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圣公府位于山东曲阜，是孔子嫡系后裔的世居府第。孔子后裔嫡系长孙封爵“衍圣公”始自北宋。宋而后，历元入于明清。皇朝统洽者对儒教思想的倚重和对孔子的礼拜，都达到了空前隆重热烈的程度。与之相适应的是对圣裔“推恩”、“优握”的不断加码，衍圣公升到秩在人臣极位的“百官之首”、“当朝一品”；衍圣公府成为享无限荣耀、受无穷福乐的不衰显贵、圣人之家和超级地主三位一体“圣府”。深入研究明清时期皇权同衍圣公府的关系，通过衍圣公府在这一时期存在与变化的形态窥探时代表象背后的政治与社会历史因素，当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于我朝代里再出一个好人”

——皇权需要衍圣公府

明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对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有一段有趣的谈话:“……你祖上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这段话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明、清两代皇朝特别需要衍圣公府这一政治工具。朱元璋对掌握和利用衍圣公来服务于他建立与建设新皇朝国家的特别意义，有着独到的理解。事实上，这也是他重要的军政决策之一。

洪武元年三月，北阀军统帅徐达攻下济宁。照朱元璋预先的旨意，徐达礼见了曾袭封五十五代衍圣公的元政权名宦孔克坚及其子五十六代衍圣公孔希学，向他们父子传达了朱元璋礼徵陛见的旨意。孔克坚是个老于世故又颇有政治头脑的人，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因“徵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子希学袭封”。他在元末社会危机日重、朝廷政治险象屡见的险恶时刻，“急流勇退”、静观时变。然而此时，他似乎并未把政治筹码完全投放在南京。这恐伯是基于两点考虑:朱元璋是造反的“贼”，元政权在形式上还占据北部中国，还有相当的军事实力。然而朱元璋却不容他在动荡的时局中首鼠两端，要他必须到南京去谒见新朝天子。孔克坚只好“称疾”不应而“遣希学来见”，徐达只好把孔希学“送之京师”。对孔克坚这种半推半就的态度，朱元璋的反应是恩威并用。他在让孔希学了解了自己的实力和礼遇政策之后，明确地“勅谕克坚”，“称疾(不来朝见)则不可。”孔希学当然也充分理解这温和有礼之语的弦外音义了。而当孔克坚终于应召赴阙时，朱元璋则派使者远到淮安去迎接，摆出了极隆重的礼节，致使孔克坚“惶恐兼程进”。陛见时，朱元璋以他很少有的热情温和态度实行精神感召，又“即日赐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以示经济优惠。同年十一月，孔希学袭封衍圣公，又“置官属，曰掌书、曰典籍、曰司乐、曰知印、日奏差、日书写，各一人”，从而使衍圣公府成了私家府第和衙门合一的特殊政治经济实体。并同时“立孔、颜、孟三代教授司，教授、学录、学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复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摇役。又命其族人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这就奠定了衍圣公府在历史上鼎盛发展的基础与规模。衍圣公的品秩擢升荣显，也在朱元璋时实现，并一直在明清两代保持着百官之首的正一品阶级。“自秦始皇始封孔鲋为文通君”而后，经过15个世纪之久的漫长时间，后代封建政权的“尊孔”和“推恩”作为相辅相成的一体化政策，终于采取了并行不悖和等量并重的重合形式。“推恩”政策的升级和发展，正是“尊孔”政策升级和发展的投影，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后者又借前者得到强化。而这种一体化政策的极端发展，正是在明清两代最终完成的。洪武元年十一月，“命(孔)希学袭封(五十六代)衍圣公”，既“而进衍圣公秩二品，阶资善大夫。”洪武六年八月，“孔希学服阙入朝，命所司致廪饩，从人皆有赐，复劳以救，赐袭衣冠带。九月辞归，命翰林官饯于光禄寺，费白金文绮。……自是，每岁入朝，班亚丞相，皆加宴赉。”洪武十三年废除了丞相职后，衍圣公在朝班中的位置又突出了，“帝既革丞相官，遂令(衍圣公)班文臣首”。但此时的衍圣公阶仍同于六部尚书，还属平阶忝列。洪武十七年，孔讷袭封五十七代衍圣公，改授光禄大夫阶，为正一品，这时的朝会班列文臣之首，就不再是平阶忝列，而是名实相当的越级居前了。明中叶以后，重武轻文转变为堰武修文的行政体制，衍圣公的尊荣就是班列文武百官之首，近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清统治者既然要表现出它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对圣裔的“优渥”，自然是只能超前不能居后，所以“朝班列大学士上”就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了。入清以后，衍圣公府实力的发展虽然又大大超过明代，但基本规制是沿袭明代而来的。据清《嘉庆年间孔府属官额缺册》载:“至圣庙、本爵属官”计有三品至九品共67名。这还是常备基本在册品官数额，不同时期或有多少之异。而这些属官下隶的吏役之数更是十分庞大的，总数约在500人左右，最多时竟达到700多人。可以说，衍圣公府这种集政权、族权、神权(宋以后儒学演变成半宗教的儒教，孔子也成了亦人亦神的“超人”)，财权于一身的公府门第，即使在家族经济与政治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特例。

