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尊为至圣先师。历代王朝对孔子屡加谥封褒扬，对其后代也一再封赐。根据嫡系长子推恩受封的制度，对孔子嫡长子孙“恩渥备加”、“代增隆重”，使其世受封爵，享有特权。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仁宗为表示“圣道隆替”  、“圣裔繁衍 ” ，改称孔子嫡长孙为衍圣公。衍圣公这个封号，除在元祐元年（1086）一度改奉圣公外，一直到清末，始终保持未变，前后持续了八百多年，沿袭了三十二代，有四十一人袭封。那么，衍圣公的婚姻情况如何？这是既受关注，又少讨论的一个话题。

出身名门的衍圣公夫人

中国历史上的男女婚姻，最重视和最重要的就是门当户对。孔府是高居文官之首的显赫门第，与之联姻的大都是豪族世家，高门显宦，明清两朝尤甚。以下试举几例。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宏绪原配夫人李氏，是明英宗朝名臣李贤次女。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原配夫人李氏，是华盖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李东阳长女。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贞幹夫人张氏，是建昌侯张延龄之女。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夫人严氏，是明代权臣严嵩的孙女、工部侍郎严世蕃的长女。明末清初，六十六代衍圣公孔兴燮原配夫人冯氏，是少保兼太子太师、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的孙女，荆州镇总兵官冯源淮的第三女。进入清朝，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原配夫人张氏，是总督直隶、山东、河南军务、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铉锡长女。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原配夫人王氏，是礼部尚书王崇简的孙女、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第四女。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原配夫人陈氏，名珠，是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陈世倌的孙女。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夫人于氏是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第三女。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夫人毕氏，名怀珠，是太子太保、两湖总督、兵部尚书毕沅第三女。七十四代衍圣公孔繁灏原配夫人方氏，是总督直隶军务、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方受畴的孙女，候补知府方传秩的长女；继配毕氏，名景桓，是太子太保、两湖总督、兵部尚书毕沅的孙女，湖南岳州府同知毕鄂珠长女。她的姑母便是丈夫孔繁灏的母亲毕怀珠，可以说是亲上加亲。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夫人彭氏，是武英殿大学士彭蕴章的孙女。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原配夫人孙氏，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第五女。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夫人孙琪芳，是光绪帝师、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孙女。

门当户对的择偶姻亲标准使世家与望族结合，很多名门闺秀得嫁孔氏一门。“闺秀能文，终竟出于大家”。衍圣公夫人大多来自名门望族，她们自幼受到家族文化氛围浸染，得母教、庭训之益，在父兄师长的有意栽培或无意熏陶下，受到诗、书、画等全方位培养，获得了良好的诗词歌赋修养。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八云：“秋帆尚书（毕沅）家，一门能诗。自太夫人以下，闺阁俱工吟咏。”毕沅的女儿和孙女皆嫁入孔府。毕沅的女儿、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夫人毕怀珠擅诗，还曾为歙县闺秀李淑仪《疏影楼名姝百咏》、《名花百咏》作序。毕沅的孙女、七十四代衍圣公孔繁灏继配毕景桓，“少学诗于沈鹤坪先生”，《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小檀栾室闺秀词抄》皆收有其诗词作品。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继配叶粲英是太常寺卿叶重华的孙女，“温恭遗则，工诗善画，与姊宏缃齐名”。七十二代衍圣公夫人于氏著有诗集《就兰阁遗稿》，清代诗歌选集《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国朝山左诗汇抄后集》皆选录其诗作。其《春暮感怀》云：“满城荒草绿成茵，节序相催倍怆神。柳絮万飞三月雨，梨花忽谢一枝春。流莺惊梦临窗啼，乳燕窥人入幕频。独倚栏杆伤往事，幽恨无限泪沾巾。”颇见诗人闺怨之情。

          

多位衍圣公夫人能写善画。七十四代衍圣公孔繁灏夫人毕景桓人才与画艺俱佳，能写工笔小楷，还能描出花鸟福寿的花样，绣出镜屏。她尤精于工笔花卉、草虫、花篮，在遗存传世作品中，孔府一直保存的花篮册和百蝶册堪称精品。蝴蝶在花草中嬉戏，一百只蝴蝶，一百种姿势，彩色各有不同，绒毛之细栩栩如生。花篮册更是绘画逼真，彩色工笔之细，篮工编织之巧，非能工巧手难以描摹。花篮计十二，编织不同，形制不同，彩色不同，花纹亦不同，内盛折枝花卉又各不相同。颜色之鲜艳，枝叶之茂盛，恰如百花盛开之季。末代衍圣公孔德成见到此画册时，曾题跋云：“先祖母此画册，传世百余年犹如新，功力皆过于纸背，非平人所能及也。”并特地精做细木囊盒加以装镶珍藏。

