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乾隆公主嫁孔府”是学界久争未定的一段公案，以往虽有学者提出质疑，但对相关问题仍旧莫衷一是。本文利用新发现的清代档案、诗文等史料，考辨认为：孔子第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之妻于氏（府称“于夫人”），确为大学士于敏中与其妾张氏所生次女，亦不存在乾隆帝认其为义女或将公主寄养在于敏中家等事。“于夫人”在孔府的特殊地位，源于其生前所受清廷加恩及逝后孔氏子孙的褒崇追念。“乾隆公主嫁孔府”一说的出现，约在咸丰、同治以降，且最先流传于孔府内部，进而播散于外，是孔氏后人附会、演绎的结果。

[关键词] 乾隆帝；衍圣公；于敏中；于夫人；公主

 

乾隆帝在位期间（1736-1795），先后八次亲至阙里孔庙，祭祀先师孔子，优渥孔氏后裔。这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其用意也大可深究。一种观点认为，乾隆帝曾将一位爱女下嫁孔府，祭孔的同时也是为了探亲。此说至今仍在当地流传，几成信谳，甚至被许多学术论著采纳和征引。围绕这一问题，余志群、骆承烈、杜家骥等学者曾撰文探讨，其中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或存疑，仍旧莫衷一是。[①]本文拟利用一些新发现的清代档案、诗文等史料，对“乾隆公主嫁孔府”说及相关问题进行重新考辨，并对该说何以产生和流传略作探究。

 

一、“乾隆公主嫁孔府”说的来源与流播

所谓“乾隆公主嫁孔府”，系指乾隆帝曾将一位爱女嫁与孔子第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1756-1793）。囿于满汉通婚禁忌，乾隆帝特将该女寄养在大学士于敏中家（一说认于敏中之女为义女——笔者注。下文括号内文字均为笔者加注），是以孔宪培夫人被称为“于氏”或“于夫人”。[②]目前所见有关此事的最早记载，出现于民国二年（1913）李太黑所撰《孔子世系》，其中写道：“七十二世孔宪培，字养元，高宗以其子妻焉”。[③]按：李太黑，原名李舆德（一名李裕德），山东聊城人，生年不详，曾参加清季科举考试，中秀才。1926年3月，发动和领导“红枪会”抗税暴动，事败被杀。[④]关于“高宗以其子妻（孔宪培）”一事，李太黑并未指出本源何自。

“乾隆公主嫁孔府”能够广为今人所知，主要源于孔德懋在1982年出版的《孔府内宅轶事》一书（以下简称《轶事》）。孔德懋，1917年生，系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父为衍圣公孔令贻。在专辟“公主下嫁孔府”一节中，孔德懋详述了此事“原委”，她说：

乾隆有个女儿，是孝圣贤皇后所生，对她十分钟爱。这位公主脸上有块黑痣，据相术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这就只有远嫁孔府了。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和皇帝并行，皇帝到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这都是别的王公贵族所没有的荣耀。因此，乾隆第一次来孔府时，就说定将女儿下嫁孔府。但满汉不能通婚，为了避开这个族规，乾隆便将女儿寄养在中堂大人于敏中的家中，然后又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的后人称她为于夫人。[⑤]

孔德懋幼时生长于孔府，故《轶事》另有一副标题——“孔子后裔的回忆”。以往对“乾隆公主嫁孔府”说持肯定态度者，多据此而来。即使有学者予以质疑和反驳，也往往针对孔德懋的论述内容，逐条检核与剖析。如前引杜家骥先生的论文，查核清代《玉牒》等文献，证实乾隆帝并无公主嫁至孔府，也没有认汉人为义女的案例。同时，乾隆帝第一次到曲阜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彼时孔宪培及其妻尚未出生（下详），故不可能说定婚事。

需要注意的是，该书既名《轶事》，本就出自孔德懋的回忆和追述，缺少严密考论，甚至不乏演绎附会的成分。倘若仅仅纠结于此书的论述进行考证，不免偏离了追寻历史事实的方向。但《轶事》仍侧面提示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乾隆公主嫁孔府”之说在清末民初的孔府“内宅”即已流传，府内人员亦对此信以为确。前引李太黑《孔子世系》中的记载，或由此听闻而来。相似叙述，还可从孔繁银的笔下见其一斑。孔繁银生于1926年，曾于1942年到孔府承启处，任侍候启事员，负责公文上呈、下达、函件往来等事。如他所说：“七十二代孔宪培……夫人于氏，府内传闻为乾隆皇帝女儿，命大臣于敏忠【中】出面订婚，当时因满汉不能通婚，故称于氏”。[⑥]孔宪培和于氏去世后，后代在孔府内为二人专门建造了“慕恩堂”，加以供奉和祭祀，且形成了为逝者“一日三开饭”的特例。[⑦]由此证明，于氏在孔府内的地位确实较为崇高。

