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6日上午，深大人文论坛第360期在线上举行。本场由著名经济史学者、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先生主讲，讲题为《为什么我们离不开世界——全球史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变化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李伯重教授首先提出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能否离开世界？世界能否没有中国？李先生认为这需从历史中进行考察。本次讲座主要从以下四点进行分析：明清是否闭关自守，中国经济的历史变化，中国经济变化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外部世界的原因。

闭关自守：偏见还是事实？

传统观点认为，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是历史的转折点。李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不是事实。

最早提出中国闭关锁国的是德国学者赫尔德。他将中国比作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的木乃伊，马克思等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李先生指出，近年这种看法受到以史景迁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质疑。李先生认为中国早已与世界有紧密联系，他列举了常见的从海外传入中国的新习惯、新作物和新疾病进行说明。如霍乱在华传播、眼镜的广泛使用等。尤其是在作物方面，马铃薯等外来物种成为支撑清代大量人口重要食物。又如辣椒，实际上直到16世纪末才从美洲传入中国并逐渐从沿海传到内陆四川等地，在嘉道年间川西地区普遍栽种。该地常说的“海椒”，正道出此物来自外国。

另外，李先生列举张彬村、滨下武志和万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在明清时期确实有过闭关，不过十分短暂，所以用“闭关锁国”来表述明清海外政策是错误的。李先生还分析了国家是否实行某一政策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政策实行的成本，第二是政策带来的收益，第三是实行政策的能力。所以一直闭关锁国对于明清国家并不可能。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得出，所谓的“闭关锁国”其实是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不很了解的情况下形成的偏见，并不是事实。

大起伏：中国历史的经济变化

李先生用“大起大伏”来形容明清以来中国的经济变化。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在18世纪非常繁荣，19世纪开始衰落，直到1979年才真正恢复。

李先生介绍了肯尼迪对18世纪中国工业产值的研究、麦迪森对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的估测、弗兰克《白银资本》有关中国经济地位的观点、贝洛克与列维—列波那对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的分析，以及中国学者何炳棣通过平均寿命推断18世纪中国生活水平的研究，并通过个案来对比中国的伍秉鉴与西方19世纪首富内森·罗斯柴尔德的财产价值，指出19世纪以前的中国经济在各方面皆领先世界各国，解释了西方争先恐后地与中国做生意的原因。

（插图：The Rich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本书介绍从成吉思汗到比尔·盖茨过去千年世界首富是如何致富的。其中唯一的亚洲商人就是伍秉鉴。）

到了19世纪，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现代化阶段。李先生指出，中国经济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一直衰落。在1820至1950年间，中国人均GDP出现负增长，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在改革开放前，中国1978年的人均GDP只与印度不相上下。也就是说，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经济一直衰落，此时的中国是真正的穷国。直到1979年后，中国经济才迅速发展，其增长速度和水平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柏金斯称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如果继续保持下去，则将会用较少的时间走英国曾用250年走过的道路。

内外互动：中国经济变化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李先生继而探讨中国经济变化与外部世界贸易的关系。

李先生指出，1800年以前，中国生产、出口在世界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如弗兰克认为，此时中国生产、技术与出口领先世界，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这种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使中国向世界有效地供给商品，垄断了全球瓷器与丝绸。

在18和19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输出国，各地棉布统称为驰名海外的“南京布”（Nankeen）从广州出口大量行销英美。尽管英国此时已如火如荼地展开工业革命，但本土棉布依旧无法与中国棉布竞争。到19世纪前期，中国还因棉纺织业繁盛成为最大的棉花进口国，当时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原棉，与输入英国的数量相当。

同时，茶叶也是向英国出口的大宗货物，其出口值甚至远超丝绸。李先生介绍了《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并指出当时的俄罗斯亦是重要的茶叶出口地，中俄间的贸易通道被誉为“伟大的茶叶之路”。

