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修齊123  

今值仲秋上丁，传统释奠先师孔子之日，故谓之秋丁日。依古礼，丁祭每年春夏秋冬四次（春秋官祭，冬夏孔氏家祭），惟因历史原因，丁祭之不行业已百年。吾国膺五千年悠久历史，素名礼义之邦。然“悠久历史”不过一历史“材料”，无可恃为能者，必使民智蒙化，始副其名；而启我民蒙，又实先崇圣，故著文以纪之。

先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述六经、垂宪万世，不但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文化人格化的总代表和人类精神语义符号的象征，构成了中国民族最广泛的信仰组成。孔子整理六经，开创了东方儒家文明，一如钱宾四先生《孔子传·序言》所说：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及其大臣，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启心扉，在此5000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又如先生在《孔子诞辰纪念辞》所云：“孔子实亦代表了中国之民族性。孔子不仅把他自己来教人，乃是把他所学于古人者来教人。”先师孔子生于衰周之际，以天纵之资，继往圣、开来学，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镕均六经以授弟子，其后诸贤递加祖述，乃有复礼归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儒家之学。其手订六艺，布之民间，使人知典常，家识图史，在中国学术、教育、政治史上，上承王官、下开诸子之先河。孔子对人类文明、中国文化之贡献，对中国学术、政教之影响之所以永不刊灭者，正是因为他继三代王官学之后，成为人类史上开平民教育之第一人。孔子以圣人之资承接了帝王之统，亦终结了孔子之前“治教出于一”的帝王之统，而六经系统的成立，则更昭示着“教统”的确立。易言之，通过六经的传承，孔子非但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思想的成立更赖之而形成。若就历史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每一次变动，无论是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还是宋明的理学以及清代的朴学，都不约而同地必然返回到孔子与六经。王船山“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读通鉴论·卷一》）之说，洵为不刊之论。故章太炎先生述曰：

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渔钓饭牛而兴者乃适遇王伯之君，乘时间起，逮乎平世则绝矣。斯岂草野之无贤才，由其不习政书，致远恐泥，不足与世卿竞爽，其一二登用者，率不过技艺之官，草隶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养徒三千，与之驰骋七十二国，辨其人民，知其土训，识其政宜，门人余裔，起而干摩，与执政争明。哲人既萎，未阅百年，六国兴而世卿废，人苟怀术，皆有卿相之资，由是阶级荡平，寒素上遂，至于今不废。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世无孔子，则宪章不传，学术不起，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列于宇内通达之国难矣。今之不坏，繄先圣是赖，是乃其所以高于尧、舜、文、武而不算者也。（《太炎文录初编·卷二》“驳建立孔教议”）

春秋之时，周衰道微，民生凋敝，孔子独突破屯艰而兴起，绍述上古先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以昭示群生、垂宪后世。吾人应知，儒学固非一人一时之思想理论，孔孟亦绝不混同诸子百家之一家。孔子设教，本诸周文，为二帝三王文明教化之演进。所谓亲亲之杀，尊贤之等，进而演为“五伦”。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他删述六经，就完全以此为基础。后经孟子道性善之阐发，顺仁义之心而直向上达，遂开启了儒学广大精微之理境。关于这学理上，虽不必人人都懂，人人赞同（实则不赞同者亦仅因其知不及也）。但不懂却強欲反对，则純係意气与肤浅（如五四时诸“名流名士”）。倘说文化是证明一个人的民族国家身份的东西，那么，由孔子所开出的文化，则不仅应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身份证，而更是“人之为人”的身份证。因此，如果说孔子之文化传统与孔子本人改写了中国整部历史还稍显太过，那如果讲中国学术文化，则必以孔子与其文化为中心。元儒阎复尝云“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更是句句写实了。

《荀子·礼论》篇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吾民族较之于世界其他民族有一非常明显之特别性格，即所谓之“报本追远”。人类的一切发展均离不开其最始之创造，即便现今一切制度、思想、观念也均具有其历史渊源，而并非凭空骤起。故我们可说“报本”乃是人类最基本之道德。《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释奠先圣先师之礼，在三代即已有之。《文献通考》云：“长乐刘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虞庠则以舜为先圣，夏学则以禹为先圣，殷学则以汤为先圣，东胶则以文王为先圣，各取当时左右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学之法也。”（《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学校考四》）。由此可见古人之报本情义重，和对文明之敬意，跃然纸上，这种对于文明的敬重和归依，也成了中国民族几千年来的共性。

历史上，由三代而自汉，历魏晋再至唐玄宗以前，王朝虽屡有释奠之实，其仪却史无明文。正是随着《大唐开元礼》的颁定，释奠礼才有了详细的规定和仪节。唐代所定的释奠礼，对后世影响巨大，由宋讫民国，揆诸文献，释奠先师之礼，无不由唐礼损益而来。非惟如此，唐代以前的国家祭祀层级，均是《周礼》所说的天神、地祇、人鬼三个层级而已，至唐代，先师祀典正式与之并列而四，正式列入国家祀典中。《唐六典·卷四》：“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祀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