衍圣公夫人平时不能随便闲游大街，又不能整天在院子里玩乐，怕失掉大家闺秀的身份，插花绣花便成为她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作为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消磨时间。衍圣公夫人还辅导小姐们剪纸贴花。孔府保存下来数百种用墨线描绘的花样子和夫人小姐剪贴五彩色缎制的花镜屏、绣花鸟挂屏，还保存下来很多绣花的工具，如五彩丝线、花样本子、夹剪纸花片的本子、针线筐子等。

丰厚的陪嫁与豪华的婚礼

孔府占有大面积的土地，有祭田、学田和私田。其中有一部分私田，称为脂粉地，是衍圣公夫人的陪嫁田。与孔府联姻的都是高门豪族、达官显宦，甚至衍圣公继配、侧室也多有名门千金。夫人们嫁入孔家时带来了相当数目的田产作为嫁妆。如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夫人于氏嫁到孔府时，有随身仆人跟来护侍，陪嫁中有七屯八厂十二庄，这些田庄的收入是给于氏日常打发仆人的零用钱。名门千金嫁入孔府，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孔宪培和于氏结婚前，从京城到曲阜，运送嫁妆每日不停，整整运了三个月，光是服装首饰就有上千箱，另外像人参、灵芝、珊瑚树、牙雕福禄、翠玉盆景等等，更是应有尽有，其中一套珍贵的银质礼食食器就有四百零四件。结婚时，孔宪培亲自入都迎娶，乾隆皇帝召见，赏赐貂皮六张、大缎四端、笺五卷、砚一方、笔四盒，皇太后召见并赏赐碧玉如意一件、貂皮四张、朝珠一盘、大小荷包三对、玻璃瓶碗各一对。湖广总督毕沅第三女毕怀珠嫁入孔府时，毕沅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记载：毕沅任山东巡抚时，“与曲阜孔府结姻，其嫁女也，欲以宋瓷柴窑所谓‘雨过天青’者镶耳环，或得以献，费千金。欲得双鸳鸯随奁具，生者难致，得其一亦不可养，并获雌雄更难，惟某地有之，县令悬赏千金，竟得焉”。由此可以想见嫁妆的丰厚。

婚丧嫁娶是孔府中的大事。婚姻关系到孔氏家族传宗接代，关系到衍圣公爵位的延续，关系到孔庙的后世祭礼香火，所以，结婚的礼制是极其隆重繁复的。道光十五年（1835）正月十六日，两湖总督毕沅孙女毕景桓嫁入孔府。这次婚礼非常隆重。婚礼前二月余，毕家女方由湖南来曲阜南门里大街西首安设公馆府第，筹办结婚事宜。婚礼当天，一切礼仪按照清朝的规矩办理。早晨，孔繁灏穿上蟒袍补褂朝珠，在喜乐和爆竹声中，升轿告庙。礼生赞引至崇圣祠，在列祖列宗神位前，行一跪三叩头礼。随后又到家庙，行了同样的礼仪。家庙行礼后，又到报本堂、桃庙、夹室行四拜礼，并拜告了孔庭族长及父亲孔庆镕、母亲毕怀珠。然后孔繁灏簪花披锦，在大堂升轿。这时花炮响起，府内府外乐声大作，媒人乘一顶轿子，另有一顶空花轿出发迎亲。随从人员有引马官、百户官、赉奏官、伴官、跟班、管勾官、司垫、司灯笼、司千里眼、秉花烛官等数十人。大轿在礼炮乐曲声中，穿过仪门，出了大门。一路吹吹打打，由鼓楼门经新街，拐向南门大街。来到毕家下榻的公馆前，由赉奏官二员进里通报。不多时，毕景桓的父亲毕鄂珠出门迎接，孔繁灏下得轿来，毕鄂珠鞠躬两揖以礼相见，孔繁灏同样鞠躬两揖以礼相答。后捧雁亭入内升堂，孔繁灏入行奠雁礼，两拜，毕鄂珠西面站立没有答拜，进入正堂，孔繁灏与毕鄂珠互揖拜后，孔繁灏正位落座。侍女先献上果茶，再献清茶。随后，侍女侍奉毕景桓入了花轿。孔繁灏的大轿在前先进，毕景桓乘坐的花轿随其后，待毕景桓的花轿起行数步后，孔繁灏的大轿却转轿又回至公馆，再次谢亲，然后才一同偕行。迎亲的花轿，抬入孔府内宅院。前上房院内红毡铺地，张灯结彩，花轿一到便又是一阵鼓乐声喧、鞭炮齐鸣。穿着绣袄红裙、头盖红帕的新娘，出了花轿，由喜娘搀扶着，缓缓由门口步入前上房。前上房内红烛高照，新郎新娘先拜天地，后拜父母，然后互相交拜，再拜亲戚长辈。这时，新郎新娘手中被塞入红绿牵巾，新娘被新郎牵进新房。这次婚礼完全遵循了旧的礼制。

