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代的重庆是长江上游日益崛起的商业城市，也是一个重建之中的移民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商业会以怎样的方式运作？来自不同地区，从事不同行业的人们又会通过怎样的互动来塑造一个独特的商业秩序？《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利用清代《巴县档案》翔实的诉讼案卷，提供了一个清代商业制度变迁的区域性个案研究。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专访了本书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周琳，请她谈谈研究缘起、巴县档案的价值以及清代重庆商业图景等问题，以下为访谈正文。

周琳

澎湃新闻：您研究的缘起是什么？研究中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周琳：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似乎带着一点宿命的味道。我的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是在吉林大学度过的。硕士阶段的学习任务并不繁重，我的导师王剑老师也非常支持我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探索，所以吉大图书馆古籍部就成了我的乐土。在大概两年的时间里，我几乎翻完了整个四川盆地的明清方志和社会经济史料。

为什么是四川盆地呢？因为在天寒地冻的北方，我真的挺想念我的家乡重庆。而方志里那些生动鲜活、五味杂陈的描述，帮助我在心里构建起了一个与家乡有关的舒适区。现在想想，为什么后来的十多年一直做和重庆有关的研究，因为这个城市于我而言始终都是一个“回不去的家乡”。但是如果真的回去了，每天面对一个太过真实的重庆，我恐怕很难驱动自己在抽象、穿越的层面与这个城市建立深刻的联结。

除了上面提到的深层心理动力，还有一个偶然的机缘。那就是在我2006年去清华读博士之后，马上就面临着要选一个博士论文题目的问题。兜兜转转试了好多，但是都没有那种“啊！就是它了！”的感觉。直到2007年底，我已经博士二年级，又马上要去香港做为期近半年的访问，如果再定不下来题目，毕业就成问题了。所以我下决心去了一趟成都的四川省档案馆，因为早就听说那里有一套叫做《巴县档案》的材料。不管怎样，我得去碰碰运气。当我看到那些缩微胶片的时候，瞬间有一种“找到矿”的狂喜。因为那里面的东西太多、太有趣了，而且竟然就是两三百年前我家门口发生的那些事，连好多地名、方言都是“无缝链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穿越了”（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穿越”这个词），所以我就知道接下来不管写什么，必然会和《巴县档案》有关。

在研究中，我认为最难的部分，就是跳出一个“现代重庆人”的立场，从故事中带出一些让不同时空的人足以产生共鸣的东西，也就是“mean something”。如果今天的重庆人在这本书中看不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如果一个中小企业主看到了这本书，不能或多或少地联想起自己的经历；如果清代巴县脚夫街头斗殴的事件，不能让读者去思考清代湖北、广东、江西的宗族械斗，或者民国上海的帮会，甚至是今天的西西里、圣保罗、芝加哥，那么这本书就失败了一半。

当然，所谓“共鸣”并不是强行的攀扯，而是在不同时空之中，真的存在着一些共通的逻辑。只要你深入其中，就能感受得到。可是学术写作表达一定要非常克制，你不能说“清代重庆的什么和今天的什么很像”，而只能用社会科学更具“共享性”的和概念和语言去提醒读者，比如“暴力”“产权”“移民社会”“治理”“市场运作”“官商关系”等等。有时我觉得，这很像是一种“翻译”，但是这种“翻译”是否恰当、是否准确，却是颇费斟酌。

我从来不愿意“为了研究而研究”，也不认为区域史的研究只是给本地的父老乡亲们看。我希望、也努力地让读过我研究的人们，都能够看到超越这个地区之外的东西。

周琳著《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一下《巴县档案》？《巴县档案》还有哪些学术价值有待挖掘？

周琳：虽然有“井底之蛙”或“自卖自夸”之嫌，但我真的觉得《巴县档案》是一套丰富且神奇的史料。

《巴县档案》是指保留到今天的清代巴县衙门的各类文书，自乾隆十七年（1752）延续到宣统三年（1911）。这本书里讲述的“巴县”相当于今天重庆主城区的一部分（部分涵盖今天的渝中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巴南区、南岸区），而且是重庆府治的所在，所以后面我讲到的“巴县”也可以称为“重庆”。

