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针对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忠君尊王、仁政德治等政治主张。但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他的思想价值，反而使他颠沛流离，赍志而殁。孔子死后,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孔子思想的价值，把它奉为正统思想，给了孔子生前未曾意料的殊荣，一直追谥加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为“万世师表”，并在全国各地修建庙宇。曲阜孔庙是其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座。曲阜孔庙是在孔子三间故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历代尊孔崇儒的产物，研究一下它的修建历史，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思想史也是有裨益的。

一、因宅为庙

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鲁哀公亲诛孔子，尊孔子为“尼父”，次年命祭祀孔子，孔子“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记·孔子世家》)

汉高祖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汉书·高帝纪》)，开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奉祀孔子。但西汉初期统治者崇尚黄老刑名之学，儒学尚未受到重视。直到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成了正统思想，孔子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平帝刘衎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此后孔庙备受重视，“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

东汉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刘秀过阙里，命祭孔子，十四年恢复孔子后裔奉祀的爵位。其后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安帝刘祜先后到曲阜祭祀孔子。地方官也加意保护孔庙。永兴元年(153年)鲁相乙瑛奏书皇帝，“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并要求“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值。”(汉《乙瑛碑》，现存曲阜孔庙。下凡孔庙碑，不注存处)永寿二年(156年)鲁相韩勑“修饰孔庙”，“造礼乐器”(汉《礼器碑》)。建宁元年(168年)鲁相史晨“祀孔子宅，拜谒神座”，并维修庙宇，“补完里中道之周左墙垣”，“作屋涂色”(汉《史晨碑》)。孔庙在汉代虽经多次修整，仍以宅为庙，“依依旧宅，神之所安”(同上)。当时庙宅面积较大，鲁相史晨祭祀孔子，参与祭祀的有九百零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同上)，为一时盛事。但东汉末年，“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烝尝之位”(曹魏《孔羡碑》)，“孔庙呈现萧条残破的景色。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变动频仍，玄学兴起，佛道盛行，儒学地位相对下降，但孔子的地位未曾动摇。如魏文帝曹王赞扬孔子“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由于统治者重视孔子，一度倾圯的孔庙又整修一新。魏文帝“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者。”(同上)东晋时，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太元十四年(389年)命“兖州鲁郡，准旧营饰”，后因主持人去世，“成规不遂”。宋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下令于孔庙“特为营建，依旧给祠直，令四时飨祀”。孝建元年(454年)宋孝武帝刘骏“命开建庙制，同诸侯之礼”(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三)。

西汉以降，孔庙虽屡经修缮，但始终在孔子故宅的基础上进行。至北魏，孔庙仍为孔子故宅。故郦道元《水经注》说：“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门东向；征母在中间南面；夫人隔东一间东向。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时物也”。其后东魏兴和年间，北齐天保年间，梁太平年间，虽有修缮，但都没有改变孔庙的规模。

二、孔庙的扩建

隋唐时期，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封建统治者在崇奉释老的同时，更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实行科举制度，儒学的正统地位得到加强。如隋文帝杨坚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二年(619年)诏赞孔子“道济生民”。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即位之初即诏赞孔子“以大圣之道，天纵多能，王道借以裁成，人伦资其教义”，贞观二年(628年)尊孔子为“先圣”，四年令州县学皆建孔子庙。高宗李治乾封元年（666年）东巡过曲阜，遣官致祭，尊孔子为“太师”。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年）追封孔子为“隆道公”。唐玄宗李隆基酷信道教，但他也深知“弘我王化，在乎儒术”，所以开元十三年(725年)封禅泰山，还过曲阜，以太牢致祭孔子，三十七年又加封孔子为“文宣王”。由于儒学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孔庙规模也随之扩大。