此类表述，只是解答了“乾隆公主嫁孔府”说的缘起，却并不能仅据“府内传闻”或“孔子后裔的回忆”，便径断其为历史事实。同时，之所以说前引孔德懋先生的回忆文字对“乾隆公主嫁孔府”一说的传播起到了巨大助力作用，乃因在《轶事》出版前的相当长时间内，此事并未见诸多少书面记载。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得到佐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孔子嫡裔世代居住地的曲阜孔府自不能幸免，为此各地批判组撰写、出版了各类批判性书册。按其批判内容，意在揭示孔子的“腐朽”观点和孔府的剥削统治，但在这些书册中，均没有提到“乾隆公主嫁孔府”这样一件本来能够充分证明封建王朝与孔府相“勾结”的事实例证。与之相似，早在六十年代初，杨向奎、何龄修等先生曾前往曲阜整理孔府档案，并利用这批档案集体撰写成了《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一书的初稿。因“文革”爆发，该书未能及时出版，直至1981年方得以问世。在该书第二章探讨孔府田产问题时，首次提到了“于夫人”，却只称其为“于敏中之女，孔宪培之妻”[⑧]，甚至都没有用“传闻”字样，来描述她是否为乾隆帝之女。

通过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在《轶事》出版前的数年间，“乾隆公主嫁孔府”之说并未在社会舆论层面受到人们的关注。换句话说，哪怕此事稍有一些风影，人们也会根据批判运动的现实需求，对其加以放大和渲染。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因此，无论是孔繁银等人的回忆记录，还是众学者的考辨文章，实际上均已出现在《轶事》首次详述此事“原委”之后。这种现象，自会让人对此事的真伪产生怀疑。但《轶事》作者身份之特殊，讲述内容之详尽，以及民国初年即已有李太黑的相关记载，又不能轻言此说为空穴来风。接下来，我们仍需要回到历史现场，探究于氏的真实身份为何？其与孔宪培又是如何结姻的呢？

 

二、孔宪培、于氏及两者结姻

在同治十二年（1873）刊刻的《孔氏大宗谱》中，记载了孔宪培夫妇的生卒、子嗣等概况，现征引如下：

七十二代宪培，字养元，号笃斋。乾隆三十五年赐二品冠服，四十八年袭衍圣公，诰授光禄大夫。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辰时生，五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未时卒，年三十八。夫人于氏，金坛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敏中第三女。乾隆二十年十月十三日卯时生，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丑时卒，年六十九。无子，育同母弟宪增长子庆镕为嗣。[⑨]

引文中最与本题相关的一句，自是提到了孔宪培夫人于氏乃“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敏中第三女”。既有研究虽亦曾引述该文，但颇觉此为“孤证”，且难以驳辩“乾隆帝将公主寄养在于敏中家”的说法，故我们也不妨将其留待后论。

孔宪培是孔子第七十一代孙、衍圣公孔昭焕（1735-1782）长子，原名孔宪宪。乾隆三十六年，由乾隆帝改为今名。[⑩]关于孔宪培婚事，最早记录见于孔府档案第6539卷，系乾隆三十二年衍圣公孔昭焕准备的一份进京觐见问答底稿。根据已刊档案，可以看到孔昭焕的部分答词：

臣有四子、四女，长子宪允年十二岁，聘定于敏中之女，现读《诗经》，从浙江庚辰科举人沈启震读书。臣家中事务有旧时家人办理，臣自己不时查察的。[11]

换言之，至迟在乾隆三十二年，孔昭焕与于敏中两家即已聘定子女婚事。

乾隆三十七年底，孔宪培“娶大学士金坛于公女，入都亲迎”。[12]为此，孔昭焕曾在当年十一月二十日，专折奏呈乾隆帝闻知，内称：“臣长子臣孔宪培，聘定协办大学士、尚书于敏中之女，兹遣臣子宪培来京就婚”。并获乾隆帝朱批赞誉：“汝子颇可成人，朕为汝喜”。[13]十二月初二日，孔宪培婚后首次入宫“叩请圣安”。此次入觐，孔宪培“仰蒙天语垂询，并蒙恩赐貂皮、大缎、笔、砚、笺、墨各件，感激庆幸，实难言喻……仰荷温纶，奖慰倍至”。[14]十九日，谕准孔宪培夫人于氏入宫，“叩头朝见”崇庆皇太后（即孝圣宪皇后）。于氏不仅受到“温语垂问”，还获颁“玉如意、寿字衣、大缎、荷包、籐炉、翠花装具、手帕、脂粉”等诸多物品。子、媳连受乾隆帝和皇太后的赏赉，无怪孔昭焕倍觉恩荣。在次年正月初七日所上谢恩折中，孔昭焕即说：