                 

到了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和夫人孙琪芳结婚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婚礼的内容和仪式也发生了变化。孔、孙两家关于婚礼商议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以半新半旧的形式举行。新娘穿新式礼服，白纱拖地长裙，高跟鞋，都是在北平定做的，新郎穿长袍团花马褂，仪式是行跪。据《孔府内宅轶事》记载，迎亲时孔德成乘坐轿子，到新娘暂时借住的东五府，完全按照旧式的礼节由孔德成拉弓、射箭等等，把新娘迎出来，从屋门口用花轿抬到东五府大门，换乘汽车，到了孔府大门又下汽车，换乘花轿，从孔府大门口抬到举行仪式的前上房。孔府内开仪门，设彩亭，花轿从仪门进去，前上房院内摆着二十张绣围铺毡的长案，上摆龙凤饼、栗子、莲子、花生等果品以及松柏长青枝。新人面向正东方下轿，迎喜神，行一跪四叩大礼拜天地，行完礼，搀扶新娘到后堂楼换装。新娘穿着丝绒花的大红旗袍，大红缎鞋，梳髻，在新房坐帐、喝交杯酒。

当时参加孔德成婚礼的有来自各方的代表，其中一些主要部门的代表在婚礼上致词表示祝贺，先后致词的有中央党部、内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军政部、青岛市政府等部门的代表。许多国民党要人都参加了婚礼。原定蒋介石也来曲阜，但在婚礼前四天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曲阜对西安事变不详，也没有接到蒋介石不参加婚礼的通知，所以在结婚那天，因等待蒋介石而迟迟不举行仪式。到了下午两点左右，国民党驻兖州二十六师师长孙桐萱来到孔府，通知不要等蒋介石了，才开始举行婚礼。蒋介石送的缎幛悬挂在前上房正中，国民党中央党部送了银鼎、织云锦幛，孔祥熙送了银鼎、画金对、衣料以及一千元喜仪。宋哲元、戴传贤、叶楚伧、曹锟、徐世昌、班禅、黄金荣等各界名流以及许多社会团体也都送了礼。

           

参与家族事务的衍圣公夫人

衍圣公夫人过着衣食无忧的闲适生活，大部分一生默默无闻。但是有几位衍圣公夫人依靠娘家的权势和个人的能力，参与了家族事务，在孔氏家族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夫人于氏、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夫人彭氏和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继配夫人陶氏。

于氏，江苏金坛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第三女，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夫人，亦即传说中的乾隆皇帝女儿。据《孔府内宅轶事》记载，乾隆有个女儿，乾隆对她十分钟爱。这位公主脸上有块黑痣，根据相术，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这就只有远嫁孔府了。但满汉不能通婚，为了避开这个规矩，乾隆便将女儿寄养在于敏中家中，然后又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不过这只是轶闻传说，是不可信的。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孔宪培和于氏结婚。为庆贺这次婚礼，孔府大兴土木，内宅的后花园（铁山园）即在此时扩建，占地五十亩。全国各地的珍奇树木花草都移植到这里，并建造了大型暖房，使后花园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于氏结婚不久，于敏中全家也随女儿定居曲阜，从此孔府里就有了这户外姓亲戚。乾隆四十四年(1779)，于敏中去世，次年六月，家族内发生争夺财产的纠纷。于氏从她母亲处分得一万两白银，用这笔钱在山东购买了十六顷八十五官亩民居。后来，于氏族内争夺于敏中财产的事被朝廷发觉，以为姻亲乘机瓜分于敏中财产是非法的，下令追究责任，于氏不得不将所分得银两悉数交出。为此事，于氏的公公、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不得不向皇帝认错。

