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 |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2020年5月16日，由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协办的第二十期“漫谈教学茶座”活动在线上顺利举办。本期以“多元的中国古代史教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为主题，邀请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林乾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孔府档案研究中心吴佩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教授四位老师担任主讲嘉宾，同时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赵晶副教授、桂涛讲师、张传玺讲师、王安宇讲师四位老师担任联合主讲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张蓓蓓老师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除以上老师外，另有来自本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燕山大学等单位的多位老师在线参与了本次活动。期间，与会的约七十名教师共聚线上，积极认真地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分享研讨，研讨内容充分、深入，气氛热烈。

会议伊始，首先由主持人张蓓蓓老师致欢迎辞，张老师介绍了本次教学研讨会的举办背景、机构及与会嘉宾。张老师提出，召开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向几位同时具备长期学术积累、深厚学术功力和丰富教学经验的资深主讲嘉宾名师学习借鉴古代史教学经验与智慧，同时结合本所几位青年联合主讲嘉宾老师从教的独到思考与体验，通过老师们相互间的切磋交流，共同提升本所、本校的中国古代史及相关学科教学科研水平。

赵世瑜老师

我要讲的题目是“从生活世界理解文献”，这是对我在北大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这门课主要是引导学生解读族谱、碑刻、契约文书、地方档案、口述史资料，甚至是建筑、壁画等各类不同的资料。在这里就谈一点体会，即如何从生活世界去理解文献。但是在课堂上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没有在产生这些文献资料的具体情境当中，所以无论怎么讲，可能大家都不能很容易地理解。我虽然有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依然觉得自己对很多东西理解得并不透彻，所以如果我特别感兴趣，我就会跑到书中描写的地方亲自去看看。因此在田野中进行教学，在我看来是最好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大家对江南的历史或者文献比较熟悉的话，当年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把当地的民歌编成一本小书，叫“山歌”，很多人也管这个叫“吴歌”。但是长期以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吴歌”叫“山歌”呢？江南是水乡啊！但是当我们到了江南一看，就会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很浅显的常识，因为无论是沿海的还是湖里的那些岛，这些岛都叫“山”，这个是我以前一直都不明白的道理，但是你一到那个地方一看就明白了。

再举一个江南的例子，如果熟悉江南民间信仰这一类问题的话，清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康熙年间江苏巡抚汤斌曾上书皇帝说江南风俗很糟糕，有很多淫祠，祭祀一些乱七八糟的神，老百姓非常热衷。其中一个最典型的神叫五通神，这个五通神宋代就有了，到明清的时候有大量文献记载。还有一个类似五通神的女性神叫陈三姑，士大夫对这个神恨之入骨，要将其取缔掉。那些士大夫为什么骂五通神、陈三姑这些神呢？像五通神在传说里是会奸淫妇女的，陈三姑在传说中也是属于会和男人乱搞，作风不太好的那种女性。但是这些庙屡禁屡兴，其实到今天，那边的老百姓还有很多人拜这个神，可是老百姓的嘴里从来没有这个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取舍？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