增广重庆舆地全图，刻于清光绪年间，现藏重庆三峡博物馆

从体量上看，《巴县档案》是目前国内篇幅最大的清代县级档案。一共有11.3万卷，250多万个案卷。我不知道这两个数字是谁数出来的，也不知道究竟准不准确，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巴县档案》的原件。但这些数字是不是一听就觉得挺吓人的？我曾经无聊地做过这样一个估算，如果一个人每天读10个案卷（这个速度已经不算太慢），而且还能极为长寿地活到100岁，那他一生也只能读完36.5万个案卷，只是《巴县档案》的15%都不到。

再说说《巴县档案》的内容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档案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内容细致入微，《巴县档案》也是如此。从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都经历过些什么；做一个生意需要多少投资，股份怎么分配，票据怎么写；办一个庆典需要准备些什么，花多少钱，请多少人等等。另外，许多史料它给你呈现的就是某个事情的结果，比如一个律例条文，一通碑文，一张契约。但是《巴县档案》会非常详细地呈现整个事件的过程，比如一笔生意是怎么做成的，一个行业规程是怎样经过博弈而制订的；一个官司如何一步一步地打等等。马伯庸有一本书叫做《显微镜下的大明》，而《巴县档案》其实也是观察清代重庆的一个“显微镜”。

《巴县档案》的有趣，还在于它经过的“加工”比较少。研究档案的学者都熟悉一个概念叫做“档案中的虚构”，就是讲档案中的内容通常会经过刻意的文过饰非，《巴县档案》也不例外。但是作为州县一级的档案，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在州县内部解决，不需要向更高层级衙门汇报和送审，所以它的内容更加坦率和直白。四川大学严丹博士的一篇论文，讲述道光年间发生在巴县的一宗命案，因为命案不属于“州县自理”的范畴，所以要层层上报。但是从当事人最初上呈县衙的状词到最后的刑科题本，许多内容都被抹去或做了“合理化处理”。相比而言，那些始终留在州县一级的档案则透露更多的实情和隐情，许多“不能说”的东西都包含在其中，这是让历史学者非常兴奋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巴县档案》研究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巴县档案》中仍然有很多可挖掘的东西。因为它全面地记录了一个衙门近300年的运作，许多关系到清代基层治理、司法和区域社会的问题，都能从中找到一些构想的素材。当然，“巴县经验”肯定不具有普适意义，但是当别的区域缺乏那么翔实的史料时，研究者就很难拒绝《巴县档案》。我喜欢把清代的巴县比喻成一个“城市实验室”，当别的“实验室”的数据大量散佚的时候，巴县保留下来的数量庞大且具有连续性的数据就显得比较独特。

澎湃新闻：您研究的都是产生纠纷的案例，而正常的、占绝大多数的商业活动是不会记录在案例中的。您是否担心用巴县档案中案例作为研究主题以偏概全、不能反映清代重庆商业的全貌？

周琳：您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利用档案进行研究，最糟糕的做法就是断章取义、胡乱拼接。因为许多档案的篇幅特别大，内容特别具体。所以只要你把里面的剪辑拼接一下，想论证任何观点几乎都是可以的。就好像我们看到的老派警匪片里面，一个绑匪绑架了一个人，他不会傻到自己用笔给受害者家属写勒索信，而是从报纸上剪下他需要的每一个字，拼成一封信，告诉受害者家属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付多少钱赎人。做档案研究也完全可以这样，研究者和读者之间是信息极度不对称的状态，研究者要移花接木，制造结论的确太容易了。

但是您说的有一点不准确。《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一书使用了比较多的商业纠纷案例，但也包括其他类型的材料，如律例条文、政府文告、行帮规程、民间契约、商业帐册、地方志、笔记史料、海关报告、晚清报纸、地方文史资料。尤其是前五类材料，在《巴县档案》中其实挺常见的，因为《巴县档案》是清代巴县衙门所有文书的汇总，虽然诉讼档案的确占很大比例，研究者们也吏更喜欢用诉讼档案，但是其他类型的资料也挺丰富的。

即便如上所言，您所说的“以偏概全”的问题在这本书中肯定是存在的。因为的确如您所说，绝大多数没有发生纠纷，或者发生了纠纷却没有闹上公堂的商业活动，我们是看不到的。另外《巴县档案》篇幅太大，即便是同一类型的案卷，我也肯定遗漏了很多没有看到。但是历史研究者的个人生命是有限的，每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等到“完美史料”出现的那一天才开始自己的研究，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地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在这本书中，读者常常会看到“根据笔者目前阅读的材料”“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案卷来看”这样的限定语，这就是提醒读者，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搜集相关史料，但是史料的缺陷仍然存在，您看到的结论可能是偏颇甚至错误的。

