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3日凌晨，本刊主编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先生不幸去世，时笔者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研究，闻之不胜悲伤，因与本刊主编季、饶二先生及编委诸位相商，把这卷即将定稿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奉献给周先生，以纪念他对“敦煌学”的贡献。

    数月以来，笔者先后走访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收集资料，虽马不停蹄，而纪念周先生的文字一直萦绕脑海，有时夜不能寐。寒假有暇，因取周先生文集，重读有关敦煌学的文章，兼取先生自传及新出版的《郊叟曝言》，翻阅一过，现谨就周先生对敦煌学之贡献，表彰如下。

     周先生出生于世家，父亲周叔弢先生为实业家，也是北方有名的藏书家。周先生早年在天津家中读私塾，并学习日文、英文。30年代初到北平求学。1932年秋入燕京大学，受教于邓之诚、洪业两位先生。1936年，因到清华大学旁听，受知于陈寅恪先生，后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1939年秋，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入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学习，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兼修梵文和佛教。1944年，以论文《唐代密宗》（Tantrism in China）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秋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国文系，翌年转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发表有关佛典翻译文学、敦煌学和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1952年，院系调整，被调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转向从事亚洲史的教学和研究。“文革”以后，重操旧业，撰写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札记和论文，兼做敦煌写本书仪研究。1986年退休以后，开始翻译新井白石自传《折焚柴记》，研究江户时代日本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晚年以读书自娱，撰写或口述各体杂文，有自传、回忆录、序跋、书评、纪念文及学术小品，为中国学术史积累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并以自己丰富的经历，警示后人。

      从周先生一生的学术经历，可知他主攻的学术方向是魏晋南北朝，而兼顾的学术领域极为广博，敦煌学可以说是他研究中古史和佛教学的自然延伸。由于自身学养丰富，所以一旦上手，则贡献极多。以下分几个方面，加以叙述。

     1．变文溯源

    周先生第一篇敦煌学方面的文字，应当是《读〈唐代俗讲考〉》，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周刊》第6期，1947年2月8日出版。《唐代俗讲考》是向达先生研究敦煌俗文学作品的各种体裁和演唱形式后的力作，文章结合在英、法见到的新资料，特别是巴黎所藏P.3849背俗讲仪式文，提倡把俗文学作品称作“俗讲”，并详细论述了俗讲的分类、唐代佛寺中俗讲的盛行、俗讲的仪式、俗讲的话本、俗讲文学的演变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等[1]。周先生的书评式论文，据敦煌写本和僧传材料，对俗讲程式做了进一步的解说。更为可贵的是，周先生运用他的佛典翻译文学的方法，依据文献记载，认为“变文者，‘变相’之‘文’也。”“经变原是有故事的画，后来为通俗起见，又抛去原来所据佛典，再以当时文体重述画里的故事，于是就成了变文。”“大约变文起源于‘变相’之文，后来慢慢喧宾夺主，于是文渐渐独立，而文所依附的变，反而消灭了。”他还参考梵文词典，怀疑“变”字的原语可能是Citra[2]。现在看来，周先生关于“变”字原语的推测没有落实，但他对变文来源的看法，以及变文和变相关系的解说，都是很有见地的。关于敦煌变文来源问题的讨论，是敦煌学中的热点之一，迄今尚无一个统一的意见。周先生虽然只是一篇书评论文，但无疑是最早的关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给后人以许多启迪和教示[3]。

       2．佛典翻译文学

     早期的敦煌学研究，由于资料没有全部公布，因此选题和研究都受到很大限制。周先生: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从事敦煌学研究时，往往能在前人发表的点滴材料中，发前人未发之覆。比如他的《敦煌写本杂钞考》，揭示出《杂钞》所记如何辨木之头尾、马之母子、蛇之雌雄一段故事，系本自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也见于北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所译《贤愚经》卷七《梨耆弥七子品》[4]。又如《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取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所刊P.2381《法句经》十行，与《大正藏》本、巴利文本及藏译Udānavarga（《法集要颂》）详细对勘，厘定经文正字[5]。此外，《跋敦煌写本“海中有神龟”》一文，根据佛教律藏中的记载，追索出“海中有神龟”韵文背后隐藏的故事，以及这个故事的印度来源及其在其他国家流传的痕迹[6]。

