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宏，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毕业，历史学博士。曾任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历史与旅游学院院长。2003年9月起受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授、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领域跨政治、法律、宗教、民族、外交。出版学术著作7部，译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28篇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刊出，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

摘  要：军阀及军阀政治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历史存在。军阀干政乱政，军阀时期政治黑暗，是客观历史事实，不容否认。但军阀是民初制度建设不完善的产物，是制度造就了军阀，非尽关乎军阀个人品性之不良。就人员构成论，军阀可谓薰莸同器，一些军阀祸国殃民，一些军阀却忧国忧民，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抵御外敌侵略，为捍卫共和民主制度，做出贡献。在地方层面，一些军阀涂炭生民，一些军阀却重视民生，保境安民，殊难一概而论。就制度而言，督军制度赋予军事长官兼摄民政的权力，是导致军阀乱政的制度根源，而军队的非国家属性使问题更加恶化。后来国共两党均致力于改变军队的私属性质，建立党领导军队的现代军事制度，可反证军阀政治之弊端所在。

关键词：北洋时期；军阀形象；辩证认知

军阀及军阀政治是近代中国历史中一个重要且绕不开的话题，但研究并不充分。既有的历史认知基于“大革命”时代形成的思维定式，将军阀定义为拥兵割据干政扰民的军事阀阅，军阀统治时期被描绘成政治动荡，战争连连，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这样的认知，有历史事实支撑，从大方向上把握了军阀及军阀政治的基本特征，提供了研究大革命时代“打倒军阀”政治诉求的认识论基础，为北洋时期的历史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值得充分肯定。但基于唯物史观及辩证法作徵实、两分及动态考察，客观地说，这一总体上值得肯定的研究也存在偏颇。主要问题出在片面强调军阀的个人素质而忽略了制度层面的考察。军阀固有众多可遭訾议之处，但军阀问题主要出在制度上，是军阀制度造就了军阀和北洋时期的混乱，而非尽关乎军阀个人品性之不良。

从构成上看，军阀并不是一个同质模块，而是具有不同教养与素质的人的综合体，其内部差异甚大，且前后历经变化，形质不定。军阀中一些人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情怀，主张抵御外敌侵略，矢志报国，终生不渝;一些军阀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反对封建专制，为抵制封建帝制复辟，捍卫共和民主政制做出积极贡献。就身份认同看，一些被视为“军阀”者悖论似地始终注意与时人唾弃的“军阀”划清界限，呼吁废除造就军阀的督军制度。此外，由于内部分野及变化，军阀也有左右之分。在一些激进人士眼里，军阀不仅有“右派”，也有“左派”。从代际关系上看，军阀还存在新、旧分野，故有“旧军阀”及“新军阀”的称谓，而“新旧”又往往与“好坏”相关联，引来有关军阀的价值判断。苏俄记者维连斯基曾称赞吴佩孚是“好军阀”，共产国际和中共一些领袖(如斯列帕克和李大钊)也一度持此认知，致力于促成吴佩孚与孙中山联合，以推进国家统一。1920年到1924年间，由各地报刊、高等及中等院校、社会团体举办的多次民意调查，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得到平均29.20%的支持性投票，可证部分军阀尚有民意基础，可划入“好军阀”范畴。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各派军阀均沦落成割据性质的存在，民心大部丧失，情况才发生变化。

显而易见，既有研究因忽略军阀政治表现的多面性及其发展变化，得出的结论与历史事实未尽相符。本文基于实证立场，在肯定以往对军阀的批判性认知具有部分客观性的前提下，尽可能详尽搜集有关军阀的历史文献，从不同观察维度，再现军阀的社会形象，期与既有研究合璧，为北洋时期政治史的研究，为大革命时期“打倒军阀”政治口号的合道性，提供相对全面的历史事实基础和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一、胡适缘何当“走狗”

1926年9月，北伐进行之初，胡适在巴黎万花楼发现一份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的传单，警告旅欧华侨同胞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传单声称:帝国主义者利用其走狗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侵略中国。最近丁文江替孙传芳做了走狗，这无可讳言。“不幸我们又发现胡适博士亦做了同样的勾当”。传单指出:此次胡氏来欧，假名办理退还英国庚子赔款事，实则衔了孙传芳的命令，来与英、法等国政府勾结，并到处肆口狂言，为孙传芳虚张声势。“这位向来被称为学者和青年指导者的胡适博士，竟甘心当孙氏之走狗，其人格行为真可谓卑鄙已极”，故发此宣言，敬告旅欧华侨同胞注意胡适的一切行动，并严密探查他来欧所干勾当，以便宣告国内同胞，群起而攻之。

这份传单于数年后被胡适补记在日记里，可见胡适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胡适的心态自不必深究，但传单内容却让人从一个独特视角见识了国民党靡远不至的反军阀宣传，并引出胡适、丁文江这样的知识界领袖何以会认同军阀，以至出面为其效力、当其“走狗”的思考。

应该承认，在对待“军阀”的立场态度上，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国民党并未厚污胡适和丁文江。但丁、胡愿意为孙效力，也有其自持的“正当理由”。

