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 在成都古城发现平民历史的连续性

 

来源：新京报，2021年10月29日

 

2003年，王笛来到宽窄巷子，给那里的一些小茶铺拍下了照片。这基本是他成都茶馆研究的最后一趟行程，此前，长期身处海外的他曾数度返回故乡，考察各处的茶楼。他的考察成果，即是如今在中外学界都颇有影响力的《茶馆》。这本书是国内外有志于从事城市史、微观史研究的学者、学生们的必读书。

 

在王笛记录的历史中，坐在茶馆里的人也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由于贴近街头，茶馆中可谓“云集三教九流”，除了老成都固定来吃茶，还有赶来谋生、在城里漂泊的外省人常来这里休息。还有一类人会不时地在桌上摆起“茶碗阵”，懂行的人会知道那是成都当地的哥老会组织“袍哥”的接头暗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地方秘密组织虽然与许多历史上的帮派一样与种种暴力行为难脱干系，但却也承担了维持地方秩序的职责，他们常常以茶馆为据点碰面，甚至很多茶馆的老板都是“袍哥”。袍哥们常用“吃讲茶”的方式了断民间纠纷，这几乎成了一段历史时期内，成都地方社会民事调解的特有形式。

 

街头的茶馆，神秘的袍哥，这些关注社会底层、边缘生活的话题都是1995年王笛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时原本拟定的论文题。囿于史料获取的难度，最后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另一个相对好操作的有关街头文化的议题，最终也作为专著出版（《街头文化》）。在赴美攻读博士前，王笛完成了《跨出封闭的世界》，这一研究着重探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经过博士期间的训练，王笛试图超越《跨出封闭的世界》中的研究视野。王笛逐渐放弃了这种多少有些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转而寻求“走向中国社会的底层”，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对于身处顶尖大学的学者来说，这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包括斯皮瓦克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质疑过所谓“底层民众”发声的可能。相较于可见度更高、多由精英书写的主流历史，挖掘那些被遮蔽的“历史微声”又是否可能？（采写/刘亚光）

 

 

王笛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对田野调查来说，共情是必要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历史学的这种田野调查中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你在前往做这个田野调查之前，做了哪些预先的准备？

 

王笛：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训练主要是文献上的，但是如果要进行田野考察，就应该学习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时候，我除了在历史系修两个方向，还在人类学、政治学各选了一个方向，这四个方向的共同学习，开拓了我的视野，具有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准备，特别是为田野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样第一次走进茶馆的时候，就完全不会手足无措。

 

当然，社会学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已经对社会学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甚至还开过社会学的课程。社会学家很看重田野中的各类数据，我曾经也设计过问卷，试图在茶馆中收集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但是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我把重心放在考察个人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公共空间中潜藏的政治、经济结构，又如何影响人们使用这个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使用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等等问题。除了采访老人之外，有一段时间我就整天坐在茶馆里，以一个茶客的身份去和来往的人们交谈，并观察和记录人们的行动，其实这种方法，犹如把自己置身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场景之中。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过去在学术研究中，我总是试图与我研究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种站在研究对象之外的态度，也不能绝对化。要打动我的读者，让读者理解我的思考，“共情”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所研究的课题或者对象不能打动自己，我们怎么能奢望打动读者呢？所以在最新的一本书里，我把很多即时的感受融入历史的书写中。我把自己放到历史的场景之中，并发表一些议论。这些议论，既表现了我对历史的思考，也有现实的关怀，大概有点《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的味道吧。当我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和我“站在历史之外”的写作是不一样的。

 

茶馆所代表的慢节奏生活的独特价值

 

新京报：在围绕茶馆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中，感觉茶馆就像是一个微观的世界，但它能够折射出更宏观的一个区域的文化。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觉得茶馆所代表的这种西南地区的地方文化呈现出什么特点？

 

