文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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