北洋时期中国政治形势呈分裂状态，大的对峙常被概括为南北抗礼，但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在东部的崛起也让人瞩目。1920年代前期，在曹、吴先后战胜皖、奉军阀的战争中，孙传芳以南京为根据，宰制苏、浙、闽、皖、赣五省，实力不在吴佩孚之下，按照李剑农的说法，颇有“作三国时代孙吴”之想，其地位与作用已不可漠视。

孙传芳得到丁文江、胡适等知识界人士青睐，与其出众的才华、抵制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意识、改良中国政治的抱负以及正在从事的改革事业有关。在士官出身的军人中，孙氏才华横溢，抱负高远，且能延揽人才，悉心做事。高拜石评论说:“平心而论，孙才气卓跞，很爱名誉，也很想把事情办好，又能敬礼耆贤，延揽才俊。当时蒋百里、陈陶遗、丁文江、陈仪、刘厚生等，都认为孙乃‘可造之材’，曾有着类似智囊团的小组织。孙要做的事，多提出来和大家商量，诸人爱其风格峻整，只是头脑陈旧，缺乏现代智识，故遇事亦颇能尽言。”由于大力延揽，孙氏幕府集一时人才之盛，最著名者有秘书长张其鍠、总参议章炳麟、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恩洪、秘书帮办杨云史等。多方面杰出人物聚集孙氏身边，全国视线，为之吸引。就连“论兵迈古闻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被誉为“现代诸葛”的蒋百里，也成为为其出谋划策的幕后人物。可见其受时论及时贤赞誉拥戴之一斑。

胡适与孙传芳“勾结”可能是通过丁文江牵线。丁英年早逝，后来胡适写了一本《丁文江的传记》，从中可以看到丁与孙传芳的政治合作以及胡适对孙的认知。胡适说，丁文江的一生，“最为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者不了解或责备的事”，是应孙之约就任淞沪总办。在此问题上，他之所以执意为之，是因为他认定改良中国政治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就不应失去。既然孙传芳把机会摆在面前，岂容错失?作为“好人政府”的倡导者之一，丁选择合作对象并非没有原则和标准。丁认为，孙是个爱国军人，他“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因缺乏近代知识，故难成大事。一旦获得知识精英辅佐，情况就会改观。这一认知与高拜石对孙传芳思想及行为特点的分析相契合，说明丁氏决意辅佐孙传芳，是为慎重选择。

孙传芳的改革事业集中体现在“大上海计划”的实践上。胡适评论道:所谓“大上海计划”，是要使上海租界的周围地区成为一个模范城市，为取消外国租界奠定基础。这是极富国家民族意识的改革计划。近代以来，中国遭遇列强侵略，主权大量丧失，其中最为国人痛心疾首者，一为额定关税，一为领事裁判权。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署乃是实施领事裁判权的“市政机关”。巴黎和会召开后，中国民族主义日渐高涨，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呼声响彻南北。列强被迫同意召开法权会议与关税会议，以解决这两大问题。孙传芳聘请丁文江担任办公署全权总办，正与维护国家主权有关。此事最终获得成功，虽系呼应“五卅事件”之后各界的爱国努力，但作为控制华东地区的地方官吏，孙传芳也功不可没。胡适认为，在孙传芳争回的许多重大利益中，收回上海会审公堂是最大的成功。他感叹说:“孙传芳向来不认得在君，居然能完全信任他，给他全权，在他八个月任内从来没有干预他的用人行政，这不能不算是孙传芳的政治家风度了。”而丁通过与孙合作，也找到了施展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丁文江接触的“军阀”并不只是孙传芳一人。1920年代初，丁文江为了解北方军事情形，在军队中广交朋友，并请各地友人告诉他对当地军队的看法。在东北期间，他常代表北票煤矿外出考察，有深入研究奉、直两系军阀的机会。丁文江发现，一些军阀能自我约束，并在辖区内实行和平政策，禁止军队奴役人民，拒绝接受外国的政治贷款，控制贪污。“这些模仿文官美德的做法，赢得丁文江的赞赏”，认为军人“在他们所受教育和所处环境许可的限度内，也希望拯救民族，为社会做贡献”。

不仅如此，通过深入认识军人，丁还在价值上认定军人中也有不少“好人”。1920年代初，他呼吁建立“好人政府”，明确表示“好人”也包括军人，主张知识界应“认识社会上政治上有势力的人，平心静气去研究他们的道德、性情、能力，以决定我们对于他们的态度”。他解释说:“我所说的这种人，包括军人在内，因为军人也是国民，也有好人。平常抽象的名词如‘武人’、‘军阀’，对于个人，都不能适用。”类似认知并不少见。美国人巴克(PearlBuck)也说:“我所知道的军阀没有例外都有天生的不平凡的能力，具有特殊的个人魅力，富有想象和力量，常具有朴实的诗意。”这种与一般人不尽相同的对“军阀”的认知，按照齐锡生的说法，是不带偏见并有“许多机会密切观察”的结果。正是因为与巴克一样对军人不带偏见，密切观察，全面认知，丁文江才在孙传芳那里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场所，与丁文江关系密切的胡适也才会极力为孙说法，以致被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认为是在充当军阀的“走狗”。

