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的史学教研重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是其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已故陈寅恪、岑仲勉等先生，曾在该研究方向做出过奠基性、开拓性的贡献，形成具有深厚学术底蕴的优良传统。胡守为教授深受这一学术传统的熏陶，在汉魏南北朝史、岭南古史、道教史、陈寅恪学术思想研究等领域长期从事教研工作，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胡教授以九十高龄仍坚持读书治学，笔耕不辍，受到学界推崇。本刊此稿，旨在弘扬中山大学中国中古史优良传统，推动相关学科领域教研事业的良性发展。
读书不肯为人忙
——胡守为教授学术访谈
文/胡守为，刘 勇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胡守为教授
摘 要：胡守为先生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汉魏南北朝史的资深教授，长期在汉魏南北朝史、岭南古史、道教史等领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贡献良多。在访谈中，胡先生回顾了1950年代师从陈寅恪先生以及随后担任其助手期间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和教泽熏陶，介绍他在上述各研究领域的具体耕耘和研究心得，着重强调自己服膺陈寅恪先生“读书不肯为人忙”的治学理念，以及相应地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身体力行情形。这些回顾与反思，对推动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汉魏南北朝史；岭南史；道教史；陈寅恪
刘 勇：胡老师好！我还记得2002年下半年修读您开设的课程的情形，印象中那是您最后一次给历史系的学生开课了。课程名称叫“陈寅恪著作研读”，后来大部分修课学生的课程报告结集成中山大学历史系刊物《学行》的特刊，题目是《陈寅恪著作研读论文选集》。您还有印象吗？
胡守为：记得很清楚。当时历史系领导希望我能给学生讲点课，我想到陈寅恪先生在我系任教二十年，他的重要著作如《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而他的学术近些年来越来越受重视，作为历史系的学生，理应对此有所了解，于是我开了这门课。先由我对陈先生的学术背景作介绍，讲了四次。然后每位学生选读一篇陈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文，在课堂上作口头报告，由同学评论、提问、质疑，或者借题发挥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再就讨论内容加以补充，最后形成各自的书面报告。没想到选课的学生有六十多人，人多不好讨论，最后确定入选十七八位，大约研究生与本科生各半。
《柳如是别传》书影
《元白诗笺证稿》书影
当时我的想法是，学生选读这门课后，对陈先生的中古史体系的主要内容，比如东汉以来儒家大族与寒族的关系、意识形态（尤其是清谈和佛、道之学）与政治的关系、关中本位政策的由来及其影响、进士阶层的兴起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等等，能够具备初步的了解。同时，通过精读他的论文，学生对陈先生引证史料、推论循理的学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研究方法，博大精深的学识和鞭辟入里的洞见，就不至于停留在空洞的口号和浮泛的想象层面，而是通过亲自接触、切身体会，从非常具体的东西入手向他学习，有所启发兴起，从而进入史学研究之门。
一、从学生到助手的学研探索
（一）只有一个学生的选修课
刘 勇：那也是我第一次修读这样的课程，细读和讨论史学典范论文，得下好多功夫才行，印象非常深刻。同样有印象的是，您当初学着做历史研究，好像就是在1950年代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期间吧？
胡守为：是这样子的。但在那之前，我已修读过陈先生的课，已经对我很有影响了。我是1947年考进岭南大学的，但那时候读的是化学系，第二年转到历史政治系的历史专业，后来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就改成中山大学历史系了。刚解放那阵子，政治运动多，很多学生都没好好上课，跑到外面去参加运动。但我是绝对不能的，因为呢，有个学期只有我一个学生选课……
刘 勇：您是说陈先生的课上只有您一个学生吗？