窃念臣媳于氏，荷蒙格外鸿恩，准令瞻仰皇太后慈颜，已极非常荣幸。乃复仰邀慈照，俯赐温言。宠锡朝餐，饱饫萐厨芳膳；优加厚赉，荣叨崑圃瑶筐。复命捧出多珍，赐及臣子。金碧腾光于庋案，宝重传家；藻华错采以彰身，荣添受服。臣子、臣媳何幸，仰邀宠遇若此。臣惟有举家焚顶，恭祝皇太后慈寿万万年，藉伸蚁悃。[15]

上述档案在在说明，孔宪培与于氏婚后受到了乾隆帝和皇太后的极力宠遇与深切寄望。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孝圣宪皇后去世，照例“汉命妇不必成服”，但清廷仍允准衍圣公孔昭焕的奏请，由昭焕之母何氏率宪培之妻于氏，赶赴京师，叩谒梓宫。[16]此般密切互动，均发生于孔宪培袭爵衍圣公之前，待其袭封之后，也贯穿始终。这种殊荣，或是引起后人对于氏真实身份产生联想的重要缘由，以致误将其嫁接为乾隆帝之女。

根据前文多方引证和分析，孔宪培之妻于氏确为大学士于敏中之女。章学诚（1738-1801）为于敏中撰写的墓志铭，也证实了这一点。文中提到于敏中的子嗣情况是：

男子子一人，齐贤，以尚书荫授刑部员外郎，历本部郎中，先公卒。女子子二人，刑部主事潥阳任嘉春，袭封衍圣公长子赐二品服曲阜孔宪培，其婿也。[17]

章氏墓志文，已明说孔宪培为于敏中之婿。但所述于敏中有女二人，则与前引《孔氏大宗谱》称于氏为“于敏中第三女”的记载存在差异，属《宗谱》笔误（下文有引证说明）。同时，孔宪培之父孔昭焕在袭任衍圣公的四十年间，屡因处事不当或干预公务，受到过乾隆帝的多次警告和惩处。在处置孔昭焕生前参案和于敏中逝后的财产纠纷时，孔宪培与于氏的姻亲关系，常被乾隆帝当作思考问题的汇合点。因此，探讨“乾隆公主嫁孔府”之说及相关问题，便不能不提于敏中和孔昭焕。

 

三、于敏中和孔昭焕

1.于敏中身后遭际及其妾张氏

于敏中（1714-1780），字叔子，一字仲常，号耐圃，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年，中丁巳恩科状元。三十三年，加太子太保。三十六年，擢协办大学士。三十八年八月，晋文华殿大学士。[18]四十一年，金川之乱平，“天子嘉公劳绩，特赐轻车都尉，世袭罔替，加赐黄褂、孔雀双眼翎冠，图象紫光之阁，儒臣际遇，百余年来无公比肩”。[19]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病卒，谥“文襄”。于敏中堪称乾隆一朝得宠时间最长的汉大学士。

在于敏中的个人著述中，只有一首诗文与阙里孔氏相关，系为衍圣公孔昭焕母何太夫人所作寿词。[20]但从两个侧面的记载，仍可部分还原孔于两家结亲后的历史场景：一是孔宪培居京时所作的诗文，二是乾隆帝授封于敏中侧室张氏时的相关谕旨。

自乾隆三十七年底孔宪培和于氏结婚，至四十八年袭爵衍圣公，期间孔宪培主要居于京师衍圣公赐第。故在其诗文中，常常能看到与“外父金坛相国”和“外母”的来往活动描述。[21]于敏中逝后，孔宪培亦作诗哭悼，有文曰：“八载恩深随逝水，每怀遗迹泪潸然”，并在该句后夹注以释：“蒙外父诲育，计今八载，实多珍爱”。[22]可见，孔宪培与岳父母一直维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加之当时于敏中位极人臣，孔宪培又系衍圣公孔昭焕长子，身份特殊，其受到格外瞩目和恩荣自在情理之中。对此，连乾隆帝也深悉其详。

与孔于结姻约在同时，乾隆帝曾有谕旨，封于敏中之妾张氏为“三品淑人”。张氏以侧室而获授封，被认为是有清一代罕有的“旷典”。[23]按：于敏中元配，系清代著名女画家俞光蕙，字滋兰，浙江海盐人，户部侍郎俞兆晟孙女，乾隆十五年卒于浙江官舍。[24]俞光蕙逝后，于敏中家事均赖张氏料理。张氏获得授封，盖不仅在于乾隆帝对于敏中的器重和加恩，也与张氏生女已嫁给未来的衍圣公孔宪培有关。如乾隆帝谕称：

