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针对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忠君尊王、仁政德治等政治主张。但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他的思想价值,反而使他颠沛流离,赍志而殁。孔子死后,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孔子思想的价值,把它奉为正统思想,给了孔子生前未曾意料的殊荣,一直追谥加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为“万世师表”,并在全国各地修建庙宇。曲阜孔庙是其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座。曲阜孔庙是在孔子三间故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历代尊孔崇儒的产物,研究一下它的修建历史,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思想史也是有裨益的。
一、因宅为庙
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鲁哀公亲诛孔子,尊孔子为“尼父”,次年命祭祀孔子,孔子“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记·孔子世家》)
汉高祖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汉书·高帝纪》),开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奉祀孔子。但西汉初期统治者崇尚黄老刑名之学,儒学尚未受到重视。直到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成了正统思想,孔子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平帝刘衎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此后孔庙备受重视,“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
东汉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刘秀过阙里,命祭孔子,十四年恢复孔子后裔奉祀的爵位。其后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安帝刘祜先后到曲阜祭祀孔子。地方官也加意保护孔庙。永兴元年(153年)鲁相乙瑛奏书皇帝,“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并要求“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值。”(汉《乙瑛碑》,现存曲阜孔庙。下凡孔庙碑,不注存处)永寿二年(156年)鲁相韩勑“修饰孔庙”,“造礼乐器”(汉《礼器碑》)。建宁元年(168年)鲁相史晨“祀孔子宅,拜谒神座”,并维修庙宇,“补完里中道之周左墙垣”,“作屋涂色”(汉《史晨碑》)。孔庙在汉代虽经多次修整,仍以宅为庙,“依依旧宅,神之所安”(同上)。当时庙宅面积较大,鲁相史晨祭祀孔子,参与祭祀的有九百零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同上),为一时盛事。但东汉末年,“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烝尝之位”(曹魏《孔羡碑》),“孔庙呈现萧条残破的景色。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变动频仍,玄学兴起,佛道盛行,儒学地位相对下降,但孔子的地位未曾动摇。如魏文帝曹王赞扬孔子“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由于统治者重视孔子,一度倾圯的孔庙又整修一新。魏文帝“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者。”(同上)东晋时,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太元十四年(389年)命“兖州鲁郡,准旧营饰”,后因主持人去世,“成规不遂”。宋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下令于孔庙“特为营建,依旧给祠直,令四时飨祀”。孝建元年(454年)宋孝武帝刘骏“命开建庙制,同诸侯之礼”(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三)。
西汉以降,孔庙虽屡经修缮,但始终在孔子故宅的基础上进行。至北魏,孔庙仍为孔子故宅。故郦道元《水经注》说:“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门东向;征母在中间南面;夫人隔东一间东向。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时物也”。其后东魏兴和年间,北齐天保年间,梁太平年间,虽有修缮,但都没有改变孔庙的规模。