唐贞观十一年，太宗诏兖州作阙里孔子庙，乾封元年因“庙宇制度卑陋”，高宗诏“改制神宇”，“更加修造”，命兖州都督霍王李元轨修建。李元轨“大启藩维”重修后，孔庙“虹梁野构，翚翼林舒，雕栊绣桷，圆井方疏”，“頳紫施绚，黝黛飞文，沓拱重栌……寿宫澹然，眸容有穆”(唐崔行动《赠泰师鲁国孔宣公碑》)。这是孔庙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改建，经过这番改建，孔庙已非故宅旧观。开元六年，兖州刺史和孔子三十五代长孙褒圣侯孔璲之等又“树缭垣以设防”。

隋唐初扩建后的孔子庙已颇具规模，“正庙五间，祀文宣王，南向坐；颜子面西，配闵子以下十哲及曾子，东西列坐，皆为塑像。两庑二十余间，祀七十二贤，图绘子壁上。庙后为寝庙，祀亓官夫人。前为庙门，三间，甚壮丽”(孔尚任《阀里志》卷四)。

北宋王朝虽然也是儒佛道三教并用，但更大力扶植儒学。北宋立国的当年，太祖赵匡胤即拜谒国子监孔子庙，三年诏孔子庙用一品礼，门列十六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过曲阜，展拜孔庙，并奠拜孔子墓，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赞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为“帝道之纲”(宋真宗《御制玄圣文宣王赞碑》)。二年颁孔庙桓圭，加孔子冕九旒，服九章，从上公之制。五年改称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命孔子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执镇圭，门立二十四戟，一如王者之制。

为显示崇儒重道，宋统治者也大修孔子庙。建隆元年诏增修祠宇，太平兴国间，太宗“乃鼎新规，革旧制”。新成的孔庙，“缭垣云矗，飞檐翼张”，“回廊复殿，一变维新。”(吕蒙正《重新兖州文宣王庙碑》)

宋真宗大中样符四年，诏诸州治孔庙，天禧五年(1021年)“又差拨兵士工匠，修完本庙”(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三)，太常博士孔道辅被遣监修，经这次修缮，殿宇益加宏丽。

宋代扩建的规模，金代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中有图(见图一)，与南宋孔传《东家杂记》“宅图”文字所记相同。

孔庙经唐宋两代扩建已成为一座宏伟壮丽的殿宇，但不久遭到兵燹之劫。金兵南下，因孔子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偷》)语而火烧孔庙，“庙宇与书籍俱为灰烬”。但一些有头脑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深知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必须借重孔子这块招牌。所以天会五年(1129年)金将完颜宗尧(太祖之子、世宗之父)驻燕京，戎马未息，首建太学，修国子监。七年兵临曲阜，命曲阜知县“引诣圣庙”，“登杏坛，望殿火奠拜”(《孔氏祖庭广记》卷三)。

女真贵族占据北方后，进一步认识到崇儒的重要。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拜祭上京孔子庙，赞扬孔子儒学“使万世景仰”，四年命创盖大成殿。正隆二年又以羡钱修两房及齐国公殿。

金章宗幼习《尚书》《孟子》等经书，认为是“圣贤纯全之道”。即位当年，就对孔庙进行了大修，“三分其役，因旧以完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创者倍之。”前后历时四年，至明昌五年(1194年)始告工竣。孔庙扩展到“殿堂廊庑门亭斋厨黉舍合三百六十余楹”的规模，“位叙有次，像设有仪，表以杰阁，周以崇垣，制度大备于历朝”(金党怀英《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金代孔庙的形制，《孔氏祖庭广记》有图(见图二)，有文。从记载看，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格局，但扩大了部分建筑的规模，增添了一批新建筑，如大中门、棂星门，提高了孔庙规格，开始使用琉璃瓦，殿庑均以碧琉璃瓦剪边，青绿彩画，朱漆栏槛帘栊，檐柱也改为石柱，并刻龙为饰。