于敏中之妾张氏，于例原不应封。但于敏中现无正室，张氏本系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适衍圣公孔昭焕长子孔宪培，系应承袭公爵之人，将来伊女亦可并受荣封。张氏著加恩赏给三品淑人。[25]

在谕旨中，乾隆帝明确指出，孔宪培夫人便是于敏中之妾张氏所生次女。倘若真如后人所传存在“寄养”一事，也必会采取更为隐讳的措辞和指称，但从该谕旨中丝毫看不出此类迹象。因此，所谓“乾隆公主嫁孔府”之说，或乾隆帝“将公主寄养在于家”以及“认于敏中之女为义女”云云，进一步证明并非历史事实。

张氏再次见诸史籍记载，已在于敏中去世之后，源自为伊女即孔宪培之妻于氏私贮于敏中遗产。如衍圣公孔昭焕于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六日所上折文称：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三十日，准提督衙门咨开，本衙门具奏内开，张氏于今年正月内，曾分给伊女、孔宪培之妻银一万两。经家人姚兴等供明，凡此资皆于敏中之资，姻族乘机瓜分，应将此项银两照数追出入官等因……臣随询据宪培之妇于氏禀称，媳奔丧时，媳生母给媳京平杂色银一万两，媳携带回家……[26]

不仅如此，于敏中之孙于德裕还控称，张氏与敏中之侄于时和合力把持于家遗资，且欲以张氏内侄张招官承祧于姓。事泄后，乾隆帝一面降旨大学士英廉，追缴此前所授张氏诰命，将张氏押往曲阜，归伊女家收管；一面传谕时任山东巡抚国泰，令其就近不时查察。关于此事之处置经过，国泰曾在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五日上折奏闻，如其所说：

本月初一日奉上谕：“昨因大学士于敏中之妾张氏欲令伊侄张招官承祧于姓，又不在殡所守丧，有乖妇道，已令英廉传旨追缴张氏诰命，并派刑部司员押往山东曲阜，归伊女孔氏家。并令于德裕扶榇回籍安葬，免致别滋事端。此朕追念于敏中在官勤劳，加恩格外始终保全之意。至张氏往曲阜孔氏家，在国泰、于易简（按：于敏中之弟，时任山东布政使）所辖境内，可以就近管束。若张氏自知悔罪，与伊女安静度日，自可全其末路，以养余年。倘仍任意妄行，国泰即应查察，据实奏闻，朕必重治张氏之罪。至于易简，乃于敏中亲弟，伊之家事，朕如此曲意保全，妥为料理，尤应仰体朕恩，俾张氏守分安静，不致更启事端，以毋负朕始终眷念之意。”……臣遵将恭奉谕旨缘由，寄知孔宪培好为收管。臣仍不时留心稽查，倘张氏仍任意妄行，辜负圣恩，臣即遵旨具奏，重治其罪。俾其得知改悔，保全于末路，以仰承圣主鸿慈于无既。[27]

围绕于敏中的身后遗产纠纷，还牵涉出了其生前在家乡违例营造花园等事，进而又有甘肃捐监折收一案败露，于敏中被追加议处，撤出贤良祠。因与本题无关，暂不予详述。但可看到，张氏把持于敏中遗产以及分割不均，实是开启此后一系列纠纷的源头。当时居住在京城的朝鲜使者卢以渐，也听说了这一大事，他在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二日记载道：

坐有一人，言敏中死后因其妾之分产不均，敏中之孙诉于福隆安。福隆安即傅恒之子，而方为兵部尚书，为乾隆所称用者也。福隆安又托于和珅，珅奏于乾隆。乾隆尝爱敏中之清素，所用而致诸阁老。今见其财产之饶富，深恶而籍之。其妾张氏，尝受三品诰命，没为曲阜夫子庙婢。[28]

卢氏所说“（张氏）没为曲阜夫子庙婢”，虽有所武断，但仍能印证前引乾隆帝谕旨，即把张氏送交孔宪培夫妇约束，俾其勿滋事端。这同时可以辩驳另一个在孔府内部被误传的说法。孔繁银曾说：“自于敏忠【中】死后，于家后人也受到孔家的恩泽照顾。于夫人死后，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在圣府的东院兰堂以东，单建跨院一处，正厅北屋五间，东屋五间，南屋三间，耳房、门楼各一座，大门向西，西向念典堂。此院专门供于氏后人居住，世世代代由圣府发粮饭照顾，直至解放前。府上人称之为于皇亲家、于皇姑家或于官亲家”。[29]事实上，于夫人之母张氏居于孔府，是乾隆帝作出惩处的结果，根本不是“恩泽照顾”。这种不太光彩的事迹，孔府内部当然讳莫如深，掩其真相。事过几代百余年，孔府上下便一致延续着模糊的认识，更不乏新的附会和演绎，以致去历史事实愈来愈远。