（[英]艾伦·麦克法兰、艾丽斯·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

关于“一口通商”的说法，李先生指正，鸦片战争以前不是只有广州一个口岸允许对外贸易，中国其实还有其他重要口岸，如与俄国贸易的恰克图（Kyakhta），与朝鲜贸易的中江、会宁和庆源，以及与日本贸易的乍浦港。除英国、法国和美国，还有众多欧洲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

（瑞典哥德堡号：18世纪到达中国，回国时在离瑞典港口不远处沉没，20世纪后期被发掘。保存完好的船体使瑞典政府得以仿制。仿制船曾沿原先贸易路线到达中国，证明瑞典曾到中国贸易。）

19世纪初期，英国主要以印度棉花作为输出品与中国的丝、布、茶叶与瓷器进行贸易交换，产生了巨大贸易逆差。为改变这一状况，以马戛尔尼为首的500人英国使团带着许多科技仪器与工业产品拜访乾隆皇帝，以期达到自由贸易的目的。但因为乾隆皇帝对中国“地大物博”的优越感以及双方外交观念差异，使团惨遭乾隆皇帝拒绝。未达到目的的英国后来贩卖鸦片以平衡双方贸易差距。

由于中西贸易规模大，中国购买西方产品又较少，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个问题，全汉昇与吴承明等均有研究，甚至弗兰克估计在17和18两个世纪，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都流入了中国。但1840后，中国外贸份额却不断下降。直到1979年以后，中国外贸开放，高速增长，到2009年成为外贸第一大国。这也就表明，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有着重要且密切的关系。

扬长避短：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外部世界？

 

李先生认为，中国经济资源的特点其实是“地大而物不博，人众而资源不多”，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只有在世界中才能够扬长避短。

中国虽称“地大物博”，但耕地资源和矿产资源都稀缺。中国的经济高度发达与其人力资源特点密不可分。李先生认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人力资源有三大特点，即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和具有商业精神，三者缺一不可。关于第一点，西欧是在17世纪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勤勉革命”后才兴起，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至少在明后期逐渐开始。华人的勤奋超出欧洲人的想象，以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关于第二点，李先生举出罗友枝对清代识字率的估计等研究，提出中国的大众教育早在明清已有普及，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教育。关于最后一点，李先生比较中俄经济改革成效进而指出，市场竞争是勤奋与重视教育的根本动力，正是商业竞争迫使中国人提高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培养商业头脑和才能。

基于此，李先生强调，中国发展经济只能以和平的方式来扬长避短，不能像以往西方国家那样以掠夺来谋求发展。这一观点早在19世纪已经由曾担任中国驻美公使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提出。

19世纪以前的中国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弥补缺陷来发展经济。其一是18世纪中国凭借在外贸所处有利地位，进口外部资源如日本的铜、美洲的银、东南亚的粮食、木材、锡和香料、蒙古的牲畜和皮毛、印度的棉花和燃料、美国和俄国的皮毛以弥补自身劣势。其二是在发达的地区采用外向型经济，如长江以及珠江三角洲的纺织业、福建和安徽的制茶业还有景德镇与德化的制瓷业，体现了中国对人力资源的积极利用。但19世纪中叶，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西方物美价廉的产品占领了市场，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才扭转劣势，外贸大幅增长，并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贡献。

回到最初的两个问题，李先生表示，如果世界离开中国，可能会出现问题，但终将会用他国取代中国的供应。可是中国经济如果脱离世界，其后果不堪设想。从最基本的粮食便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粮食仍有进口需求，中国经济并不能离开世界谋求发展。这也正是李先生给出的回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就是不能脱离世界。

讲座的最后，李先生通过网络跟深大的同学们见面，并一一回答了老师与同学的问题。至此，这场网上举行的讲座在同学们无声的鼓掌中圆满结束。

文字|赖俊杰、张雅兰  排版|吴金  审核|孙晓莹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深大历史研习社 2020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