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甘肃省友宋树森所记存的州县交代、差车控案、禀修工程等案例来看，州县与行省间的禀详和札牌仅为清代上下级衙门正常运转的载体，并非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州县省友在使费基础上请托司、院书吏对州县省务的运作，从酝酿、沟通、协商到最终解决，才是州县和行省间行政运作的实况和常态。省友这种利用体制外的非正式和私人因素从事的州县省务运作，一定程度上起到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同时又使州县规避相应的处罚。

关键词：书吏；省友；州县；行政运作

在清代权力层级式向上集中的体制下，基层行政机构州县与省城衙门藩臬二司、督抚衙门的沟通显得非常重要。州县与省级行政机构的运转问题，是州县行政的主要内容之一。现有地方政治史研究，集中于州县、府道、督抚各层级行政结构、人员组成和相关职能等问题的探讨，对上下级衙门间的公务运转实况大多语焉不详，即便偶有论及，亦只是根据档案、典章律例等史料所进行的文书层面研究，未能对文书背后的酝酿、沟通、协调等问题予以应有的关注。事实上，行文并不能作为问题的主要解决途径，大量的工作需要相关人员通过公私渠道去协商解决。本文拟在前此研究基础上，以省友宋树森所记存的州县钱粮交代、差车控案和请领款项三个代表性案例为中心，对州县在督抚、司道等省级衙门行政事务的运作过程进行尝试性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清制，州县新官到任后应在两个月内办理仓库、钱粮、驿站、刑命等交接手续，称为州县交代或交盘。自接任官到任之日算起，旧任官以20日为限造册移交，接任官限四40日内查核，并造办钱粮交代文册，与双方结状一起禀详藩司，由藩司查核造册，转详督、抚，咨送户部。若州县交代迟延，由督、抚查明迟延责任人，分别咨报参处，另行勒限交代。其中，藩司是州县交代的职能部门，主管州县交代册结的审核工作；总督、巡抚主掌监督、咨部与参奏之权。甘肃碾伯县新任姚长龄与旧任杜世勋间的交代风波，生动地再现了省友在省城对州县交代的处理过程。

光绪六年（1880）底，碾伯知县杜世勋署任年满，由新补知州姚长龄接署。按规定，杜、姚两任应在两个月内完成所有交代事宜，向藩司禀递交代册结。光绪七年（1881）二月上旬，碾伯钱粮交代册送达藩司。宋树森随即赴藩司主管书房，托请书吏办理。该管书吏随即详细指出交代册中所有不妥和错讹之处：其一，碾伯虽距省路远，亦不至于投递20天方才到司，暗示碾伯交代迟延，倒填了日期。其二，前任杜世勋尚欠千余两草价与千余石之粮食，均未列入交代册中。草价一项，杜世勋在任时不解交，卸任时又不交代新任。短交粮食一项只有六七百石，亦与案不符。其三，交代册中仅言自行就近解交，与案例不符。司书表示一定要驳回该交代册，令其解交清楚后，再重新造报、递呈交代册结。宋树森显然明白此中关节，当即托司书札令前任杜世勋将所欠之项如数交出，再由姚令重新更造交代册。

宋树森还没来得及禀知碾伯县令姚长龄，又接奉姚令正月二十八日所签发的谕示。姚长龄具体如何指示，禀稿中没有细述，不过从后面的行文大概可以推测是要蒙混具结。宋树森再次赴司托请房书办理此事。司房书吏还是坚持先驳回文册，由碾伯县重新更造递呈，并索求丰厚的润笔规费。宋树森提醒姚长龄，司驳文册大概于二月十五日前后发出。

如此处理，姚长龄并不满意，册结往返重造，势必将耽延时日，这样就有违越交代例限而被参处罚的危险，故而希望以多许笔资的办法，请藩司房书不要驳回重造。宋树森接到姚长龄于二月十五日签发的手谕后，立即赴司房与本管书吏商议，自言“执谕苦告，多许笔资，援案勿驳”。房书称“此案乃系藩宪亲笔批驳，并非幕友议批”，况且已经饬令西宁府监督解交，事已至此，很难再有回旋余地。宋树森看批驳交代册已成定局，就转告姚长龄待司中批文发出后，再同本管书吏商量后续事宜。