胡守为：对，只有我一个学生选他的课。大致是1950年，陈先生开的“唐代乐府”课，主要讲韦庄的《秦妇吟》，其中涉及唐朝末年运河一带的军事情况，同时探讨唐王朝覆灭的原因。当时只有我一个人选修，我如果不去上课的话，就等于罢课了，所以我绝对不能缺席。这么一个有学问的大师上课，选课的居然只有一个学生，令人感慨！当然，那时候岭南大学的学生本来也不多，全校差不多才一千人，史学专业的学生更少，只有三人。除了中文系学生外，其他专业的学生很少有选读陈先生开的课程的。有一天，广东省委的杜国庠来校视察，问起陈先生的情况，学校要我去汇报，汇报完毕后，杜老指着我戏说：“你最值钱了，全校薪金最高的教授教你一个人！”
▲ 陈寅恪先生
刘 勇：一个学生的选修课，那你们是怎么上课的呢？
胡守为：陈先生是怎么上课的呢？当时他住在中大护养院旁边的东南区241号小楼，不是后来大钟楼对面的那栋东南区1号。我去他家上课的时候，助手告诉他：学生来了。他本来在楼下工作的，听说学生来了，就说声：“胡先生你来了。”——这个事情让我，那个，让我……我当时只是学生来的，但是他从来不叫我的名字，他都叫“胡先生”，他从来不叫我的名字的——然后呢，他做什么呢？那时候是夏天，他在楼下书房工作，穿着唐装，他就拿着拐杖，慢慢走上二楼起居室，换一身夏布长袍下来，在楼下走廊里竖立的一块黑板前面，坐在椅子上给我讲课，有时候他还要去那个黑板上摸索着自己板书。这个啊……当时他的眼睛已经很不好了，走路也不方便，但就是这样，他还要特地上楼去换衣服，大夏天的穿一身长袍下来，对着我一个人讲课。这一点真是让我终生铭记！我教书和做学问，很多东西没学到，但是对于这一点，我始终铭记在心里面！
当时他的助手程曦告诉过我，陈先生每次上课前，一定要程曦把课堂要讲的材料都先读给他听。那些材料其实他本来都熟悉的，只是便于他再做思考准备，然后再在课堂上讲，因此他讲课经常有新的内容。对着我一个学生，也是这样子。这种对学问的认真态度，令我难以忘怀。后来我自己教书，始终学习我老师的态度，认真备课，从不迟到早退，仪表要整齐。教得好不好不知道，但始终要把它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做。
我的看法是，陈先生不仅自己要做出好的学术研究出来，还要教学生，找继承人，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1950年六月六日教师节那天，我们历史政治系师生送了一面“万世师表”锦旗给陈先生。当时我们还合了影，你们大概都看过那张照片，我也在上面的（见图1）。他是当之无愧的。到什么时候他才不教书了呢？到大批判的时候。当时的学生不知道高低，贴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说他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教书，是“误人子弟”！这一点最伤他的心！他在那么艰难的情形下，仍然竭尽全力教书和培养人才，但学生的大字报竟然说他“误人子弟”！这张大字报出来以后，他就不开课了。学校劝他教书，他也不教了。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学校，仍然努力著述。
（前坐者为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后排右二为胡守为）
图1 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师生欢送毕业同学合影
（二）研究助手学做研究
刘 勇：那后来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担任陈先生的助手的呢？
胡守为：1953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因病没能统一分配工作，留校休养。第二年，系主任刘节先生正式通知我任历史系助教。后来，由于陈寅恪先生原来的助手不辞而别，学校需要给他另找一个。主要有两点要求：一是了解他的学术历程，以便供年轻学人借鉴；二是向他学习做历史研究，同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当时我推荐了两位很有学问并且曾经担任过他的助手的人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陈庆华，一位是武汉大学的石泉。学校就联系调人，但这两位都是所在单位的骨干教师，原单位不愿放人。学校最后让我来填补，我自知不够格承担这个任务。学校说，那么我们先去问问陈先生，由他来决定。随后就由副校长陈序经先生去征求陈寅恪先生的意见，他说同意。我就这样成了陈先生的助手。
在学做历史研究方面，陈先生要我补《资治通鉴》的唐代部分。我感到为难，因为司马光和他的助手编《通鉴》时能看到的材料，很多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而且，明代学者严衍又曾写过《资治通鉴补》，对《通鉴》的遗漏讹误已作过补正的工作，我怎么再做呢？陈先生说，你用出土的碑刻资料、考古材料为主，辅以其他传世材料，就能把它补起来。这就是我做学问的开始，是从陈先生指导我读《资治通鉴》入手的。后来我教学生，也很注重让他们留意碑刻资料，也是根据老师教我的。除了这个之外，当时陈先生还嘱咐我学习名家的著述，先做一些笔记，从中选择一些问题，寻求自己的答案。选择的问题大抵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具体做的问题可以小，但是要有由小观大的意识。当时我很认真地读陈先生的著作，但感觉再要提出些什么新问题却很困难。