王笛：的确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那间街角的茶铺》中，花了不少篇幅讲生态的问题，包括地理、交通、水源、出产等等因素，都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模式，所以我在书中阐发了“成都茶铺多的最根本原因是生态”的观点。

 

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成都媒体发表不少文章批评所谓的“盆地意识”，这个词本身其实带有贬义。当时的人们大概认为，成都人思想保守，生活节奏太慢。同时认为，茶馆吃茶本身象征的这种闲逸，也是消极的，不利于现代化的。当时文化精英们习惯拿深圳速度作对比，认为成都人身居内地，目光短浅，不思进取。

 

其实，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城市的文化没有“自信”。但是有趣的是，成都普通人其实以这种文化为自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衍生的社会问题增多，曾经的批评者逐渐发现了这种慢节奏生活的独特价值。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的并不是怎么给生活提速，而是怎样让自己生活的压力更小一些，所以成都的精英管理者们也不再因为这种文化而感到自卑，而是有意识地去推动享受生活这样的一种理念，打造一个宜居的城市形象。

 

茶馆是一个“公共空间”吗？

 

新京报：在史学界围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曾经有过很多重要的争论，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您在茶馆的研究里其实也触及了这个问题。虽说在你看来茶馆具备了一个满足大家“平等交往”需求的公共空间的特征。但通过你自己的记述，我们也发现，单一茶馆内部也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同的茶馆也有着阶层的分化。你如何评价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特征？

 

王笛：首先茶馆是一个物质的公共空间，就是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空间，普罗大众、三教九流都能在那里自由出入和开展公共生活。其次它也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空间，这是从比较抽象的意义上来观察的。人们在此进行社会交往，议论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国家的许多政策也直接作用于这个空间。同时作为地方帮派组织的袍哥们在这里也有着自己的“茶馆政治”，比如用“吃讲茶”等方式解决邻里纠纷，这基本上充当了基层的诉讼调解。

 

我认为，无论是从中国传统的“公”的概念，还是从哈贝马斯的概念出发，茶馆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公共领域”，在茶馆中有着极为明显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为了争夺空间展开的博弈。国家利用这个空间施行控制、宣传，各个社会组织和人群则争取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那份自由。当然，茶馆展现的这种公共空间的文化和西方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

 

新京报：我注意到茶馆在抗战时期呈现的面貌发生了很多变化。战乱、革命往往带来人口的大范围流动，政治生态也发生着剧变，这些都会深刻地作用于地方文化。从你对成都的研究来看，战乱、革命对我们国家的地方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

 

王笛：的确，在这本书里面，我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讲抗战时期的茶铺的日常生活，描述了抗战爆发后，许多逃难文人在成都茶铺里如何找到了一丝慰藉，战乱中人们如何还存在着信任，小商业为什么还是城市的经济支柱，穷人也有在茶铺里休闲的权利，妇女如何在茶铺中受到排挤，茶铺如何就是一个公共论坛，以及国家在战时茶铺中的角色，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反映了哪怕就是在那个动荡的时期，茶馆仍然起着稳定人心的作用，仍然能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服务。

 

其中我特别讨论了茶铺中关于“清谈误国”的争论。抗战爆发以后，大量的人口来到成都，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甚至相当吃惊，发现为什么现在国家在危急之中，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但是成都的茶馆的生意还是这么好，坐在茶铺里无所事事，这引起了精英的批评。我指出，这些批评茶馆的人，只看到了茶馆的表面，其实茶铺完全超越了一个单纯的休闲空间，各种人物在茶铺中活动，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谋生，有的是为了做生意，有的是休闲，有的是社会交往，还有各种社会组织在那里活动……人们在那里可以自由使用公共空间。可以想象，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茶馆，人们到哪里去寻找能够同时具有如此多功能的地方呢？茶馆是为各个阶层、各个人群服务的，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地方精英，甚至国家也利用茶馆发动民众加入抗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茶馆就成为了一个政治的舞台。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历史人类学 2021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