二、孔庙的扩建
隋唐时期,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封建统治者在崇奉释老的同时,更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实行科举制度,儒学的正统地位得到加强。如隋文帝杨坚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二年(619年)诏赞孔子“道济生民”。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即位之初即诏赞孔子“以大圣之道,天纵多能,王道借以裁成,人伦资其教义”,贞观二年(628年)尊孔子为“先圣”,四年令州县学皆建孔子庙。高宗李治乾封元年(666年)东巡过曲阜,遣官致祭,尊孔子为“太师”。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年)追封孔子为“隆道公”。唐玄宗李隆基酷信道教,但他也深知“弘我王化,在乎儒术”,所以开元十三年(725年)封禅泰山,还过曲阜,以太牢致祭孔子,三十七年又加封孔子为“文宣王”。由于儒学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孔庙规模也随之扩大。
唐贞观十一年,太宗诏兖州作阙里孔子庙,乾封元年因“庙宇制度卑陋”,高宗诏“改制神宇”,“更加修造”,命兖州都督霍王李元轨修建。李元轨“大启藩维”重修后,孔庙“虹梁野构,翚翼林舒,雕栊绣桷,圆井方疏”,“頳紫施绚,黝黛飞文,沓拱重栌……寿宫澹然,眸容有穆”(唐崔行动《赠泰师鲁国孔宣公碑》)。这是孔庙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改建,经过这番改建,孔庙已非故宅旧观。开元六年,兖州刺史和孔子三十五代长孙褒圣侯孔璲之等又“树缭垣以设防”。
隋唐初扩建后的孔子庙已颇具规模,“正庙五间,祀文宣王,南向坐;颜子面西,配闵子以下十哲及曾子,东西列坐,皆为塑像。两庑二十余间,祀七十二贤,图绘子壁上。庙后为寝庙,祀亓官夫人。前为庙门,三间,甚壮丽”(孔尚任《阀里志》卷四)。
北宋王朝虽然也是儒佛道三教并用,但更大力扶植儒学。北宋立国的当年,太祖赵匡胤即拜谒国子监孔子庙,三年诏孔子庙用一品礼,门列十六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过曲阜,展拜孔庙,并奠拜孔子墓,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赞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为“帝道之纲”(宋真宗《御制玄圣文宣王赞碑》)。二年颁孔庙桓圭,加孔子冕九旒,服九章,从上公之制。五年改称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命孔子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执镇圭,门立二十四戟,一如王者之制。
为显示崇儒重道,宋统治者也大修孔子庙。建隆元年诏增修祠宇,太平兴国间,太宗“乃鼎新规,革旧制”。新成的孔庙,“缭垣云矗,飞檐翼张”,“回廊复殿,一变维新。”(吕蒙正《重新兖州文宣王庙碑》)
宋真宗大中样符四年,诏诸州治孔庙,天禧五年(1021年)“又差拨兵士工匠,修完本庙”(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三),太常博士孔道辅被遣监修,经这次修缮,殿宇益加宏丽。
宋代扩建的规模,金代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中有图(见图一),与南宋孔传《东家杂记》“宅图”文字所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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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经唐宋两代扩建已成为一座宏伟壮丽的殿宇,但不久遭到兵燹之劫。金兵南下,因孔子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偷》)语而火烧孔庙,“庙宇与书籍俱为灰烬”。但一些有头脑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深知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必须借重孔子这块招牌。所以天会五年(1129年)金将完颜宗尧(太祖之子、世宗之父)驻燕京,戎马未息,首建太学,修国子监。七年兵临曲阜,命曲阜知县“引诣圣庙”,“登杏坛,望殿火奠拜”(《孔氏祖庭广记》卷三)。
女真贵族占据北方后,进一步认识到崇儒的重要。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拜祭上京孔子庙,赞扬孔子儒学“使万世景仰”,四年命创盖大成殿。正隆二年又以羡钱修两房及齐国公殿。