金贞祐二年(1214年)孔庙遭受第二次兵火大难。据《孔庭纂要》说：“贞祐二年，北虏犯祖庙，殿堂廊庑灰烬什五。”可见，孔庙是被蒙古铁骑焚毁的。

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认识到尊孔的重要。元成宗即位诏示天下，“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元闰复《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元武宗即位后两个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他们清楚地知道，“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元曹元用《代祀孔子庙碑》)。尊孔的目的，正如加封孔子诏书所说的那样，“尚资神化，祚我皇元”(元武宗《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碑》)，即乞求孔子的神灵，保佑元朝的统治。因此，元统治者不惜耗费巨资，重建被他们焚毁的孔庙。

元太宗九年，皇帝诏衍圣公孔元措修阙里孔子庙，“官给其费”。定宗三年(1248年)“修起郓国夫人殿，暂寓先圣、颜孟及十哲像”(《阙里志》卷四)。至元四年(1267年)衍圣公孔治“起废奎文、杏坛、斋厅、黉舍，即其旧而新之，礼殿则未遑也。”(元闰复《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

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奏准朝廷，“自输钱币万缗”维修孔子庙。这次维修是元代最大规模的工程，“大小以楹计者百二十有六，紫用以缗计者十万有奇”(同上)。

天历二年(1329年)因“圣庙岁久渐坏，救济宁路出官钱五万二千余缗为修葺之资……焕然一复旧观”(《阙里志》卷四)。至顺二年(1331年)衍圣公孔思晦奏请依前代故事,起围墙，四隅建角楼，仿王宫之制。文宗诏济宁路督修。元统二年(1334年)鸠工，至元二年(1336年)十月完工。为纪成功，至元五年又立碑建亭。

三、现存孔庙规模的奠立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意图“行先师之教，淑海内，洽人心”，所以“武功未戢，己事俎豆”。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诏以太牢祭孔子，并遣使到曲阜致祭，召孔子长孙衍圣公晋见，要他“领袖世儒，益展圣道之用于当世”，并赐田二千大顷(合四万公顷) 以为祭祀之用。七年，衍圣公报请修庙，十年大熟，即诏动工，重建正殿左右回廊十八间，东庑三十三间，三氏学生员房舍二十二间，“合七十余楹”。二十年，又命工部派行人张敏带领千名工匠维修。

明成祖朱棣赞扬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为祈“左我大明，于斯万年”(明成祖《御制重修孔子庙碑》)，于永乐十年(1412年)对孔庙“撤其旧而新之”。修廊庑楼阁二百七十余楹，将孔庙向南扩展，增建棂星门、德侔天地、道冠古今二牌楼、大门三洞(今圣时门)、石桥三座(今璧水桥)。其后宣德九年(1434年)周忱、况钟捐金重建金丝堂，天顺四年(1460年)衍圣公重建启圣寝殿。

明宪宗朱见深认为：“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粟菽，民生日用不可暂缺”，“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明宪宗《御制重修孔子庙碑》)。他即位不久又命重修阙里孔子庙，“去故易新”，修后“规模视旧有加”，三年四月又命建碑以纪成功。成化十九年衍圣公孔弘泰以“阙里乃天下文教之本源也，使庙貌不极其壮丽，将何以耸四方之观瞻、起后学之尊仰”为由，封章奏请重修孔庙。宪宗“命有司作新，凡殿堂廊庑门庭斋厨黉宫等三百五十八楹，规模一新”，“耗公帑货财十余万金”。“梁栋榱桷，圆中规而方中矩，平中准而直中绳。柱石镂以龙凤之形，轮奂绘以金碧之色”(明刘珝《重新宣圣庙纪碑》)。这是明初以来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一次修建。

