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山东宁阳人，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宋史、明清史、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出版专著《宋神宗》、《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等，主编著作多种，在《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等。近年关注华北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希望通过契约文书等研究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及华北核心区近几百年来的环境变迁；关注全球史研究，力主以全球史的方法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长期担任著名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编辑，曾任总编室副主任，参与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并担任常务副主编。2005年调清华大学工作，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国际儒学》（中英文版）主编。长期从事期刊编辑工作，关注学术期刊及学术评价方面的研究，曾发表多篇相关论文。2010年获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
如何在全球史体系中讲述前现代中国史
——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
［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使中国再次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学界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也越来越重视。16至19世纪初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率先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并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而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则基本是传统状态的延续。也正因此，学术界对前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唱盛派认为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唱衰派则认为中国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终至于出现了19世纪的全方位危机。如何在全球史视野下讲述前现代中国历史，既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话题，也为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相关讨论将大大推进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前现代；中国史；全球史；GDP；大分流；内卷化；欧洲（西方）中心论
世界现代化研究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由欧洲国家率先引导的现代化将人类历史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影响了全世界，而且这个过程至今仍在进行，因此注定是各国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极多。对学术史做一总结，不难发现，在20世纪诸多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成果中，较少涉及中国。因为在最近两三百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最快速的时期，中国基本置身事外，中国也因此被欧美学术界作为“他者”。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现代化话题被重新激活，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并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此话题与中国发生了关联，进而中国还成为此话题的核心角色。另外，随着最近十几年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不仅中国成为全球史的重要议题，中国学者也积极参与到全球史的研究之中。鉴于此，如何重新叙述中国历史，尤其是如何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在全球史研究逐渐深入的背景下重新叙述前现代中国历史，①就成为当代史学家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中国历史成为国际话题：由GDP争论说开去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持续了4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在一个很短时期内就补上了很多现代化国家一两百年不能完成的大部分课业。这当然会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中国经济的起飞之谜，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又不得不追踪历史的脉络。于是，中国历史尤其是近几百年的中国历史也再次成为国际上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关于中国的话题持续成为国际性的话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而现实既是未来的历史，更是历史的映照和延续。历史与现实复杂的关系，在有关中国的话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提醒我们在分析和理解问题时，一定要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否则既可能背离真实的历史，也无法洞察复杂的现实。
从全球史视野解读前现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在20世纪后半叶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尝试，且影响深远。最有意味的是，当时两大世界阵营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社会主义阵营根据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史学界催生出了“五朵金花”，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以及围绕该说展开的研究，使人们对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尽管有些结论未必正确，但相关探讨却给后来更广泛的讨论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甚至直接成为新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起点。与此同时，属另一阵营的一批学者则从“朝贡体系”模式和“冲击—响应”模式来理解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也就是美国东海岸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主导的中国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至今仍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应该说，这两种属于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存在很大的分歧，其实本质上有相同之处，即都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都是以“停滞”、“循环”等观念解读前现代的中国。此外，澳大利亚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一书中提出的“高水平平衡陷阱”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而持久的讨论。上世纪90年代末，或许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的鼓励，以加州大学为核心的一批学者开始批评中国史研究中的“欧洲（西方）中心论”，尤其是哈佛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式”，并开始尝试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前现代历史，重新认定中国在前现代全球历史中的地位。
最近二百年来中国在世界上一直是一个“东亚病夫”的形象，中国近代历史的诸多屈辱更是中华民族内心深处长久的痛。因此，中国人在努力寻求富强道路的同时，特别注意外界对我们的评价。而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强劲的经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国外学者深知，要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对历史上的中国进行深入研究和了解。其中，一位著名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就在世纪之交这个特殊时期引起了中国人格外的关注。更有意味的是，这位学者的研究不仅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还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学科学者及媒体都喜欢引用他的观点和数据。我所说的这位学者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他关于GDP的系列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历史上GDP的研究，至今仍有极大的影响。
麦迪逊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高级顾问，是国际收入和生产率比较领域中生产法的创始人，在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际比较方面享有盛誉。他对过去两千年世界经济水平的基本估算以及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既充满了睿智的见解，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国际经济史领域几乎无人不晓。后来他的研究偏重于中国，尤其关注宋代以后千余年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对中国学界影响极大。经济史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话的场域。历史学家大多本着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偏重于历史的文字描述，这种方法用于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是很适合的；而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史则更看重数据，因此凡能用量化数据说明的问题，就尽量避免用多余的文字。主要是作为经济学家的麦迪逊大胆运用经济学的统计方法，对中国宋代以来的GDP发展趋势给出了系列数据。他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给出的最有影响力的数据是：中国GDP在公元元年占世界GDP总量的26.2%，公元1000年时占22.7%，公元1500年时占25%，公元1600年时占29.2%，公元1700年时占22.3%，1820年时达到历史顶点32.9%。②这些数据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尽管他另有很多非常精彩的理论阐述，历史学界对他的估算批评也很多，但仍有很多人继续引用他的这些数据，这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尤其是最后一个数据，即直到1820年前后，中国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成为不少学者论证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良好、一点不比西欧落后的重要证据。麦迪逊的结论与我们通常对前现代中国历史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告诉我们，尽管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人并不富裕，国力衰弱，但就综合实力而言依然是世界强国。结果，多数读者只留下了“中国GDP世界第一”的印象，却完全忽视了他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见，更造成了对中国历史真实经济发展水平的误判。