二、“曹操”未尽扮白脸

问题在于，像孙传芳这样能得到丁、胡认同的军阀，是否只是特例?傅斯年曾对丁文江效力孙传芳作过善意解释，他说国人对军阀是区别对待的，当是之时，无间南北，不满北京政府者，皆以为“国贼曹操，非孙权也”。所谓“孙权”暗指孙传芳，“曹操”则讽喻曹锟。言下之意，丁是因认定孙传芳不是“国贼”才辅佐他，其他军阀或难类比。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不妨看看“不满北京政府者”眼中的“国贼”曹锟在最终败落前，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是何形象。

曹锟是直系首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通过“贿选”就任总统，在传统历史认知中形象极为负面，是一个目不识丁、颟顸愚昧、凶残成性的军阀。然而持此认知者或许没看到曹锟的另一面。关于“贿选”，历史当事人、当时的国会议员、后来的历史学家陈垣曾有一番解释，说自己领到的5000元是补发历年所欠国会议员的岁费。近年也有学者从“贿选”指控的法律证据角度做过辨析，认为对曹锟的指控材料尚存瑕疵，要坐实行贿，还需寻找信实的证明材料。兹不赘述。

对于曹锟，与之直接打过交道的顾维钧的记述最有说服力。他说:在与曹锟的接触中，有一件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了解到曹为何能从一个普通士兵上升到总统位置。曹锟就职总统三个月后，高凌霨内阁被孙宝琦内阁取代，顾仍在新内阁任外交总长。当时保定派的吴毓麟和高凌霨极力游说，要求任命黄荣良为驻伦敦公使。顾表示黄虽有外交经验，但作此任命还需慎重考虑，因伦敦公使是个很重要的外交岗位。但三人反复向顾运动，并希望总统能与顾商量。出乎意料的是，曹听了吴毓麟的陈述，立刻沉下脸来对他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由于曹锟回答干脆，其他人遂不再作声。顾维钧说:“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并没有对总统提过黄的任命委托，也没有向他解释过对这项任命需要花时间考虑的理由。但他能立即作出判断，认为他们不应该干预。在这些行动上曹总统表现了他的性格。每当他任用一个他认为胜任的人，他就放手让他拥有充分的办事权力。换句话说，他信守这个原则:‘用兵不疑，疑兵不用。’我认为他处人处事的方式给人印象深刻。……他也很恢弘大度，襟怀开朗。”

如果说，顾维钧曾获曹锟支持，对其怀有好感，所言尚难说明问题，那么与曹锟没有直接关系的丁文江的认知，或许就有参考价值了。据蒋廷黻回忆，有一次他问丁文江:“那个自封为大总统的曹锟怎么样?他凭什么能当大总统?”丁文江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若干年前，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说完丁反问蒋廷黻:“如果阁下是那名士兵，遇到这种类型的长官，你是不是也和他对曹锟的感受一样?你能不忠于他吗?能不感恩图报于他吗?你能不觉得他是个可依靠的人吗?”

曹锟的个人品性在当时曾赢得较好口碑。沈亦云说:“曹虽系不读书武人，然性忠厚。”就连发动政变将曹锟囚禁的冯玉祥，也多次表示:“曹大帅是好人，但用人不开大门”;“曹使为人忠厚，可惜用人不当”;“曹使是光明磊落之人”;“平心论之，曹尚不失为好人，可惜用人不当耳”。

然而曹锟在政治上一度成功，凭借并不在此。从根本上言，曹锟是通过标榜走联络美、英抵制日本侵略的外交路线，内政上支持吴佩孚推进武力统一，在战胜皖、奉两系军阀之后，恢复法统，重开国会，制定宪法，从而获得各界支持的(详后)。对于担任总统，曹锟有足够自负，称自己“作总统大约比黎(元洪)强，而不以正道，则不作也”。(3)所谓“正道”，是标榜要在法律规范下行事，这正是他执意重开国会，通过选举登上总统位置的原因所在。

当然，有关曹锟的负面认知也不少。除了为反直各方所指控的曹氏作为直系军阀首领的种种“罪行”外，前引冯玉祥的评价曾多处出现“用人不当”的批评。所谓“用人不当”，应指曹信用吴佩孚。曹信用吴佩孚当否?答案见仁见智。很可能冯玉祥的“基督将军”做派以及让人捉摸不定的行止，使吴有所防范，冯因不满而出此言，亦未可知。但曹锟信用吴佩孚未必就是用人不当。

人所共知，曹锟系依靠吴佩孚辅佐，才取得对皖对奉战争的胜利从而走上中国政治权力的最高位置。但与曹锟不同，作为北洋嫡系的后起之秀，作为新一代军阀的重要代表，吴氏因没与“最高问题”(总统选举)发生直接关系，负面因素稍少，每为舆情看好。且与一般军阀不同，吴虽置身军旅，却出身科举，能文能武，十分注意形象塑造。鉴于自己的军人身份和文武分途的呼声，即便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的情况下，吴佩孚也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1924年10月，正当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参议院宴会上表示，愿国会为之记名“入武庙”而不入“文庙”，以示不争政权之意，其军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明确。白鲁恂(LucianW.Pye)说，在对奉张作战过程中，“洛阳的军事领袖极力证明汰除军人政府，恢复在议会控制之下的文官政府的努力的正当性”，所指即此。