金章宗幼习《尚书》《孟子》等经书,认为是“圣贤纯全之道”。即位当年,就对孔庙进行了大修,“三分其役,因旧以完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创者倍之。”前后历时四年,至明昌五年(1194年)始告工竣。孔庙扩展到“殿堂廊庑门亭斋厨黉舍合三百六十余楹”的规模,“位叙有次,像设有仪,表以杰阁,周以崇垣,制度大备于历朝”(金党怀英《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金代孔庙的形制,《孔氏祖庭广记》有图(见图二),有文。从记载看,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格局,但扩大了部分建筑的规模,增添了一批新建筑,如大中门、棂星门,提高了孔庙规格,开始使用琉璃瓦,殿庑均以碧琉璃瓦剪边,青绿彩画,朱漆栏槛帘栊,檐柱也改为石柱,并刻龙为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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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贞祐二年(1214年)孔庙遭受第二次兵火大难。据《孔庭纂要》说:“贞祐二年,北虏犯祖庙,殿堂廊庑灰烬什五。”可见,孔庙是被蒙古铁骑焚毁的。
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认识到尊孔的重要。元成宗即位诏示天下,“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元闰复《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元武宗即位后两个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他们清楚地知道,“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元曹元用《代祀孔子庙碑》)。尊孔的目的,正如加封孔子诏书所说的那样,“尚资神化,祚我皇元”(元武宗《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碑》),即乞求孔子的神灵,保佑元朝的统治。因此,元统治者不惜耗费巨资,重建被他们焚毁的孔庙。
元太宗九年,皇帝诏衍圣公孔元措修阙里孔子庙,“官给其费”。定宗三年(1248年)“修起郓国夫人殿,暂寓先圣、颜孟及十哲像”(《阙里志》卷四)。至元四年(1267年)衍圣公孔治“起废奎文、杏坛、斋厅、黉舍,即其旧而新之,礼殿则未遑也。”(元闰复《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
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奏准朝廷,“自输钱币万缗”维修孔子庙。这次维修是元代最大规模的工程,“大小以楹计者百二十有六,紫用以缗计者十万有奇”(同上)。
天历二年(1329年)因“圣庙岁久渐坏,救济宁路出官钱五万二千余缗为修葺之资……焕然一复旧观”(《阙里志》卷四)。至顺二年(1331年)衍圣公孔思晦奏请依前代故事,起围墙,四隅建角楼,仿王宫之制。文宗诏济宁路督修。元统二年(1334年)鸠工,至元二年(1336年)十月完工。为纪成功,至元五年又立碑建亭。
三、现存孔庙规模的奠立
明代是孔庙的大发展时期,历经洪武、永乐、成化、弘治几次扩建重修,基本上奠定了现存孔庙的规模(见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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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意图“行先师之教,淑海内,洽人心”,所以“武功未戢,己事俎豆”。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诏以太牢祭孔子,并遣使到曲阜致祭,召孔子长孙衍圣公晋见,要他“领袖世儒,益展圣道之用于当世”,并赐田二千大顷(合四万公顷) 以为祭祀之用。七年,衍圣公报请修庙,十年大熟,即诏动工,重建正殿左右回廊十八间,东庑三十三间,三氏学生员房舍二十二间,“合七十余楹”。二十年,又命工部派行人张敏带领千名工匠维修。
明成祖朱棣赞扬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为祈“左我大明,于斯万年”(明成祖《御制重修孔子庙碑》),于永乐十年(1412年)对孔庙“撤其旧而新之”。修廊庑楼阁二百七十余楹,将孔庙向南扩展,增建棂星门、德侔天地、道冠古今二牌楼、大门三洞(今圣时门)、石桥三座(今璧水桥)。其后宣德九年(1434年)周忱、况钟捐金重建金丝堂,天顺四年(1460年)衍圣公重建启圣寝殿。