其实你仔细去考察的话，就会看到这里面有许多社会问题。无论是五通神还是陈三姑，这些神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一直到民国，大多是水上人拜的神。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水上人是比较下贱的人。大概上世纪30年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叫陈序经，在广东做过田野调查，他就接触了很多广东那边的水上人，我们叫作“疍民”。这名学者发现，士大夫说这些疍民妇女的主要职业是卖淫，但是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于是他就进行了统计，发现疍民中做这种职业的是非常少的。关键是他谈到了这些疍民的婚姻模式，这些人和我们所说的汉人有些不同，比如妇女的丈夫死了的话，可以嫁给自己的公公，听起来有点像乱伦，但是人家自己不那么认为，因为没有血缘关系。还可以由公婆找一个赘婿，由喃摩佬作法后这个男子顶替已故丈夫的姓名，或者这个寡妇到外面生了孩子，必须抱回到原来的家庭，这些在岸上人看来不合礼法，这背后其实是一系列关于这群人在受到陆地上的人的歧视状态下的婚姻困境，还有财产继承方面等有关因素。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文献当中士大夫对于这些神的故事中一些坏的方面的描写，就会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这些只是我信手拈来的一些例子，如果你不去做田野调查，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真正去理解这些文献。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有两个小节讲到“文字下乡”，费老讲乡民不识字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只有当乡村基层社会发生改变之后，文字的需求才会成为可能。我们现在看到乡村当中留存有大量的文献，特别是契约文书，这个可能当年费老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些就是“文字下乡”的一个表现。现在我们可能就把这个概念引申了，尤其是把它引申成为包括国家礼仪在内的这样一种王朝教化进入到乡村的一种体现，包括碑刻、族谱等，以至于引申到讨论像文化大一统这种大问题，对于这些讨论我们似乎都没有异议。但是存在于乡村的那些碑刻、族谱，是不是真的给乡民们看的呢？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个问题吗？这些东西只有到实地去看，才能更好地理解相关文献除了字面上想要表达的含义之外的其他的含义。所以我觉得我们无论读官方文献还是民间文献，如果有机会结合田野，结合人们的生活实践去理解，可能才能避免一些误读和误解。

林乾老师

在上课过程中，我特别重视档案。我们知道明清档案的发现堪称是中国学术的第四大发现。明清档案重构明清史的研究，这个肯定要依靠更多的学者的努力。我们都清楚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叙，在胜利者的记叙中，有很多东西是故意展示的，比如宣传的目的，确立其法统和正统的地位这方面，故意要展示出来，留给世人。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属于秘密的，这些秘密档案我觉得更应该注意，或许它们能够改写过去我们对于明清历史的认识。档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就是，它是活的，这是与其它许多传世文献的很大不同。那么我们说在清朝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史，就是《实录》，这个《实录》是清代历朝皇帝治理国家依照的最核心的样本。但是《实录》中有很多东西都被掩饰掉了。那么怎样去还原历史真实呢？档案就能帮助我们，特别是那些秘密档案。比如乾隆时期著名的“孙嘉淦伪稿案”，有许多研究者都进行过研究，但是这个伪稿案中的伪稿，已经被销毁了，这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有意识地不让这个真实的东西流传到后世，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的。那么我要说的就是档案特别重要，地方州县档案存在大量的供词，这些供词几乎都是一问一答，问的非常简单，但是答的记录非常详尽，这些供词就串联起一个社会真实的记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特别是把中央档案和地方档案联结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有趣。

还有一个我想讲的是我在做档案研究过程中的认知，即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士绅力量的崛起，正好形成一个相反的过程。也就是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式微，对地方管控能力的削弱，使得地方的士绅集团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当中去，这是我在读档案的过程中慢慢得出来的认识。

我也倡导更多的研究者利用档案，我们对于教学也好，对于明清史的研究也好，能够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厚重的、立体层面的认知。

吴佩林老师

一、开设《地方文献专题研讨课》的缘起

为什么我要开设这门课程？我想缘起有很多。但我想我参加的三次研习营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次参加研修是在2005年，那时候我刚刚接触四川的南部档案，在此之前我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突然接触到地方档案，其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让我感觉无从下手。后来得知赵世瑜老师在北师大办了一期历史人类学研修班，于是我便申请参加。这次研修的经历让我收获很大。当时赵老师他们进行了一些侧重于民间文献的讲授。之后我们还去了山西晋城阳城县进行了田野考察，这次行程中令我很震撼的一点是：当地寺庙的诉讼碑上常常将一些我们曾认为古人少有记录的不可外扬的“家丑”之事以及诉讼审判的堂谕明明白白地刻写出来，这令我感觉不可思议。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历史不仅仅在书本上，历史也可以是很鲜活的。

二、开设《地方文献专题研讨课》的实践

接下来我简单谈一下关于《地方文献专题研讨课》的授课情况。虽然这门课是面对研究生的一门课程，但其实这门课主讲的内容偏重于基本常识。因为很多刚入门的研究生其实对地方文献的内容与价值以及相关研究很难有清晰的认识。

