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谭徐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谭徐锋先生著《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此书汇集了作者二十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若干思考，以其时的文人及文风探寻近代中国在文化、社会、教育、民智、民俗等方面的波澜。

近代史是不好写的。一则近代史料纷繁芜杂，史料虽多却真伪难辨，给研究者以团团迷雾。围绕同一个事件的众说纷纭，犹如茫茫森林中的片片树叶，让人眼花缭乱，更兼之与当事者的利益关联，造成诸多真相被刻意虚幻，后人观之，如坠五云中。茅海建教授为研究戊戌变法，特意花费五年时间，专门为一本并不太厚的《我史》做注，即可见其艰辛。二则近代社会剧变，恰如今人说所稔的李鸿章名句，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如罗志田教授所言，是“多变而多歧”的，历史大变革下的时局，在时人眼中已是各有形象，后人“移情”所获感观，更是万花筒般云山雾罩。

由是，历史的记忆该如何书写？我以为，此书在诸多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记忆不是凭空的臆想，所谓记忆，一定是有存于世的痕迹。至于如何抓住这些痕迹还原近似于历史本来的面目，则反映出历史学人素养和功底的高下。《察势观风》一书，选取了七个晚清民国的细节片段，展现出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敏锐感知能力和历史环境的深厚复原功力。曾文正公历来备受推崇，其笔记、日记和文集，无论政界、商界还是学界，均有不少人奉为圭臬，但在众星捧月式的传扬中，各人其实难免带有太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抑或是概念，进而使彼此眼中的“曾文正公”各有意象，虽言推崇，实则难免自谬。

试举一例，徐锋先生以蒋介石回信蒋经国，告诫其在赣南身体多病应熟读曾氏语录，却罔知曾氏一族其实并不长寿一事，说明后人解读“文献”，其中之误解与舛讹，由此可见一斑。我以为，全书以小见大、取精用弘，多发前人所未见或语焉不详之处，然后从各方不同表述与表现中深究其背后的本原，展示出社会变迁的复杂和历史的深沉。就全书的特点看，这是其一。

其二，抽丝剥茧，在梳理细节线索中左右逢源，立体呈现历史的境像，是全书的第二个特点。以第二章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评议为例，作者发掘若干时人在战事前后的一手记录，从各个侧面展示出甲午战争在决策层、新式学人、军人家属、士大夫阶层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反应，勾绘出鲜活而复杂的人性斗争、家国情怀和在此基础上逐渐蔓延开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冲击。这异于以往就战事为主题对政治与社会的关注，为读者理解甲午之役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这种研究颇似许倬云先生曾谓“历史分光镜”，将原本看似一个整体的历史结果，通过研究者的“三棱镜”，将各种本原的光束（即各类线索）还原出来，让读者更清晰的解读形成合力之前的历史本来面目。

第三，通过文本的解读、互证，结合社会舆论的重构，对时局时势与时人观念作出新的解析。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学人的具体认知中，却总给人一种若有若无、缥缈虚幻的感觉，尤其是地域文化的边界与边界感，并不十分清晰。以拙意观之，譬如川东重庆的巴文化，它究竟与蜀文化还是楚文化联系更紧密，形成“巴蜀文化”还是“巴楚文化”，恐怕不是几篇论文能说清楚的。中国的地域文化（尤其是发展到近代以后），往往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凸显出地域的群体特色，王东杰教授曾就《川行琐记》引发的地域观念风波详细考述，即凸显了近代地域社会思潮在封闭状态下的激烈冲突。作者选取了舒新城入川和易君左《闲话扬州》的两次纠纷，颇能折射出民国地域文化的种种吊诡之处。

舒氏入川，本带着一番游历的心绪与“开化心智”的使命感而去，不意在新旧思潮交替中，陡然间成为双方接战的靶子。细究起来，虽然不乏杨森之误会的可能，但其根源似乎更像是蜀中守旧势力排外与冥顽不化的牺牲品，故舒氏感叹川省信息之落后与闭塞是其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川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各派人物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态度，仿佛印证了那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名言，颇值得玩味。如果说舒新城败走成都很大原因在于川中守旧势力的强大，易君左《闲话扬州》则更加清晰的展示出地域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张力。《闲话扬州》的风波与陈衡哲《川行琐记》风波颇有相似之处，皆是以客卿的视角来感受所在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而写下一些在当地时人眼中不甚入眼的言辞，激发了不小的风潮。