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麦迪逊对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估的判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首先，麦迪逊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估计，同普通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向往的“大国”观念耦合，而普通人也往往会拿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历史上的中国相比附；其次，中国传统史学（包括经济史在内）习惯于描述性研究或定性研究，因此中国历史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是模糊的，这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了，而麦迪逊提供的GDP系列数据则满足了人们的这个心愿。尽管麦迪逊自己曾反复强调，他的研究重点是现实，历史只是他说明现实的手段，但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包括很多学者也经常不加区别的加以引用，非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尤其喜欢引用。
当然，史学界不少学者对麦迪逊提供的数据也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比如杜恂诚不仅对麦迪逊著作中随意估计、数据模型中的各项基础数据等问题提出尖锐批评，而且还连带批评巫宝三的研究开创了GDP认识误区的先河，因为GDP的定义是指所有进入市场的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之和，没有进入市场的不应该计入，但巫氏却把没有进入市场的一部分物品计入。③刘逖在《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逊对明清GDP的估算》一书中专门与麦迪逊对话，并在充分利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修正麦迪逊、贝洛赫等人对于中国历史上GDP过高的估计。④另外还有其他历史学者从方方面面对麦迪逊等人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批评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很多学者及社会人士照样引用被历史学者已经否定的数据，导致这些错误的数据依然在广泛传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麦迪逊的一些比较重要和有价值的数据及观点却被忽视了。比如，他认为，公元960年，中国总人口是6,000万，人均GDP为450元（1990年美元，下同）；此时欧洲的总人口仅3,200万，人均GDP为422元。到13世纪末南宋灭亡时，中国总人口已达1亿，人均GDP为600元，欧洲此时人口5,200万，人均GDP为576元。即这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的人均GDP差不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中国略高于欧洲；但因为中国人口是欧洲的2倍，因此，中国GDP总值也差不多是欧洲的2倍。但此后几百年，中西差距开始拉大。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仍为600元，即在南宋之后的四五百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是停滞的；而此时欧洲的人均GDP则上升到927元。麦迪逊认为，西欧在14世纪的时候人均生产水平已经超过中国，“在15和18世纪之间，中国的经济领先地位让给了欧洲”。⑤更值得注意的是，麦迪逊还批评了那种认为在1800年时中国还遥遥领先于欧洲的观点，指出有些学者所用数字是猜测甚至是伪造的。⑥麦迪逊从历史长时段解释了中国近代落后以及西方崛起的原因，他的阐述充满了睿智和卓见，可是我们却恰恰忽略了他的这些有价值的重要观点。⑦
当然，麦迪逊并不是首先从计量角度尤其是从GDP计算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在他之前的多位学者都曾经涉及这个话题。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做过一些简单的估计，如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中对中国1925~1934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过估算；刘大中在《中国战前国民收入初步估计》、《1931-1936年中国国民收入：一个探索性的研究》等文章中对193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有过初步估计。⑧至于中国史中关于GDP估算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是1940年代由巫宝三先生开创的。⑨巫先生的《国民所得概论》一书在海内外学术界曾引起极大反响，可以说他的研究真正开创了中国史领域中国民收入问题研究的先河，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数据基础，吴承明称誉道：“（此书）首创这个研究领域，沿用至今，无出其右者。”⑩费正清认为：“此书是对中国国民所得现有的最详备的估计。”联合国1948年出版的《各国1938—1947年国民所得的统计》中的中国部分，即采用此书的估算结果。以上可以看出，早在20世纪前半期，就有学者试图将中国史纳入全球史体系中去研究，并大量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总的来看，那个时期关于前现代中国经济总量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各位学者对前现代中国经济总量的估计也普遍偏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所知甚少。
麦迪逊作为一位在国际经济学界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在上世纪末接续了这个话题。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个话题及他对中国历史各朝GDP的大胆估计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反响，使此前业已存在但影响尚非常有限的一个话题，再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即怎样在全球史背景下重新估计前现代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问题。几乎与麦迪逊著作出版的同时，国内外学术界就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也有学者因此而对中国历史上的GDP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见本文第二部分）。
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不仅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给出了非常不一样的答案，即使同一时期的学者同样也有极大的争议，甚至完全对立。这既充分证明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历史哲学命题的合理性，也显示了历史学研究的魅力之所在。
二、唱盛与唱衰：中国历史的不同讲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世界也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这一点在学术界尤其中国史研究领域的表现非常突出，很多中国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开始被改写或重写。在20世纪前半期，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当属欧洲、日本和美国，其中欧洲汉学影响可能最大，我们通常所说海外汉学或世界汉学，实际主要是指欧洲的汉学研究；但到20世纪后半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转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这种变化实际上从二战后就开始了，即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霸主，在学术上也逐渐成为全世界中国知识生产的中心。尤其是美国借冷战中的“区域研究”之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美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至于有人称美国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新观点新理念的发源地。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扎实研究，大多数也还是出自中国的学者，美国学者正是在中国学者研究或提供材料的基础上，才提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观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非常之频繁，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著作源源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中外学术的交流互鉴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多中国史研究的议题被重新讨论，又有很多新的议题被提出，这些议题大多都是认真严肃的学术讨论。当然不应回避，其中也有出于激情的似是而非的学术见解。
下面笔者试图通过中外学者关于前现代中国的具体研究的成果，以及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交流，来重新认识前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
01
“中国中心论”与“解读历史的沉重”
正如上文所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步入增长的快速轨道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瞩目的对象。不仅中国人自己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国际上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也越来越多，而且中国人尤其关注和喜欢国际上关于中国正面的评价和研究，这样的研究在中国往往受到追捧。其中，1998年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的出版，以及此书引起的反响和争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术案例。
《白银资本》一书可以说是最近30年来“中国中心论”的代表作。尽管弗兰克的这本着作与麦迪逊的著作同一年出版，但比较而言弗兰克的著作在中国影响更大。当然，此书在美国最初出版的时候，美国学术界部分学者也给与了极高评价，中文版在目录前附录的“书评摘要”就全是极力赞扬，比如“这是一部总结千年历史的书，会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白银资本》是改变我们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认识的壮举”；等等。这本书真正发生巨大影响，还是在中文版2001年出版以后，因为这毕竟是一本主要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根据我们通常的理解，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能在中国产生巨大反响，要么是水平极高，要么就是极有争议。那么，这本书是属于哪种情况呢？我个人认为当然是第二个情况。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出了两个极具震撼力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尖锐批评“欧洲（西方）中心论”，明确提出了“中国中心论”，这是弗兰克在中国学术界受到追捧的主要原因，也是许多西方学者（尤其是左倾学者）不吝赐誉的重要原因。通观全书，弗兰克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主线，他说：“近现代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现代历史，是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欧洲历史学家的‘知识’，而正是他们‘发明’了历史学，然后又充分利用了它。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条相反的道路，也许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这正是本书想加以证明的，至少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他明确提出：“如果说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所产生的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这种观点不是中国人首先提出，而是从西方学者的口中说出，这对满怀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弗兰克书中一些形象生动的说法更是受到中国人欢迎，比如他说“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他甚至讽刺说“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尽管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弗兰克的论述前后充满了矛盾，但好在这些矛盾的表述都能证明他的核心观点。