我认为对这些基础内容的讲述其实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继续开展了对经典著作的研读。我们逐字逐句的对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进行了研读。研读过程中我要求同学们将这部著作所引用的原始文献都发掘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很多可供研究的点。现在我在曲阜师范大学开设的孔府档案的相关课程也采取了类似的研读方式。

除了这些研读，我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研讨。如对于市镇问题，我专门花了一个学期组织了对相关研究著作的系统阅读。

另外的一个方面是我还做了一个以诉讼文书为主题的研读。我们主要从诉讼文书的书写、制作、流转等方面进行研讨。其实档案除了包括我们熟知的官文书，也有很多民间文书。

以上所介绍的内容其实对于档案的研读来说都是基础的积累工作。要真正进行对档案的研究还是需要真正地去完整阅读原始档案。我们采取了两种研读方式，一个是以卷为单位，将每一卷完整阅读并理解，这样的一个阅读过程对学生的培养效果是很好的。其次，有时我们也会针对某一类主体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研读。接下来我还在课堂之外开展了相关的读书会，继续消化一些值得阅读的专著。

李雪梅老师

一、如何突出学科特色

古籍所现在承担中国史的历史文献学、古代史和专门史三个方向的教学工作。目前中国史学科在中国政法大学诸学科中尚处于弱势，地位比较尴尬。其实我们可以努力成为特色学科，但之所以没有被列为“特色”学科，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史的各个教学力量没有给自己明确定位。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如果中国史学科建设十年仍没有形成特色，那生存就会有问题。

以下我想就我在历史文献学专业上的教学经验来谈谈这个问题。古代石刻文献这门课之前是专业任选课，现在已成为专业主干课了，这期间我们做了很多努力，终于把一个不太起眼的课程，建设成一个特色鲜明的课程。在几年建设中，我们注意营造学术氛围，邀请了很多专家学者来讲座，也举办了一些学术会议。同时我们注重利用古代史和法律史的跨学科背景，突出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方向。法律史是我们学校的强势学科，但仍有些薄弱环节。比如在年代上，法制史的博硕论文不太关注的宋辽金元明时段，而这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还有对石刻文献的研究，我们也形成了体系化。这些特色，实际是在我们有计划的引导下的形成的。

二、多层次关联性教学

各位老师设置的课程，应当考虑与学科建设和自己的研究专长相契合，同时也应当具有一定特色。以石刻法律文献研究为例，持续十几年的研究，我觉得个人力量太小，需要建立一个学术团队。2016年我确定了石刻法律文献研究的十年学术规划，相关课程建设也同时围绕这个规划，课程设置目标是以研究生为起点，向本科生延伸。这几年我们加大对本科生教学力量的投入，也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还有2014年开始的石刻法律文献研读班，一直强调本、硕、博联动；我们的“碑石课堂”，集教学、史料研读、课题研究、访碑、传拓、展览为一体，形成有核心目标的多层次关联教学。从几年实践看，效果不错，学生也快速成长。

三、精细化研究

如何让学生进行原创性、有深度的研究，这需要老师积极引导。主要方法便是从一手文献出发，进行精细化的研究与教学。通过这样的培养，短短几年，我们的教学就取得了很多成果，本科生获校级优秀毕业论文，研究生不少同学获得校优秀硕士论文以及学术新人奖。包括我们最新出版的《古代法律碑刻研究》第一辑，也是以硕博研究生的研究成果为主。

在分享末尾，李老师总结了以上这三个问题，强调：学科特色是我们的立命之基；多次层次关联教学要求有学术、学科发展规划，在个人学术兴趣和中国史学科建设、研究所发展、学校整体布局之间找到合理的定位；精细化研究要求我们在学术上持续深耕。这样不仅各位在成长，各位指导、教育的学生，也会一起共同成长。

赵晶老师

赵晶老师主要围绕自己给本科生开设的《中国法律史研讨课》与给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的《传世法律文献研读》课程分享了教学心得与体验。赵老师考虑到法律史研讨课的教学目的，选了《名公书判清明集》作为研读材料，希望通过这种原典阅读，向学生传达一种讯息：所谓的一手史料的解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在阅读过程中，赵老师注重培养学生对于优秀成果的欣赏水准、审美意识和勇于质疑的能力。