但是面对史料的缺陷，研究者也并不是束手无策，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从史料中“压榨”“淘洗”出尽可能多、尽可能确切的信息。就《巴县档案》的处理而言，我给自己设定了几项工作纪律：

一、尽量看完整的案卷而不是截取出来的单个文书，不漏掉每一个与事件有关的细节。

二、尽可能搜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案卷，尽管肯定搜集不完。

三、充分了解一份文书的制作过程，能迅速判断哪些是扰乱性的信息，哪些是关键的信息。

四、倾向于采纳背景性的信息，如某个规定何时出台，某个组织何时形成，前任官员如何处理类似案例，因为这是解决一个问题的前提，也是公堂上的人们“共享”的知识，说谎的可能性比较小。

五、尽量不采纳个人化的叙述，如对个人家庭状况的叙述，对伤情的叙述，对案情的描述等，如果必须使用，也要使用经过多人验证的信息。

六、用“代入式”案卷分析法，对提取到的信息进行检验（具体做法参见原书第36页）。

尽管如此，我确信自己仍然在很多时候被档案欺骗了。而且这项研究远远称不上完整，除了漏掉许多案卷，还漏掉了一些重要的商业领域，比如金融、盐业贸易。所以这本书只是呈现了我看到的、我有能力记录的清代重庆商业故事，远远不是清代重庆商业本身。

澎湃新闻：能否描绘一下清代重庆的商业图景？跟其他清代城市相比，重庆最具特色的地方在哪里？

周琳：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的确期待着自己能够描绘出清代重庆的商业图景，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可是当研究进行到最后，我终于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研究得越具体，就越会生出诸多的疑问。比如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清代的重庆究竟是像隗瀛涛先生所说的，是一个“相对隔绝的、地方化的市场”，还是如许檀等前辈学者所说，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这个问题就很难确定。从各种材料来看，似乎两种说法都有依据，也都有漏洞。所以即便研究了十多年，我也不清楚清代重庆的商业图景是什么样的。只能就自己看到的，用几个关键词粗略归纳一下。

第一个关键词是“流通”。清代重庆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没有现代运输技术的时候，水运远比陆运更经济、更快捷。所以那些拥有水路交通优势的地方，更容易发展为商业城市。而重庆有长江和嘉陵江交汇于此，长江汇聚云贵、川南的货物、信息和人员，嘉陵江则沟通甘肃、陕西、四川西部和四川中部。所以在清代长江和嘉陵江航道都得到疏浚的情况下，重庆很快成为西南地区商品流通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实在西南地区，重庆的自然禀赋、人居环境和物产都不是最好的，它能脱颖而出靠的主要就是流通上面的优势。所以这本书的书名中有“商旅”二字，其实就是为了强调这个市场的流动性。

现代人和清代人记录的重庆江流与舟楫

第二个关键词是“接纳”。因为明清易代时期的经济崩溃和人口折损，清代的重庆意外地变成了一个极为开放的城市，几乎每一个时期都有大量长江、嘉陵江沿线的人们来这里讨生活。这种极大的流动性当然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社会治安问题、商业信用难以建立、工商业者没有老本可吃，但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和商业网络。在《巴县档案》中能看到好多商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比如福建、广东、湖北等）是有生意的，但他们还是来到重庆拓展自己的经营。重庆在接纳他们的时候，也同时接纳了他们背后的那些商业资源。正是因为长达两三百年的接纳和整合，清代重庆的商业显得比较丰富、有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代的重庆有点像今天的深圳，而今天的重庆即使已成为直辖市，也与当年不同。

重庆湖广会馆与东水门大桥，形象地反映了不同时代重庆商业空间的重叠

第三个关键词是“江湖”。在我的理解中，“江湖”就是基层民众通过复杂的互动、博弈创生出的社会空间和社会规则。这些空间和规则并不是完全“野生”的，它与正式制度并存，有时也要向正式制度学习和妥协，但是它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完全驯服于体制的。这样的“江湖”可能在任何时代、任何城市都存在。但是在清代的重庆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它的人口流动性大，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不易管控的“原子化”人口和小本商业很多，治理难度比其他许多城市都大，地方官府也必须要承认经济和社会中那些属于“江湖”的空间。在这本书中，许多同乡组织、同业组织和暴力的脚夫帮派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江湖”的色彩。也正是因为有了“江湖”，清代重庆的市场和商业制度才显得更接地气，更有叙事的张力。