弗兰克的第二个核心观点是“白银资本”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他第一个观点的进一步论证。“白银资本”这个书名实际就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典型表达。如果说他的第一个观点信口开河的话，那么他的第二个观点涉及了中国经济史甚至是世界经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总共七章的框架中，他至少用三章的篇幅来论证中国在全球贸易及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其中他把中国巨大的白银需求作为论证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最好证明；他通过中国对白银极高的绝对占有数量进而证明，在1800年前的几百年，世界上只有一个经济体系，那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他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铜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在弗兰克看来，中国高度发达的经济和贸易，才是导致全世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根本原因。明代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学术界有不同的估计，弗兰克认为，自有世界记录白银产量以来（1545年），大约一半的白银到了中国。
明代白银问题始终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是大家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关于明代白银的输入数量，杨联升、梁方仲等经济史大家曾经做过详细考证，并不存在太大的争议，大家一致认可明代白银的输入量巨大。然而关键是，在明代为何有如此大的吸银能力问题的研究上，却存在极大的争议，部分学者人云亦云，普通人更是不明就里。弗兰克其实不懂中国经济史，他完全相信了这些人云亦云的观点，从而导致其所作学术判断与真实的历史相去千万里。
王家范对《白银资本》一书做过非常深入的评论，他批评弗兰克“在至关全书主题的基本概念运用方面很随意，喜欢在不同概念之间强烈跳跃，一句进、一句出，真叫人不知所措”；甚至为了支撑他虚构的“中国中心论”的理论体系，而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即故意拔高中国历史，而贬低欧洲历史，走向了认识论的歧路，“意气用事和主观意志的膨胀，使得弗兰克对造成‘一个社会’发展状态的种种内因条件以及‘世界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的发展道路的差异都变得视若不见”。这最终导致弗兰克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误读越来越严重，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他写的中国历史差不多变成戏说了。
关于中国明代白银问题及明代经济发展水平问题的研究，近几年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其中，刘志伟关于贡赋体制的研究，可以说破解了明代白银之谜。他敏锐地认识到研究传统经济不可以套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不能把正史《食货志》的内容理解为现代国际财政经济的概念。据此他对“食货”与“经济”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他认为，“食货”与“经济”最根本的区别是财富观的不同，“食货”建立在自然财富观基础上，古人是要解决如何获得、占有和分配这些天地生出的自然物；而“经济”则是基于在生产专业化分工条件下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财富的增长，现代人要解决怎样利用有限资源来获得最大的收益。因此，前现代食货经济逻辑的关键命题之一是“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是统治方式的问题，而不是资源分配的问题；食货经济逻辑的另一个关键是“商”，即古人所说的“懋迁有无”，商人的交易活动断不可少。以上两点是中国古代贡赋体制的基本运作机制，也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把金钥匙：
“食货”的经济实质，不是国家控制市场，而是王朝国家利用市场来实现贡赋征输，也就是说，不是由市场出发去动用国家权力，而是由贡赋出发去拉动市场……这种体制的基础，是王朝国家聚敛社会财富，其运作的机制则离不开市场交换流通来实现。
据此，明代对白银巨量需求这个现象的解释便很容易理解了：在贡赋体制下，中央政府的税收主要是白银，每年都会有巨量白银收归国库；然后中央政府再用白银去购买粮食、布匹等物资；因为中国的财富主要集中于东南，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赋税重地江南要将粮食等实物折成白银交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将白银运至京城，然后政府再拨出大量白银购买所需物资。这就造成了市场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又造成了市场繁荣的假象，尤其是长距离贸易繁荣的假象。弗兰克曾经感叹16世纪末每年有300多万两的白银从海外输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其实这恰恰表明弗兰克对中国历史的陌生，对中国社会经济运行逻辑的不理解。因为对当时的明帝国来说，300多万两白银实在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数字，仅明末用于北方国防开支的费用就超过300多万两。不仅国外学者，现在一些国内学者（包括一些明史学者）依然将此现象简单归结为明代经济与市场繁荣的结果，甚至认为是明代经济主动融入全球化的结果，这样的看法恐与史实愈来愈远。
揆诸事实，我们发现，正是因为明代财政体制尤其是货币制度存在严重弊端，才造成了明中叶以后货币金融体系的混乱。具体而言，明初统治者倡行的带有强烈道德主义色彩的儒家治国理念，对蒙元诸种制度尤其是一些落后制度的继承，导致了摒弃市场的劳役和实物交换的统制模式的僵化体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但另一方面，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及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却一直悄悄发挥作用，政府规定的禁银、禁钱及官定折价体系等被逐渐突破，直到最后轰然倒塌。在刘志伟贡赋体制论基础上，邱永志结合中国历史实际与货币理论，对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制度机理与市场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洪武货币秩序”的概念，他认为，宝钞贬值，银进钱退，证明了明初统制经济及货币政策即所谓“洪武货币秩序”的完全失败。“‘洪武货币秩序’的存在和延续，使长久以来传统政府运转较为成熟的主导性货币——纸钞和铜钱——在制度基础和信用供给等层面，遭到了颠覆性的打击，酿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构成了明代货币体系整体转向民间称银力量积蓄的起点。”政府逐渐放弃货币主导权而任由民间市场自发调整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清朝政府继而全盘接受了明朝放任自流的货币政策，延续银本位传统，引致外国银元在中国畅行无阻，中国直至晚清才尝试铸行银币，但为时已晚，而这很可能是中国直到19世纪仍然徘徊于前现代而西方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经济原因之一。
02
“大分流”与“内卷化”
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来说，世纪之交的2000年真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有多部重要的经济史著作出版，其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英文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下文详及），都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大分流》2003年译为中文出版后，在中国学界引起的反响出人意外，不仅大量的争论文章连续发表，而且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所谓“加州学派”，“大分流”一词也几乎无人不晓。很遗憾，既然有争论，必然至少应该有两派，但现在学术界似乎只知有“加州学派”，而不知有其他学派，我想这是不公平的。与“加州学派”争论最多、最深入的是黄宗智（Philip C. Huang），他一直致力于中国乡村史的研究，尤其关注对中国下层社会的研究，成就蔚为可观，影响了很多人，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因此我认为完全可以称之为“黄宗智学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此前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继而又由“大分流”引发的关于前现代中国发展水平的辩论，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面貌，而且把中国历史真正带入了全球史的视野进行研究和比较。深入的学术辩论，既使国际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使中国学者增强了对世界的了解。因此，大致梳理关于“大分流”的辩论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参与辩论的学者很多，在此我只简单总结彭慕兰和黄宗智二位学者的观点，因为他们二位是辩论的主角，他们提出了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其他学者大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
与弗兰克的学术取向基本一致，彭慕兰也是从批评“欧洲（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只不过彭慕兰没有像弗兰克那样走向极端，他试图建立一个中西兼容而非中西对立的历史观。他的基本逻辑是，在前现代历史时期，世界历史发展呈多中心或基本平行的特点，后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在18、19世纪之交东西方才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即他所说的“大分流”。
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最可注意也是引起争议最大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他采取的与众不同的比较方法，即他回避了传统非常模糊、大而无当的中西比较或中欧比较，而聚焦到中国江南与英格兰两个地区的比较上。这是一个非常大胆、新颖，同时也是极易引起争议的研究方法。他说：
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模拟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欧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
以上这段引文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彭慕兰立论的基础，也是此后引起学术界巨大争议的问题。
彭慕兰提出的第二个重要观点，也是他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在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并没有一个经济中心，欧洲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是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到19世纪中叶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欧洲才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才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个观点极具震撼力，因为我们多年来的认识是英国率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最晚从17世纪就领先于世界，这些基本常识都写进了教科书，形成了我们的知识谱系。对很多人来说，“欧洲（西方）中心论”是一个正确而普通的常识，并不是欧洲人强加给我们的。彭慕兰大约对此是有比较清晰认识的，因此，他在《大分流》中没有像弗兰克那样把中国高高捧起，把欧洲踩在脚下，而是采取了一种非常聪明的办法，即把中国与欧洲相提并论，论证在1800年之前的几百年，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某些地方甚至中国的内生优势更加明显。《大分流》第一部分的总标题就是“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他开宗明义说：“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出1800年以前西欧积蓄资产存在着数量上的优势，或存在一系列持久的能使欧洲资本积累获得明显优势的环境因素——人口或其他因素。欧洲人也不可能明显更为健康（即人力资本占优势）、有更高的生产力或在别的方面继承了多年缓慢自然增长的超过亚洲较为发达地区的优势”。本来是欧洲与亚洲的比较，或中国与西欧的比较等，但此处彭慕兰却将其中的一个比较对象悄悄转移到了“亚洲较为发达的地区”。当然，作者本人可能也明显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书中将英格兰和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对象。与此前“中国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的发问不同，彭慕兰发出了相反的疑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不同的发问当然代表了不同的立场，所以中国人很容易将作者的发问当成了反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证据，尽管这可能并非作者的本意。