赵老师还提出，教学中应注意实现教学相长。在教学过程中，自己会提供阅读材料以及所有与阅读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给学生，从而在资料上实现师生间的平等性，然后加强师生之间一种互补性的对话。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改变师生间在教学上的单向信息传播过程，在师生互相的辩难之中，引发出新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教学相长、师生双方都能受益的过程。

为保证上述教学目的的实现，赵老师还倡导制定相应的课程规则以保证学生能够积极参与研讨互动，提出应把学生的课堂表现量化为分数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此外，赵老师还提出应注意反思教学深浅度的平衡问题，认为如何平衡知识的系统性和专题的深度性始终是自己从教过程中不断思考总结的一个问题。

桂涛老师

桂老师认为，历史学的“学”应包括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文化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阅读和理解史料都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在安排课程的时候，自己设定了一些经典研读专题，目标是希望通过这些专题阅读让学生能够读懂论文和专著，并进而能够把读到的理论变成工具，运用这些工具去解读史料。

针对学生在上述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桂老师的解决办法是尝试把课程转化成一个阅读理解，比如，尝试引导学生寻找一本书中作者的论辩对手是谁？桂老师认为：如果学生能找到作者的论辩对手，就比较容易搞清楚他们讨论的问题并找到答案。此外，训练学生写摘要也很重要，应重视训练学生把握作者的论点、论证过程以及总结经验证据的能力。

桂老师还希望学生写作读书报告的总结部分时运用自己的话去表述，因为只有用自己的话把作者的话说一遍，才能将其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如果不精细化地去总结作者的观点，就会出现理解与原文存在偏差的问题。

张传玺老师

张传玺老师认为自己分享的主题不是依托于某一门课，而是来自于秦汉史专业的数门有关法律制度的课程。秦汉法律制度依据传世文献已经大体勾勒出了研究的框架，但在教学实践中，出土的秦汉简牍与现有的研究框架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这给相关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想重点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张老师提出传统的研究框架呈现的是一个法律由简到繁的过程，也即所谓的“线性历史观”。使用传统史料构筑的教学研究框架有优势也有缺陷。优势在于：第一，研究方法上的多样与易于运用；第二，材料所呈现的独特视角及证明力。但其劣势也是很明显的，如欠缺直接的法律文本。而简牍材料则提供了通过与传统史料结合以重新对秦汉法制史做出理解的可能性。当然，必须承认，简牍材料也存在其缺陷：首先在形态上，它本身就是法律文本的摘录或残缺，另外简牍往往只是一时一地的材料，缺乏历时性。张老师表示希望今后能将这些思考不断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去。

王安宇老师

王安宇老师围绕《中国史通论》课程教学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经验。王老师首先谈到了在大学开设《中国史通论》课程及其他中国通史类课程的必要性：自新冠疫情以来，有些反华势力基于对我们价值观的误解或偏见对我们进行攻击。如龚自珍所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对国家历史的认同其实是对国家认同的前提，如果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偏差，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因此，可以将《中国史通论》课程从通识课拔高到思政课的角度来看待。在开展大学通史教育时，应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让学生自觉定性并反对一些攻击中华文化的不当史观。

王老师认为应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作为中国通史教学的核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王老师还谈到了具体的课程设置问题并反思了如何处理好历史教学中的“贯通”与“会通”关系、如何在“通俗”与“通论”间找到平衡及如何辨析“大历史”、妙用“大历史”叙事等问题。

总结

在本次研讨会临近结束之际，主持人张蓓蓓老师在总结发言中认为与会嘉宾老师们的发言内容涉及到中国史学科下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专门史等多个领域的教学科研问题。围绕多元的中国古代史教学问题，嘉宾老师们从教学实践、教学方法、教学理论等方面分享了各自的经验、智慧。总之，本次研讨会圆满实现了既定的研讨目的，对于提升今后本所、本校的中国古代史及相关学科教学科研水平均具有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202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