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20世纪特别是近40年以来，随着地方档案（文献）的不断发掘与利用，出现了以新史料研究新问题的时代潮流，研究视野的“眼界向下”与“地方转向”成为了一种趋势。与此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对地方档案的整理仍是各自为阵，著录标准参差不齐，随意性大，浪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究缺乏问题意识，深度不够，不少成果只是填充了史料，并没有几分创新，如此等等。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充分挖掘以《孔府档案》《巴县档案》《南部档案》等为代表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搭建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交流的学术平台，提升地方档案整理与研究的能力与水平，2018年11月16日至18日，由《清史研究》编辑部、孔子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孔府档案研究中心承办，四川大学中国西南文献研究中心、西华师范大学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四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日本同志社大学、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国内外56所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逾百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盛会，会议选录学术论文86篇。
为更好地推动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的向前发展，总结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创新地方档案整理与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北京大学赵世瑜就档案的定义与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狭义的界定以是否为官府制造的原始底本为准，广义上则要回到材料的原生态，弄清材料产生的初始动因，了解其所经历的材料原生态的历史和档案语境的历史。档案文书也并非新史料，而是用于解决新问题的重要资料。中国政法大学林乾将冕宁档案与刑部档案进行比较研究，考证清代档案的解读与误读，指出档案是在特定的时代经人为加工而成，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客观反映，在使用档案时应与同时代的其他种类的历史文献进行相互参照，辨析不同历史文献记录的差异。四川大学陈廷湘介绍了巴县档案的概况、编写提要过程中思路与实践，强调编写提要的重要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宾长初从出版的角度探讨了地方档案文书整理工作中存在的优点与遗憾，认为民间地方档案文书的出版应以影印整理公布资料为基础，逐步推进深度整理。河南档案局李宝玲介绍了河南省档案馆馆藏黄氏宗谱及画像的抢救、修复、开发与利用全过程。中国人民大学梁继红以淡新档案为中心，考察了清代地方衙门文书立卷过程。郑州大学孙大东等对地方档案整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策略。曲阜师范大学王越（以下不署名单位者，均为曲阜师范大学））指出《圣门志》和鼎秀古籍平台中均存在若干问题，发掘问题并勘误校正对数字化时代档案整理工作有着重要作用。
地方档案（文献）中有关土地制度、商业活动、契税征收等内容的记载使对明清社会以来的经济变迁的精细研究成为可能。厦门大学刘诗古利用鄱阳湖区文书，探究渔课制度的演变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阚绪强梳理了契尾制度的演变与契税规模的发展，考察清末的契税征收实践。南开大学万海荞从地方经费的数额变化、财政收入构成及地方经费与财政的比例变化相关问题三个方面对晚清南部县的经费展开思考与述评。安徽大学郭睿君分析了明清徽州中人的报酬与作中动因，认为中人职业化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西华师范大学吕兴邦探析了清末硝磺新政对南部县产生的影响。西华师范大学朱思鱼考释了清代南部档案中的土地丈量单位。上海交通大学蒋勤利用清代浙江石仓文书，以实证的方式探讨乡村雇工体系、工资水平，以及工资的真实付给方式，揭示清代中后期乡村地方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特点。江西省博物馆高劲松考述了清末赣南地区官方“收除同票”、民间“私除同字”等赋税系统的推行过程，展现官民对税粮的争夺。贵州师范大学程泽时探究了清水江木行兼营混业钱庄的情况，以及不能跨越混业迈向分业钱庄的金融制度原因。河西学院谢继忠论述了清代河西走廊“合伙经营”产业的具体形态与特点。东北师范大学赵士第探寻了清代滦州地价变动因素及“滦钱”性质。邯郸学院刘广瑞通过对晚清福建屏南县丁会收支账簿的研究，展现丁会收支运作的实态。河北师范大学孟月探讨了明代山西怀仁王府宗室成员“兑支地粮”的程序。曲阜师范大学苏明强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湖北内河航运的“商督公营”模式加以考察，认为这种模式是从自由经济到统制经济过渡中官商博弈的产物，受到双方力量不均衡的影响，并不具有稳定性。北京大学纪浩鹏从1918-1919年日本“米骚动”与中国江苏米粮弛禁入手，探讨中日间的复杂敏感关系。