按照光绪六年新定交代章程，若此次交代不清，前任杜世勋不仅不能署任他缺，而且也不能接委别项差使。杜世勋此时同样十分着急。二月二十五日，他悄悄抵达省城兰州，开始托人在藩司运作，企图以自己名下东乐县应领旧款扣抵碾伯欠项。考虑到被批允的可能性不大，杜世勋打算亲自出面请求布政使李慎帮助。在宋树森看来，杜世勋此举胜算不大，只因杜在碾伯任上应领款项1500两已逐股领清，而欠解银1200多两却分毫未完。况且杜世勋在藩司所有未领款项仅有200余两，以之抵还欠项，可谓杯水车薪。此时恰值户部严催碾伯前任黄廷钟交清所欠款项500余两，藩宪李慎便将杜、姚二任记过，驳回碾伯交代文册，命令重新更造。尽管宋树森愿意多许笔资，但司中书吏执意如初。宋树森只好禀请姚长龄亲赴西宁恳求道员和知府从中斡旋，自己也会在省城积极运作。

二月三十日，碾伯县汪六爷抵达省城。宋、汪二人议定，专托藩司幕友刘峄山帮办此案。此时恰逢布政使李慎寿辰，两人置送了头等寿烛、南酒、四肘庆腿、万子寿炮、海参鱼翅等寿礼。结果“各礼俱璧”，“惟收门包廿四两，随封二两四钱，小费钱三千文”。

三月初二日碾伯县吴席珍师爷又抵达省城，带来银50两，还有碾伯县姚令的谕示。宋、汪商议，立即兑银30两，以交代笔费名义送给藩司主管书吏，承诺待全案办结后会另行奉送余银30两。然而，房友此时却拒绝收受这笔规费，理由如下：

此案交代颇有错误，鼎力周全，设法婉转，尚无头绪。杜令银两又无着落，若再挑剔，必受其害。无论如何设法，总要杜令交清方能无虞。书等同气连枝，交情甚厚，实非争论规费，又非捏词欺哄。现在催申杜令赶紧解交银两，又闻以旧抵新，尤无实底。公令森严，分文真不敢受，容俟办有头绪，再作商议。衣食砚田，曷敢推辞，坚意不收。惟有竭力尽心，婉为遮护，俟案就绪，再讨赏赐，旧规之外，加赔（倍）争讨，不惟书等祗领诚服，既我大老爷格外加增亦悦服也。

房书的意思是，并不是他们在计较规费多少而有意批驳此案，实因杜世勋应解银两尚无着落。在交代没有头绪的情况下，如果代为操作，最终反受其害。宋、汪二人以规费进行运作的想法落空。

杜世勋进省数日，除请谈定三向藩司书吏商请以旧抵新外，再无进一步举动。宋树森深恐杜令逃脱干系，就请中间人谈定三代为催促数次，但杜世勋却是置若罔闻。宋树森遂将请人代催杜令而不果一事告诉藩司书吏，司友也认为杜令是“应领之款，扫数全领，应解之项，分厘不解，祸心包藏，陷害新任”。宋树森遂请司友具稿请示上宪，批饬道、府，分头札催杜令照数解清欠款。三月初七日宋树森在给姚长龄禀信中说，札文已经下发，应当已经到达西宁。

为答谢司书的协助，加快交代办理进度，宋树森特意宴请藩司主管书吏，拜托他们务必从中斡旋。藩司主管书吏此时方才允诺“鼎力护庇，援案挑剔，分札催解，相机设法，清结交代，护免受累”。当然，本管书吏提出索要交代规费的同时，也要求碾伯县结清旧欠藩司饭食、字工、纸张等银30余两。宋树森立即应承下来。随后，宋树森从吴席珍师爷带来的50两银中兑出30两，作为交代润笔费用，交给司房书吏，并承诺等全案办结后会加倍奉送规费。

藩司书吏没有食言，很快就将全部55本钱粮交代册驳回。宋树森告诉姚长龄“此次交代已被其害，驳诘记过，托累非轻”，接到驳册后一定要“逐款禀揭，切勿仍前护庇，几负重累”，建议姚长龄请求西宁道从中协助，抓紧时间更造交代册结，等事竣后派专人递送省城，再行商量办理。