因为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清代重庆的市场图景，所以我也不敢说清代重庆市场最具特色的地方在哪里。只是就我目前的研究来说，最有特色的就是“以差（厘）驭商”。就是工商业者为地方官府当差、纳厘，地方官府承认工商业者的经营权，允许他们垄断市场，为他们提供司法服务。这个事情有“灰色”的层面，让工商业者免费当差、纳厘，是《大清律例》明文禁止的，换句话说这是违法的；但另一个积极的层面是，工商业者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排斥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地方官府拉到商业的游戏中来，实现了清代重庆市场至少100多年的良性发展。后来这种“违法行为”终止的时候，重庆的市场居然塌陷了一大半。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清代许多地方的商业的确不是这么维持的（这一点，在邱澎生先生为本书写的序言里面也提到了）。为什么单单重庆是这样？其他地方的商业究竟是怎么维持的？我只能说我还不清楚。

2017年5月与同学在重庆调查

2017年5月与同学在重庆调查

后面是东水门古城门及城墙

澎湃新闻：能否详细讲讲“李鸿义死亡案”，这个个案反映了帮派与官府之间怎样的关系？

周琳：“李鸿义死亡案”是我在清代《巴县档案》中看到的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案子。记录在档案中的情节是这样的：

同治四年三月，重庆最有势力的两个脚夫帮派——茶帮和川帮发生了一次斗殴，官府拘押了茶帮的几名脚夫。后来茶帮夫头李树芳等人多次向县衙呈禀，希望保释一位名叫李鸿义的脚夫，先是说他在狱中染病，后来又说他患有精神疾病。五月四日，李鸿义获保出狱。但是五月六日，李树芳等人再次向县衙禀告，说李鸿义已经于前一日病发身亡了。五月七日，巴县知县表示要去李鸿义家验尸。然而李树芳却回禀说，因为“天气亢阳，尸臭水流”，他们已将李鸿义的尸体掩埋了，恳请知县免予核验，知县爽快地批准了这一请求。于是，一桩“命案”迅速了结。

稍有推理爱好的读者，不难嗅到此案的重重疑点：第一，李鸿义五月四日保释出来，五月五日就死了，这是非常小概率的事情，虽然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第二，虽然农历五月已进入夏季，但是不到两天就“尸臭水流”，还是显得夸大其辞；第三，知县听说茶帮已将尸体掩埋，马上就取消验尸，总让人觉得他和茶帮是事先就串通好的。

所以这个“死不见尸”的李鸿义，大概有三种可能性：一、真的病死了，被茶帮草草掩埋；二、没有死，借官府免予验尸的机会金蝉脱壳；三、根本没有李鸿义这个人，茶帮只是通过一个“出人命”的假案，向川帮传递休战的信号。像我这种凡事喜欢脑补的人，还是觉得后两种可能性更大。而且整个案子步骤规范、文书齐整，根本挑不出来任何程序上的毛病。越是这样，就越是让人觉得县衙和茶帮是在隐瞒些什么。

因为“李鸿义之死”是一个永远也破不了的案子，所以很难说这个案子可以反映些什么。但正是这个案子让我注意到了清代重庆的脚夫群体，后来发现脚夫帮派与官府之间真的有着复杂而且隐秘的关系。据我掌握的资料，在嘉庆中期之前，重庆脚夫是不分帮派的。而帮派也是重庆地方官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因为一旦帮派生成，就意味着官府很难去直接管控和调度这批人了。但是因为官府组建的七门脚夫组织涣散、腐败，越来越多的脚夫自发的拉帮结伙寻求庇护。后来脚夫们发现，只要他们的帮派势力足够大，官府根本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于是就有更多的脚夫加入帮派。到同治年间，帮派与官府已渐成对峙之势。到了咸丰年间，由于地方财政吃紧，地方官府又委托脚夫帮派代收厘金，这下脚夫相对于官府的议价能力更强了。所以即使是帮派明火执仗、殴斗不休，官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猜想，正是因为上面的背景，在李鸿义这个案子中，官府要与茶帮一起编故事，瞒天过海。虽然我们不知道茶帮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有没有贿赂官员胥吏，但是对茶帮适当地网开一面，令川帮和茶帮都有台阶可下，应该是官府处理这件事的基本思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千厮门正街，许多脚夫殴斗发生在这里

