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唐仕春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2020）

关于本书

乡土，是中国人的重要情感支撑，而乡谊则是在乡土的基础之上建构而来。本书将连接同乡关系的乡谊与政治加以联系，重点考察了明清以来乡谊流动与政治运作之互动。作者试图以明清同乡京官印结为切入点，观察政治制度运作与出仕者的社会生活，通过会馆禀请和衙门给示晓谕讨论清朝基层社会法秩序；紧扣近代同乡群体转型成为公共团体的时代脉搏，探讨了政治运作中乡谊流动网络的拓展与分化、影响乡谊流动的因素、乡谊流动的后果等方面，从而分析乡谊流动与政治运作既协作又冲突的多重面相。本书凸显了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并尝试在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关于作者

唐仕春，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留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2001年至今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为副研究员，兼社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法制史、社会史，著有《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合著），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目录

绪 论

一、研究综述

二、基本概念

第一章 乡谊流动的启动

第一节 桑梓与利益：乡谊流动中的权衡

第二节 满足需要与服务社会：乡谊流动的动机

第三节 交通与通讯：乡谊流动的物质条件

第四节 舆论：乡谊流动的重要武器

第二章 近代乡谊流动的扩展与分化

第一节 乡谊流动的扩展

第二节 乡谊流动的分化

第三节 乡谊流动的分歧

第三章 乡谊流动与制度建构

第一节 出仕、担保与同乡：明清同乡京官印结

第二节 会馆禀请与衙门给示

第三节 政府对会馆的管理、改造与接收

第四章 乡谊流动与政治的互动

第一节 乡谊流动对政治的顺应与挑战

第二节 乡谊流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与冲突

第三节 政府对乡谊流动的响应及限度

结 论

参考文献要目

后 记

序

李长莉

同乡关系是中国人自古及今一直看重的一种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离开家乡到外地闯荡的人，同乡关系往往是他们在异地他乡立足谋生、寻求帮助和感情慰藉的主要渠道和纽带。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同乡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功能有所不同。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社会变动及转型时期，同乡关系及其组织形式，往往或隐或显地参与社会变动并发挥用，因此这是我们考察近代社会变动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馆，是明清直至近代长期存在并兴盛一时的一种同乡兼同业的民间组织，在近代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往往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所以是历史学者一直关注的一个课题。二十年前唐仕春考入近代史所跟我读硕士研究生，他到北京市档案馆查阅资料，看到不少有关北京会馆的档案，萌生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想法。我们经过讨论，觉得由会馆考察同乡关系的实际运作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便确定了以此作为他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他最后完成了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学位，这个课题也成为他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第一个台阶。迄今二十年间，他虽然研究专题有所变动，如研究近代基层司法等问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会馆同乡关系问题的探索和思考。现在他把这一延续二十年的研究成果集结书，作为对这一问题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可喜可贺。由于我与他因这项研究而结下师生缘，故而他在书稿完成后，询我为序。实则我对会馆问题没有下过专门研究的功夫，只能就阅读书稿所引发的一些思考提出来以为呼应。

