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宏 | 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节选）

    我想表达的意见是，被学界认为是最好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尚且一定程度地存在系统性缺失，考虑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良莠不齐， 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系统性的缺失与这些年来日渐兴起的以“解构”为特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无关系。近年来, 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主义”充斥盛行, 对一切事物都要下一番“解构”的功夫。“解构主义”将结构的“中心性”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 对以追求整体性或系统性为特征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挑战。这一“主义”对历史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蔑视权威及已经建构的学术秩序, 且因解析法的精密应用导致研究局部的细致深入, 缺陷在于容易导致史学研究的“无形化”, 即导致研究客体整体形态的支离破碎, 以至消失。而一旦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形态上消失, “解构”则成了类似庖丁解牛的操作技巧表演, 虽于牛的肌肤腠理掌握精确, 达到出神入化、杀百牛不折一刃的神奇境地, 却留下了“未见全牛”的遗憾。历史研究若被做成只分解“牛”的内在结构, 不探究“牛”的身体面貌, 系统性完备周至的原则也就随之落空。这些年来, 学术专著做得越来越精深细密, 而通史性的著作却越来越缺少综合性与系统性, 究其原因, 与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偏执有直接关系。

此外,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系统性的缺失尚与学人在理论追求上的浅尝辄止与见异思迁有关。过去30年, 学者在理论方法的追求上做足了功夫, 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接踵而至, 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 让人目不暇接, “你方唱罢我登场”已远不能形容其热闹境况, 简直就是联翩而至, 鱼贯出入。先是有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构成的“老三论”, 接着又有由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和协同理论三门系统理论分支学科构成的“新三论”或DSC论, 然后是现代化理论及作为其否定者的后现代理论、文明冲突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从学科上看, 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宗教学、政治学、阐释学等接踵进入学者视野。而研究模式也经历了由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 勒文森的传统—近代模式, 佩克等人的“帝国主义模式”, 以及认定这些模式体现了“西方中心观”故思取而代之的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研究模式等等, 如走马灯似地替换。一种外来理论方法尚未来得及消化吸收, 新的理论方法又变得时髦了。就像胡适讥讽新文化运动沦为“新名词运动”一样, 过去30年学界对西方新理论方法的追求, 也大多仅仅借取了几个看似时髦的名词概念, 明显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理论上高频度推陈出新的结果, 导致我们的学者“邯郸学步, 反失其故” , “最新最好”的理论方法未学到手, 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 却统统丢失。

不可思议的是, 在学术研究系统性日渐缺失的同时, 有关中国近代史著述的篇幅却越来越长。系统性虽然讲求历史著述内容的完备周至, 但并不认为篇幅应该与之构成正比例关系, 因为历史素材详略取舍的精到安排也是系统性的内在要求。然而这些年来的中国近代通史及断代史类著作, 一方面忘却系统性的内在要求, 另一方面却像是在攀比究竟谁堪称“鸿篇巨制”似的, 竞相拉长篇幅。像张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这样的著作, 因每卷作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均有独到精深的研究, 故篇幅略长倒还勉强可以让人接受, 其他的著作动辄就是10卷巨册, 甚至是多达数十册的超长篇幅, 恐怕就没有必要了。从作者研究及读者学习两方面需求观察, 近代通史及断代史类著作其实并无海量“扩容”的必要。如此巨大的篇幅与其说能产生“博大精深”的观感, 不如说能带来“藏拙”的方便, 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付出阅读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字的时间代价去发现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的缺陷。优秀的、体现了系统性的著作不一定篇幅都大, 比如胡绳基于“资本—帝国主义”学说和近代中国史实写就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被公认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学术经典, 篇幅还不到15万字。

综上所述, 过去3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成果丰硕, 但也存在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系统性缺失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要弥补中国近代史撰写中的缺陷, 就应当强调系统性的原则。当然, 前提仍是“多元”而非“一元”, 要在多元化的学术氛围中追求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系统性, 反对像过去那样将所有的研究都纳入一个被视为“唯一正确”的解释系统。以《中国近代通史》之类的著作为例, 既可以采用“革命史范式”, 也可以采用现今多数学者基于“实证主义”提出的新的研究范式, 但不管采用什么, 都应当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统系, 否则就会惹来非驴非马之讥。概而言之, 我所理解的系统性至少应有四方面要求:一是内容完备周至, 二是学术思想一以贯之, 三是建构了能够将多层面的历史事实摆放在合理位置的逻辑框架, 四是提供了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体系。这样的理解应当大致符合现代中国学者逐渐熟悉的西方历史学理论。比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就曾提出三点在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中“具有一切理由谨守勿失”的原则, 即:“历史事件的完整性, 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这一“谨守勿失”的告诫, 对于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层出不穷的部头巨大却不太讲求章法的学术著作, 或者可以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高校人文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