接下来宋树森要运作碾伯交代展限。按照定例，新任州县当在接任后40天内咨报户部展限。此时姚长龄已接任半年，若据实由省中咨部请求展限，户部势必照驳不准。为此，宋树森向司中书吏支付8两使费，请他们通融办理。五月初三日藩宪李慎批准了碾伯的展限文件，随即转到总督那里，再由总督咨文户部。宋树森叮嘱姚长龄让书吏赶紧把交代册造办好递送到省，同时还要准备好20余本空印册，以便司房书吏及时替换更正交代册中的不当之处。

就在碾伯因钱粮交代展限而暂获喘息之时，姚长龄又接到藩宪催促前任解交所欠税课、草价的札文，因此立即给宋树森发信质问缘由。宋树森接信后，颇为惊骇，马上赶往司房问询。主管书吏均称不知此事，且他们并未行文催办，现在交代展限刚刚办好，只待交代册更造后递呈到案，即可办理。宋树森多方打听后，始知是前任杜世勋因欠交草价，此时被逼迫交清，心怀不满，遂“抱忿播弄藩司兵房捡案求疵，藉催草价，笼通申催，澈（彻）底根究”。宋树森告诉姚令“责在何人，望祈暂搁，不碍于事”，请他安心赶造交代册递省，以免夜长梦多。

七月初八日，前任杜世勋终于交清所有欠项，碾伯钱粮交代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大概七月中下旬，碾伯新造钱粮册递送到省。藩司兵房草价、杂料、课程与户房之钱粮科书吏核查文册，核正了册中错误之处，并重新加以抄录抽换，宋树森从中代为支付司书核正文册时所产生的笔费。交代册结更正后，需要重新誊抄。宋树森就将抄写工作包给本房的小先生，并支付了相应字工银。后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向课程科及交代书吏支付规费，以便书吏尽早将册结转呈上宪审批。

八月初八日经过核正后的交代册结由司详院，宋树森依照惯例，分别向院房书吏付银20两，给先生核册银4两。院房书吏当即出报交代咨文。八月二十六日宋树森向姚长龄禀报钱粮交代已经办妥咨部，所需规费均已全部给清，同时将改换底册2本递呈姚长龄查阅存档。所有钱粮交代程序至此终于完结。

碾伯钱粮交代风波，实因旧任杜世勋有应解欠项不还，卸任交代时又不将此款列入交代，只以就近解交含糊具词，而新任姚长龄“忠厚过甚，又系初任，易于朦蔽，愚弄出结”。当藩司查出碾伯钱粮交代问题时，新任姚令怕违越交代例限，委托省友宋树森在藩司运作，希望不要将交代册驳回重新更造。而此时正当清廷严肃交代纲纪之时，藩宪李慎又系由陕西延榆绥道初署布政使，办事小心翼翼，坚持杜世勋解清欠款后方能办理交代事宜。宋树森运作的主题不再是如何含糊具结，而是请求藩司书吏札文杜世勋及早解清欠款，办理交代展限，并支付规费，使司、院书吏及时将钱粮交代册禀详上宪，咨报户部。

就在碾伯署任姚长龄为钱粮交代而焦头烂额之时，差车控案又平地而起。咸同以来，西北边疆兴兵不已，陕甘地区设立民局供支各项差使。清制，地方政府雇用民间车辆，应按例价发放车差费用，不许扰累百姓。实际上，官方所给差车例价远不敷用。如循化厅民局有供应骡头驼载差使，除官定例价而外，还要按照每百里摊银3两的标准额外派征于民间，民间每年所费不知几千百串。经手差役若再趁机浮派车辆，需索掯勒，极易引起绅民不满。碾伯差车控案，就是因该县绅耆不满差总余学忠等恃横科派差车而起。

光绪七年（1881）五月，地方绅缙许永治等以碾伯车马差徭过重、差总余学忠等恃横科派、苦累民间为由，禀请恢复碾伯差车旧制。臬宪魏光焘接到碾伯绅缙禀文后，以“车马之设，原为供支要差，非所以饱私橐也”，于十九日牌示立案，会同藩司传提差总余学忠等人到省，交发审局审讯，重新定立差车章程。省友宋树森当即向碾伯县令姚长龄禀报此事。