明代以前，衍圣公同时任实职为流官。入明以后，衍圣公便不再任地方官，而专主孔子祀事。这一方面使衍圣公成了代国家行事的特祀官，另一方面也就使衍圣公、从而使衍圣公府具有了更浓厚的神圣又神秘的色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衍圣公府职官职能的演变,其属官的数量、称谓也随之有相应变易。康熙二十三年“衍圣公孔毓圻奏曰:今典籍管勾、司乐皆奉朝选，惟百户止由臣札委，于典制未全，伏望皇上特恩一体选设。上命毓圻具疏上请。是月诏复设圣庙百户与典籍、管勾、司乐一体咨部题授。”百户乃守卫林庙的武装。自此，衍圣公府又有了经国家认同掌握合法私家武装的特权。

衍圣公府特权和圣裔家族利益发展的重要后果之一，是曲阜县的管理依附于圣府的意志和利益。晚唐至明以前，曲阜县知县屡由圣裔充任继又由衍圣公兼任。洪武元年亦循旧制命孔氏“族人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至明太祖洪武七年希大坐事罢职，因改世袭为世职，令衍圣公保举族人之贤者送部选授，领勅赴任。……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改令衍圣公选举二人送抚按考试题授。”入清以后，改由“衍圣公选举”为“由山东巡抚于孔氏族人中选用”。明清两代关于曲阜知县人选的政策及其变易，表明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这个“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圣人之家”在明清两代炙手可热的政治实力与势力。

明清两代皇朝出于强化国家政治和思想的同一目的，都把对衍圣公府的优渥政策作为崇倡儒教号召人心的重要国策来推行。两代皇朝的开拓者有着同样迫切的心情。朱元璋“起自寒微”又是正统观念所谓的“反贼”成事。因而收系人心和再造形象就特别需要儒教的帮助，满洲贵族君临天下，又是传统观念的“异族入主”，同样极为需要通过“崇倡儒教”来消饵汉族民众的对抗心理和再造“仁德共主”的形象。然而这强烈的共同需要之中，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朱元璋的崇倡儒教表现了更多的真诚。无论是在投戎初，烽火连天的战际，始登大宝的纷乱之时，还是天下初定时刻，朱元璋都把崇倡儒学作为根本大事来抓。他既把倡行儒学作为一般的思想工作，也同时作为培养知识分子队伍和造就国家干部的基本途径。在历代帝王之中，能够像朱元璋这样认真地倡崇儒学的，可以说很难找到第二人。相比之下，清统治者崇倡儒学的积极性，则更多的倾注在鼓舞御下的热情上，也就是说，儒学在他们手里更充分地发挥着政治和思想工具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前辈孟心史先生早有灼见:“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

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

——衍圣公府需要皇权

1644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政治风云激烈变幻的一年。从4月24日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到6月6日清军进抵北京，在短短的40多天里，北京三易其主，政局的动乱和混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一时期的衍圣公府主人，也如蚁履热釜，惶惶然不可终日。