▲ 《资治通鉴》书影
后来学校说，陈先生跟校外学者交谈的时候，你也要去好好听、好好学。我就问陈先生，你跟学者谈话的时候，我可以旁听吗？他说可以。所以，后来我就旁听了一些这样的谈话。但我觉得很惭愧的是，他们谈的都是很深入的问题，当时没有录音机把它录下来，我只能力所能及地了解和记忆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西域史专家、北京大学的向达教授专程来广州向陈先生请教有关《大唐西域记》的问题。我旁听了，但由于基础太差，很多东西都记不住或半懂不懂，也没法完全记下来，只记得其中一项是，陈先生说玄奘有些梵文读音不准，因此在使用对音考证时就需要特别注意。陈先生懂多种文字，特别是古文字，但他很少用对音考证，这也是治学谨慎的态度。
今天说起我的最初学术经历，大致上就是如此。说起来我感到很惭愧，本来那么好的学习条件，应该有比较大的长进才好，可惜我学得不好，仍然很浅陋。所以，我在自己的著作里面，极少提到恩师，我不是不尊重他，而是面对这样的大师，我自己不敢认。但是，这些经历对我的一生影响都非常大。
二、在汉魏南北朝史园地耕耘
（一）转向汉魏南北朝史
刘 勇：您刚刚介绍了您作为仅有的一个学生选修陈先生的“唐代乐府”课，以及您作为助手受陈先生指导做《通鉴》唐代部分的考补工作，但后来您的研究重心是怎么转到汉魏南北朝史的呢？
胡守为：陈先生在隋唐史领域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研究里面，这两个时期是有非常重要的内在联系的。因为他着眼的并非某些孤立的事件，而是历史演变发展的整体性的、规律性的东西，他的这个学术眼界和规模是很高的。从东汉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非常重要变化的时期。东汉还是门阀政治的时代，门阀占据政治、文化的主流。这个情况引起那些非门阀士族的反抗。以曹操为代表的庶族，从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打倒了门阀士族，但是在文化上，门阀士族仍然居于领导地位。所以，曹魏集团必须要在文化上超越门阀士族，它才能比较长远地立定脚跟。对于这个变化，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清谈的演变》。门阀士族的文化，主要就是倚赖儒家的经典，所以庶族转而采用道家的学说，崇尚自然。儒家讲道德伦理，道家崇尚自然，从自然这个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社会。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关于才性、有无问题的分歧。才干跟人性的本质有什么关系呢？门阀士族讲究血统论，先天血统高人一等，后天的才干跟这个联系在一起，也高人一等，先天血统跟后天才干紧紧绑定，这个就是所谓世界起源于“有”——先天就有高下之分的，后天才干决定于你有没有先天高贵的血统。对这个问题，庶族当然不能承认，所以就采用道家的学说，崇尚自然，提倡世界起源于“无”。这个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一切东西的起源，叫做“无”，由“无”产生万物。人的起源也是“无”，所以人的本性是平等的，都是起源于“无”，而才干是后天的，后天的才干高下优劣，跟先天是否出身门阀士族，没有必然关系。从理论上论证这个问题的，就是所谓的玄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贵族阶段到庶族阶段的重要线索。这个长时期的变化直到唐代才真正演变结束，具体来说，就是结束于唐代中期科举制度的形成。
唐代的考试有两种办法。一是明经，背诵经典及其注解，类似于做填充题，填好就过关了。二是考进士，考诗文和对策。诗文是很考验才华的，里面有很多讲究，陈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边谈了很多，谈得非常好。所谓对策，就是发表你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比如，就像今天突然出现新冠病毒疫情，你认为该怎么办？当时有句话叫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三十岁考中明经的，已经嫌老了；五十岁考中进士的，已经算是很年轻的。言下之意，明经很容易，考进士太难。
所以，虽然最初修读的是陈先生开的“唐代乐府”课，他指导我做的是《通鉴》唐代部分的研究，后来我的研究重点转到汉魏南北朝，但其实主要也是跟着陈先生对中古历史的整体性看法的脉络走的。
（二）岭南古史探研
