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汉以降，尊崇儒家思想，于是孔子便受到自上而下的极大重视，不仅如此，其子孙后代，也被厚待，敕封“公”“侯”。在这些封号中，“衍圣公”持续的时间最长，最后沿袭此号的是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时局动荡，这位末代衍圣公没能如其前辈那样在山东曲阜的孔府中平静度过一生，而是战时四处迁移，随后出国游学、回国执教，终老于宝岛台湾。其命运如何？请看此文。

末代衍圣公的历史命运

文 | 孔 勇

（《读书》2016年10期新刊）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历代的统治思想，前后持续两千余年。伴随着各个时期对孔子的重视，孔子后裔也深受优渥，恩荣有加。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当属持续近千年的“衍圣公”封号。

 

早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汉高祖刘邦即已开始封赏孔子后裔，开创了此后历代封赏孔子后裔的先河。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汉元帝即位之后，赐封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为关内侯，号“褒成君”。汉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第十六代孙孔均为“褒成侯”（［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八）。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徙封孔损为“褒亭侯”。魏晋南北朝时期，孔子后裔封号名目繁多，计有奉圣亭侯、崇圣侯、褒圣侯、绍圣侯等多种（李景明、宫云维：《历代孔子嫡裔衍圣公传》，齐鲁书社一九九三年版，152—160页）。

《阙里文献考》

直至隋唐一统，对孔氏后裔的封赐渐趋固定下来。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在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的同时，晋封孔子第三十九代孙孔璲之为“文宣公”。宋朝建立之后，延续了唐朝封孔子后裔为文宣公之制。北宋仁宗至和元年，集贤院太常博士祖无择上奏皇帝，认为以孔子“文宣”一称加之其子孙后裔，于礼不合，因此于次年正式改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虽然哲宗元祐元年曾一度将孔宗愿之子若蒙改封“奉圣公”，但不久便恢复旧称，“衍圣公”的封号也由此延续下来（《阙里文献考》卷十八）。

“衍圣公”之称确立于北宋，历经宋、元、明、清、民国，直至一九三五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前后延续了八百八十年。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动荡和战乱，但衍圣公仍传承三十二代而未间断，计有四十余人袭封。其中，历史上曾出现过多人并封和兄终弟及的情况。可以说，作为孔子的血缘延续和儒家思想的文化象征，衍圣公构成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条文化线索。

孔德成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号达生，出生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三日。适逢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上反孔批儒风潮此起彼伏。但在北洋政府以及一些孔教卫道者眼中，儒家思想仍是维系人心、立国治政的重要手段。所以，孔德成的出生自会引起各方关注。

此前一年，孔德成之父孔令贻因岳父陶式鋆病故入京，不料自身亦染病不愈，岌岌可危。当时孔令贻尚无子嗣，惟侧室王氏已有五月身孕。因此整个衍圣公府均把希望寄托于此。孔令贻在给大总统徐世昌的“遗呈”中说：“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或如生女，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之人，以重宗祀。”（《孔府档案》六九五〇）可见，衍圣公传承不仅象征着“圣系”不绝，更关乎祀典，意义重大。

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摄于1904年）

出生百日，尚在襁褓之中的孔德成即受大总统徐世昌令，袭封衍圣公。象征着国家道统延续，斯文承传。这种观念，正如雍正皇帝对孔子七十代孙、衍圣公孔广棨所说：“至圣先师后裔当存圣贤之心，行圣贤之事。……学问日进，品行纯谨，不坠家声，即所以报国矣。”（《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己亥）虽然时势已经不同，但统治者对衍圣公的期许并无根本变化。因此，孔德成在孔府的安排之下，读书习礼，勤求学问，希望将来能够“诗礼有闻，教宗光大”。从孔德成当时亲书的一些条幅中亦能看到其志向：“松风临水朝磨剑，竹月当窗夜检书”，“于古人书无不读，则天下事大有为”。

1924年，民国教育部祭孔典礼（西德尼·甘博/摄，来源：晶报）

然而，风起云涌的反孔思潮和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时时冲击着社会。一九二八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布了废止学校读经祀孔的通令，引起社会轩然大波。同年，孔府曾以孔德成的名义电请蒋介石、孔祥熙等人，反对蔡氏之议，但亦未能改变现状。此后，围绕衍圣公赐封和祭孔典礼的变更之声频频见诸公议。