与陈衡哲不同，易君左面对如潮的恶评和恐吓，在起初稍作坚持后，迅速软化了立场连续道歉，历经波折方才脱身。其实，细读易氏此书，对扬州景物的描写，堪称上乘，缘何在一场大风波后，其人其书都成了反面教材，才是令人有兴趣深究的。徐锋先生细细发掘了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前因后果，指出这其实深刻昭示了近代地域观念和群体心理认同的构建和应激反应。尽管《闲话扬州》不乏一些不恰当的字句，但似乎不至于被全盘否定乃至成为全城公敌，联系到易氏后来曾几度欲为自己翻案均未成功，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记忆被左右的舆论影响，是如何深刻的影响了个人、群体乃至社会。

在《察势观风》一书中，作者亦着力对文化和教育界的几起著名事件和人物以关注。发生在1920年代清华校园的“国家主义”之争，与钱穆先生教育理念的演变，看似各有侧重，其实都折射出社会变迁中学人对改造时局、挽救中华的期许，然则对于如何实践，则是盲人摸象皆在试探。既然是尝试，必然有曲折与冲突，但亦可以理解为前进路途中的螺旋上升，清华学子在围绕“国家主义”的争论中将真理越辩越明，不少学生日后成为政界和文教名流；钱穆先生在毕生致力于传道受业，于艰难困苦中亦不气馁，终于成就一所一流名校。研究他们，似乎包含着徐锋先生的个人志趣（所以作为出版人，他不遗余力组织《新史学》稿件、整理先贤遗文；作为学者，他努力提携后学，开辟“新史学读书班”，希冀为历史学科培养新人），体现出他常怀悲天悯人的心绪和饱含拳拳赤子的家国情怀。我以为，这是全书的又一大特点。

尽管《察势观风》一书本身已经足够优秀，但我个人以为，全书的精华，乃是附录中论《青年史学家的自我修养》。历史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与社会中，颇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甚至连续数年“霸占”本科红牌预警专业名录。在“历史无用论”呼声复涨的时代，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者便是难能可贵，要想真正进入史学研究的阵地，除了师承教育和个人努力外，方法论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作者结合自己长期以来学习研究历史的经验，提出了效法前贤踏实做事、努力拓宽视野寻找历史的主体意识，寻找与历史对话的可能，才能真正实现历史研究的价值和关怀。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书中提出的“史学家的节制之美”，我以为这一段不长的文字，值得广大青年史学工作者、尤其是刚入行的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反复多读。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曾有《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文，指出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大势下，国人在“时不我待”的压力下养成了激进——更激进的心态，做事难免急于求成。现在看来，这种心态似乎蔓延到近代以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学术研究而言，如徐锋先生所言，“今人对于西人所制造的知识幻象有着着迷似的追求”，所以我们看到各种“学术影响”排行榜、各式“绩效”考评标准、各类“核心期刊”发布，直接影响了当今学人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在一味追求数量的压力下，难免出现一大批依葫芦画瓢的作品。

更讽刺的是它们往往画虎类猫；而基于快出成果压力下导致青年史学同人问题意识越来越模糊、写作功力不甚精进、难以开辟新的研究阵地——这直接导致史学作品无论是可读性还是理论深度都越来越贫乏。尽管有社会层面的客观因素，但以史学研究作为终极追求的学人，或许需要更冷静的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

一部好的人文学科的作品，其价值并不仅限于作者将自己研究的点状问题剖析清楚，更有启迪他人、启发智慧的作用。《察势观风》书名来自近代川中著名史家刘咸炘之论，强调体察社会人事以知风俗而观历史演进的过程，在强调地理环境、政治教化影响力的基础上,阐发了传统风俗论中包含的文化区域观与历史进程观。显然，刘氏此论给徐锋先生以足够的启发；同样，徐锋先生的大作也给了读者以不小的启发。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史学1902 20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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