于氏一直没有生子，孔宪培于是过继胞弟孔宪增长子孔庆镕为后，承嗣袭爵。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孔宪培病卒，次年，孔庆镕袭封衍圣公。当时孔庆镕年仅七岁，不能视事，于氏收管了衍圣公府的大印，大权在握，将孔府事务交给了娘家侄子于公著料理。于氏的行为引起了七十一代已故衍圣公孔昭焕继配程氏（吏部右侍郎程岩长女）的不满，她以于公著管理府务从中滋事为由，剥夺了他的管家权力，并收回了府印，令次子孔宪增代理府务。于氏一气之下，打点行装带着孔庆镕进京回了娘家。于氏在北京居住了几年，嘉庆三年（1798）冬天，她带着孔庆镕和另一个侄子于锡嘉突然返回曲阜。由于对婆婆程氏收府印不满，于氏回到曲阜后，没有去向程氏请安，反而派人到省城巡抚衙门控告程氏与之争夺印信。山东巡抚伊江阿批准了于氏的讼状，命令程氏将孔府印信交给于氏保管。这样于氏重又获得了府印，委任于锡嘉掌管全府事务。于锡嘉等人因此更加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盗卖农田，假蚀祀银，还擅自动用公文将已被程氏革职的百户官赵泉重新启用，还程氏以颜色。于锡嘉等人专擅孔氏家务的行为，引起了程氏及孔氏族人的强烈不满。程氏和于氏婆媳二人的斗争，达到了白炽化。程氏丢掉权力，不肯善罢甘休，派儿子孔宪堃到山东巡抚衙门，例举了于氏的几条罪状，呈控于氏及于锡嘉等人。时任山东巡抚陈大文接到程氏的控告后颇觉棘手，于是上奏嘉庆皇帝，让皇帝定夺。

孔府是圣人之家，非平常百姓可比，虽然是婆媳间的控争，却惊动了朝廷。经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东巡抚等联合查证，证明程氏所控属实。嘉庆四年（1799）四月初七日，皇帝为了平息这场家务纠纷，下了一道谕旨：“于氏系原任大学士于敏中之女，此朕所素知。今因孔庆镕年幼，辄偏听家奴唆使，信用母家族属，以于氏之人干预孔氏之事，实属不合。著传谕陈，即将衍圣公家务暂交孔宪增代办，俟孔庆镕年长，再令自行掌管。”(《孔府档案史料选·东抚咨为转知有关七十一代程氏控媳于氏争管府印一案上谕事》)鉴于孔庆镕年幼，不能管理府务，决定仍由孔宪增暂行代办，等孔庆镕年长，再令其自行掌管。于锡嘉等人交由有关衙门法办，于氏则交由程氏约束，“毋经纷争滋事”。这场争控表面上看是程氏获胜，其实真正的权力仍在于氏手上。四年后，孔庆镕十七岁，权力名正言顺地移到于氏一边。嘉庆十一年（1806），程氏去世，程、于婆媳之间的斗争随之结束。在这场权力争斗中，尤其是在承嗣问题上，于氏发挥了重大作用，保住了孔庆镕的名份和爵位，成为了衍圣公府的核心人物。

道光三年(1823)，于氏病重。她预感到自己阳寿将尽，便把孔庆镕叫到跟前安排后事。她嘱咐了朝廷公事、丧葬事宜，还对其陪嫁的私人田产作了交割。道光三年（1823）十二月二十八日，于氏逝世，道光五年(1825)三月出殡，合葬于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墓。于氏去世后，清政府给予了很高规格的哀典。道光皇帝下旨祭拜于氏，派官员致祭，并特命在墓前专建木雕牌坊。圣旨全文刻于坊之前面正中，牌坊向北的一面还刻有四个金字“鸾音褒德”。为追念于氏的恩德，孔庆镕在孔府东院建造祭奠于氏的专祠“慕恩堂”。在建筑祠堂时，请来了苏州的能工巧匠，为于氏塑造了“行乐图”，再现了于氏生前的生活情景。每天有四个男仆到祠堂焚香叩头，两个女仆每晚把被褥铺开，每天早晨再把被褥折叠好。每日照例三次开饭，逢年过节还要大摆宴席。在程、于斗争中，于公著、于锡嘉等于家人坚定地站在孔庆镕一边，于家后人由此受到孔府的恩泽照顾。孔庆镕在孔府的东院兰堂以东，单建跨院一处，正厅北屋五间、东屋五间、南屋三间、耳房一座、门楼一座，专供于氏后人居住，世世代代由孔府发给粮饭照顾。府上人称之为于皇亲家、于皇姑家或于官亲家。