会馆的兴起，源于跨地域从事商贸行业活动的同乡人，在异地他乡为了互相保护及互相帮助，设立互助性设施，名之为会馆或公所。一般为商人或行业性同乡会馆，大多由当地经商或客居的同乡人员集资建造馆舍，作为聚会议事、年节祭祀、联络乡谊、提供互助的设施，有的也为来往暂住的同乡商旅、士绅学子等提供食宿服务。这种商人同乡会馆，往往设立在同乡商帮的主要商路或交通要道的城镇，且随着该商帮商务活动的兴衰而存废。我们今天在全国各地城镇，还可以看到不少明清以来留存下来的会馆旧迹，诸如山陕会馆、四川会馆、广东会馆、安徽会馆之类，由于这些地域商帮较为发达，商路通达各地，故在各地最为多见。这类商人同乡会馆的功能，主要是为同乡商人的商务和生活服务，他们在这里交流商务行业信息，介绍生意用工机会，商议行业保护措施，解决内部商事纠纷，以及年节祭祀聚会、传达家乡信息、接待家乡人员，等等。这是在中国重农轻商传统下，既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官府保护，在异地他乡又缺乏社会资源的外来商人们，依靠故乡的地缘乡谊而自保互助的民间组织。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会馆等同乡组织与政治的关系，所以上述这类比较单纯的商人会馆的商务活动不是其关注重点，其所聚焦的是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会馆及这方面的活动与运作，这一视角确乎是以往会馆的研究者所较少关注的。同乡会馆除了上述这类比较单纯的商人会馆之外，在一些较大的省城直至京城，若来自某地域客居的同乡仕宦较多，他们也往往参与会馆事务，有的与商人合作，有的就是由仕宦主导而建。特别是在明清都城北京，由于朝廷衙署聚集，官吏员职众多，加之地方官员考职、任官、谋差以及举子会试，等等，各类人员或客居、或流动，围绕官场仕途，俨然也成为一种“行业”。这些来自各地会集京城寻求仕途上进的仕宦人员，也往往需要借助同乡关系以求得帮助与关照。本书所述北京会馆即多属此类，由书中可见这些仕宦人等是如何通过会馆，利用乡谊关系，用担保、请托等方式寻求同乡的帮助或与官府打交道，这些活动有些是依制度规则合法进行，有些则是按约定俗成的做法或暗中利益交换而操作。总之，会馆所承载的同乡关系，是仕宦人员求得在仕途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而且得到“行业”内从制度到习俗的认可。由北京会馆与官场人员的这些关系及其运作，我们可窥见血缘地缘的家族乡里关系，如何延伸、渗透到政府官僚中枢系统，反映了政治制度与家族乡里制度的连接与互渗。到了近代，城市发展，商贸兴旺，新兴商人阶层兴起，加之轮船、铁路使交通更便利，邮政、电报使通讯更迅捷，报刊舆论使信息交流更活跃，人们跨地域流动增多，各方面社会流动都大为增强，会馆的活动与功能也更加多元且活跃。特别是清末民国以后，政治变动剧烈，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不已，同乡会馆及其聚集的商人或仕宦势力也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重要社会资源。本书所述的一些政治势力争斗中，各派政治力量与外地同乡会馆的联系与互动，争取其支持以及这些会馆的反应，都可看到会馆这一民间组织与政治变动的深层联系，其中又往往纠结着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复杂交织的关系。

从本书所述的这些会馆、同乡会等同乡组织与明清至民国政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政治的中心，无论是京城的官场，还是政治势力的中心，与山川远隔的家乡，通过会馆这个纽带织成的同乡网络，形成血脉相连、经络交织的人际关系网，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政治变动的一种无形而强固的力量。于此，我们对同乡关系在中国人际关系和社会运作中的作用，以及中国人所称之“家国”的情感，有了更深切的体认。同乡关系，确乎是影响中国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人际关系。上述只是由阅读这本书的实证研究所引发的一些非实证的遐想，提出聊供参考，谨以为序。  

2019年5月27日于京北书斋

后记

步入学术之路第一个研究题目是关于会馆的。此后，由于研究有所转向及各种拖延症影响，直到如今，“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才成小书，弹指间，春去秋来已20载。

硕士论文选题时曾和导师李长莉先生讨论了好几个题目。在社科院、中华书局、北师大等机构的图书馆查询、翻阅了一些劝善书、教科书……最后停留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会馆档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外开放影响到中国学界，各种理论蜂拥而至。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界仍有不少人热衷理论，那个年代的我对各种理论也充满了好奇之心。华中师范大学本科四年，耳濡目染，略知中国大陆史学界方兴未艾的现代化理论。工作两年后北上求学，始接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理论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已崭露头角。彼时，会馆研究引入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似亦不算落伍。不过，如果陷入“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之中，常常预设前提，忽视会馆等同乡群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套用“公共领域”理论时容易忽视中国本土的具体情境与西方世界的迥异。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志琴、李长莉等老师倡导社会文化史研究。1998年，我入近代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即获赠出版不久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我体会到老师们倡导的社会文化史强调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注意揭示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当时以此理念为指导的专题论著尚不多见，作为初入这个团队的年轻人，我希望以自己的研究为探索社会文化史贡献力量。

请托与受托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中国人耳熟能详。北京广东会馆档案中恰巧保存了很多请托与受托的电报。以会馆为载体，分析请托与受托，探究生活方式与同乡意识的互动，岂不正是实践了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于是，我的硕士论文试图把北洋时期北京同乡会馆纳入请托与受托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彼时，我刚刚接触互联网，会馆档案中的往来函电呈现了一个个同乡网络。现实与档案的交汇，同乡网络、同乡资源便成了论文的关键词。为此，我开始查阅社会学中的网络、社会资源等文献。黄光国等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研究了请托与受托，这种研究视角引起了我的兴趣。