2.屡挂弹章的孔昭焕

孔昭焕受到乾隆帝关注，全系凭借孔氏嫡裔衍圣公的特殊身份，这与官至大学士的于敏中极为不同。自乾隆八年袭爵，至四十七年病逝，孔昭焕亲身经历了乾隆帝前六次亲祭阙里孔庙，孔府的尊荣、权势亦在此一时期达到历史顶点。[30]但与恩荣相伴，孔昭焕袭爵衍圣公期间却屡挂弹章，多次被乾隆帝警惩，两者间的紧张态势至为明显。

乾隆二十一年初，孔昭焕因奏请将孔府庙户改为民籍，而有干预地方事务之嫌，遂遭乾隆帝严斥：“（孔昭焕）不过倚大学士陈世倌外姻之势，干与地方公事。其所陈奏，大都发礼部议，又系陈世倌管理，可以互相倚庇。伊系少年之人，理宜安分自守，方可保其安富尊荣之乐”。[31]后经当时署山东巡抚白钟山访查，更知孔昭焕久已倚借乐舞庙户，安坐而享其利，“不能安分自爱，干与地方公事，更属显然”。[32]交吏部议，以孔昭焕“袒庇庙户，武断滋事”，当革其公爵。乾隆帝念孔昭焕为先圣后裔，且尚属年少无知，“著加恩免其革退公爵”，谕其“闭户读书，勉承祖训，以仰副朕终始曲全至意”。[33]

对乾隆帝来说，加恩孔氏嫡裔衍圣公，是为了彰显清廷崇儒重道、礼奉先师的治国思想。衍圣公作为清廷树立的文化符号，本不享有实际权力，遑论掣肘地方。所以，孔昭焕的逾分之举自会触动乾隆帝禁忌。另外，乾隆帝还洞悉了隐藏此事背后的一个重要线索，即孔昭焕屡屡滋生事端，乃因有着强大的“外姻之势”可以依赖。这种考量，在孔于两家联姻后更被乾隆帝屡次提及。

先是乾隆三十三年，孔昭焕主持纂修孔氏家谱的过程中，曾分派族人前往各地查访孔氏后裔。期间，多次发生委员与当地人的纠纷案件。因用人失察，疏于管束，孔昭焕受到“降二级留任”的处罚。[34]至三十九年五月，吏部据山东巡抚徐绩咨请，照办差官员之例将孔昭焕开复。不料却遭到乾隆帝谕训：“所办甚属非是”。乾隆帝认为，徐绩等抚臣之所以有此请求，可能受了孔于两家姻亲关系的影响：

孔昭焕所得处分俱系私罪，例不应开复。该抚率行咨请，已属错误，吏部理应照例驳斥，何得辄据奏请。岂以孔昭焕系大学士于敏中儿女姻亲，意存瞻徇耶？[35]

虽然乾隆帝格外加恩，准予孔昭焕开复，但理由是念其“究经办理差务，且其为人尚无大过，较之伊父孔广棨，似觉稍胜”[36]。同时，乾隆帝明确指出和强调孔于两家的姻亲关系，以防官员瞻徇违例。事过一月，吏部又因咨请为原任广东龙川县知县汪承澍捐复原官，受到“甚属非是”的谕示。孔昭焕的先例再次被乾隆帝拿来说事，谕称：“前此为衍圣公孔昭焕奏请开复一案，办理即属错误。自因孔昭焕为大学士于敏中儿女姻亲，为之瞻徇”。[37]乾隆帝对办事官员们的“瞻徇”之意，已从推测变为定断。

乾隆帝的多番谕示，透露着其对孔昭焕的印象并不甚佳。也正因此，少年时期即已获得“颇可成人”赞誉的孔宪培，才被寄予厚望，叠受优渥。乾隆四十八年三月，乾隆帝颁旨新任衍圣公孔宪培，希望他能恪守先训，统宗睦族，起到表率作用。尤其针对其父孔昭焕在世时屡有族众纷争之事，特有一番叮嘱：

尔其统率宗姓，朝夕训励，中饬教规，讲肄经学。如有不守规诫，恃强越分，朋比为非，干犯法度者，轻则送地方官察处，重则据实指名参奏，依律正罪。尔尤宜谨慎修德，率祖奉公，言行无苟，足为儒林模范。禁约员役，俾一遵法纪，毋致骄横生事，庶不负朝廷优加盛典。[38]

   另外，乾隆帝先后数次赐诗孔宪培，冀其“修己无过守礼乐，睦宗旨在承端方”[39]，包含了一以贯之的期许。孔宪培袭爵期间，确能对自身角色有着清晰认知和定位，“仰承先绪，敬守家风，肃勤莅事，历久弗懈”。[40]这与其父屡遭参劾的经历形成了极大反差。进一步说，孔宪培之所以受到乾隆帝的格外优渥，除了因其系于敏中女婿，更重要的是他安分守己，不逾职限，而与坊间所传联姻乾隆公主等说法毫不相关。