州县司法档案中的诉讼案件是地方司法实践的生动记录，这些鲜活的文本为法制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与新方向。北京大学凌鹏基于对咸丰朝巴县木洞镇附近的诉讼情况的考察，探讨基层组织的职责及地方基层治理中的复杂关系。日本同志社大学小野达哉以巴县档案为例，讨论绅粮们发起的诉愿全过程以及官府对此的应对。华中师范大学吴冬考察清代司法中的保释及其程序运作中的官民互动，揭示官民在司法领域但又基于法律之外的一种博弈。兰州大学李守良对清末甘肃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案件的司法判决执照展开研究，强调其具有消弭两造纠纷，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西华师范大学白莎莎探讨了生员在地方衙门的诉讼活动及地方官员对生员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西华师范大学刘宜探析了州县命案报验的过程。西华师范大学张加培着眼清代州县“背夫逃走”案件的审理情况，考察其对乡村秩序产生的影响。中山大学李朝凯以清前期台湾岸里大社文书为例，着重探讨村庄社会的诉讼成本，发现诉讼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并非一般小民可以承受。中国政法大学杨扬从明清社会视野下的图赖运作状况入手，探寻司法实践中对图赖现象的裁断。山东师范大学张世慧探讨了19世纪中后期通商口岸倒账爆发后，地方官府的应对、审理状况，展现地方官府政务思维下的债案审断逻辑。厦门大学张侃、吕珊珊以20世纪30-40年代温州江心寺田产在管理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租佃纠纷与司法诉讼为例，考察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中的寺庙田产管理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浙江大学吴铮强从文书制度、审判模式与诉讼观念等方面入手，考察双轨制时期（1913-1929）龙泉司法档案的民事裁断文书，认为双规制反映了诉讼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曲折顿挫。
丰富的地方档案推动整体史、精英史向区域史、大众史研究转变，基层组织、社会权势、神灵信仰等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西南政法大学梁勇分析了渝城水会公所在清代渝城火灾防控中的作用，揭示这一时期的火灾防控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张九龙对明清北京会馆展开研究，考察其与科举制度、同乡官僚派阀间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吕锐对晚清吐鲁番牛痘局进行论述。贵州商学院郭旭探索了清末赤水河流域乡村社会及乡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四川外国语大学惠科对晚清地方政府面对疾病、环境卫生问题时的因应进行分析，展现清末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扩张的趋势。安徽师范大学康健以乾隆五十三年徽州水灾为例，对地方官府在灾情勘察、社会应对举措和城垣修筑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东北师范大学芮赵凯对元末至嘉靖大倭寇时期浙江府县城池修筑的状况、领导力量、经费人力来源以及社会对此所产生的反响等问题做了详尽的考证，认为这些城池的修筑对抵御倭寇侵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德明以1931年山东德福兰案为视角，着重探究地方社会与基督教会内部对此事件的反应。上海师范大学齐超儒以嘉定疁报为中心，对清末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展开研究。西华师范大学苟德仪聚焦晚清农务改良视野下的保董群体，对其内涵、设置情况、承充程序、职能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阐释与梳理。安徽师范大学林勃以南部档案为中心，探究清代典史的职能。姜修宪对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中出现的高频词汇进行分析，论述雍正用人重德甚于才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胡祥雨从清初对逃人实行赦免政策入手，探究满汉、皇族与贵族间的冲突。聊城大学胡梦飞从明清时期金乡贞姑由普通人妻演变为地方祖先神、贞姑庙演变为乡土神庙的角度，探讨地方社会群体与神灵信仰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的孟祥科利用孟子世家流寓支谱，揭示了孟氏的族群认同及其联宗的特殊路径。西华师范大学仲雨婷对祭先农坛仪式进行考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吕宽庆探讨了清代妇女的捐赠情况，他认为其捐赠行为具有复杂的社会性，捐赠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长期性和广泛性，在内容上又糅合了传统与近代属性。成都理工大学郭士礼对清中期下层社会的女性自杀问题，及其与夫妻冲突间的关联进行考察，探索女性表达诉求的特殊方式。复旦大学张志军以所见33份巴县档案中的嫁卖案例为核心，讨论嫁卖活动及官方对此的态度。香港中文大学石颖考察了太平军过境后，“边民”规避利益、谋求生存之道的方式。青海师范大学许若冰探讨了旅京青海青年创办《新青海》月刊，在边疆危机与西北开发的浪潮中逐步建立起青海地域认同与国家意识的过程。山西师范大学李常宝论述了国民党兵役行政的变化与复杂性。韩晓燕对抗战大后方出征抗敌军人的婚姻问题进行探讨，考察国民政府的因应机制及其实践效果。成都大学高等研究院任家乐对严文郁访美征书一事进行了考证分析，发现严文郁访美宣传征书事虽取得一些成功，然而与中美政府交往趋势有所违逆，效果大打折扣。中国人民大学曹雯考述了晚清时期海参崴发展、发达、衰弱的过程及原因。景德镇陶瓷大学詹嘉对景德镇御厂权力空间的格局进行了全面剖析。