弘治十二年(1499年)六月十六日夜，孔庙遭火灾，烧毁大成殿、寝殿、两庑等一百二十三间，主要建筑几乎全部被毁，大成门内仅杏坛幸免。灾报到京，皇帝征调各地财力、人力重修，“木则市之楚蜀诸境，石则取之邹泗诸山，瓴甓铅铁则官为之陶冶，丹垩髹䌽则集之于商，斲削抟埴雕琢绘饰之工则征之京畿及藩府之良者”(李东阳《重修阙里庙图序碑》)。用时四年，耗银十五万二千六百余两，重建了被焚的建筑，维修了幸存建筑，还扩建了奎文阁、大中门、二门、大门等，增建了仰高门、快睹门，奠定了现存孔庙的规模。

嘉靖十七年(1538年)、三十二年分别于棂星门内外添建了金声玉振、太和元气石坊。隆庆三年（1569年）“棂星门之外稍拓地，纤迥其道，以远衢市”(明殷士儋《阙里重修孔子庙碑》)。万历二十年(1592年)创建圣迹殿。其后，二十二年、二十九年、三十六年均曾加以维修，但于庙制并无改变。

满族统治者深知孔子思想在汉族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早在崇德元年(1636年)即于盛京建孔子庙。入关后，以“祟圣学”作为平定山东的要策。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批谕山东巡抚方大献：“先圣为万世道统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祟道之至意”(《孔府档案》0079卷)。顺治二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十四年改称“至圣先师”。但清廷当时忙于巩固政权，无暇顾及孔庙，直到康熙年间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衍圣公奏请修庙，工部认为“事务烦多”，不宜维修，康熙帝认为“阙里圣庙崇奉先师，万代瞻仰，今既日渐毁敝，理宜修理”，拨银八万六千多两，修理大成殿等三百零三间，工程结束后，康熙帝御制碑文纪成，赞扬孔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正人心”，要求“凡我臣民，瞻仰宫墙……益思敦祟德义，砒砺伦常，以不负联尊师重道之意”。雍正二年六月九日(1728年7月28日)孔庙重演明弘治十二年的悲剧：雷落大成殿，烧毁大成殿、寝殿、两庑等一百三十三间。对孔庙火灾，雍正帝引过自责，素服斋居，减饍撤乐，不设鹵簿，亲往文庙祭奠，并派官到曲阜慰祭。随即拨银十五万七千多两派官修建。对修建工程，雍正帝十分关心，“凡殿庑制度以至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亲为指授，遴选良工，庀材兴造”(《孔府档案》4991卷)，要求孔庙“巍焕崇闳，坚致壮丽，纤悉完备，焕然一新”。

这次工程，重建了被焚建筑，维修了幸存建筑，添建了乐器库，雍正修庙和皇子遣祭碑亭，提高了孔庙规格，大成殿改为黄色琉璃瓦，大成门、两庑、寝殿也改为黄色琉璃瓦剪边。

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到曲阜祭孔，行三跪九拜大礼，其后又七次到曲阜祭祀，并多次维修孔庙。嘉庆十三年皇帝恐曲阜孔庙“垣墉栋宇间有渗圯之处”(《孔府档案》5003卷)，拨银十五万九千余两维修。

清末，慈禧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内外交困，更加乞灵于儒家思想。光绪三十二年她以光绪帝名义下诏将孔庙由中祀升为大祀，提高祭祀规格。同时拟将孔庙建筑全部改为黄瓦，但因“物力维艰，良材难得”，只将大成门、毓粹门、德侔天地坊等改换为黄瓦，并维修了清代的九座碑亭，耗银五万四千余两。

经过两千余年的修建，孔庙终成一座巍焕崇闳的殿宇。孔子的三间故宅，发展成占地近一百五十亩，由殿、阁、坛、祠、堂、斋厅、门坊等组成的庞大的建筑群体，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愈演愈烈的尊孔思想和活动的反映，孔庙修建史是一部中国封建时代尊孔的历史。我们还应看到，孔庙这一伟大建筑是由中国古代工匠修建起来的，从这一意义说，孔庙又是两千余年中国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

解放后，孔庙被作为文物古迹受到国家的保护，1961年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政府连年拨款维修，使其保持历史原貌。

原文发表于《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