不过吴佩孚名声的来源尚不止于此。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的吴廷燮认为，吴获得广泛民意与其治军严明有关，吴深明韬略，长于治军，所部操练勤奋，纪律严明，绝非其他军队能及。他举例说，吴驻防湘南时，申明军律八项，严厉执行，故兵士皆遵守营规，不敢有违。较之张敬尧所部，强暴仁厚，相去天渊。湘民对张军皆疾首蹙额，惟愿其去，对吴军则皆相安无事，绝少恶感，甚至屡请政府以吴督湘。苏联驻华代表处武官格尔克在考察吴的军队后曾赞叹:“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北伐期间，胡政之在武汉与南军将领陈铭枢交谈，感叹张发奎生活清廉，与士兵同吃同住。陈铭枢回答说:“兵士不住民房，不拉夫，不害百姓，这是军队应当的事，不算什么稀罕，北方有良心的军阀，也在这样努力。”吴佩孚或许就是这类“有良心”的北方军阀。

作为军队高级将领，吴佩孚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其勇武的军人形象也颇受世人仰慕。陈冠雄写道:直奉战争中，吴氏“七昼夜未睡眠，一切排阵计划，煞费苦心。战期内亲临前敌指挥，当其攻下丰台时，有西人某谒吴，见其衣服多泥土，并有二昼夜无饱食，而吴氏仍不失常态，可知英雄作事，其忍耐劳苦，不与庸人同。英国人劳伦斯·英培(LawrenceImpey)认为:“吴佩孚是中国军事家中第一流人物。”言虽出自外人，却也包含对中国军心与民意的观察采撷。

在对外问题上，吴佩孚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对五四运动中罢学、罢工、罢市三大风潮，极表同情，是首先通电主张罢免曹、陆、章，要求惩办国贼之人。正因为如此，吴氏颇得“全国工商学界之倾心，其声名遂洋溢于全国，无人不想望风采，而称之为救时伟人”。难能的是，尽管吴曾为苏俄看好，成为其在华联络的政治对象，但在后来苏俄寻求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的谈判中，吴佩孚在最为关键的外蒙驻军及中东铁路权益问题上，支持顾维钧等外交家的强硬态度，与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相呼应。以致苏联驻华代表处武官格克尔也承认“吴佩孚是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鉴于当时一些政治家动辄逃到租界避难遭到非议，吴佩孚誓言“不入租界”，终其一生，未跨入租界一步，并因此广受赞誉。日本外务大臣在给其驻华公使的训令中指出:“吴能顺应民众之思潮，比张(作霖)更得舆论之好感。”也可见民心民意对吴的认同。

对于试图侵占中国的日本，吴佩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要求其部下抵制日本侵略。直皖战争中吴佩孚出师“讨贼”电指出:“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倒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吴佩孚在对士兵演说时，“鼓动他们必须报日本侵掠中国的仇”，将日本作为敌国的意向，十分明确。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吴佩孚都还在为抵抗日本侵略尽力。新刊布的历史档案显示，他曾致函国联调查团，谴责日本侵略暴行，称“日本为军国主义最盛之国家”，日本侵占东三省，并欲占据上海，“彼之计划，实欲置东三省于其支配之下，独霸太平洋，东抗北美。更欲借端占据上海，以扼扬子江上下游，推翻欧美各国东亚商界之根据地，而执东方商业之牛耳。日本果皆如愿以偿，世界无宁日矣”。

由于坚持民族主义立场，抵御日本侵略，吴佩孚受到各方高度赞誉。把吴佩孚抬到最高地位的莫过于《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董显光，他在《吴佩孚将军:中国的民族英雄》一文中称吴为“当代伟人”，说他“在胜利中出现，现在被视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平民权利的无畏战士”。董把所有能歌颂一个著名人物的美德都献给吴，说吴锐利的目光表示智慧和果断，他为人谦虚，勇气为部下称道，他诚实、不自私，感召了士兵对其表示忠诚，深孚众望，不仅如此，吴佩孚还是一个学者，他不喜欢当众炫耀或阿谀奉承。总而言之，吴堪称“全体中国人的表率”。以往的北洋历史研究忽略了军阀中一些人抵制列强侵略的一面，结论明显偏颇。

或有人不解，像吴佩孚这样的军人和政治家，何以会甘心为曹锟所用?顾维钧对此作过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我曾亲身接触过中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锟总统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衷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吴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愎、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锟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

曹、吴结合，使直系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达到顶峰，而曹、吴的实力以及二人貌似尊重民意的政治路线选择，使国人在连续十年的政治动荡后仿佛看到一线生机，对其表示认同。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之初，包括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王宠惠、谷钟秀、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在内的众多知识界与政界著名人士，都希望曹锟、吴佩孚出来主持局面。1922年5月，曹、吴征询各界对国是的意见，熊、梁等致电曹、吴称:“诸公于军事倥偬之际，尊重民意，谋巩国本，希龄等曷胜钦佩。承询各节，经约集在京同人讨论，佥以解决纠纷，当先谋统一，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对曹、吴期望之殷，溢于言表。