近年，我欲修改书稿，抬眼望去，中国大陆史学研究中各种社会文化“网络”已经目不暇接，甚至有点泛滥。苦于难以超越社会网络的论述，几次动手又停顿。不过，目力所及，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内讨论网络与资源流动的专著仍有一席之地，20年前硕士论文的一些想法似未完全失去价值。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因此对同乡网络及乡谊流动有了一些新理解，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请托与受托过程存在多主体，应该多向度观察乡谊流动，而不仅仅是单向或双向。如果说请托与受托是将视角从同乡组织内部转向外部，可以更多讨论同乡会馆与个人、其他团体、政府的互动关系，而乡谊流动则是在请托与受托的基础上实现从双向互动转为多向联动，可以分析同乡网络中的多主体同时参与乡谊流动。以会馆为视点到请托与受托，再到乡谊流动，实现了研究视角从个体、双边到网络，从单向流动、双向互动到多向联动的转换。乡谊流动唤醒了同乡意识，激活了同乡网络，可以展现历史更为丰富，更为“活”的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几乎主导了近一二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以社团切入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著比比皆是。社会治理、中国政权建设视野下的社团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具体研究和理论视野可以碰撞出火花，从而丰富、深化具体研究与理论。不过，过度醉心理论，具体研究易沦为理论的注脚，如此，则有违初心。我们关注理论，更关注褪去理论的外衣之后，历史学能呈现什么。史学在社会科学化之路愈行愈远，历史终归还是材料的、史实的、说明的。

我的硕士论文注意到，浓厚的政治性是在京同乡会馆请托与受托的重要特点。数年前，与茅海建老师讨论书稿时，他提示京师的会馆研究要注意政治性。何止京师的会馆，各商业繁盛之地会馆与政治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多数会馆史研究以会馆本身为视点来探讨其起源、分布、发展变化的过程及会馆的性质与事功等。本书力图跳出会馆本身，侧重分析乡谊流动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同乡因素介入制度的构建与运作。如果说我最初接触的社会文化史强调社会与文化的互动，那么本书则将同乡观念、同乡群体、乡谊流动与治国理政纳入同一框架中予以探讨，凸显了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亦在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所谓的观念史、社会史、政治史……不过是研究中人为划分的领域，历史本身常常没有泾渭分明的条条框框。明晰学科、研究领域界线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历史研究还应回归本真，而不是画地为牢。

一位老师和我说，如果他来写会馆史，会写成一部比较有趣的著作。至今，我还没想明白，如何才能把这本书写得有趣。成千上万有名的、无名的主角与配角，演绎了无数个或平凡或惊心的大大小小的故事，试图将这些人、这些事镶嵌进一本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之中，勾勒出一幅形形色色的同乡奔走于政治之间的画面，展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反思政治对同乡的容纳与排拒。有趣的、清晰的画卷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在书中展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正是在家人、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同事、编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本书才得以出版，冰天雪地里特别感怀你们的温暖。

黄兴涛老师是我硕士论文的评阅人。黄老师非常关心我的会馆史研究，多次和我聊起如何修改我的硕士论文。他甚至还在《文化史研究的省思》一文中提及了我的硕士论文，并提示了很好的修改方向。主题和精力所限，这次修改并没有完全吸纳黄老师的建议，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弥补。

写硕士论文时初识唐立宗兄。至今犹记他回信告诉我，他和几位台湾学者讨论了我的论文并提出一些修改建议。最近，我就书稿的部分内容向他请教，他一如既往的热心。每念及此，感动不已。

师弟谭君徐锋素重乡谊和同学之谊。我们同为川人，又先后同学于华中师大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多亏了他的不断敦促，以至约稿、催稿，我才有了修改的动力。

2018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派遣和资助，再次踏上俄罗斯这片热土。俄罗斯老师和朋友们的友谊、热情和帮助让我感觉特别温暖。玉树琼花，故友新交，学习之余修改书稿倍觉神清气爽，身心舒畅。

1998年，我成为李长莉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我的论文《北洋时期在京同乡会馆的请托与受托——以广东会馆为中心之考察》是她指导的第一篇硕士论文。本书以硕士论文为基础，扩展、修改而成，在她荣休之际，谨以此书献给她。虽不能报20年培育之恩，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

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

唐仕春

2018年岁末

莫斯科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新史学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