在《大分流》中，彭慕兰反复论证前现代时期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不相上下，甚至在很多方面中国要比欧洲发展的更好。比如他认为，直到1750~1800年，中国人的糖消费量仍超过欧洲大陆；棉纺织品的消费不比欧洲低，书籍比欧洲便宜且更普及；奢侈品的消费更是有很多记载；等等。既然1800年以前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为什么在此前后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中国却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甚至严重倒退呢？彭慕兰给出的解释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的发展道路开始逐渐背离，并最终分道扬镳。英格兰之所以能够走上独特而持续的增长途径，并从而与长江三角洲的增长方式根本不同，并不是英格兰内部存在任何经济优势，主要有两个显著原因，第一是其重商主义政府与商业公司的独特结合形式（东印度公司最为典型，它集贸易、军事权力于一身，实际成为国家的代表），使英格兰能够得到美洲殖民地的土地、原材料以及重要的奴隶劳动力，美洲等殖民地这些意外之财使他们的土地制约得以解除；第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汽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对无机物即矿物能源的利用这个偶然因素，使英格兰避免了马尔萨斯危机和生态危机，技术的持续进步帮助英国走出了斯密式的增长模式（分工和专业化）。总而言之，英格兰能够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靠的是运气和偶然因素，这是彭慕兰解释东西大分流原因的基本理据。
彭慕兰关于中国研究的成名作其实是1993年出版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这部著作受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区域理论研究影响，侧重研究晚清华北社会经济史。有意思的是，彭慕兰这部著作在美国中国学界影响较大，曾获“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和“美国史学会奖”，但在中国却没有太大影响，这颇让人诧异，因为我认为这才是他关于中国研究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著作，他对华北地区衰退原因的分析很有说服力。更有意味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所反映的学术观点，与他后来在《大分流》中提出的新观点，差异非常之大。
可以这么说，正是《大分流》一书的出版，“加州学派”的提法才逐渐传播开来，彭是这个学派的核心人物。彭早期可能受到过黄宗智的影响，可后来黄却成为彭批评的对象。所以，《大分流》出版后，黄立即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双方唇枪舌剑辩论了几个回合，这场辩论使二人在中国学界几乎无人不知，彭更是声名鹊起，“大分流”与“内卷化”这两个词汇也几乎成为最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
黄宗智是研究明清以来中国传统乡村经济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典范作品，他提出的理论范式以及对传统理论范式的反思，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的卓见，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最为闪光的部分，也最具影响力。在《华北》一书中，黄宗智基于中国土地与人口关系的演变，认为华北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环境的日渐恶化等因素，导致“内卷化”越来越严重。黄宗智引入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内卷化”概念有两个基本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家庭农场因为耕地面积过少，农民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得不在劳动力边际报酬已经降到很低、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仍继续投入劳力，以期增加单位亩产量。他说：“人口压力常使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这个以作物为主的农业经济的特色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而“高土地生产率与低劳动生产率的结合，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第二个含义是指发展不充分的经营式农场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别顽固但又难以发生根本变化的小农经济体系。此点与西欧在前现代长期的社会分化过程相比，差异极大，而这种差异正是导致中西走上不同历史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西欧，“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兴起，一方面是小农的无产化。在无产化的过程中，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依赖佣工为生”，小农社会逐渐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而中国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华北农村的演变，没有像典型无产化过程那样导致经营式农场的资本化和越来越多的小农从他们的经营农场分离出来。它却导致了有雇佣劳动，但未资本化的经营农场的兴起和越来越多小农的半无产化”。
众所周知，华北地区尽管在最近几百年来一直呈衰败的趋势，但这个地区从来都是中国最重要最核心的区域，至今仍是如此。黄宗智、彭慕兰等特别重视研究华北，是有充分理由的；近年华北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是顺理成章的。后来，黄宗智的研究转移到了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彭慕兰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域，尤其是帝制晚期中国的经济核心区。尽管黄宗智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原来是从经济落后的华北看中国，现在是从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看中国，但他的基本看法不仅没有变化，反而更加强化了以前的观点。也就是说，不论是从经济发展落后的华北来看，还是从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来看，中国在明清时期的整体发展趋势都是衰退的、“内卷”的。只不过在《长江三角洲》一书中，他用“过密化”代替了“内卷化”作为involution的汉译。他认为，从明初开始，江南地区长达600年的经济缓慢发展并未给长江三角洲地区带来根本性变化，而是使小农经济更加“过密化”了。他进而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化”。“过密型增长”指的是一个地区的农业总产出有所增长，其代价是投入不断增加，但劳动力边际报酬却持续递减以及农民劳均收入停滞甚至下降。“过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与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有本质区别。“过密型商品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和人口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农业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带来农村“过密化”状态的加剧，而不是打破这种状态。因为实际上，长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加工，尤其是棉花和桑蚕，都是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才实现的。
不难看出，同样都是以江南作为研究对象，黄宗智却得出了与彭慕兰截然相反的观点。黄宗智认为，代表帝制晚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江南地区，实质上与华北地区并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陷入了过密化的陷阱，这是一种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与欧洲近代早期农村变迁通常是伴随着绝对产出和单位劳动力产出的扩展非常不同，中国的这种过密化增长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的转变；甚至相反，“小农生产远未被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化生产取代，而实际上通过推动向低成本劳动密集化和过密化的方向变化而阻碍了发展”。也就是说，中西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主要观点，其实大多不为中国学者认可，但他提出的所谓“大分流”观点却又影响极大，国内几乎无人不知“大分流”。有学者认为，加州学派方法论上的创新值得肯定，比如龙登高认为，加州学者挑战了历史学中传统的“欧洲（西方）中心论”，打破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成功地将新思想引入了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交互式比较方式超越了西方—非西方二元模式。同时，彭慕兰的观点也受到学界非常严厉的批评。姚大力指出，《大分流》在对东西方社会进行对比时，刻意将资本、市场、产权等因素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孤立的，难以解释历史的实际。赵轶峰认为，英国和江南在动态发展趋势上并不具有可比性，因为江南并不具有英国那样的整体行为能力，大量的资源不得不服从中央调配；从文明史观出发，还是应当以“文明”为比较单位。他因此得出了与《大分流》截然不同的结论：“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有接触和相互关联性但却从来也没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16世纪以后西欧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我个人非常赞成赵先生的观点，所谓“大分流”是一个无法成立的虚构的概念；中西历史发展曾经各有自己的轨道，既没有“同流”，当然就没有什么“分流”。
比较之下，黄宗智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影响似乎并不是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宗智的研究基本接续了国内学者自20世纪上半期以来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只是他引入了更多的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加上他是一位美籍华人，对中国的理解可能更加深切，所以他对中国历史的解读也似乎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我想，他的“内卷化”或“过密化”观点之所以不如“大分流”观点影响大，大约是因为他基本延续了中国历史发展“停滞”或“缓慢”的传统观点，与当下国人随国力强大而日益增长的民族自信不相合拍；比较而言，彭慕兰的看法就特别符合当下国人的看法，容易满足中国人日益增强的自信心。
其实，黄彭二人的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专门研究过中国的核心区域华北和江南，都非常重视理论的阐释，都具有国际比较的视野。尽管如此，他们的结论却有极大的分歧，各自成为“唱衰”与“唱盛”前现代中国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观点上的分歧已不仅仅是牵涉中国历史的研究问题，而且还牵涉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路径问题，随之而起的研究和辩论，使中国前现代问题的研究纳入了全球史体系中。如果说，此前研究中国历史大多是就中国讲中国的话，那么，自上世纪末以来关于前现代历史发展方向问题的研究，则是在进行国际比较，尤其是全球史体系下展开的比较。在欧美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显学，这既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有关，也与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和深入有关。
03
李伯重的桥梁作用：由中国出发至中西比较再至全球史写作