刘 勇：谢谢胡老师！我的专研领域是明清史，已经好久没有认真学学中古史了，听您这么一讲，感觉真是非常受益。我自己是在四川出生长大的，1998年念大学才跑到广州来，当时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语言、饮食、习惯都太不一样了。课余跑去五层楼（广州博物馆）玩儿，也很惊奇那里面陈列的古代岭南文物。在历史系资料室看到《岭南古史》一书，就忍不住拿来翻，后来才知道作者就是您。接下来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样关注到岭南古史的？
▲ 《岭南古史》书影
胡守为：因为我是在广东出生长大的，一直都生活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应该对这片地方有更多了解，而中山大学就在这个地方，也应该让学生对这地方有所认识，所以开了“岭南历史”这门课。经过长期讲授，后来把课程讲义整理出来，就是这本《岭南古史》。同时我也关注一些专题，比如我一直留意赵佗政权的历史，最近我才修改完一篇旧稿《南越国史事辨释》，试着搞清楚从赵佗到赵建德的世系和政权情况，尤其是他们跟中原政权之间反反复复、虚虚实实的关系，希望可以纠正和补充《史记》《汉书》《通典》《通鉴》等传统文献的记载。
我觉得我们研究岭南古史需要留意一些东西，尤其是当我们长期身处岭南的情况下去研究它时。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后来的，尤其是现在的普通观念去想象那个时候。对于秦汉以前的中原王朝来说，岭南只是一个很泛泛的观念，实际上是没有实质性的行政管理的。秦始皇立三郡，但并没有真正的行政班子。直到赵佗，才真正有一套管理的班子，他的管理范围，直到今天越南的中部。
刘 勇：我在岭南一晃也待了超过二十年了，平时也会留意一些本地的历史记载。但中古时期以前的岭南，文字记录相当少，在五层楼参观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这对我们高度倚赖文字记载的历史研究来讲是很不习惯的，针对这种情况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胡守为：的确，岭南古史的文字记载很少，而且很分散。一方面，当然是要尽可能完整地熟悉传世文献，掌握文字记录。但更重要的是，要注意考古的东西，搜集和利用出土的资料。这方面，最近几十年来广东已经有了比较可观的进展，南越国的资料出土了不少，我们对赵佗及其时代的了解，就超出了历史上的很多文字记录。秦汉时代，这个地方大都是部落民族，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掠夺和战争频繁。但赵佗把这种情况平定了下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秩序，所以汉高祖封他为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他“和辑百越”，就是说他使各族之间的掠夺争斗减少了，使得南越地区的文明程度提高了。这是赵佗在南越的重要功绩。
（三）道教史研究
刘 勇：我注意到，您整理出版的《神仙传校释》，上个月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字版。请问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道教史研究领域的呢？
▲ 《神仙传校释》书影
胡守为：我留意道教史，既有陈先生的影响，也有我自己关注汉魏南北朝史和岭南古史的因素。汉晋历史本来就跟早期道教密切相关，谈这个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不能避开道教不谈，比如前面提到过玄学清谈，崇尚自然，有无之辨等等，都是如此。同时，道教跟古代岭南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罗浮山，所以我在《岭南古史》里面专门有一章讲岭南早期的道教。
陈寅恪先生讲过道教与滨海地域的关系，怀疑有些东西是从外面传进来的。我觉得这点很值得留意。我注意到，早期道教对水非常重视。东晋五斗米道的孙恩在战败之后，就是选择跳水自杀，据说后来还变成了水仙。道家说，水是属阴的，火属阳，水能灭火，阴克阳也。《神仙传》里面凡是讲到男女斗法的场景，肯定都是女的赢了，这也是所谓阴胜阳也。道教有个著名的说法叫做“水滴石穿”，水是阴性的，水滴虽小，但它能够把石头贯穿。这是道教非常特别的观念，很值得仔细探讨。
刘 勇：您还研究过早期道教的政治倾向问题吧？
胡守为：是的。陈先生写过《崔浩与寇谦之》，我最近也在写一篇他们跟道教关系的论文。崔和寇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贵族政治。寇谦之对道教做了很重要的改革，改革汉末农民起义信奉的五斗米道。他认为这个不是道教真实的东西，他把儒家的礼法拿来取代五斗米道的条文，从而形成了天师道。改革的重点，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取代五斗米道的内容。其实当时在佛教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著名的法显和尚去印度取经，很重要的契机就是他发现中土佛典中有关戒律的内容，用当时的眼光来看是很不完备的，所以希望去找跟儒家规范比较能够协调起来的戒律方面的东西，这也是魏晋六朝文化的重要问题。