7天后，宋树森得知臬司竟欲佥派承差前往碾伯县提押余学忠进省受审。该差一经派出，“往返花费，需用不少”，都需要碾伯县来支应。宋树森惊愕之余，立即赶赴臬司，向该司书吏商请不要派差，改而“用文提省”，即由臬司行文碾伯，由该县自行派人押解余学忠等赴省归案。至此，臬司刑房书吏方才道出个中缘由，原来近两三年来，碾伯没有向臬司支付任何比规与饭食等费。这无疑是在暗示押送方式尚有转圜余地，宋树森立即承应刑房书吏提及的各项规费。随后臬司会同藩司札饬碾伯县，文提差总余学忠赴省审讯，碾伯得以避免“承差亲提”所带来的额外应承和支出。

六月十二日，余学忠等四人抵达省城兰州。十五日，宋树森带领余学忠赴按察司投案，臬宪随即将此案发交兰州府发审局讯断。经宋树森事先在兰州府取保，余学忠等人得以在省垣水北门火药局巷民房内居住，听候传讯。此时又有耆生白钟英为车马事禀控余学忠，又有控告“差等五品顶戴冒滥”等事，臬宪批令归案并讯。尽管如此，宋树森对此案颇有胜算，因该案与碾伯县新任赵文伟、前任杜世勋和黄廷钟等官“俱有粘连”，发审局委员中的黄廷钟和童大人“均在其内”，他们“无不洞悉”内情，更何况碾伯绅衿也没有什么大的来头。然而，因余学忠平时在民间积怨太深，从六月二十日初次堂讯议定按堡派车，到闰七月初七日敲定差车章程为止，差车控案却节节升级，延不能结。

六月二十一日，臬司将差车案卷发交兰州府，由审案委员阅案后酌议差车章程。次日，进行二次堂讯。发审局王问之、德房华、陈汉宾等委员认为，绅士许永治等对差总藉口派差而营私的指控似有失实之处，龚大老爷也申饬控案绅士几次，并当堂吩咐发审局委员公议差车章程。宋树森即将原情告诉发审局委员王问之，并从王问之处提前得知发审局议定的初步方案：向碾伯48堡派铁车48辆，选派公正绅士管理，仍令公差帮办放车事宜，山南、山北轮流滚动应差。不过该草案还需由兰州府恩霖缮写清折，面禀臬宪魏光焘、藩宪李慎批示。无论如何，宋树森认为该案中，“绅士刁劣至极”，引起“各宪共忿”，“若不严讯惩戒，效尤成风，贻害不浅”。

尽管有了初步的结论，但该方案还需进一步细化，比如购置铁车的费用究竟该按堡摊派，还是按粮摊派？二十五日三次堂讯，谳局委员断令铁车由绅衿负责购买，所需车费按堡摊派。绅衿许永治等认为48堡大小不一，赋额不等，按堡派车有失公允。委员们坚持由绅衿等按堡自行摊派买办铁车费用，并给绅衿许永治等两天考虑时间。二十七日午刻许永治等具禀恳请照旧雇用差车，发审局委员当即允准，令差总余学忠等照旧当差，并当堂议准上车脚价每辆制钱5千文，下车每辆9千文，差役盘费每日每名制钱200文。

虽然准许照旧雇用差车，但对经常遭受浮派之苦的绅衿来说，此次明定车价已是一个不小的胜利。许永治等既已“得志”，便又趁机恳请酌减小路驮骡数量。发审局官员准许山北减去10头，仍需供应骡30头。山南无人出面恳请，仍照旧供应骡头。

尽管绅衿许永治等对目前的处理结果十分满意，但绅衿白钟英等却对小路驮骡的处理方案有疑议。和许永治等人一样，白钟英等也是为碾伯差车问题而来，只是递送禀文时，被告知差总余学忠等已到省投案，两案因而被合并处理。值此关键时刻，白钟英等人请求小路驮骡自此不再向民间摊派。发审局表示同意，令民间照旧供支差车雇价，不再供支小路驮骡。宋树森对这一判决大感意外。他与差总余学忠等商量后，立即向发审局禀明驮骡不能减免，否则将无法备办西宁驻防各营由老鸦硖山至兰州捷径所需用的驮骡。