地方档案（文献）中包含的文书种类齐全，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推动了学界对文书制度和文书本身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阚红柳从官刻本、坊刻本缙绅录的文献编撰研究出发，探究清代缙绅录的“时”与“效”，指出不同的史料来源和编纂渠道导致两个版本的缙绅录所载信息不完全对称，而建立相对齐全的缙绅录官员信息数据系统，是完整揭示有清一代官员整体状况的有效尝试。重庆大学张晓蓓论述了清代凉山司法档案写本的三大法史价值。山东大学刘旭光等从物质、精神两个层面探究了孟子及其家族的文化记忆。中国人民大学曹新宇以“新发现”的明清禁书为中心，探讨民间文书的史料价值。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以清末民初东蒙史事为例，对档案的源、流及相关史实加以辨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张祥干介绍了曾国荃信札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信札的来源、整理及研究现状。邯郸学院邹蓓蓓全面考述太行山蒙学类文献的类型、特点及价值。绍兴市独立学者孙伟良考证《清代河南巡抚衙门档案》中河南巡抚英桂任上的奏折应为晚清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名士傅怀祖所撰。西华师范大学张咪对南部档案中的亲供文书展开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张田田从《张船山判牍》入手，对《清代名吏判牍》中的疑点进行考证、辨伪。中国政法大学项泽仁对元代儒学禁约榜碑进行考释。
孔府档案作为“天下第一家”的孔氏家族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文书档案，随着整理的推进，进一步开发这批档案及其相关文献的价值成为当务之急。成积春详细介绍了孔府档案的价值、当前的整理出版成果及利用情况。吴佩林对山东曲阜知县选授过程的变化及原因做了详尽的梳理，考察孔府与中央的互动。山东大学谭景玉、肖淑辉探讨了清代衍圣公对地方司法干预的实践与效果，认为清代衍圣公府有一定的司法权，但仍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控制，并未影响到清朝在司法领域中央集权的水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荷利用孔府档案对一田二主制度进行分析。山东大学孔勇立足孔氏族谱，探讨清代衍圣公的宗族意识及通过修谱将其付诸实践的过程，揭示“谱身”只是表面功用，“谱道”才是孔氏子孙的终极指向。孔子研究院齐金江梳理了春秋书院从传说到为人所信并建造实体的发展历程，考察这一转变发生的内部原因。王一鸣对明代衍圣公所用信牌信票的渊源、功用加以探讨。孔子博物馆张晓文借助孔府档案中的运河史料考证孔府与运河间的渊源。李先明教授以《新青年》读者对五四批孔事件的反应为切入点，探讨五四批孔的影响及限度。北京师范大学凌滟探讨了废运、废孔局势下，湖田政策的演变及各方为争夺湖田进行的博弈。吕厚轩以1930年代曲阜孔庙修葺问题为视角，考察各方政治势力在此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孟凡港论述了曲阜碑刻文献的内容与学术价值。孔子研究院陈霞概述了曲阜所存元代碑刻文献情况，籍此探讨官方对孔子儒学的态度。陈东对《孔子圣迹图》中存在的五个细节问题进行探究。刘伟以孔府档案为中心，追溯孔庙奎文阁藏书的历史。吴伟伟围绕孔庙奎文阁展开了研究。
纵观本次会议，大致有以下四大特点：一，与会者类型广泛、成员国际化现象突出。此次会议既有来自国内外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也有研究院、档案局、博物馆、出版社的文史工作者、独立学者，特别是日本、香港学者的到来更是为本次会议注入新鲜血液，有助于推动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走出国门，提升国际影响力。二，史料多样性、学科交叉性明显。就地方档案而言，除了四川南部档案、巴县档案、冕宁档案外，此次参会论文更涉及到新疆、青海等地区的档案，不仅如此，与会者还充分利用新发现的方志、家谱、碑刻、契约、账簿、报刊等形态各异的文献展开了精细化研究。历史学、档案学、法学、经济学、文献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呈现出史料与方法多元化的局面。三、研究方法多元化。本次会议论文选题聚焦地方，将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从微观世界透视时代更迭，角度多维，形式多样。四、孔府档案专题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与会学者围绕着档案的学术价值、世职知县、经济制度、社会变迁、宗族意识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从不同视角为《孔府档案》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必将深化学界对《孔府档案》的认识，推动《孔府档案》整理与研究纵深化发展。与会者也意识到，丰富的档案文献给予我们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更大的挑战。面对新发现的档案与文献，如何科学地展开保护、整理工作，加快数字化进程，提高档案利用率，扩大档案使用覆盖面；如何更新研究理论，创新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平；如何打通地方档案与中央档案，防止“唯地方”的“碎片化”研究；如何甄别真假文献等等，仍是摆在学界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吴佩林、张咪 发表于《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