 

四、于氏生前逝后：从“夫人”向“公主”衍变

孔宪培和于氏婚后未育子女，遂以宪培弟宪增长子庆镕（1787-1841）为嗣。乾隆五十八年，孔宪培去世。次年，孔庆镕袭封衍圣公。彼时庆镕甫及八岁，府内诸事多倚赖生父宪增办理。如孔庆镕的姐姐孔璐华所作诗文称：“弱弟居丧接大宗，七龄聪慧孰能同。哀哀尽礼寒双跣，阁第人怜小袭公”。[41]孔庆镕也在其父逝后，作诗回忆昔日的教养之恩，所谓“九龄朝阙曾携我，七载持家已抱孙”。并在后句之下作注道：“嘉庆四年，恭逢恩旨，命先大人主持林庙祭祀并一切家事”。[42]给人的印象是，作为孔庆镕嗣母的于夫人，并未在庆镕幼年袭爵衍圣公期间参与管理孔府事务。

孔庆镕显然有所隐讳，隐去部分恰是孔府内不太光彩的一面。事实上，孔庆镕袭爵之初，衍圣公府印信一度归于氏收管。嘉庆元年（1796）十一月，于氏前往孔林祭扫，因传唤管勾官杨天祥不到，遂将其责革。此事被孔昭焕继配、孔宪培生母程氏闻知后，以于氏“非礼”，命其将公印交由孔庆镕生父宪增代管。适值于氏堂侄于公著前来曲阜，便在次年二月，愤而偕其姑南归金坛故籍。直至嘉庆三年冬，于氏才在次侄于锡嘉（于公著弟）的伴同下回到山东。然而，于氏等人并未先至曲阜，反而直赴省城，向时任山东巡抚伊江阿呈控程氏强争印信之事。伊江阿允将衍圣公府印信复交于氏掌管，若公事不能裁决，则应禀告母命。此举引来了程氏的进一步反控。程氏的控词，不仅包括于氏不向自己请安等“越礼”之事，还有于氏信任伊侄于锡嘉干预孔府公务、“强执孔庆镕之手签发咨文送部”等一系列“违例”情形。[43]嘉庆四年二月，伊江阿改抚江苏。因继任者陈大文尚未到任，故由山东布政使岳起暂署山东巡抚。四月初三日，岳起向嘉庆帝详奏了上述程氏和于氏控争印信的前后经过，并拟定了初步处置办法，折文称：

窃思孔氏家务，如庄屯、租息等项，系钦赐祀田所出，非寻常搢绅私产可比。孔宪增系孔庆镕之本生父，程氏令其暂管家事，本无不合。即所办或有不公，亦应另派族中妥人代理，总不应于姓之人干预孔氏之事。乃于氏不知大体，偏听挑唆，以致越礼远行，控争印信，而于锡嘉等专擅孔氏家务，必有希图侵蚀肥私情事。若不亟为整顿，恐孔氏承恩祀产渐被外人侵剥。查孔庆镕现年十三，尚属幼稚，其一切家务及家人佃户，均未能经理约束，似应仍令孔宪增暂行代办。俟孔庆镕年至二十，再令自行掌管。于氏应交伊姑程氏管束，毋任出外滋事。[44]

纵观岳起的折文，尤其内称于氏“不知大体，偏听挑唆”等措辞，不可谓不严厉。在“总不应于姓之人干预孔氏之事”一句旁，嘉庆帝朱批了一个“是”字，后在“于锡嘉等专擅孔氏家务，必有希图侵蚀肥私情事”一句旁，则朱批道：“必有此等情事”。这也昭示出，于氏在当时孔府内的处境和地位并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么优容。

陈大文到任东抚后，旋即着手处置此一“积年讼案”。[45]审办过程中，于氏之侄于锡嘉供称，“争印一事，实系于氏主见，并非伊等敢于唆使”；至程氏所控于锡嘉和孔府家臣，“强执孔庆镕之手签发咨文送部”，为已革林庙官复职等情，也“实出自于氏主意”。诸般供诉，均将矛头指向于氏。[46]此番境遇，相比于孔结婚之初，于氏频频受到乾隆帝和皇太后的加恩关照，实有霄壤之别。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反差，表面看来源自于氏不能安分守己，纵许其侄子插手府务，背后原因则应是其父于敏中早已去世多年。既失去了可以依赖的“外姻”之势，当然不能如此前那样“骄纵”行事。嘉庆帝对此案作出最后谕示时，也暗示了这一点：