六月三十日第五次堂讯时，发审局官员应宋树森的提议，撤销三次堂讯时议定的差车骡马章程，决定拟定新章，改由碾伯县令设立应差民局，选派公正绅士负责经理，车马按粮摊派，县衙差役仅起帮办作用。这次章程的核心在于：将车辆、骡马按税粮均摊，每骡4头抵车1辆，有车出车，无车出钱；用车多少，依差分大小，按需调用；绅士摊放，公差帮办，差役每名每日准支口食钱200文。

这一处理办法，宋树森十分满意。他在致碾伯县姚令的信中说到，现在局官拟定差车章程，藩宪已于初四日批示“照墙张挂”，予以公示。宋树森认为：“差事民间能支，与官何益，无误为要。”只是许永治等还蒙在鼓里，“不知其情，昂昂得志”，宋树森担心将来“必有讼棍，淡而无味，叠且白禀，拦舆递禀，越诉控告”。

果然，就在藩宪批准执行、臬宪魏光焘即将定案之际，突然有讼棍再次指控碾伯差役的不法行为。藩、臬两宪“心疑余学忠等欺害百姓”，当面申饬兰州府恩霖，言“碾伯差役，声明狼狈，可恶已极”，饬令发审局“严行惩憼”，重议差车章程，“以除衙蠧，保卫民生”。藩、臬二宪对审讯结果与新定差车章程的最终否决，将宋树森的前后调停之功化为乌有。

发审局官员奉臬宪魏光焘之命，于七月初七日进行第七次堂讯。新的差车章程提出所有应差车辆，由绅士经理，百姓自备自支，州县公差退出差车事宜。这显然也不是绅士们所期望的结果。绅士许永治等再四苦求遵照第五次堂讯所定新章执行，即州县官设立应差民局、绅士摊放差车、州县帮办公差。发审局官员遂令绅耆按照五次堂讯旧章，具结完案。

尽管屡次堂讯表明差总余学忠等确实无罪可治，然而他平日的所作所为，引发绅耆多次上控，藩宪李慎、臬宪魏光焘对余学忠“猜疑不绝”，致使碾伯差车控案迟迟未能批结。

正当宋树森等待藩、臬两宪批示，设法将差总余学忠保领回碾办差时，绅耆等于七月十七日再次控告余学忠等勒收罂粟规费。在禁种鸦片的大背景下，差总余学忠与前任县令杜世勋苛收罂粟规费，显系顶风作案。臬宪魏光焘饬令发审局从严审讯，差车控案由此变成了罂粟案。臬宪魏光焘的直接介入，使差总余学忠等四人未能继续被取保候审，而是被关押到兰州府班房等待进一步审讯，形势急转直下。宋树森深感忧虑，而绅耆们却颇为得意。

宋树森查悉罂粟案并无原告，担心臬司再次札文调取多人赴省作证，该案可能会没完没了。在探知藩、臬两宪有将绅士、差总发交西宁府审办的消息后，宋树森商请臬司书吏在具详差车控案时，不要提及罂粟一事，并答应事成之后定会厚加酬谢。与此同时，宋树森请兰州府知府恩霖及发审局委员代向藩、臬二宪婉求，期望能将差总余学忠批饬西宁府审讯。闰七月初九日，兰州府恩霖、谳局各官依照道光二十七年（1847）章程拟定“差车章程”详稿，绅士经理一切车马，将差役余学忠等枷号杖责，送交西宁府讯办。臬宪魏光焘于闰七月二十八日批准，差车控案方才告结。

在这场控案中，绅耆表面上是在要求制定负担合理的差车章程，暗中却有借机惩治差总余学忠的想法，导致该案屡审难结。宋树森的运作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承应还清碾伯旧欠臬司规费的前提下，把差提余学忠改为文提，使碾伯省去臬司差役亲临的滋扰与破费；第二，将差总余学忠等人取保在外候审，未在监狱待审；第三，在差车控案延不能结、罂粟案又起的情况下，一面托求臬司书吏含糊具详差车章程，一面运作将差总余学忠等发交西宁府审办，以避免此案在省审判时不断扩大升级。