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一度看好曹、吴。丁文江把直系与皖段奉张的战争上升到文野之争的高度，为直系获胜而由衷庆幸。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在君谈吴佩孚的战事，非常高兴，他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之叹。”丁氏把张作霖视为关外胡虏，固然失之偏激，但其对吴的推崇，却可见一斑。不惟如此，胡适自己也仿佛由此看到政治曙光。1922年9月，胡适发表《假如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一文，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计划，主张迅即召开“全国会议”或“统一会议”，开会地点为北京。胡适特别表示:“我主张在北京，因为北京虽在北京政府势力之下，然而比上海确实自由多了，文明多了。”由此可见胡适对南、北政治的优劣判断及对控制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的认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胡适支持的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人的“好人政府”主张和实践应运而生。白吉尔(Marie-ClaireBergere)称直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一段时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尝试时期”，并称之为一次“震撼人心的尝试”。他认为在此期间，从《努力周报》的哲学家到商会的实践家，立场一致。当时知识精英和工商业者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中国思想家、政治家的“好人政府”实验，都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段“自由主义的政治特征”。这是极具眼力的观察。不过白吉尔忽略了，如果没有直系对国会政治的恢复，如果没有吴佩孚对“好人政府”的鼎力支持，这一“自由主义尝试”只能是胡适等人标榜“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理想，不可能付诸实践。

三、“军阀”原来也读书

在有关北洋历史的书写中，军阀最受诟病的一个问题是很少受过正规教育，缺乏现代思想。张作霖没有受过基本教育，被说成是出身绿林的“马匪”;张宗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被讥为“狗肉将军”;孙传芳因“缺乏近代知识”，辅佐他的丁文江也感觉遗憾;就连秀才出身的吴佩孚，在日本人观察的中国部分民意中，也“并无高迈识见，不过一介鲁莽武弁”。

然而批评者大多忽略了，有大约70%师、旅长以上的军阀受过军校及其他类型的学堂教育，具有高出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教育程度和起码的军事职业素质。孙传芳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步科学习，以优秀成绩毕业。段祺瑞以“最优等”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后到德国军校见习，并入克虏伯炮厂实习炮工。吴佩孚早年在登州府参加科举考试，作文“见赏主试，遂一发中的，居然入泮矣。当案发之后，主试以其写作俱佳，于拜谒之时，当面奖许”，中丙申科第三名秀才，是取得科举功名的才俊之士。科举废除后，吴投考武备学堂。但即便加入行伍，也不废文字，一生治学，有《循分新书》《正一道诠》《明德讲义》《春秋正义证释》等著述传世。阎锡山少时读过私塾，习作八股文，后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学习三年，后被选派日本学习陆军，成绩优等。被说成目不识丁以至其属僚顾维钧都怀疑真不识字的曹锟，也上过4年私塾，粗通经史，后来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受过数年正规现代军事教育，且成绩优异。北洋武备学堂首届学生毕业时，李鸿章曾专折上奏朝廷，列举该校10余名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屡考优等生”及“学生之著者”，请予表彰，曹锟就是其中之一。就连自称是在“绿林学校”读书的张作霖，也读过私塾，见识甚广，并非目不识丁的文盲。可见过去对军阀“赳赳武夫”形象的塑造，多少偏离事实。

退一步言，即便军阀真的普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并不意味着其政治运作就一定低劣。原因在于，北洋时期的政治并非由军事领袖独木支撑。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有幕府制度作为技术辅佐，以保证科举入仕但“学非所用”的“外行”官吏能有效管理国家。近代以来幕府制度发展到极致，像曾国藩、张之洞等清朝官吏，都礼聘大量幕僚为其出谋划策。北洋军阀承续清代官僚体制与传统，直、皖各系军阀都延揽众多“宾客”，一些军阀幕府，极一时人才之选，其中不少文人阅读广泛，思想新潮，即便军阀本人武勇少文，也可弥补缺憾。

以吴佩孚的首席幕僚白坚武为例。白氏18岁中秀才，旋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历任直隶都督署秘书、《黄钟日报》记者等职，民初一度任国务院内务部佥事。1922年为吴佩孚聘用，任巡阅使署政务处长。白氏勤于读书，据其日记所载，仅1921年1至3月，所读书报就包括罗素的《民族与改革》《欧洲战后之经济》《能够造成的世界》;科罗连珂的《玛加尔的梦》《劳动神圣颂》《马克思还原》;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欧战论》《告少年》;蒋百里《新思潮之来源与北京》《代军阀而兴者谁》;张东荪“讨论社会主义”的系列文章;伯伯尔《社会之社会化》;宋介《社会现象之研究与社会改造》《一个哲学家的记载》;《白香山诗》等数十种。