崇祯朝的明政权，已处于完全失去再生能力的帝国末日了。朝廷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形象和能力，从上到下是普遍的人心涣散、失望、恐慌、哀怨和愤懑。公府主人大概也已经预感到朱明皇朝气数已尽，但继之者是谁呢？当然，像李自成等造反领袖是并不排除在外的，当初“本朝”的太祖高皇帝不就是一个造反头领么？自然不论谁来接替朱明皇朝，大概都不会冷淡衍圣公府，这一点“圣裔”们似乎也是比较清楚的。但这其中毕竟还有个选择和时机的问题，否则也可能造成麻烦和危险。这样，衍圣公府一面仍积极以向国家捐助马匹、银两等战备物资的实际行动支持政府对农民军和满洲势力的强硬政策，一面密切注视政局变化，以便不失时机地做出重新选择。崇祯十七年初，尤其是进入三月以后，北方京畿地区已成明政府、李自成、满清军三股主要军政力量决战的主要战场。进入三月份，由于农民军的向京畿突进，形势的极度紧张，衍圣公府同京师的情报联系被切断了:“因兵戈载道，路途梗塞，自三月至今通无信息，屡次差人上京，中途阻回。”文中的“至今”是指七月下旬，在近五个月的时间里，衍圣公府完全失去了朝廷的确切消息，其焦灼不安、六神无主之态不难想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非常时间里，衍圣公府主人并没有消极地等待。七月二十六日，公府“方知京中事体，本府心觉稍安”。他们觉得“心安”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他们最后一位朱姓“君父”的悲壮的死和“亡国”之辱痛；也不会有几分是倾覆国祚、逼死天子的李自成的败退；而是因为“蒙大清朝崇儒重道,释奠圣祖”，是新主子表示了将礼遇圣裔的姿态，于是圣府主人便急切地表示了“极当躬亲赴京朝谢”的心情和态度。随后，于顺治元年九月一日，第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便向满洲新主子上了一道纳诚效忠的《初进表文》：“伏以泰运初亨，万国仰维新之治；乾纲中正，九重弘更始之仁。六宇共载神君；……八荒咸歌圣帝。臣等阙里竖儒，章缝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谨奉表，上进以闻”。为了向满洲新政权进一步表示自己的忠顺，也为了在满清皇权向全国的军政进军中助上一臂之力，立下一寸功劳，公府随之又上了一道《上剃头折》，这无疑是当时消弥汉族人民宁肯“留发不留头”反抗斗争的特别有用的思想政治武器。

这次衍圣公府与清政府政治结合的中介人，是清朝第一任山东巡抚方大猷。赴任之前，他曾就如何略定山东及全国向满清朝廷上了一疏，“谓先圣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本朝开国之初，一代纲常培植于此，礼应勅官崇祀，复衍圣公并四氏学博等之封。”他认为，如此则“可卜国脉灵长，人文蔚起”。方氏在满洲长弓铁马的保护下踏着抵抗者的尸体进抵山东后的第一桩大事，就是迅即同衍圣公府取得联系，公府主人毫无感情障碍地表示了早已归心新朝，只是苦于战乱无由报效的苦衷。于是，圣府主人提出了新主子应当允承前代各种优握特权的要求，并开列了详款。方巡抚据此随即上了一道详备的奏折，声称:“兖州曲阜一带久已归顺”，申明“圣府”、“圣裔”非一般臣民可比，“朝廷尊师乐道，与接待臣子不同”，应当拿出殊常之礼来厚待圣府主人。这样，既可显示新朝崇儒尚贤的至诚，又可以此号召人心，并使圣裔无损“文章道德”之灵光，可谓一举三得。他同时还为自己早在投诚之初即已向清廷提出的“勅官崇祀”一事迟迟未见行动而焦灼不安，指出此举“万不可再迟也”。方氏详列给满清朝廷以“伏候圣裁”、“采仿而行”的“历朝恩例”计为:公爵、公爵长子、知县、学录、官役、屯田、佃户、庙户、乐舞生、礼生等十三款，备列了衍圣公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封建特权。