明宪宗朱见深认为:“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粟菽,民生日用不可暂缺”,“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明宪宗《御制重修孔子庙碑》)。他即位不久又命重修阙里孔子庙,“去故易新”,修后“规模视旧有加”,三年四月又命建碑以纪成功。成化十九年衍圣公孔弘泰以“阙里乃天下文教之本源也,使庙貌不极其壮丽,将何以耸四方之观瞻、起后学之尊仰”为由,封章奏请重修孔庙。宪宗“命有司作新,凡殿堂廊庑门庭斋厨黉宫等三百五十八楹,规模一新”,“耗公帑货财十余万金”。“梁栋榱桷,圆中规而方中矩,平中准而直中绳。柱石镂以龙凤之形,轮奂绘以金碧之色”(明刘珝《重新宣圣庙纪碑》)。这是明初以来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一次修建。
弘治十二年(1499年)六月十六日夜,孔庙遭火灾,烧毁大成殿、寝殿、两庑等一百二十三间,主要建筑几乎全部被毁,大成门内仅杏坛幸免。灾报到京,皇帝征调各地财力、人力重修,“木则市之楚蜀诸境,石则取之邹泗诸山,瓴甓铅铁则官为之陶冶,丹垩髹䌽则集之于商,斲削抟埴雕琢绘饰之工则征之京畿及藩府之良者”(李东阳《重修阙里庙图序碑》)。用时四年,耗银十五万二千六百余两,重建了被焚的建筑,维修了幸存建筑,还扩建了奎文阁、大中门、二门、大门等,增建了仰高门、快睹门,奠定了现存孔庙的规模。
嘉靖十七年(1538年)、三十二年分别于棂星门内外添建了金声玉振、太和元气石坊。隆庆三年(1569年)“棂星门之外稍拓地,纤迥其道,以远衢市”(明殷士儋《阙里重修孔子庙碑》)。万历二十年(1592年)创建圣迹殿。其后,二十二年、二十九年、三十六年均曾加以维修,但于庙制并无改变。
满族统治者深知孔子思想在汉族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早在崇德元年(1636年)即于盛京建孔子庙。入关后,以“祟圣学”作为平定山东的要策。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批谕山东巡抚方大献:“先圣为万世道统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祟道之至意”(《孔府档案》0079卷)。顺治二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十四年改称“至圣先师”。但清廷当时忙于巩固政权,无暇顾及孔庙,直到康熙年间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衍圣公奏请修庙,工部认为“事务烦多”,不宜维修,康熙帝认为“阙里圣庙崇奉先师,万代瞻仰,今既日渐毁敝,理宜修理”,拨银八万六千多两,修理大成殿等三百零三间,工程结束后,康熙帝御制碑文纪成,赞扬孔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正人心”,要求“凡我臣民,瞻仰宫墙……益思敦祟德义,砒砺伦常,以不负联尊师重道之意”。雍正二年六月九日(1728年7月28日)孔庙重演明弘治十二年的悲剧:雷落大成殿,烧毁大成殿、寝殿、两庑等一百三十三间。对孔庙火灾,雍正帝引过自责,素服斋居,减饍撤乐,不设鹵簿,亲往文庙祭奠,并派官到曲阜慰祭。随即拨银十五万七千多两派官修建。对修建工程,雍正帝十分关心,“凡殿庑制度以至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亲为指授,遴选良工,庀材兴造”(《孔府档案》4991卷),要求孔庙“巍焕崇闳,坚致壮丽,纤悉完备,焕然一新”。
这次工程,重建了被焚建筑,维修了幸存建筑,添建了乐器库,雍正修庙和皇子遣祭碑亭,提高了孔庙规格,大成殿改为黄色琉璃瓦,大成门、两庑、寝殿也改为黄色琉璃瓦剪边。
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到曲阜祭孔,行三跪九拜大礼,其后又七次到曲阜祭祀,并多次维修孔庙。嘉庆十三年皇帝恐曲阜孔庙“垣墉栋宇间有渗圯之处”(《孔府档案》5003卷),拨银十五万九千余两维修。
清末,慈禧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内外交困,更加乞灵于儒家思想。光绪三十二年她以光绪帝名义下诏将孔庙由中祀升为大祀,提高祭祀规格。同时拟将孔庙建筑全部改为黄瓦,但因“物力维艰,良材难得”,只将大成门、毓粹门、德侔天地坊等改换为黄瓦,并维修了清代的九座碑亭,耗银五万四千余两。
经过两千余年的修建,孔庙终成一座巍焕崇闳的殿宇。孔子的三间故宅,发展成占地近一百五十亩,由殿、阁、坛、祠、堂、斋厅、门坊等组成的庞大的建筑群体,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愈演愈烈的尊孔思想和活动的反映,孔庙修建史是一部中国封建时代尊孔的历史。我们还应看到,孔庙这一伟大建筑是由中国古代工匠修建起来的,从这一意义说,孔庙又是两千余年中国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
解放后,孔庙被作为文物古迹受到国家的保护,1961年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政府连年拨款维修,使其保持历史原貌。
原文发表于《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