前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聚焦的话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学者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这一点尤其突出，欧美学界之所以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热潮，并将中国史研究逐步纳入国际主流学术之中，是因为此前欧美学者的研究比较专注于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史关注比较少，而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频出，且很快为欧美学者接受，从而改变了欧美学界此前关于中国历史研究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观点。如果说柯文（Paul A. Cohen）首先质疑了影响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从理论上开始质疑“欧洲（西方）中心论”及“冲击—反应模式”，那么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具体研究成果的传入，则引致西方学者在短时期内将中国史纳入了全球史的视野，并直接启发了上述弗兰克“中国中心论”及彭慕兰“大分流”等新观点的提出。其中，对欧美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位当代中国学者就是李伯重，是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与欧美学术界的深入交流启发了多位美国、欧洲及日本学者。在当代中西学术交流史上，李伯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伯重是新时期以来以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国内外的影响首屈一指。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有丰富而特殊的经历。首先，他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李埏先生是著名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自幼就受到父亲的教诲，打下了良好的史料及研究基础，也较早步入了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其次，他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而且他的硕士导师韩国磐、博士导师傅衣凌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自己又拜师于著名社会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得到过多位名师的指导；再次，博士毕业后，他游学欧美，学习欧美学者社会科学治史的研究方法，先后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海外研究员、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密执安大学客座教授及博士后研究等，被选为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李伯重在海外的经历与一般学者非常不同，因为多数人留学海外的目的是为了拿学位并争取留在欧美，因此除了打工之外，其余时间都花在了收集材料、撰写论文等方面，而李伯重却把很多精力花在了与美国学术同行交流方面，尤其是花在给美国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上。通过讲课这种方式，李伯重不仅大大提高了英语水平，而且还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传递给欧美青年学者，而他自己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与欧美学者的学术交流也就日渐深入，从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
李伯重中西结合的治学路径，既是他取得突出学术成就的前提条件，也是他能够成为沟通中西学术桥梁的重要原因，至少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这一领域，他的努力和学术成果影响了国际学术界。他的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比较和国际的视野，能够娴熟地运用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及时了解欧美学术界的最新动向；二是摆脱了国内多数学者关注生产关系历史的惯性思维，转而重点研究明清时期的生产力，并尽量用数据来说明问题；三是选择江南地区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多年持之以恒地专心深耕，从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可以这么说，正是以李伯重为代表的学术成果的影响以及他与欧美学者的深入交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才成为国际显学，中国在全球经济史的叙述中才居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当代历史学者中，李伯重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得到广泛认可。查阅“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搜索引擎，截至2021年2月初，可以找到302条李伯重的作品记录，包括中英文专著、期刊论文、演讲、书评等，共计有2,253次引用记录，其中包含797次西文作品引用。就海外影响力而言，李伯重被海外学者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品为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此书英文原版已知的西文引用记录，截至2021年2月初，总计达265条；不仅在历史学领域，此书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影响，引用者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日本、韩国、挪威、丹麦、新加坡、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各国学者，可谓遍及全球。黄宗智、彭慕兰、金世杰（Jack Goldstone）、王国斌（R. Bin Wong）和李中清（James Z. Lee）等著名历史学者都曾在其作品中多次引用本书。其中，彭慕兰曾经在2000年至2011年发表的超过10种著作中引用本书，金世杰也曾在8种著作中引用本书，罗伯特·C·艾伦（Robert C. Allen）曾在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738-1925: 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India等8种作品中引用此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曾分别在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China at the Crossroads等多部著作中引用此书；历史学家、汉学家、社会人类学家、科技史学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曾在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明代的技术与社会，1368-1644）等5项作品中引用此书；美国社会学家李丹（Daniel Little）曾在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等6项作品中引用此书。此外，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代表人物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前世界经济史学会会长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经济史学家Stephen Morgan、俄罗斯经济历史学家安德烈·科罗塔耶夫（Andrey Korotayev）等多位学者，亦曾在其著作中引用过这部作品。李伯重另一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论文为2012年与范·赞登合作发表于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该论文自发表至2021年初，已有近百项西文引用记录，其中在2020年曾被引用15次。李伯重的大部分作品虽为中文撰写，但仍被众多海外学者直接在作品中引用，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如其代表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可找到约80次西文引用记录；《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系列论文和《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分别被引超过30次；《英国模式、江南道路和资本主义萌芽》、《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硏究新探》等论著，分别被引10余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其早期作品，如发表于1984年至1996年的《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系列论文、《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问题——与中世纪中后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比较研究》、《控制增长， 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等文章，均已获得10余次西文引用，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国际性影响力。
李伯重对前现代中国生产力水平的研究对欧美中国学研究者影响极大，比如明清江南粮食亩产量、桑蚕亩产量、消费水平、生育率水平、识字率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和估算等，他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细考证。欧美学者因为语言等原因，极少能真正从原始资料着手去做研究，大多都是借助二手材料，尤其是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新的史学研究成果逐渐增多，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渐频繁，中国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开始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其中，李伯重的相关研究无疑是最出色的，在国际学术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当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黄宗智就是在看了李伯重研究江南农业的文章后，随即邀请他赴加州进行学术交流。
李伯重在娴熟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还对社会经济史中一些重要理论和概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主动与欧美学者对话，从而直接影响了国际学界对中国的认识。近年来，中国历史频频被纳入全球史的视野并被重新书写，与李伯重等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叙事模式中，革命史范式、科学史学范式及现（近）代化范式是取代中国传统史学的三种主要范式；新时期以来，现代化范式无疑是最主要也是最受欢迎的叙事范式，这当然是受欧美主流史学范式影响的结果。欧美主要国家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在历史叙述中采用现代化范式当然没有障碍，但欧美以外的国家如何运用现代化范式却遇到了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历史的讲述是在革命史框架下展开的，社会形态是我们所依托的主要理论框架；此后，新的研究成果逐渐否定了中国曾经经历“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论断，社会形态的框架显然已经无法再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范式了。除革命史范式外，现代化范式是新时期以来多数中国学者认可的叙事模式，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又使我们无法照搬这两种范式。所以，黄宗智在1991年就发出了“规范认识危机”即“范式危机”的感慨。他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黄宗智提到的规范认识危机很快就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验证，一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开始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很多学者认为在学术界争论并使用了多年的这个理论，其实只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甚至是一个伪问题；二是“冲击—反应”理论受到质疑，因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欧洲（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是居高临下的，是有歧视性的。在这种状况下，对中国前现代研究的理论突破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伯重、黄宗智二人不仅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而且有共同的理论兴趣，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李伯重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贡献很多，这里我只举两点。其一是他对“早期工业化”的重新认识和阐释，以及他对江南早期工业化问题的深入研究。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世界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很多著名学者如古特曼（Myron Cutmann）、布罗代尔（Fernard Braudel）等都有过深入研究，他们分别提出了“早期工业”、“前工业”的概念。其中，孟德尔斯（Frankin Mendels）提出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影响尤其大，这个理论特别强调农村工业化是近代工业化产生的基础。李伯重在研究前现代江南经济发展过程的时候，借鉴了欧美社会经济史家的见解，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早期工业化”的概念。他认为，用“早期工业化”这个概念来研究前现代江南经济发展过程最为贴切，此前中国学术界使用“手工业”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因为中西方的早期工业化阶段都有这个现象：复杂的手工操作都要依靠简单的机械和机器。当然，李伯重提出“早期工业化”这个概念，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与欧美学界对话，并试图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纳入国际和全球视野，因此是很有前瞻性的。