白氏所读之书，除《白香山诗》属传统诗文外，其他均可划归“新思想”的范畴，可见其知识构成。而其点评，每多精道，尤可让人识其思想见地。白坚武曾称罗素著作“真乃推倒民主招牌正宗社会主义之前驱也”;称《马克思还原》“至有价值”，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感人至深”，“尤为写实名作”;称张东荪的著作“具相当之理”;伯伯尔的著作“精确详尽”，蒋百里的著作“诚有所见”;科罗连珂的著作则使之“怀想俄罗斯文学家写实派深刻厚远之美”。白氏主持的政务处有“小内阁”之称，其思想如此，自然会对吴佩孚产生影响。

显而易见，以往对军阀个人素质低劣的批评并不完全公允，有些批评甚至暴露出批评者认识上的偏颇。如孙中山曾评价说:“曹锟虽然可能是个傻瓜，他的幕僚却非常聪明。”聪明人甘当“傻瓜”的幕僚，这未免不合情理。但即便曹本人真是傻瓜，有那么多僚属及幕友宾客甘心为其效力，若其政治路线符合潮流，顺从民意，同样可能创造历史，改变历史。

然而历史发展往往具有偶然性。得到吴佩孚鼎力支持并有众多高参出谋划策的曹锟志在扫平六合，以武力实现统一。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一度占据战场优势，胜利在望，却因冯玉祥反目，功败垂成。结果皖系首领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

在既有的历史书写中，段祺瑞也是“军阀”，但从北洋时期各次问卷调查看，支持率却不低。在《顺天时报》“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中，段得2059票，占总票数的36.4%，与得2073票占总票数36.6%的孙中山，几在伯仲之间。在《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选举中，段祺瑞入围次12名“大人物”。在同期南北各地举办的民意测验中，段得票率均在“军阀”中名列前茅。段在直皖战后已手无寸铁，何以会受到各方推举?因为在国人的记忆中，这个曾经的军阀首领有着“三造共和”的历史，受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反直三角同盟”各方认同，故能受荐出山，担当执政，登上中国政治权力的最高位置。

作为已经失势的军阀，段上台后的政治措施之一就是通令各省军事长官一律停止军事行动，各守疆圉，互戒侵陵。在位期间，段对内主张召开善后会议以解决战争善后问题，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根本问题，对外积极推进召开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致力于收回国家主权。虽未尽人意，其努力仍得到时人高度肯定，就连曾力挺直系的胡适，对善后会议也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在个人生活上，段祺瑞律己甚严。对段多所贬斥的杨荫杭也承认，“民国之督军大率皆富翁，一旦失败，且投资于银行，藏身于租界，以资本家自豪”，段“不以贪著名”，是比较廉洁的军人。胡政之更盛赞段祺瑞，将其与孙中山相提并论，称:“吾治新闻事业往来南北垂十数年，所见伟人名士，不可数计，求一见即能予吾以人格之感化者，(孙中山)先生与段合肥两人而已。……其对于国家之忠诚，亦南北辉映。”

北洋时期反映军阀形象的历史记录甚多，就连关内民众口碑形象极为负面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有关记载也展示出鲜为人知的一面。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的国家重建过程中，虽多数人寄希望于段，却也有不少人看好张，盼他“以其真正救国之废督裁兵主张，本身作则，成就和平统一事业”，于“中年以前，作世界第一仗义之军人，中年以后，作世界第一造福之救主”。

这种期望是与张治理东北的成绩联系在一起的。张作霖的美国顾问麦特曾极赞张作霖之能，称:“东三省吏治甚肃，财政甚裕，陆军甚练，而炮队、马队可以抗衡欧洲，今聘德员教用飞机，亦设备甚周。张貌不扬，而作事多得良效，度中国无可匹者。”港英政府代理布政司弗莱彻在给港督司徒拔的备忘录中称:“张作霖是一个好的执政者，尤其是一个好的理财家，他初到满洲时，那里有1800万元的债务，而今他已将其转变为3000万元的盈余。”用经济数据印证了麦特的说法。

约而言之，对历史人物的认知言人人殊，有时却又殊途同归。胡适不满《密勒氏评论报》的“大人物”选举，自己列出“近20年政治史上有很大势力的大人物”名单。有意思的是，在其补入“前12位大人物”的3人名单中，后两人(段祺瑞、吴佩孚)都是军阀。不仅如此，对人们认知中极为负面的军阀王占元，胡适通过与其治下百姓接触，发现百姓居然很喜欢王，而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胡适记载说:“对近年湖北当局的人，名誉最坏的要算王占元。然而我今回到此地，听一班商人说起王子春来，只有赞叹，没有怨言。他们说:‘王占元确然侵吞军饷，因此发了大财，然而他没有别的罪恶，他从不扰民。’”王占元系“小站将弁”，在北洋将领中是最受訾议的几人之一，文人无不骂他，留下的记载极为负面。但在湖北商民看来，却是另一副面孔，并不狰狞可怕。

造成这种认识暌隔的原因是论者对军人缺乏直接了解。蒋廷黻1920年代在天津会见他认为“最了解军人”的丁文江，问他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言下之意只有坏结果。丁驳斥蒋说:“廷黻，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比你对国家有贡献。”丁氏所谓“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道出了人们误读军阀的部分原因所在。