如果说州县交代与差车控案是州县在省城被动应付各项事务，那么禀修仓厫城垣与争取俸工领项两节，则可视为省友代表州县主动争取利益的表现。尽管省友有以领款抵扣代垫州县省城债务的考虑，但从这种“公”与“私”的权衡中也可管窥出甘肃工程审批程序及藩司发领廉俸工料银的常态与变态。

就化平厅工程禀修而言，省友宋树森先是利用藩司饬令州县采买粮食、估修仓厫的机会，为化平厅申请到一笔仓厫兴修费用，随之又以减少工程项目数量的办法，为化平厅争取到文庙兴修工费。

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藩宪谭继洵

饬令各厅州县采买粮食，并称若粮仓不够用或者需要维修，可以禀请拨款兴修。宋树森得知消息，立即向化平厅禀告，称化平仓厫本来不多且年久失修，若继续采买粮食恐怕难以存储，建议化平厅向藩司禀请发银七八百两作为仓厫修理费用。同时，由他在省城请藩司各房书吏大力协助办理。若能办成，于公于私均有裨益。五月底，此事已在藩司房友层面商妥，书吏要求每发银百两划扣六两，作为他们筹办笔费。

六月上旬，化平厅请修仓厫册由藩司照案禀详陕甘总督批阅，宋树森请托总督部院书吏，照案具稿，全数核准。不料陕甘总督谭钟麟阅册时，见估报银两过多，批令藩司核查是否浮冒。宋树森同司房各友商议，让化平厅拿到批文后，仍按上次所估银数呈请，由他在省城再行请托房书相机办理。宋树森亦向各书吏许诺，若能照原数核准批发，可以多支规费。

从后面的记载来看，宋树森并未如愿。事实上，该事经办起来也是历经波折。光绪十三年九月底，化平厅新造请修仓厫册因不合式而被驳回重新更造。十一月中旬，化平厅办妥稿册、正拟缮誊之际，得知别县仓厫禀修册到省，上司以冬季天寒难以动工为由，令缓至来年春天再议。宋树森禀知化平厅，现在若继续呈投稿册也只是徒劳公牍、无济于事，建议明年春天再行禀请兴修。光绪十四年（1888）开春后，宋树森如约将禀修册稿投呈藩司，与房友商量后，量为核减所报数目，并“绘具图说”，请求拨款兴修。最终批拨下来工款银394两，仅为最初预估的一半。化平厅为此支出的笔费有：每百两支给藩司与总督两处书吏笔费银共10两，另有贴书缮写文册笔资银2两、院房办准由平凉厘局拨银笔费银6两，统共费银47两4钱，占去工程总款十分之一强。

仓厫禀修案尚未办结时，化平厅又禀请兴修城垣，陕甘总督谭钟麟未予批准。宋树森极力追问，院房书吏才告以库款支绌、无款可动这一实情。无奈之下，宋树森与房书商量，看能否先由该厅自己筹措经费，不足部分再请藩库拨补。为减轻地方筹措资金的负担，让化平厅从宽估报城垣工程费用。宋树森的方案是有效的。十一月十四日，化平厅请修城垣文册到达省城，藩司批示先由道勘估，造具详册办理。至于所需工料银七百余两如何筹拨，须待估册到案后，再行商办。此次城垣请修，恰逢各属城工均皆停止之时，若非自筹经费，实在难以获得批准。

与此同时，化平厅再添文庙工程。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化平厅请修城垣案由平庆泾固化道递转藩司，该道批示到底城垣与文庙两项工程，何项应该缓修，由藩司定夺。宋树森从司房书吏处得知，在甘省全省工程停止之时，化平厅城垣和文庙同时禀请兴修，约需银千余两，难被核准。况且工程动支钱粮500两以上，还需奏报工部核批。从藩司主管书吏处了解到这些信息后，宋树森建议化平厅将城垣和文庙分开估修，每项工料估报费用不要超过500两，至于选修何项工程，由化平厅决定。

化平厅采纳了宋树森的建议，于四月中旬禀准缓修城垣，先事兴修文庙。直至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下旬，请修文庙工料银590余两方才如数批下，由省厘局就近拨发。为使化平厅缓修城垣工程将来有案可稽，宋树森商请督院书吏，在拨银兴修文庙的批示后面补充说明，俟文庙工竣后禀修城工。为此，化平厅应向司院书吏支付规费，一是每拨银百两向司、院书吏支笔费银10两；二是援拨发银和援批城工两项各支银4两。