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夫人彭氏，是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彭蕴章的孙女，河南修武知县彭祖芬的次女。关于彭夫人的身世，《孔府档案史料选·衍圣公孔令贻母丧哀启》中说：“先慈生于河南修武县署，襁褓失恃，甫四岁。外祖父谷亭公复卒于任。时外曾祖父敬公方应首揆，家人多集京师，遣仆媪迎育于邸第，钟爱恒逾诸孙，数令识之无，使与伯叔诸姊氏入幼学，聪慧过人，以是得外曾祖父母欢。稍长习女红，书算兼娴咏事，读列女传及古孝烈事，辄废书陨涕。外曾祖父为之感动，退食每与寅僚称道女孙孝思，于是令闻播诸人口，世家大族争问名焉。先严庄悫公袭爵入觐，一时名公争相过从。外曾祖父一见器重，约为婚姻，在京迎娶，俱归阙里，时为同治八年己巳，先慈年甫十七也。先王母毕太夫人督家素严，动准礼法。先慈晨夕定省，愉色庄容，承理庶政，靡不如志。先王母大以为贤，宗族乡党并称孝焉。光绪元年乙亥，先王母毕太夫人弃养，先慈凡侍奉六载未尝少，思念恩义，怆痛欲绝。而先严复因哀毁过甚，成心疾，逾年遂致不起。先慈叠遭大故，神志昏瞀，罔知生理，不饮食者屡日。时不孝甫四岁，匍匐膝前，母哭亦哭，日就尪羸。而家督失主，宾客尽散，家徒乘其孤危，将图叛夺。先慈瞿然憬悟，知死节易，抚孤难。乃茹痛强食，谋及丧事，既葬先王母暨先公于祖林，旋招族人之党正者襄理家正。每遇疑难亲自解决，使反侧潜安，消祸未荫。而不孝得承先祀，不坠以至今日者，皆吾母苦心劬力之所致也。呜呼！先慈幼多哀感，长罹危难，内焦外俯，忧患郁积，故胃脘疼痛及头目眩闷，诸症时发时止，遂伏病根矣。”彭氏四岁时，她的父亲彭祖芬病故于修武县县衙。当时祖父彭蕴章在京为官，因此彭家人多集聚于北京。彭蕴章得知儿子彭祖芬逝世的噩耗，立刻遣仆人中的一位年长妇人前往彭祖芬住所，将孙女接到邸第抚养。彭蕴章对孙女钟爱恒逾，经常夸奖孙女聪慧过人，孝思贤淑。年龄稍长，便研习书算及诗词歌赋，还经常读《列女传》及古孝烈事等，读到悲壮激烈处，往往废书陨涕，彭蕴章见后为之感动。同治八年(1869)，孔祥珂进京入觐，彭蕴章一见，便约为婚姻，在京迎娶后，双双俱归阙里，当时彭氏十七岁。光绪元年（1875），彭氏的婆婆毕景桓去世。次年，丈夫孔祥珂去世，年仅二十九岁。孔府里突遭大故，宾客尽散，家族中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蠢蠢欲动，乘其孤危之时，企图夺嫡。彭氏洞察秋毫，瞿然醒悟，立即召集族中正直之人，襄理家务，每遇疑难亲自解决，消祸未萌。孔府的上上下下、大事小事，多亏了彭氏里里外外支撑。

孔祥珂去世时，孔令贻仅五岁，全赖彭氏抚养。彭氏为培养孔令贻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光绪二十三年（1897），孔令贻赏戴双眼花翎，见光绪谢恩。光绪问他多大年岁，孔令贻说：“三十六岁，臣自幼母亲受了多少险，不易抚养孔令贻成人，臣有心求太后恩典，皇上恩典，赏母亲匾额一方，自行建坊，报答母亲抚养之恩，臣屡蒙圣恩，不敢冒奏天听。”光绪说：“为子理当尽孝，也是你一片孝心。”准许孔令贻为母亲彭氏建坊。慈禧和光绪还赐给彭氏一些东西，有慈禧手书“寿”字、无量寿佛、如意、衣料等。慈禧过六十岁生日时，孔令贻携母亲彭氏进京祝寿。在北京为慈禧设经坛，彭氏向慈禧进贡早膳一席，并雇戏班在皇宫唱了三天戏。慈禧亲自召见赐宴，赏字画、首饰、糕点等。