其二是他对中国GDP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经济史研究，是20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其中GDP估测与计算就是很重要的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一般说来，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研究数据与数据比较丰富、可靠的历史时期，因此是研究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史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特别适合比较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总体发展水平；但是，如果将这种方法扩展至前现代或更早的历史时期，因为数据的缺乏、粗略、断裂等原因，就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我上文提及麦迪逊关于历史上GDP研究经常遭受质疑、批评的主要原因。不过，经济史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数据可能永远比文字描述和解释更有吸引力，因此对数据的追求是经济史学家不可能放弃的目标，也是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沟通的桥梁。鉴于此，李伯重选取了他非常熟悉的江南华娄地区（清代的华亭县和娄县，大致相当于现在上海松江）作为研究重点，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GDP研究。此项课题既接续了他此前的研究，又证实了他此前的一些重要学术判断，比如，“用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19世纪初期的华娄经济已经颇为商业化和早期工业化了”；“在19世纪初期的华娄，工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已经超过农业，因此可以说这种经济已经早期工业化了”；“但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之中”。李伯重还别出心裁与同时期的荷兰进行比较，认为在整个18世纪，直到1820年以前，华娄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荷兰。
通过上述李伯重的研究，我感觉他试图解决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怎样客观叙述前现代中国历史，怎样与欧洲历史相比较，怎样与西方学者对话和沟通，以及如何从历史上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为何是长江三角洲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他通过“早期工业化”概念，来阐释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通过GDP的计算来衡量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指出不能因为中国没有在19世纪走上工业化道路而否认此前的中国工业发展成就。应该说，他的这些看法特别契合国际学术界的话语体系，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在欧美受到格外关注，凡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欧美学者，几乎都要引用他的著作，这真是一道特别靓丽的风景线。有些学者的研究甚至就直接建立在李伯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荷兰著名经济史学家范·赞登所说，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彭慕兰重新评估1800年以前中国经济绩效的支柱之一。如果没有李伯重对这个区域农业生产率和产出的开创性研究，彭的名著《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就几乎不可能写就”。的确如此，除彭慕兰外，李中清、王国斌、黄宗智等都借鉴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的多部著作在欧美出版，影响很大。在国内学术界，李伯重的研究尽管也引起一些争议，但他对江南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今日长江三角洲经济起飞的解释，依然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19世纪后半叶，上海取代华娄而成为松江府乃至江南经济中心，此时的江南已成为亚洲近代工业化最成功的地区之一。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江南经济起飞，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复到江南19世纪初期及以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这个“江南经济奇迹”的根源在于江南内部，乃是“过去的延续”（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st）。只有从长期历史变化的角度，才能真正认识这奇迹。因此，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已经是一个早期的近代经济的结论，是我们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的重要参考。
这种基于历史来观察现实、又从现实回望历史，从而真正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进行考察，是李伯重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研究能够立足并赢得国内外同行认可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目前学术界习称的“加州学派”的诸位代表性人物，而不仅仅是上文提到的彭慕兰，他们几乎都依赖于李伯重的相关研究成果。
因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而影响日渐扩大的“加州学派”，其实是因为上述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大而被贴上去的标签，而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学派。他们的确大都与加州大学有关系，他们的观点也的确比较接近，甚至有相同之处，比如都基本肯定前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认为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但他们的观点差异同样也很大，研究的问题也各各不同，且后来很多人与加州大学也没有了关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居然把黄宗智也列入“加州学派”，实乃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后来黄恰恰是批评“加州学派”最严厉的一位学者，他自己甚至因此而离开了加州大学。
三、中国如何在全球史叙述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上文大致考察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前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看法，学术界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一段历史（16世纪至19世纪初），是因为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深深陷入了全面危机之中，即历史教科书上所表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关于中国近代落后与危机，传统的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清政府的腐败，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由此所做的经济方面的解释，则是争论多年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这种理论先行、且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解释模式，在新时期已经受到全方位的批评，可以说已经基本被学者们抛弃了。学者们尝试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新方法，诸如费正清、韦伯、布罗代尔、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NcNeill）等学者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都受到了中国学者的追捧。在最近十几年，全球史无疑是一种最受欢迎且影响最大的理论和方法。
全球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新视野、新方法，与传统历史的讲述方式完全不同，因为在全球史视野下，历史研究重视的是关联和交互影响，从而避免了传统世界史及国别史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国历史在新时期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既有自己的特殊性，也有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共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20世纪曾经经历了近30年与欧美国家基本不相往来的时期，缺乏对欧美历史与现状的深入了解，而且我们的历史叙述又过多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此，重新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非常重要，全球史注重关联和比较的研究方法能够帮助中国历史学者讲述更加真实、全面、深刻的历史，尤其是此前被扭曲比较严重的中国前现代与近代的历史。因为“从现代世界的本质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看起来可以长期生活在孤立中，总是或早或晚地要与别的国家建立关系”。
01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