澎湃新闻：您能否简述一下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

周琳：这本书里面所介绍的“商业制度”，其实不像一般认为的是那种刻板的规条，而是律例规章和现实运作长期磨合之后，形成的一种“局势”或行为逻辑，我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如下：

中介贸易制度：从表面上看，牙行的主业是汇总市场信息，提供交易服务。但实际上，牙行（特别是官立牙行）是重庆地方官府刻意扶持的市场垄断者。当然，牙行也通过当差、征厘等方式向官府支付垄断的代价，但是只要官府不过分剥夺，牙行大体上愿意做这样的交易。

八省客长制度：以往的研究认为八省客长是一种“城市商人的自治组织”，但是本书依据的材料却显示出：八省客长并不是一个“商人组织”，也并非纯粹的社会组织。“八省客长”只是以处理商业事务为部分责任，而且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个组织，并不承担“城市自治”“商人征服城市”等具有反传统色彩的使命。

行帮制度：行帮是清代重庆工商业者的一种“自我管理”机制，它能够根据现实，灵活地制订、调整和修改市场规则。行帮既不是完全听命于官府，也不是完全自行其是，它会根据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来确定与地方官府的关系。

总而言之，上面这些制度都有双重面向：一是应对市场需求、释放商人自主性的面向，一是与地方官府交涉、磨合、妥协的面向。在清代重庆的市场中，后一个面向可能对各个行业的发展、工商业者的处境影响更大。但是本书只是研究了清代重庆的部分商业制度，清代重庆市场的秘密远不止这些。

澎湃新闻：清代重庆商业的特点，在今天的重庆是否还有体现？

周琳：对于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的。因为我们或许能把历史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对现实的了解却很肤浅。而且有好多东西，你说它们“像”或者“不像”，是很难用学术的工具去证实或证伪的。所以这一部分，我只能从一个“现代重庆人”的视角来谈一谈感受，大家可以把它当做“胡说八道”。

首先是商业空间，你把《巴县档案》中的提到的那些商铺比较密集、人流、物流比较繁忙的街巷，与今日重庆的城市布局相对比，会发现清代商业繁盛的地段，今天基本上也是贸易聚集之地。比如站在2000年的朝天门，你大概能想象1800年朝天门的样子。又比如清代的储奇门就是药材集散之地，现在的储奇门仍然是药材交易的中心，我的家人也经常会去储奇门买药。当然，这只是总体上的印象，细微之处的变化还是很多的。

储奇门的药材商铺

而且在《巴县档案》中你可以看到，清代重庆城内的商业空间比较分散，而今天的重庆城也是这样，它的商业不是像很多城市那样有少数“众星捧月”式的中心，它的商业至少从上世纪末开始就是“遍地开花”的。你问一个重庆本地人，说解放碑、杨家坪、观音桥、南坪、沙坪坝究竟哪一个更繁华，他恐怕很难明确地回答你。

另外，我更有切身感受的是重庆人对于商业的勤勉和热诚。许檀老师曾经从清代重庆城内挑出一坊两厢做过一个统计，认为在这些空间内工商业人口可以达到80%。根据我从小的生活经验，这个数字并不算太难以置信。我在重庆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商业和服务业的从业者，有厨师、商场导购、大排档的老板、菜鸟驿站店主、工厂主、包工头、月嫂、洁具老板等等，但是你或许也感觉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从事那种资本雄厚、特别高端的行业。我自己在2006年的五一假期，也曾经去重庆南滨路的一个酒楼做过几天服务员，每天都累到怀疑人生。但是那段经历也让我真的体会到重庆人对于商业的认真和面对平凡生活的尊严。《巴县档案》中也记载了许多小本经营、从事平凡行业的工商业者。正是有了他们存在，这个城市才有了异常便利的商业和抚慰人心的烟火气。

今天的重庆人常常把“耿直、豪爽、火爆”作为这个城市的标签，你去看看《商旅安否》中行帮、脚夫的行为方式，是不是也觉得有一点神似呢。当然，这就更加玄虚了，我也没把握可以这样说。

除了这些形似或神似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是在时间的淘洗中渐渐消失了。比如清代重庆的移民社会和高度的接纳性，我认为今天的重庆还是比不上的。另外，因为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缺失而导致的城市暴力，也渐渐成为过去了吧。

文章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钟源 薛瑞对本文亦有帮助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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