此道奏折直达新朝廷决策中枢，迅即于九月初四下达批示:“先圣为万世道流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至意。这本内所开各款，俱应相沿，期于优渥，以成盛典。”九月二十八日，吏部按核复奏，十月初二圣旨钦准，“抄部送司”并咨衍圣公府。至此，衍圣公府与新皇朝政治结合的基本工程告竣。方氏奏折中的“兖州曲阜一带久已归顺”等语，以及圣府主人七月二十六日得知京师事变后“心觉稍安……极当躬亲赴京朝谢”等引文，也足以表明这种政治交结之间的微妙关系。由此，我们又似乎清楚地看到了约3个半世纪以前，在那烽火连天、杀伐一片的历史时刻，衍圣公府主人是怎样以虚伪斯文的辞藻，掩饰市俗利害以投靠新主子的生动而卑微的面目。

高班的职宾,卑微的臣仆

——皇朝对圣裔的驭用

以上，我们谈到了满清朝廷、巡抚方大献、衍圣公府三方在“为崇圣学”的旗帜下所进行的政治结合与交易。有趣的是，三方中的无论哪一方都不是虔诚的使徒，他们都不过是以背诵和宣布经文为职业的儒教牧师罢了。那位毫无气节和信义可言的方巡抚，后来在河南治黄事务中“因脏下狱论绞”，于顺治十九年可耻地死于狱中了。至于圣裔的衍圣公，当然主子自有其驾驭之法。优渥圣裔，既是朝廷崇儒重道的一种姿态，那么，衍圣公府的存在就实质上是一种装潢和点缀。这种装潢和点缀如果不是突出它们服务的对象，而是炫耀了自己，那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这就要求衍圣公府无论在思想、政治还是在经济上，都要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皇朝统治者的需要。如果不是如此，主子微笑的面孔立刻就变作横眉怒目，甚至斧钺相随了。东汉末圣裔学者孔北海就是因为敢于独立思考、直抒胸臆而被曹操砍下了富有思想和勇气的头颅。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又曾因“多过举”而于成化五年(1469年)被劾“按治，夺爵为庶人，令其弟弘泰袭”。但最能表明这种恩威并用驾驭之法的，恐伯莫过于乾隆二十一年清高宗对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居乡多事”一案的处理了。

衍圣公府兴隆昌盛的黄金时代，是在清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中先后八次驾临曲阜，他算得上是一个对衍圣公府有“殊恩”的皇帝了。因此，仔细分析乾隆皇帝对衍圣公府的态度和方法，无疑具有典型意义。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上谕训斥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奏折“沾沾置辨”(尽管这种批驳的意见是颇有道理的)；又说奏折中“内称‘皇庄’字样，亦殊不合……尔等可即为改正”(这种敏感的问题在他人可能就是杀机)。十九天以后的正月二十三日严谕道:“今……查明，有粮之家依托庙户，影射居奇，及饬该县退还价买粮石等事；且称孔昭焕少年怯儒，皆伊叔祖孔继涑、孔继汾主持怂恿等语。其凭借家世，把持生事，殊不能安分自爱。孔昭焕虽云年少，已非幼稚无知可比，本应交部治罪，姑念其为圣人后裔，著加恩免其交议。孔继涑、孔继汾，著交部严察议奏。”二月初二日，又有旨谕部日:“若并此而倚籍乐舞户名色，概不承应，是一乡之中，只令无业贫民数户，专任其劳，而依托附名之徒，安坐而享其利，有是理乎？衍圣公之在曲阜，本一大乡宦耳。……孔昭焕尤当勉承祖训，以为士民表率，岂可祖庇户人，遇事掣肘？朕前念其为先圣后裔，降旨姑免其交议，今观白踵山奏复情节，则孔昭焕既袒护陈奏于前，仍复巧辞缘饰于后，联虽欲曲为宽宥而不能矣。孔昭焕著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居乡多事者戒。”十一日，吏部遵旨议奏:“孔昭焕其闭户读书，勉承祖训，以仰副联终始曲全至意。倘仍怙终不俊，再敢干与公事，是则自取罪戾，毋望倖邀格外恩也。余依议。”这样，在二十一年正月初四至二月十一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朝廷对衍圣公等“干与公事”、“居乡多事”的问题极端认真严肃地予以了坚决处理。衍圣公府与朝廷争役争赋的“袒庇”之事一向十分严重，而且也是封建制时代中央政权的“国家”同豪强地主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与根本矛盾。因此，朝廷的抑限政策不无其合理性。问题是我们由此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历代皇朝对“圣裔”的所谓“优渥”政策不实质，看到衍圣公府的长久存在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极为特殊政治现象的原因，看到它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孔昭焕衍圣公的爵位是“殊恩”保住了，而孔继涑和孔继汾两人则在严威下一个革职、抄家、出宗，禁锢抑郁而死；一个则革职锁拿、充军新疆，远配而亡。乾隆皇帝对“圣裔”的这次打击，是一次从经济到政治、思想的全面整饬。这样一来，本已唯唯诺诺的圣裔更加诚惶诚恐地恭从效顺了。此后，衍圣公等每涉地方“公事”尤为警惕了。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1819年11月21日)，仁宗皇帝在召见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时，对他讲道:“你好生与我严拿邪教！”孔庆熔立即惕恐地回奏:“臣世受国恩，应报效，此等事不是臣衙门所管。容臣回去寄信山东抚臣程国仁严拿。”这上距乾隆二十一年之事已经是60多年过去了,孔昭焕的继承人们是颇吸取了些“历史教训”的。满清朝廷对“圣裔”的“期于优渥”就是如此这般兑现的。很显然，倘若“圣裔”不是毫无政治伦理原则地向任何一代主人输诚纳款、恭从效命，而真的像他们祖先孔子讲的“杀身以成仁”,去严君臣大义、华夷大防，不要说早在清兵南下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类惨变中便已销声匿迹了，甚至也根本不可能一直延续到清兵入关的时候，至少再早些的女真、蒙古铁骑两度南进时就会玉石俱焚了。