四、制度之病奈人何

讨论军阀现象涉及对中国近代军事力量兴起的认知。传统中国政治文化及社会观念皆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军事力量不能得到发展、国家无力对付外敌侵略的重要原因。甲午战争以后，民族主义逐渐在中国兴起，国家政制开始转型，观念形态亦生变化。为抵御外敌侵略，受德、日军事强国路线的影响，尚武精神在中国渐受提倡，军国民教育兴起。在戊戌维新运动中，“鼓民力”开始与“开民智”“新民德”一样受到重视，从而开启了20世纪初国人鼓吹“力本论”即尚武精神的先河。

清末新政期间，尚武精神得到进一步提倡。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新民说》等论著中将提倡“尚武精神”视为铸造一代新民的重要方面，系统批判了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他甚至断言，处过渡时代，“当以军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方能治国安邦。差不多同时，由留日学生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在东京成立。该组织以“军国民主义”为宗旨，其成员对统治者标榜“文治”的做法，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梁启超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军事家的蔡锷、蒋百里等人此时亦开始鼓吹“尚武”，赢得声誉。稍后胡汉民发表文章，严厉批判被视为“社会公论”的民谚“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大声疾呼“军魂兮归来”，并将军人捧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断言“从来军人具有左右一国政治之能力”，产生了广泛影响。1911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的第一项建议就是要在所有公私学校推行“军国民教育”。进入民国之后，尚武之风益烈。1914年11月12日，原先只是为民间崇奉的关羽、岳飞正式被北京政府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同列，让人供奉。由此可见时尚的变化。

尚武精神的提倡与时人对时代特征的认知有关。韩非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所言争于气力的“当今”虽特指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却及于后世。从世界范围看，“弱肉强食”被人视为“天演”定律的近代乃是“争于气力”的战国时代的再现。生当斯世，强调“尚武”，显然有利于国家民族与外力竞争。后来林同济将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看作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主张“‘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内外问题。林氏的说法虽稍晚出，却极具象征性，他所说的“新战国时代”亦包括清末民初，用于认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后的北洋时期，尤其适合。

由于重视军事，中国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几十年里，军队数量、武器装备水平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清末编练新军，到辛亥前不过练成20余镇，每镇将弁兵役1.2万人，合计不过24万人。1916年，军队数量增加到50万人;1928年，配备武器的人数则已达到或超过200万。武器装备也不断更新。清末新军不过是用普通热兵器替换旧时使用的刀矛箭戟，武器装备并不可观。进入民国以后，武器装备不断推陈出新。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战争双方的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和技术，按照林霨教授的估计，已达到甚至部分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

军事力量的提升意味着国家财政支出向军事倾斜，这固然要付出经济与民生的巨大代价，并增加国内政治失范的风险，但对于面临列强侵凌、国势衰弱的中国，却又具有正面的建设性意义，是国家抵御外敌侵略的重要凭借。就军人来说，生当世界性的弱肉强食环境，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背景下，一腔热血，抱着“军事救国”的理想，加入行伍，成为军事领袖的。阎锡山说:“我19岁时(1901年)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越三年，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军阀当中像阎锡山这样改变身份，投笔从戎者不少。20年代初湖南军界及政界有“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之说，“三个秀才”指的是吴佩孚、赵恒惕和陈炯明，三人都是在科举制度下获取功名，后来怀着军事救国理想加入行伍，成为所谓的“军阀”。吴廷燮说:“吴氏虽属文人，素抱军国民主义，遂投靠武备学校入而肄业。”可为佐证。

但中国现代军事力量兴起生不逢时，正当国人观念改变、军事受到重视、军人地位上升之时，欧战突然发生。这场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在造成大量物质性破坏的同时，也在精神信仰层面亵渎了对军事的崇拜。随着战后和平裁军呼声高涨，军人地位在短暂上升之后陡然下降。李宗仁在军校读书时看到前来视察的蔡锷将军，佩服之至，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叹。蒋梦麟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时，一位高等学堂的毕业生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探望师友。他穿崭新的军服，腰旁佩着长剑，剑鞘闪闪发光。蒋梦麟感叹说:“这就是中国军队的未来将领，我们无不怀着钦敬的心情热烈地欢迎他。”然而短短十余年功夫，情况就发生变化，让蒋梦麟为之悲叹:“一度被鄙视，后来受尊重的军人，现在又再度被人鄙视了。”这种变化，固然与军阀政治的弊端暴露，一些军阀的恶行极大改变了时人对军人的印象有关，但军阀并非全是恶人，对具有统一国家政治抱负及抵御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某些军人而言，明显是不利的政治语境。

这样分析认识“军阀”并不意味着对国民革命“打倒军阀”革命目标的否定，而是客观指出对“军阀”的既有认知存在认识论偏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军阀”概念的模糊性。如前文所引，丁文江通过与军人接触，曾意识到笼统称之为“军阀”过于勉强，主张对军人应区别对待和认知，认为“平常抽象的名词如‘武人’、‘军阀’，对于个人，都不能适用”。研究军阀史的资深学者来新夏也意识到，人们所说的“军阀”“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国外学者如白鲁恂曾对“军阀”及“军阀政治”概念产生困惑，认为这类概念“带有政治批评含义”，主张以包含实际官职的“督军政治”概念，取而代之。