对前现代尤其是明中后期及清朝中前期历史的研究，必须放在全球史背景下进行长时段观察，才能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我们对全球化进程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此前我们是从朝代更替或社会形态演变的角度去阐释这段历史，是自己与自己比。而客观情况却是，在16世纪，人类历史正在发生巨大的变迁，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中国人对16世纪这个时间点并不敏感，因为这个时期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似乎没有对中国产生任何影响。放眼世界史，我们清楚看到，16世纪以来的大航海引致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殖民主义、新大陆的发现、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全球市场贸易一体化、科学技术连续的重大突破等；与同时期的中国历史进行比较，可以很清楚看到中国历史并没有发生相似的变化——尽管不久以后中国有改朝换代的事件发生，但“清承明制”，满族入主中原后全面因袭明朝制度，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明朝还大大倒退。简单比较可见，16世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是全球化真正开始的时代，因为正是从这个时期欧洲开始在全球扩张，全世界被贸易网络、军事扩张、宗教传播等紧密勾连在一起；然而，中国只有在明末清初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曾主动接触和学习欧洲文化，此后就很快转而闭关自守，不再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了。这个时期，欧洲在全世界殖民扩张，中国却表现得极度内敛。全球史专家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指出，从整个世界历史看，“16世纪都是世界整合的一个起点，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开端”。可以说，由大航海引发的全球化趋势，至今仍在继续；然而在大航海开始后的两个世纪中，中国并未融入全球化大趋势当中；甚至相反，“对中国来说，却是自闭的开始，是孤立于世界的开始。200年的自闭，致使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毫无所知，19世纪中国所遭受的无数次重大劫难，都可以从自闭中找到根源”。
如果说从16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大规模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擦肩而过的话，那么，19世纪中期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开始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则全面席卷了中国。这时，中国面对的是已经走出前现代、经济开始起飞、工业品销往全世界、以坚船利炮武装的经济军事诸强国；而西方列强面对的却是仍徘徊在前现代、经济发展落后、国家贫弱不堪、人民生存艰难、反应迟钝的老大帝国。此后一百多年，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局面，穷于应付，始终没有跟上现代化全球化的步伐。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进退失据，连带自己的历史也显得越来越模糊了。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耐心反思自己的历史，更无暇顾及人家的历史，既不知己也不知人，所以我们总是栽跟头。在全球化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从全球史的视野回望中国历史，认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行比较，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面向光明的未来。
就前现代中国史的研究来说，尽管此时（16世纪—19世纪初）中国基本在全球化影响的范围之外，但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却必须从全球史的视野来考察和比较，否则就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正如罗伯特·B·马克斯所说：“要理解现代世界的兴起，看起来核心的问题是必须采用全球的和生态的视角，因为只有这样，世界各地发生并互相影响的事件才有了意义。实际上，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世界各地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化成就……因此，总体——这里指的是世界及其现代历史——大于各部分的总和。”马克斯在这里特别还强调了生态，因为现代经济是建立在矿物能源等无机物开发的基础上，在很多地方造成了生态灾难，所以这个强调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问题。
02
客观评价前现代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受益于世界，世界也受益于中国。同时，中国议题的加入，也使世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更加深化了。我们现在都深知，最近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方方面面，其中改革开放及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全球已经紧密连接在一起，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历史的厚度来理解现实，以现实的关切来回望历史，这是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合理方式；同时，以中国的立场来理解世界，以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则是处理世界与中国关系的不二法门。具体说就是，历史学家研究前现代中国的历史，既需要有全球的眼光，也需要有历史的关怀，既需要立志高远，也需要设身处地。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前现代中国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异于先发现代化国家，也异于印度、非洲及拉美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上文所说，16~19世纪初全世界经历了第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但中国在这次浪潮中置身事外；欧美国家急速向现代化转型，中国则仍然延续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即前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印度、非洲及拉美等国家程度不同地较早受到了列强的影响，也较早被殖民或半殖民化，与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
从经济史角度考察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发展和增长其实完全是现代的概念，而在传统社会，经济不增长才是常态。客观事实也正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发展缓慢、长期静止的，甚至“占主流的思维方式是反物质、反增长的”。这一点不难理解，传统经济是一种有机经济，人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土地（牧场、湖泊等），尽管我们并不否认传统经济条件下也有增长，比如亩产量、畜产品的增长等，但那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增长，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明在各大洲文明中是相对比较稳定、发达的一种，可是与现代文明相比，依然非常落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可是，弗兰克等学者过高估计了中国传统文明以及中国前现代经济发展的水平，甚至认为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具有比欧美国家更好的发展机遇，这样的解释就很让人怀疑。对此，王家范有过中肯的评论：
我们与弗兰克的严重分歧不在中国有没有经济创造能力。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国确曾创造过莫与伦比的农业与手工业的诸多成就，也有那时代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分歧主要集中于何以这样成熟的农业社会却不能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适应于大一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体制缺乏创新的动力，时过境迁，前者却成了阻碍其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
的确如此，假如前现代中国真的如弗兰克所说有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及那么好的发展潜力，是无法解释中国为何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两百年陷入了停滞不前之窘境的，也无法解释为何在之后遭遇列强冲击时那么不堪一击。
03
中国仍需要好好学习现代化这门功课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长期困扰中国人，可至今我们仍然对这个问题十分模糊，我认为根本原因有三，一是对前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不深入不全面，二是对欧美历史进程了解不够，三是对现代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认识不清楚。这里我重点谈谈第三个原因。
在中国学术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除了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之外，最重要的其实是对现代化过程的认识不够。当然，那时我们把“现代化”基本等于“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萌芽”最致命的弱点是过分看重生产关系，忽视生产力，这成为后来人们批评的焦点之一。现在看来，无论过分看重生产关系，还是特别强调生产力，实际上都有偏差。根据现在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且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认为，一个要步入现代化的国家会出现以下种种因素：通讯联络改善，国内市场的价格趋于统一且逐步降低，民族国家意识提高；农场增长，同城市的交通改善并加强；对内及对外的商业扩大；在既有的技术限度内，制造业在发展；商业、工业界、官僚以及与城市有关的技术专家队伍的数量、影响等扩大；帝国统治结构内部出现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政府机构；人们越来越追求世俗的目标。以英国为例，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百年间，英国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就开始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制度经济学派则特别强调制度的作用，他们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这些分析无疑都是很有说服力的。麦迪逊就认为前现代中国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是体制：“在农业经济之外，中国的官僚行政体制却阻碍了一个独立的像欧洲那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出现……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并不像欧洲的商人那样有城市商会和法律的保护。官方严格限制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这种自我强加的国际孤立阻碍了经济增长。”这样的论述也经常得到中国学者的呼应。
在现代化研究中，“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很多人甚至已经习惯了用“工业革命”一词来概述近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来代替现代化，并且把“工业革命”解释为近代变迁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实际上，“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给我们认识现代化的真实过程带来了极大的误导。我们当然承认“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但是，把现代化过程浓缩为“工业革命”，则不仅遮蔽了历史的丰富内容，而且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造成了我们很多的认识误区。里格利（E. A. Wrigley）认为，这个复合词中，“工业”一词用的不太妥当，因为这个词汇“可能看起来会使人觉得农业和商业在变化期间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或者至少看起来显得农业和商业在期间发挥了不太重要的作用”。从现代化发展历程看，工业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的结果，我们不能只看结果而忽视过程。诺斯（Douglass C. North）也特别强调，“我们不得不称之为工业革命的那个时期，并不是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过去的根本决裂。相反……它是一系列往事的渐进性的积累”，因为“在工业革命世纪以前人口就在增长；大城市在工业城市兴起以前就已存在；英国人的收入不仅在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在世时、而且在他们生前就增长了”。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大炼钢铁、10年赶英15年超美等荒唐事件，实际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而改革开放40年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多少也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04