三、教书和做研究是很严肃的事情
刘 勇：您从1950年代就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这么多年来，请问您在开展具体工作的过程中，有哪些基本的考虑和做法？
胡守为：这个仍然得从陈先生讲起。关于教书和治学态度方面，前面我已经讲过一些了。我觉得现在介绍陈先生的学问，有的没抓住要点，比如强调他懂多少种外文。这不是主要的。他在德国留学时，专攻比较语言学，除学习多种古文字以解读古文献之外，还以西洋语言科学方法作为认识事物的办法，简言之即两种事物互作比较，得出其各自规律及特点。第二点是陈先生常用诗文来观察历史。他认为文化乃抽象理想的最高境界，“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他主张研究工作要“脱俗”，要摆脱“俗谛之桎梏”，即努力摆脱那些固化的常识、陈见、思维，致力于学术创新。他在欧洲学语言也好，懂多少种语言也好，都是为了研究工作能够“脱俗”，致力于把中国史学带到世界前沿。这才是最重要的。
前些年，清华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我发言讲陈先生的学术启示。后来，《人民日报》的记者让我把发言整理给他们发表，题目借用了陈先生的诗句“读书不肯为人忙”，就是强调读书治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要有创见。读书不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不是为了秀自己读了多少书，懂了多少东西，不是为名利而取悦他人。这是他一生奉行的治学宗旨。当然，独立思考、学术创新谈何容易。尽管如此，我也始终坚持要求自己，希望在我自己做的研究里面，哪怕有一点点是别人没有讲过的、没有做到的也好。
刘 勇：对于我们今天的读书、教书、做学问这些事情，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胡守为：对于当前学术界的情况，我觉得要留意的是，不要让浮躁之风漫延。所谓浮躁之风，是指不做实在功夫，标新立异。陈先生讲“脱俗谛”，首先就是不要受现在不良风气的影响，要立定志向，争取有所创新。我自己写文章，写好之后先搁置起来，不断思考、修改，最后不一定是最完善的，但应该是做到自己认为比较好的，竭尽自己的能力。这也是学陈先生的。
陈先生的论著常常用“稿”命名，也有这层用意，期待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力臻完善。我当他的助手时候，其中一件工作就是协助他修订著作。有些地方他认为需要改的，叫我去帮忙查材料，然后读给他听。他的《元白诗笺证稿》里边，有一处就是提到我的：白居易《新乐府》中有篇《两朱阁》，里面讲到唐德宗的两个公主，但陈先生写书的时候还搞不清楚这两个公主的名字，只能有所推测，“未敢确言，姑记所疑，以俟详考”。当时高教部正在统编教材和配套的参考资料，由于我们系的系主任刘节先生应调去中华书局校点《旧唐书》，因此隋唐部分就分给我们系了，我作为年轻教师参加了这个工作，负责赵州桥、长安资料的编注。我在读《唐会要》《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时，发现了这两个公主的名字，我就告诉陈先生。因为在那之前，《元白诗笺证稿》的初版出版之后不久，陈先生就送了一本给我，还请师母题字钤印（见图2），我对里面的内容比较熟悉。后来，陈先生在新版里面还特别写了这个事情，“癸卯（1963）春胡守为君检出下列资料见告”云云3 。我记得当时陈先生还有一句感慨，大意是说“十年迷雾，一朝复明”之类。这个事情同样体现了陈先生做学问的谨严态度，这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
图2 陈寅恪先生题赠胡守为《元白诗笺证稿》初版书影
我知道我们历史系有个好传统，所有导师都要求指导的学生好好读陈先生的著作。当然不是要求大家都来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但通过读陈先生的著作来揣摩、提升自己的专业思维和方法，学习他那种做学问的精神，是很不错的。我读了这么多年陈先生的书，有些我还是没能读懂。他的著作确实深刻，但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兴趣、领域来进行吸收和消化。尽可能地先学步，努力提高一点点，然后再寻求突破。