 

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先后有四位妻子。原配孙氏终身未育，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去世。孔令贻娶曲阜丰姓商户家的女儿作姨太太，也是始终没有生育。虽然有了丰姨太，但孔令贻并不算有夫人，因为丰氏不是名门正娶。后又经媒人介绍和大名知府陶士鋆家订了亲事。陶士鋆是北京一位大房产主，家中富裕，只是官职不高。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陶家小姐嫁入衍圣公府。孔令贻与陶氏感情不和，生活很不愉快。他经常在热闹的酒筵之后，整日闷坐。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种矛盾的心境：“七月廿一：……上房恶妇作乱。廿二：……连日生大气。廿三：……生闷气。八月廿三：……一日未出门，闷坐。九月五日：……一日未出门，闷坐、生气。”陶氏嫁到孔府，曾生下一个儿子，但不久夭亡。此后一连数年未有身孕。两年后，陶氏回娘家，将丫环王宝翠带回了孔府，被孔令贻纳为姨太太，先后生有两女。民国八年（1919），王宝翠又怀身孕，至五个月时，孔令贻赴北京参加其岳父丧礼，病死于北京。

在孔令贻病重期间，他自觉不久于人世，便向大总统呈文提出侧室王氏已怀孕五月，倘若生男则当继承公爵封号。内务部要求孔府就王宝翠是否怀孕开具证明。《孔府档案·故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遗腹子德成诞生经过情形》中，记载了衍圣公府家人赵庆、孔庭族长孔兴环、孔氏族人孔祥棣、孔令照、孔令誉、孔令侯、中医刘先生、曲阜的周公后裔、颜子后裔等人出具的证明。这些证明一致确认，孔令贻侧室王宝翠确系怀孕五月有余。虽然各方人士都出具了证明，但衍圣公继承权的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孔氏族人开始了一场紧张的争嗣战，大宗户、汶上户、南宗户纷纷登场，各不相让。最后经过官府斡旋调解，最后达成协议：王宝翠如生男孩，则继承衍圣公爵位；如生女孩，衍圣公的继承权由最近支的孔德吥继承。民国九年（1920）正月初四日，王宝翠临产。在产房外，由北洋政府军队设防包围，府内各处也到处设岗。孔府本 家众多年长的老太太也都集中到府内来监产。与此同时，省里也派来了一些官员坐镇以防不测。在这种气氛中，小公爷孔德成诞生了。依据预先的约定，四月二十日，孔府收到大总统徐世昌的命令，出生才三个多月的孔德成继承了衍圣公的封号，并举行了隆重的告庙仪式。

孔令贻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二十多天，非常突然。陶氏第一时间将孔令贻去世的消息告知九弟陶勋。陶勋接到陶氏密电，将孔府所有重要物件加封加锁，孔府内外密密层层设派军岗，并将本家中一位有威望的远房叔叔接到孔府前上房，让他看守一切。陶氏没有遵照孔令贻遗嘱中让嫡堂兄孔令誉暂时料理府事的安排，而是自己控制了一切。从民国八年（1919）孔令贻去世，到民国十九年（1930）陶氏去世的这十年期间，衍圣公府可以称为陶氏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孔德成年幼，陶氏掌握孔府大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孔府上下，内外府务，祀典祭祖，族内协调等等一切全落在了陶氏身上。在封建家族中，特别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妇女只能成为男子的附属品，而她竟然成为这个家族的最高领导，成千上万的族人包括所有的男子都要听命于她，这在历史上是极罕见的，也可想象其艰难。况且，孔氏族人对她多有攻讦者，《孔府档案》中收录了一份孔氏家族六十户的代表孔宪标等人联名写给国务总理兼内务部长的控状。状中控诉陶氏独揽府务，并对王宝翠生产十七天后暴卒一事提出质疑。