再就州县应领廉俸、工料银而言，若遇藩库支绌而扣发、减发时，省友往往以所发银两不敷办公为由，争取使州县的廉俸工料银加季发放。

清代州县俸工廉费于每季的季首发放，由州县提前造好文领赍呈藩司，由藩司核准发放。甘肃在清代财政预算中属于受协济省份，协拨省份及时向甘肃解运额定饷银是各厅州县廉俸工料银定时定量发放的前提。光绪十年（1884）云南、广西兴兵，甘饷解不足额，陕甘总督谭钟麟、甘肃藩宪魏光焘、臬宪谭继洵共同议定财政紧缩政策，初步计划减成发放驿站工料银，缓发春季养廉银，待至年底查明甘肃财政盈亏状况后补发。据《丹噶尔分府禀稿簿》可知，光绪十年春陕甘总督、藩臬二司议定每年仅支一季养廉银、两季工料银。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厅州县以新定廉工发放章程不敷办公为由，请求加季发放。平番县禀请加季发放的理由是，地贫民瘠而又当通衢大道，军务公文往来不绝，若工料只发二季，款项不足，难免有延误公事之虞。各上宪遂准许将平番工料添发一季，每年共给三季。抚彝厅省友宋树森闻知平番加季发放消息后，即刻禀请抚彝厅，以其地面虽狭而属大道通衢之地、过往公文络绎不绝为由，请求上宪加季发放工料银。宋树森称，该禀文可由抚彝厅直接禀详，也可向他寄付空白印禀，由他在省城托人办理。

抚彝厅工料加季发放一事，因人事变动没有完整记载下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平番工料银加季发放的先例被其他州县所模仿。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丹噶尔分府新任通判到任，省友宋树森以丹噶尔边缺苦寒为由，禀请添发一季工料廉费，如愿获批。

由上可知，在藩司库款支绌的情况下，省友宋树森在院、司书吏中进行运作，通过先虚估后酌减的办法，为化平厅争取到仓厫兴修费用；又通过减少工程项目数量、声明自筹经费等办法，套取兴修文庙工程拨款。在甘肃饷源不继、收缩廉俸工料等常规行政开支时，省友以不敷办公为由，为抚彝厅、丹噶尔分府争取廉俸、工料银的加季发放。虽然这些行为与陕甘藩库款支用原则、新定廉工发放章程有所违碍，但在维持地方行政机构正常运转这一名目的掩护下，似乎又是言之成理、无法驳回的。

从钱粮交代、刑命案件以及请领款项等州县常规事务的处理过程可以看出，清代省、县行政机构，并非仅仅依赖上宪的札文与下属的禀详等常规文书便可以顺利运转的。省友作为州县派驻省城的代表，与司、院书吏、幕友沟通、协调、解决州县的行政难题。大凡州县公文详册及紧要案件，省友先与主管书吏协商，预筹解决办法，承应规费，然后再由书吏按照商议拟稿，上报藩、臬二宪申批。尽管省友与司、院书吏在使费基础上对州县省务的操作属于违法行为，但这可使州县规避惩处，为州县争取利益，加快州县在省事务的进程。

      瞿同祖先生认为，私人性、非正式的因素在正式结构中运作，可以起到减少行政局限、争取更高效率的作用，但这一职业群体似乎只限于幕友。书吏、衙役和长随等则倾向于通过非法的手段去获取金钱酬偿、权力地位等，倾向于将政府和公众心目中的越轨或腐败行径当作行业性约定俗成的规范。事实上，由于州县与省级衙门对省友在公私事务上的共同需要，省友这种利用体制外的非正式和私人因素从事的州县省事运作，同幕友等非正式群体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相背离的缺陷，起到了简化行政程序和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当然，这种省友与院、司书吏运作州县省事的现象并非为甘肃所特有，清代其他行省中的“坐府家人”“坐省家人”以及京城中的“京友”，亦分别与相关书吏共同运作着清帝国的各级行政事务。

原文刊登于《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