孔子乃千年礼乐之宗，万世道统之系，孔庙祀典更是象征和包含了文化、政治等多种成分，并且世代相延，与国家之戚休，事业之荣哀紧密相关。一个民族崇仰其圣人，纯为自然，倡导文化以教民众，更为国家急务。孔子以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文化，非惟一人一时之思想，实为中国五千年之道统文化，此非定一废百，惟有在孔子所显出之人类“常道”精神之下，才能確保独立思想，而不陷于狂悖。清人庞钟璐在其《文庙祀典考》中曾言：“夫欲敦教化，厚人伦，美风俗，必自学校始，学校崇祀孔子，附以先贤先儒，使天下之士观感兴奋，肃然升起敬畏之心，油然动其效法之念，其典至巨，其意甚深。”宋元间的大儒熊禾亦云：“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古者建学校立师，教学为先，而其所学则以道德功言为重，而道其总名也。”（《勿轩集·卷二》）国家治教何所先，民族文化何所本，豈便轻觑哉？故牟宗三先生有云：

凡是文制都是表示现实生活上的一个常轨，有普遍性，有一般性，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的一个常轨，所以民主政治也是今日的一个文制，西方除科学外，惟赖有民主政治与宗教这两个文制，才能维持他们生活的常轨，我们不能拿西方的宗教来代替，耶稣教不能移植到中国的民族性里面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文制（理由我这里不必说），我们还得根据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圣人来建立文制，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祀孔与读经》）

释奠礼的祭祀对象，除孔子外，还包括从祀的四配、十二哲、及东西两庑172位（讫1919年）先贤先儒，其间不但包括历代儒门高士、孔门高足，更有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陆秀夫、王夫之，顾炎武诸人，这些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和民族精神的建立，实在功莫大焉。孔庙的从祀制度，彰显了国家政治对于学术之尊崇与学校教育内容的重视，明人李之藻在《泮宫礼乐疏·从祀沿革疏》中说：“其从祀何也，圣人之徒，亲炙私淑不必同，然躬任斯道，羽翼绍眀，夫皆有功后学，列诸祀典亦崇德报功之义也。”李氏所谓的“崇德报功”实际道出了孔庙从祀之标准，“崇德”乃个人之立命，社会风俗之醇厚，国家天下安顿之关键；“报功”，则是指发明孔子之道之功，报裨益伦理民生之功。这二者实是一个社会所需的客观的揆守与信念。有此种揆守方能识大体，而谋国以忠；无此种揆守，则必发展为痴愚狂荡而后已。船山先生曰：“害，莫大于肤浅。”真慨言也。

关于祀期何以安排在“上丁”之日，历代文献多有说辞。《礼记·月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孔颖达《礼记正义》云：“其习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壮成就之义，欲使学者艺业成故也。”祀期取丁，应与战国之后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密切相关。五行之中，火有文明之象，丙是火之初，丁是火之盛。于丁日举行对先师的祭祀，正蕴意礼乐文明的薪火传承之意。明人李之藻氏云：

祭必用丁，盖丙丁属火，文明之象，而丁其明之盛，丙其明之初，故祠令用丁不用丙。至日质明行事，亦取阴阳之交，神属阴，神就人，阴交阳也，故求之阴阳之介。（《頖宫礼乐疏·卷三》）

清人金之植的《文庙礼乐考》则说：“东汉元嘉二年，诏祀孔子依社稷春秋行礼，盖社稷春祈秋报，岁两祀。”同时，金氏又以祀期所取日月综合分析曰：

春秋两祀起于东汉元嘉二年，二仲月起于北齐天保元年，日用上丁起于开皇元年，然国学与州县异制。贞观中又复有四时致祭之诏，至开元而制乃定，今因之。或曰，月用仲，以时之正也；日用丁，丁阴火，文明之象也。或又曰，春秋仲月属阴，丁属火，取阴火文明之象。（《文庙礼乐考·祀期》）

而生辰祭祀，不知起源于何时。揆诸史乘，其祀虽也偶见于金元，但彼时不过一时之举，而由唐讫清，国家礼典中的先师之祭实皆以春秋二丁为是。清社既屋，民国肇造之初，康有为的孔教会曾于民国二年孔子圣诞时于曲阜行孔子之祀，袁世凯当时派出教育部总长范源濂代表之。在此推动下，嗣后又有民国九年（1920）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于孔子诞辰遣总统府内史刘春霖赴曲阜主持“大成节典礼”并代表致祭故事。此诚为近代以来，国家对孔子诞辰祭祀之开端。然则有关孔子之圣诞的具体日期，古人争议聚讼纷纭，今人亦实难论断了。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阙里书院》2019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