除了概念模糊，对制度的忽略是更为严重的研究缺陷。这并非今人的后见之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人意识到军阀问题出在制度上。从1920年代初开始，南北蓬勃兴起“废督裁兵”运动，所谓“废督”，就是废除产生军阀的督军制度，而非针对军阀个人。后来国民革命揭示“打倒军阀”的革命目标，指向性亦主要不是军阀个人而是造就军阀的制度。1926年，北伐前夕，“打倒军阀”口号开始响起之时，王恒曾对这一口号提出质疑，他说:“‘军阀’这个名词，把他当做一个人看待，是不对的，我以为应当把他当做一个制度看待，或者至少也应当把他当做一个‘准制度’看待。”并提出了判断军阀制度及“准制度”的认识标准。

从制度上分析，督军制度和层级更高的巡阅使制度，均赋予军事长官兼摄民政的权力，是导致北洋时期军阀参政干政的制度根源。而这一制度的成立，与民国独特的各省先宣布“独立”而后谈判“统一”的建国方式以及民初国家根本制度建构的不成熟有关。这涉及根本法对国家军政制度的设计。民初根本法及各配套法规标榜分权，却未领会分权政制的真谛，在需要权力相对集中的国家政治转型时期实施分权，又将分权制做得别扭，不仅未能处理好立法与行政的关系，而且未处理好不同行政机关对军队的军政权与军令权的关系，造成亨廷顿所说的军人参与或干预政治的制度条件。

在有关“军阀”制度的认知中，军队归属最为关键。军事力量应纳入国家有效控制的范畴。依照中国传统，军人的定位在于“执干戈以卫社稷”。诗经《国风·周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秦风·无衣》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小雅·六月》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隋、唐以后的科举时代，文武分途。尽管就内涵而言，科举制尚包含“武举”在内，但诚如学者所言，中国兵学很大程度上已被儒学包容，就是作为武科考试基本参考书的《武经七书》，也已纳入儒家文化体系，内容虽不乏兵家必备的攻守方略，但儒家理论则明显居于“统领性地位”。进入科举时代之后，不仅“以文制武”被国家制度化，从而形成明显的“文疆武界”，而且社会心理亦愈益重文轻武。国家制度与社会文化相互支撑，维持了国家军事力量的有序存在。

科举废除后，文弛武张，变化在所难免，但变化的方向却出现问题，步入了脱离国家控制的轨道。清末国人提倡“尚武精神”，军人地位提高，固属对蔑视军事及军人旧传统的合理“矫枉”。但不幸的是，在军人地位提高的同时，国家权势重心失却，中央权力虚化，紫禁城已是落日黄昏，地位提高了的军人因此失去效忠对象。而取代清朝八旗、绿营世兵制的募兵制又为“兵为将有”提供了生存条件。军事力量的国家属性由此发生变化。军人当兵吃粮，追求饷俸，成为提供饷俸的官长的“私兵”。而当蜕变成私人性质的军队，在长官利益诉求不同的情况下，争夺在所难免，兵灾兵祸也就接踵而至。于是尚武精神的提倡就像是打开了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恶魔出来肆虐，善后之道，殊难谋求。虽然军阀中一些派系(如直、皖两系)曾试图摆脱这种状况，实现国家统一，但因“北洋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无法自“革”己“命”，终北洋之世，军阀及军阀政治的问题，均无法解决。后来国共两党都致力于改变军队的私属性质，分别确立“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建立起体现文治精神的新型军队，除了受苏俄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是汲取北洋时期“兵为将有”历史教训的结果。

总之，军阀问题主要是制度问题，非尽关乎军阀个人品性之不良。研究北洋历史，涉及军阀与军阀政治的评价，应信守唯物辩证的基本立场。要做到“唯物”，就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不能概念先行;要做到“辩证”，就应在强调普遍性的同时，关注事物的特殊性，一分为二，从多元视角动态地观察认知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终极形态，也不能忽略其历史发展与前后变化。尤其要有抓“主要矛盾”的意识，注重根本，强调制度，最大限度避免因现象而蒙蔽本质的历史浅见或误读。这并不是说对军阀历史的既有研究以及对军阀形象的固有认知全都错了。本文列举的事例毕竟不能概括军阀多个、多类及多变的形象，要找到相反案例殊非难事。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军人干政乱政，造成国家政治黑暗，民生受到严重影响。为数不少的军阀祸国殃民，形象丑陋，为人不齿。翁有为教授近年就“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现象认识所作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军阀负面形象的历史资料，徵实可信，足供参考。

然而，即便考虑到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将正反两面并观，上引并不怎么负面的“军阀”形象描写，至少证明“军阀”构成复杂，薰莸同器，善恶并存，简单做全盘否定或整体肯定，均会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立场。1925年，当“大革命”运动正蓬勃兴起之时，长沙湘江学校展开民意测验，主持人根据答卷将军阀区分为“较开明之军阀”与“旧军阀”两类，堪称这一结论的最好注释。

      作者：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原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87-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