1929年，孔德成和卫队在孔府（来源：晶报）

作为变通，南京国民政府在废除学校祀孔之余，保留了国家祭孔。一九三四年六月，由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提议，定于当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南京、曲阜两地举行祭孔典礼。虽然在祭祀仪制等方面多采诸传统仪典，但蒋介石把对领袖的忠诚、党国一体等因素贯穿其中，使得此次祭孔充满了政治意味，是以被讥为“有术无道”。同时，对孔子后裔“衍圣公”之称，南京国民政府因其为帝制时代的封爵，与共和体制不符，遂于一九三五年一月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府档案选编》，4页）。当年七月八日，孔德成赴南京就任。至此，延续近千年的“衍圣公”封号走向终结，成为历史。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并于次年成立“伪满洲国”。为在华推行其奴化政策，日本侵略者采取“尊孔”之策，多方设法利用孔德成这一特殊符号。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邀请孔德成前去日本参加孔庙落成仪式，但孔德成拒绝前往。其后，日军又来到曲阜发出宴请，孔德成亦以诗相辞：“余病未能延国宾，云涛万里聚风萍。江川洙泗源流合，况是同洲岂异人。”（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182页）意坚志决，表达了明确的民族立场。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九三七年十月，济南危殆。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藏部主任的屈万里，为保护大量珍贵书籍，拟将之移至曲阜奉祀官府。接洽之后，得到孔德成的慨然应允。屈万里后来自述初见孔德成时，感觉他“温温儒雅，而应事明决，望而知为非常才也”（屈万里：《载书播迁记》，载《春秋》二〇〇八年第六期）。也正因此，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大量珍贵书籍和文物幸免毁坏，得以完善保存了下来。

1938年1月，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刊出由曲阜发出的现场报道（来源：山东画报）

曲阜陷落前夕，孔德成取道徐州，南下抵达汉口，并在汉口发表了抗日宣言，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此举得到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和赞许，蒋介石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闻孔德成衍圣公不愿附倭来汉，甚欢也。”（转引自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联经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113页）孔德成后来又西迁至重庆歌乐山，虽生活清苦，但读书研学，不坠家风。抗战胜利后，孔德成仅在一九四七年短暂回到曲阜一次。一九四九年三月，孔德成在结束旅美游学之后直接赴台。

作为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备受社会关注和推崇，但秉承家学，传续文化，方是其一生之矢志。早在少年之时，孔德成即在《示鹰纪》等诗文中表露其志：“少小不努力，中年伤已迟。读书无所获，济世更难期。”（孔繁银：《衍圣公府见闻》，齐鲁书社一九九二年版，43页）在一九三五年赴南京就任奉祀官时，面对外界对自身读书情况及未来发展的询问，孔德成说：“余平时继承祖志，专攻经、史、子、集，间亦浏览社会风土民情。将来志愿，当本孔学一贯精神，不从事政治活动，冀对教育事业有所努力。”（《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92页）

远离政治，阐扬圣教，这既是孔德成的个人意愿，也是孔氏嫡裔长期以来不弃家学、恪遵祖训的自我认知。早在清康熙时期，孔子第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即曾说自己“敦率礼义，倡明教学，日以风俗人心为己任，冀上达圣天子右向儒术之盛心，而下亦不致废坠祖宗遗泽为大戾”（《阙里文献考》卷十）。道光年间，衍圣公孔庆镕亦自言不敢恃恩越权，干预政治，“惟有敬修世业，毋忘洙泗渊源，恪守先型，稍答乾坤”（道光朝朱批奏折，孔庆镕“奏为奉旨遣官致祭阙里谢恩事”，道光元年七月初七日）。孔德成一如先祖，虽因圣裔之荣备受关注，但并不借此谋求权位，而是毕生致力于传承孔子学说，弘扬传统文化。

赴台之后，孔德成登上讲台，从事教职。自一九五五年起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人类学系教授，讲授“三礼研究”等课程。教授与“奉祀官”，便是孔德成对外最常展现的两种形象。然而，尽管孔德成力求远离政治，但政治始终未曾远离他。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侵华日军，均试图利用孔德成的特殊身份，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赴台之后，台湾当局一九六七年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孔德成任常务委员和孔孟学会理事长。七十年代，随着中日、中美之间先后实现邦交关系正常化，台湾当局企图以孔德成来寻求外交突破，但孔德成在所到之处多是讲说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一九八四年，孔德成应蒋经国之命，出任台湾“考试院”院长，这是孔德成唯一一次承担政治实职。孔德成能够担任此职，除了在于其学问精深之外，当然同他的圣裔身份有密切关系。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两岸关系逐渐升温，冰消冻融。尤其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和提倡。在此情形下，孔德成的子女先后回到故里，祭祀先祖，而在大陆的亲人、学者也纷纷去台湾看望孔德成，讲述家乡变化，共叙情谊。可惜的是，直至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病逝台北，孔德成始终没有再回到故乡曲阜。所幸，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心里，孔德成也亲历亲闻了孔子思想再度受到重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原文载于《读书》2016年10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