然而，在动荡的年月和非常的时刻，陶氏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站稳了脚步，成功地扮演了一个领军人物的角色。《七十六代公夫人陶氏起居日记》记载了陶氏每个月的重点事务：“民国九年（1920）七月，老太太令首领孔昭埩拣选孔氏品学兼优者，将执事官四十员一律补齐。八月初六日，石匠将石料运至林内，开工修理，老太太不时赴林内监视一切。九月八日，老太太整理古乐，延聘教员，招生二十人，在金丝堂设乐舞讲习所开学教育。十月，老太太召集合族公议，拟定孔氏行辈二十字咨部备案。初八日，老太太令族长率府属官员等至北门外恭迎承袭封册，又请合族公议先公丧务。……十二月，老太太谕府内人等及附近居民禁止赌博。……民国十年（1921）六月，老太太整理庙内乐器，将琴瑟等一律见新，添乐舞生祭服八十四件。又令奉卫官迅查林庙工程，详细勘估。……九月，老太太谕滋阳厂总甲查明该厂有无迷失之地，具实禀报。……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老太太令族长传谕六十户首调查各户世系，造册呈送，预备修谱。六月，老太太请阖族商议建立祠堂，拟将东学大厅三间改建。……民国十二年（1923）二月，老太太暨公爷因公赴京觐见大总统，面陈整理祀田租税，又与大小姐订婚。……十一月，老太太邀请阖族会议，建修述圣专庙，拟就矍相圃基址，呈请大总统鉴核。”

从以上记述来看，陶氏在孔府掌权时，应当说是施政有方，内务外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据说，她每天上午，坐在前上房书案前，听各色仆从“回事”，批阅大小呈文，处理林庙府务。孔府的官员、执事、小甲的呈文中，开头都要写上“老太太、公爷恩准”字样。陶氏不仅在前上房办公，有时还要亲自外出视察，启圣林工程、孔林工程在施工时，她都曾亲自检验。在她掌权的十余年里，虽然孔府经济衰败，财政十分拮据，但她为重整祖业付出的努力和表现出的才干，使林庙府务许多方面的发展竟然超过丈夫孔令贻在世的时期。

陶氏在北京、济南上层人物中也大为活动。孔德成刚刚两岁，陶氏就带着他到北京觐见大总统。陶氏和山东省军政界也很熟悉，常到警备总司令等要人家去应酬，还以她个人名义向济南赈灾会捐款，扩大影响。陶氏和大军阀张宗昌来往十分密切，经常通过张宗昌给兖州驻军下命令（如征兵、派夫、用车等事）。曲阜地方上的事她也出头管，比如居民中禁赌一类事，不由县政府倒由陶氏下手谕在城内张贴。陶氏还插手军务，本来孔府已有武装力量——奉卫队，陶氏又以“保卫曲阜”为名成立了“团防局”，管起了曲阜的地方治安。据《七十六代公夫人陶氏起居日记》记载：“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因南北战争发生，时有兵队抓车拉夫，民不聊生，市面秩序将乱，老太太设法维持，并出示令禁止。又电请张督办令兖州镇守使派兵来曲接防，保护先圣林庙。二十日，有溃军过境，老太太召集同城阖族公议，设立团防局，保护城厢。……十二月，老太太因吴村、姚村战事吃紧，连日炮声隆隆，震动林庙，电请汉口吴玉帅、济南张效帅电令前敌将领，严饬各军队务将战线划出曲境。”

由于陶氏在处理林庙府务及统辖孔氏家族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干和努力，孔氏族人以孔德成名义上呈文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给以嘉奖。呈文中说：“衍圣公孔德成呈请褒扬嫡母陶氏……重修寝殿义路，高启宫墙礼门，兼葺尼山殿阙……丈清曲阜迷租……救济饥民，施惠族人……教子以经，睦族以德……苦衷孤意昭然在人耳目……倘蒙奖饰籍酬母德，不胜感激……”国务院批准了孔府的呈文，颁发了一方匾额表彰陶氏。

富贵生活下的孤苦抑郁

虽然衍圣公及夫人们有富丽堂皇的住宅，有琳琅满目的陈设，服饰考究，饮食精细，府内设有戏班，但多不能益寿延年，有的甚至过早逝去。六十六代衍圣公孔兴燮原配夫人冯氏，年仅18岁便离开了人世，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原配夫人张氏卒年26岁，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原配夫人王氏逝世时22岁，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原配夫人陈氏享年26岁，七十四代衍圣公孔繁灏原配夫人方氏死时年仅23岁、继配夫人李氏卒年27岁，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原配夫人孙氏享年31岁。