前引清高宗在训斥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时曾有“士民表率”四字。皇朝统治者所要求衍圣公的作“士民表率”，无非是谨守朝廷法度、代国家行祀典、为朝廷装点崇奉圣教的清而不闲之职——高级职宾。所谓“士民表率”，归根结蒂即无条件效顺朝廷。除曲阜圣庙的岁时祭祀之外，衍圣公还要“比岁入贺”进京。此外，皇帝“幸学”(清雍正二年改称“诣学”)释典及有关大典，衍圣公也例要进京朝贺。到了清代，衍圣公赴京朝贺就不仅限于以上，举凡天子驾崩、新君即位、太后崩逝、皇帝万寿和大婚、皇太后千秋等等节庆典礼之时，都要赴阙侍仪。往昔衍圣公同朝廷的往来文牍、奏折及钦批，也反映了这一基本职能。现存公府档案中，有一本《本府汇缴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列朝硃批奏折》，统计了自雍正十三年至咸丰十一年126年间不同题旨及数量的奏折数字。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个不完全的数字。其中，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于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上的“恭缴硃批事”奏折中讲到: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任内上给皇上的“请安庆贺折”112件，“硃批奏事折并夹片”66件，共178件；嘉庆21个年头里(始自嘉庆五年,即太上皇高宗崩逝以后)，衍圣公所上的115件奏折中，请安折89件，奏事贺折2件,谢恩折20件,奏事折4件；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缴的请安、谢恩折计83件，道光三十年二月至咸丰十一年七月又有此类奏折46件。这些奏折，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例行谀贺之辞，硃批也一律是“知道了”、“安”之类的例行文字。今天看来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虚应故事，然而在历史的当时却是极其严肃的大事。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衍圣公府同朝廷的密切往来，通过济宁溯大运河北上通州(清中叶以前)，或沿兖州官道北驰京师(清中叶以后)，真是樯帆连接、埃尘相望，历史当时的煊赫紧张场面，恐怕是习惯了现代文明生活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想象得到的了。封建国家一手造成了这样一个坐食人民大量膏血的公府，同时又不许它有健康的思想和积极的作为，在国家政治的舞台上，作为主角的皇帝和衍圣公郑重地合演着“崇圣尊儒”的闹剧，而衍圣公作为这传统剧目中的特邀演员，他的身份和待遇便在封建国家的法典中得以极为显赫庄严地记载着。这虽然是封建政治和思想制度的历史必然，却又不能不说是民族文化的历史悲哀。

原文发表于《齐鲁学刊》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