于氏系原任大学士于敏中之女，此朕所素知。今因孔庆镕年幼，辄偏听家奴唆使，信用母家族属，以于氏之人干预孔氏之事，实属不合。著传谕陈大文，即将衍圣公家务暂交孔宪增代办。俟孔庆镕年长，再令自行掌管。于氏交伊姑程氏约束，毋任纷争滋事。[47]

此后，衍圣公府印信一直由孔庆镕生父宪增代管。前引孔庆镕诗注：“嘉庆四年，恭逢恩旨，命先大人主持林庙祭祀并一切家事”，即是此谓。曾为孔庆镕授学的黄文旸，在嘉庆四年夏至五年冬馆于阙里，也特意作诗记录了此事，所谓“今上恩尤重，承家责更专”，并作注说：“皇上悯嗣衍圣公庆镕年幼，特命其生父封公宪增督理”。[48]直至嘉庆十年七月，孔庆镕年届二十，且已成婚，孔宪增以“近来精力不支，渐致心神恍惚，深惧一时失检，有负皇上矜全之德”为由，请将孔府印信交付孔庆镕，由其亲自经理府内事务，获得谕准。[49]

嘉庆以降，孔府与清廷的往来互动已远非康乾时期那般密切，孔府权势亦不复昔日荣光。嘉庆十四年十月，时值嘉庆帝五十岁寿辰，衍圣公孔庆镕于上月初六日启程赴京祝寿，才有了第一次被召见的机会。通过两人对谈，看得出嘉庆帝对孔府和孔庆镕的个人情况相当陌生。如九月二十日，嘉庆帝召见孔庆镕于勤政殿，兹引部分问答如下：

上问曰：“你是长支么？”奏曰：“臣是二支，因长子无子，臣过继于长支。”上问曰：“你来京几次了？”奏曰：“臣来京五次了。”上曰：你来了五次，我头一回见你。”……上曰：“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奏曰：“还有臣的嗣母，本生父，本生母，三个胞叔。”

饶是如此，发生于嘉庆元年至四年间的程氏、于氏控争衍圣公府印信一案，似乎还萦绕在嘉庆帝脑际。所以，在召见末尾，嘉庆帝特意叮嘱孔庆镕道：

你一身为人，总要遵四书、《论语》，日子要好生过。不但你一人，即你族中总要严加约束，一体遵行。

 并在十月初三日的乾清宫召见时，再次有所强调：

你们族大人繁，总一凡姓孔的，要与我不时严加训饬。其中如有滋事者，我总问你……你总要好生管他们。[50]

此番细节，时时透漏着嘉庆帝对衍圣公孔庆镕的约诫，自不会在孔府内部常加提及，甚至有所避讳。孔德懋在《轶事》一书中，虽也写到于氏“婚后和婆母程夫人关系不好”，却进一步发挥说“公主自侍‘毓德高门’”，进而免于皇帝惩责等等，则均系子虚乌有之事。[51]史籍已经证明，于氏或说于夫人乃是于敏中之女，而她在孔庆镕袭爵衍圣公的最初几年一度处境相当艰难。

另有一个现象不能忽视：于氏虽被禁令插手孔府事务，但其身为孔庆镕嗣母，兼封一品诰命夫人，仍在府内有着较大影响力。加之嘉庆十一年、十七年，孔庆镕祖母程氏、生父宪增相继去世，于氏更成了孔府最重要的长辈。所以，于氏应该自始至终都参与了府务管理，只是不同时期的参管程度略有不同。如她对孔庆镕所说：“汝自七岁跟我过来，凡家中大小事件无不教训指示汝”。[52]孔庆镕回忆初次入觐的场景，也曾记述道：“太夫人不避艰辛，亲自挈庆镕北上，随时指示”。其后数年，“幸得渥荷天府，宠膺恩眷，皆太夫人荫庇提携所致也”。[53]及至临终之际，于氏还特意安排身后之事，诫庆镕“慎言语，少饮酒，毋滥交，毋乱投药，慎重庙廷公事”，并分派府属田产、员役等等。[54]

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氏病逝。五年二月，清廷予祭一次。[55]按此等恤典，本不算格外加恩之举，实因于氏乃前任衍圣公孔宪培夫人，且对孔庆镕有抚育之劳。另外，于氏早在乾隆朝就曾蒙孝圣宪皇后和乾隆帝厚爱优渥，这也成为她逝后得受尊荣的重要原因。孔庆镕在上呈道光帝的谢恩折中即提到了这一点：

伏念臣母于氏，仰蒙孝圣宪皇后慈宫宠召，曾邀殊分之鸿施。恭遇高宗纯皇帝圣节覃恩，载拜崇封之懋典。荣膺翟茀，沐异数于熙朝；叠荷鸾书，恬修龄于化宇。[56]