关于“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反思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开始历史的讲述，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问题。因为现代化首先出现在欧洲，全球化也是由欧洲首先推动的，客观上是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主导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欧洲（西方）中心论”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等皆持这样的观点。麦克法兰更是将现代化的原点直接定在了英格兰，他认为英格兰曾是世界上唯一逃离了农耕桎梏的国家，并且遥遥领先了几十年，后来才扩散到欧洲其他地区，“截至1960年代，这基本上仍是一个欧洲奇迹，只不过在日本和美国衍生了两条分支”。应该说，以上叙述似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事实判断，因此很多人自然而然接受，后发国家其实大多也接受了这种解释。
然而，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以及后发国家话语权逐渐的扩大，“欧洲（西方）中心论”开始受到挑战。在反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不可小视，客观背景是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的崛起，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似乎有重新回归世界中心的势头；一批研究中国历史的欧美学者在中国强势崛起的大背景下，也开始唱盛中国历史，他们的观点不仅在本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如相关著作屡屡获奖），而且在中国受到了更为热烈的欢迎。但是，其中不少学者为了反对“欧洲（西方）中心论”，不仅无限拔高前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水平，而且故意贬低欧洲的发展水平，这就让人们明显感觉到与历史实际的不符。对此，王家范有过非常严厉而客观的批评：
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
承认现代化首先发生于欧洲以及欧洲、美国近两三百年发展领先的事实，实际与“欧洲（西方）中心论”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一种历史事实的陈述而已，即在那个历史时期，欧洲就是客观事实上的世界经济、军事、外交的中心，反对这样的“欧洲（西方）中心论”可能就违背了真实的历史。我们反对的“欧洲（西方）中心论”，是要反对只讲欧洲而无视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欧洲（西方）中心论”，非欧美国家即使再落后，也要承认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应该讲述他们的历史，这实际就是柯文所讲“中国中心论”的思路。同时，在讲述自己国家历史的时候，也不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标准，讲述另一套话语体系。也就是说，既不能以西方模式去套东方，也不能以东方模式去套西方；既不能以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例子，来总结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历程，也不能以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例子，来观察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李伯重对此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研究中国经济史要摈弃西方中心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建立一个与西方学术体系对立的中国独特的学术体系。这样做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理性的态度是历史学家撰写客观历史的必要条件。
客观历史事实只有一个，但对同一历史事实的叙述却可能有很多的版本。这是历史学最让人诟病的地方，却也是历史学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在历史学家笔下，前现代中国史的面貌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各自依据的材料不同，各自的理论和文化背景不同。就前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而言，学者受时代的影响甚大，中外学者都将时代印记带入了各自的研究中，中国学者较多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欧美学者则多受“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最近二三十年，中外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各自的研究中都注意拨乱反正，但不免又有矫枉过正之嫌。我想，如果待以时日，中外历史学家对前现代中国史的讲述会更加理性、客观。
注释：
①学术界习用“早期近代”这个词汇，但我认为用“前现代”较为妥当（或者用“前近代”），尤其是在讲述中国历史的时候更为合适。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移植和外来影响的结果，没有自发走向现代化，所以“早期近代”用在中国历史的叙述中是不合适的。
②⑤安格斯·麦迪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36页；第3页；第3页。此译本是根据作者2006年修订版翻译的。
③杜恂诚、李晋：《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④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逊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
⑥参见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34页。
⑦仲伟民、邱永志：《数据估算与历史真实——中国史中GDP估算研究评述》，河南开封：《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⑧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费成康、王寅通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注释1。
⑨参见吴承明：《中国GDP的故事》，济南：《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4期。
⑩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⑪参见陈宗胜、任重：《近代中国国民收入研究的开山之作》，收入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外一种：国民所得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26页。
⑫⑬⑭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4~25页；第27页；第69、373页；第69、183页；第69、208页。
刘北成在“译者后记”中重点解释了中文本取名“白银资本”的原因。此书英文书名主标题为“Reorient”，也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最初译者主张翻译为“重新面向东方”，意义最为接近。李陀和刘禾建议用“白银资本”作为书名，译者先是犹豫，后来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方案。因为译者对本书的评价与李陀和刘禾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本书的最大贡献是颠覆了长期以来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依据，“白银资本”这个书名更能凸显此书的价值。
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上海：《史林》，2000年第4期。
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9页。
参见笔者给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一书所写序言。
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86页。
关于两个学派的称呼，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各方对“加州学派”称呼的看法基本趋于一致，但对“黄宗智学派”似乎一直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一种固定的称呼。我在此提出“黄宗智学派”，是征求了黄先生弟子李怀印教授的意见。李怀印教授认为，黄先生及其弟子自成一派，特色是在乡村史和法律史这两块，利用地方档案，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这批成果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冠之以“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但这显然不能用来谓其学派，倒不如用“黄宗智学派”，更名正言顺。感谢李怀印教授的指教。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27~28页；第113、132~133、142页。
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此书是作者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参见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北京：《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响应黄宗智先生》，北京：《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英文版出版于1985年，中文版出版于1986年（中华书局）；《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英文版出版于1990年，中文版出版于1992年（中华书局）。
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卷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7、12~13页；第14页。
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卷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南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姚大力：《谁更体现了普遍性？——读〈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载姚大力：《读史的智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赵轶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长春：《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中译本《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年》，王湘云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见《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此文原载英文版《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7卷第3期，1991年7月。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此书的修订版，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9、54、56页；第292~293页。
扬·路易腾·范·赞登：《〈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英文版序》，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英文版将于202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屈文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72页。
S. 康拉德：《全球史导论》，陈浩译，201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46页。
参见仲伟民：《“康乾盛世”：闭目塞听二百年》，北京：《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2019年4月22日；《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由“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看19世纪真实的中国》，昆明：《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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