《柳如是别传》问世以后，评论意见不一。后来我们学校召开过三次陈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我负责过相关的会务筹备工作，其中有一次就是专门讨论《柳传》的。我自己仔细读了两遍，有两点体会。第一是史学方法上的诗文证史。很多人不理解，怎么浪费力气去给妓女写史呢？但要注意的是，柳如是不是我们现在观念中的妓女，她有点像日本的艺伎，是陪客人吟诗作对、讨论学问的人，她的诗文写得很好，而且跟她交往的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学问家。陈先生就用他们留下的这些诗文来证明末清初文化、政治、军事上的大问题。陈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已经很成功地示范了“诗文证史”，但那本书里面都是一件事一件事的，各篇之间还不十分连贯。《柳如是别传》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大工程，是一气呵成、首尾贯穿的，对诗文证史的运用达到纯熟的境界。有明清史专家读过《柳传》后，跟我表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原话来的。第二是表彰自由思想。这个在书中的“缘起”部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不仅非常欣赏钱、柳的才学，“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更认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妇女所具有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尤其应该珍惜引申。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刘 勇：《柳传》的确好难读。我们不少同学受到感召，从本科开始就雄心勃勃地试着去读它，当然啃不下来。我自己也反复尝试，除了诗文集之外，近年来我试着先集中读些明末清初的戏曲小说，比如《桃花扇》《再生缘》《儿女英雄传》等。回头再去看《柳传》，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觉得《柳传》蛮有些戏曲小说味道，而陈先生自己竟然也经常跑进书里面去打趣、揶揄、嘲笑一番。这是跟陈先生那些“研究”味儿明显的著作很不一样的，感觉上他既是在做研究，也是在写史，写传奇，写戏曲，写小说……我也在准备着给研究生开一门《柳传》研读课程。
胡守为：这个很好，应该要好好研读《柳如是别传》。是很困难，里面涉及到大量的诗文考证，各种各样的古典、今典，有些很细腻、很含蓄，难度很大，但应该要迎难而上，认真读它。
有人不理解陈先生的“繁琐考证”，那是因为还不明白那些考证的用意。陈先生认为，论史必须立足于史实，考证的用意就在此，往往还可以以小见大。我举一个熟悉的例子，比如关于陈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面，讨论白居易《琵琶行》“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个事情，有人就认为，一个商人妇半夜三更跟白居易喝酒这种生活琐事，无关大体，不值得花笔墨去考证。但陈先生对这个事情的周密考证工作有他的重大关怀：一个是从中看出唐代社会文化的整体风气变化，高宗、武则天之后，那些由科举出身的士人，跟以前的山东士族相比更加放荡不拘礼法；而当时社会下层的女子没有地位，士大夫跟她们之间的去留离合，本属寻常，社会舆论对这种现象也不以为意。第二个是根据唐代的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来驳斥宋代洪迈评议白居易夜入商人妇船为不道德之说，认为他只是用宋代道学先生的礼教来非议唐代士子的风尚，从而也证明唐宋两代在社会道德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反映在男女礼法上就有很大不同。
我一生受陈先生的影响非常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教书和做研究都是很严肃的事情。不管环境怎么变化，我们对这两件事情都不能不严肃对待。我在历史系和学校都做过一点行政的工作，尤其是做副校长期间，会比较忙碌些，但教书和做研究这两点是必须严肃对待的。第一，我是个教书人，做了行政以后，教书不能停，我要继续开课。而且我事先声明，如果跟我的上课时间冲突，我是不去开会的，我要上课。第二，当时我负责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正在统稿，我有个已毕业的学生帮忙在西樵山找了个地方，以便我和两个助手在那里“闭关”工作。我就告诉学校，我要去那里两个月，集中精力统稿。学校说开会怎么办？最后大家协调，开会时派车把我接回来，会议结束后就回去继续“闭关”。
今天就谈这么多吧。主要围绕陈先生的治学精神，谈谈我的理解和体会，与诸位共勉！不妥之处，请多多指正！
按：本文由刘勇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录音不清晰之处，主要根据胡守为所著《胡守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的有关论述酌补，个别内容另检相关资料予以充实、修订。初稿形成后，曾请胡守为先生审定。访谈过程中，承蒙黄友灏博士协助录音和拍照。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