清廷赐祭之后，孔庆镕在孔林内为于氏安葬，并树立石坊，也就是今日孔林内俗称的“于氏坊”。“于氏坊”正中，镌有道光帝亲书“鸾音褒德”四字。以往附会“乾隆公主嫁孔府”之说者，认为其中的“鸾”字即暗指于氏乃乾隆帝之女。但结合孔庆镕的谢恩折，尤其内称于氏“叠荷鸾书”等语，即可知“鸾音”实是代指孝圣宪皇后曾对于氏“温语垂问”，代表于氏的生前恩荣。这在上文已多有例证，不待赘言。[57]

为表孝思和追念，孔庆镕在孔府内建造“慕恩堂”，奉祀于夫人，并从苏州请来名师，为于夫人和孔宪培制作“行乐图”，还原他们在世时的生活样态。此后，每逢年节和于氏生辰忌日，衍圣公均会前往“慕恩堂”叩头祭拜。[58]至光绪年间，衍圣公孔令贻的日记中即常有“慕恩堂叩头”、“扫慕恩堂”等活动记录。[59]这种隆重的追祭之举，是过去府内从未有过之事，故常常被后人解读为于夫人身份特殊，将其描述成乾隆帝公主或义女。否则的话，又怎会在逝后受到如此重视呢？其实，结合上文所述，便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孔庆镕幼龄承爵，诸事多倚赖嗣母于夫人照料办理，自当感念其养育之恩。对此，道光年间刊刻的《阙里孔氏诗钞》就已提到，称孔庆镕“自九岁袭爵，历事三朝，悉蒙恩礼，有逾常数。性至孝，母于太夫人卒，祀画像于慕恩堂，如事生礼，终其身不懈”[60]。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即孔庆镕乃是历代衍圣公之中唯一以嗣子身份而获承祧大宗的一位，他后来一系列的尊荣、显贵，可以说均由此开启。虽然孔庆镕继嗣的客观原因在于孔宪培无子，但当宪培早逝后，于夫人的主导作用仍不可忽视。因此，所谓“慕恩”者，一是慕养育之恩，二则是慕承祧之恩。[61]

在于氏生前和逝后，荣、毁、升、沉等不同境遇都曾加诸其身。揆之常情，孔府上下自然会有意隐讳于氏生命中的黯淡成分，进而竭力褒扬她光辉的一面。而于氏生前最大荣耀，莫过于受到皇太后和乾隆帝的赏赉关照。加之其逝后所受到的隆重追祭，长此以往，连后世子孙也误以为于氏身份特殊，甚至将其嫁接为“乾隆公主”。

于氏的身份衍变过程，还在于晚清以降孔府权势每况愈下，处境艰难。因此，阖府上下无不憧憬昔日的富贵荣华景象。正如有学者所说：“人们谈论和思考近期和年代久远的事件的方式，是由当前的需要和渴望决定的”。[62]在此过程中，孔府内部更愿意相信于夫人就是“乾隆公主”，并屡加渲染和附会，进而完成了“乾隆公主嫁孔府”这一传说的构建。下逮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颁布懿旨：“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63]满汉婚禁既开，“乾隆公主嫁孔府”一说便不再犯忌。盖此事不仅可为孔府增添荣光，更可作为清廷礼遇圣裔、尊奉汉文化的绝好注脚，故能传之于府墙之外。至清亡民肇，便以公开的方式得到进一步播散。

结语

本文利用一些新发现的清代档案、诗文等史料，对长期以来流传的“乾隆公主嫁孔府”说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辨。根据上文论证，或可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孔子第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的夫人于氏，府称“于夫人”，确为大学士于敏中与其妾张氏所生之次女。其二，所谓乾隆帝“将公主寄养在于家”或“认于敏中之女为义女”等说法，纯系后人讹传而来，并非历史事实。其三，孔宪培和于氏婚后，受到了乾隆帝及孝圣宪皇后的极大恩宠，这让后人认为于氏身份非同一般，乃至将其嫁接为“乾隆公主”。其实，孔宪培夫妇之能叠受优渥，一方面在于当时于敏中位极人臣，深得乾隆帝倚重，由此推恩子妇；另一方面，孔宪培之父孔昭焕袭爵衍圣公期间屡挂弹章，乾隆帝遂对宪培寄予厚望，进而频加恩荣。其四，“乾隆公主嫁孔府”一说最早应出现于孔府内部，时间约在咸丰、同治以降。于氏的身份从“夫人”变为“公主”，已在其去世之后。随着孔府权势渐趋没落，孔氏家族时常回忆起乾隆时期“圣府”的辉煌与尊荣，有意或无意之中，演绎、构建了“乾隆公主嫁孔府”这一传说。

     孔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发表于《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1-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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