很多衍圣公夫人虽然衣食无忧，但是精神生活非常痛苦。七十四代衍圣公孔繁灏和继配毕景桓是近亲结婚，造成他们的儿子孔祥珂神经不健全。孔祥珂自幼身材瘦小，驼背，发育不健全，身体很虚弱，神经经常紊乱。有时发病的时候，吃饭不准把菜放在桌子上，必须摆在地下，吃完饭也不准撤掉，下顿饭仍然摆在地上吃。在吃饭的枣槐轩地下，一顿积一顿，摆满了剩饭剩菜，甚至变质变臭也不许往外端，什么时候神经恢复了正常，才准撤掉打扫。光绪二年（1876）九月，孔祥珂病逝，年仅29岁，作为母亲的毕景桓的孤苦可以想见。此时，孔祥珂的夫人彭氏28岁。儿子孔令贻仅5岁，全赖彭氏抚养，苦苦支撑。

衍圣公的姨太太地位卑微，孔府里对姨太太的规矩很多。如姨太太不能穿红裙子，即使过年过节也都是穿绿裙子。姨太太在大太太面前不许坐椅子，只能站着或者坐凳子，而且凳子要比椅子矮一截。不生育的姨太太称“姑娘”，生育的称“姨太太”。大太太死了，姨太太要和儿女一样披麻戴孝，姨太太对叔伯妯娌们称呼，不能称哥嫂，要称呼老爷、太太。姨太太不能参加宴会的场面，请女客也是由大太太陪客，姨太太不能参加。外府本家请客，官府太太请客，均由大太太前往赴宴，姨太太不能参加。如果姨太太生了儿子，母以子贵，就能参加宴会场合了。如果大太太没生儿子，只有姨太太生了儿子，儿子长大成人袭了爵位，便为生母上报“请诰封”，封为“诰命夫人”。孔令贻的第一位姨太太丰氏家门卑微，又不曾生育，在孔府里地位很低。据《孔府内宅轶事》回忆，每天早晨，丰氏都按照孔府里姨太太的规矩给陶氏请安。她像幽灵似地进到前堂屋，站在正中，向里间轻声向道：“老太太起来了吗？给老太太请安。”得到里面的一声回答“知道了”，又像幽灵似地出去了。除了早晨请安，每到年节、初一、十五以及二十四节气，丰氏还要按规矩来给陶氏磕头。每次她都是规规矩矩地站在陶氏面前，眼睛看着地面说：“今天是初一（或是别的什么日子），给老太太磕头。”磕完头，还是眼睛看着地面，后退三步，转回身，悄悄地出去。按照孔府的规矩，不生育的姨太太不许随便进入正房。丰氏除了请安、磕头，从不进入正房，也极少走出那厢房的房门。王宝翠去世后，陶氏在会客时有时也让丰氏在场。丰氏像一个老妈子似地侍候陶氏，整天呼来唤去，端茶倒水。她总是默默地做着这些，在冷落和忧郁中度过了一生的岁月。

    王宝翠即使生育了自己的子女，但是由于地位低微，经常受到陶氏的打骂。特别是在孔令贻离开曲阜时，尤为严重，而王宝翠只有逆来顺受。她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她既不是主人，又不同于仆人，每天一个人单独在房中吃饭，常不用人送，自己到厨房来取。据说，陶氏十分嫉妒孔令贻和王宝翠的感情，总是不许孔令贻到王宝翠房间里去，一旦发现就要追到王宝翠房里来。孔德成出生后，王宝翠没有看上一眼，就被抱到陶氏房中，从此就在陶氏的吩咐下由乳母照料。孔德成出生第十七天，王宝翠就去世了。据《孔府内宅轶事》说，由于担心孔德成出生对王宝翠地位的抬高，陶氏毒死了王宝翠，对外声称是王宝翠产后受风死去。在一天夜里，不声不响地将王宝翠的棺材从内宅后门抬出去，在孔林的一个角落草草掩埋。陶氏病逝后，孔府将孔令贻、陶氏和王宝翠三人合葬。王宝翠的移葬仪式完全按照夫人的规格，生前受尽苦难的王宝翠总算在合葬后升为“夫人”。

作为孔子嫡长孙的衍圣公，他们的婚姻几乎没有自主权，而是与权势和政治连在一起。这种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婚姻，使孔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保持了稳定性。虽迭经改朝换代，孔府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从而成就了孔氏家族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世袭罔替的贵族世家。同时，在门当户对的择偶姻亲标准选择下，来自名门望族、具有较高个人素质的衍圣公夫人，在孔氏家族子孙传承、家族教育乃至家族事务管理中，也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国学茶座》（2018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