      周先生这些篇幅不长的文章，也可以归入他的“佛典翻译文学”（或称“佛教翻译文学”）的范围内，因为当时他不仅讲授这门课，而且也发表过一系列研究成果，如《中国的梵文研究》[7]、《能仁与仁祠》[8]、《论佛典翻译文学》[9]、《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10]。我们知道，周先生在学术上所追随的陈寅恪先生回国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开的课程，就是“佛经翻译文学”[11]，而陈先生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所写的一批有关敦煌学的论文，如《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1927）、《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1927）、《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1928）、《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1928）、《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1929）、《大乘义章书后》（1930）、《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1930）、《敦煌本唐梵翻对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1930）[12]，也是用佛经翻译文学的方法，来处理敦煌发现的写本资料。周先生无疑是有意在清华大学的讲筵上，继承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衣钵，因为此时陈先生已患眼疾，不能再读所谓“旁行革书”（西文书），而且兴趣已经转移到中古史；而周先生刚刚从哈佛学习梵文回国，风华正茂，大有用武之地。周先生能在清华开“佛教翻译文学”课，是得到在此任教的陈寅恪先生认可的[13]，这说明周先生不仅想接过陈先生的衣钵，而且真的接了过来，并发扬光大。可惜50年代周先生改行后，迄今为止，敦煌学界虽然有人在研究佛典和俗文学作品时可以广泛使用汉译佛典，却很少能够熟练运用梵汉对证的方法，追本溯源。

      3．写经题记研究

     敦煌佛典道经写本后的题记，往往富有研究旨趣，向来为学者所注意。许国霖曾辑北平图书馆所藏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一书[14]，陈寅恪先生在为该书所撰序言中，曾据以论证南朝佛经之北传问题[15]。周先生同样留意于此，除了在《跋隋开皇写本〈禅数杂事〉残卷》中，考释弢翁所藏卷子题记中的人物与制度外[16]，又在《跋〈敦煌秘籍留真〉》一文中，以其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籍的广博知识，来阐释神田氏所刊敦煌写本题记的内涵，同时以题记来补充史籍所不具备的史事。如从《老子道德经》（P.2347、P.2417）等题记，考证道教男生、女官之称及道教徒的等级制度，并进而指出史籍中有关杨贵妃记录之“女官”当是“女冠”之误，又指出高丽泉盖苏文之子名“男生”，当与道教流传高丽有关。又据《大智度论》（P.2143）普泰二年（532）东阳王元荣写经题记，对比翟林奈（L. Giles）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BSOS）第7卷上所刊《仁王经》（S.4415）东阳王题记，在赵万里先生论文的基础上，分析其历年祝愿词之不同，来看北魏末年分裂之局面及世事的变化，并指出敦煌南朝写经的重要性。周先生在文中说：“敦煌写本题记单独或无意义，汇而读之，乃可以考史实，窥世变。苟取所有敦煌写本之题记汇集之，当大有助于南北朝隋唐史之考订也。”[17]周先生的这一愿望，随着大部分敦煌卷子缩微胶卷或图版的公布而渐渐可以实现。1990年出版的池田温教授《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8]，就是一次集大成的工作成果，大大推动了敦煌写本的研究和中古史的考订。1990年以后，俄藏敦煌文献和中国国内一些小收集品的公布，又提供了不少新资料，周先生期待的写本题记的汇集工作仍需要进行。

       4．词语字义的考释

     周先生在私塾读书时，弢翁曾请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来讲授《说文解字》，在小学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周一良史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紧密结合，这也是“陈寅恪史学”的特色，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周先生称他这本《札记》是“甘为乾嘉做殿军”[19]，实际上是继承乾嘉学术传统并发扬光大的典范。由于他对域外文字的掌握，因此使得史书中许多民族语言和外国文字的记录得到确解。如《〈宋书〉札记》中的《外国表文中梵文影响》、《〈魏书〉札记》中的《尉迟氏》等[20]，这些都是乾嘉大师写不出来的；又由于他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具有通识，有些札记实际已不是解释词义的短篇，而成为通论性的论文了，如《〈三国志〉札记》中的《曹氏司马氏之斗争》、《〈隋书〉札记》中的《从〈礼仪志〉考察官制》等[21]。

     其实，周先生在早期所写的敦煌学方面的跋文，已经显露出他在文字训诂上的才华。然而，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是《“赐无畏”及其他——读〈敦煌变文集〉札记》和《说宛》两篇文章。前者是80年代初整理敦煌本书仪时重读《敦煌变文集》的结果，考释了“赐无畏”、“徘徊”、“伯母”、“助”、“奈何”、“尾头标记一两行”、“手内开拆”、“软脚”、“前头”、“短终”、“乘、逆牙”、“三年乳哺”，引用同时代的文献，特别是敦煌文献中的类似用法，给予该词在变文中的确切含义。他以佛典来证俗文学作品中“赐无畏”的用法，即指“许之无所畏惮也”，并进而指出这种风习在唐朝后期流行的情况[22]。陈寅恪先生曾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23] 周先生此条札记足以当之。《说宛》一文，是根据敦煌唐人卷子和其他唐人及日本古写本，来审视日本传存的唐代小说《游仙窟》和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用作动词的“宛”字，指出其实由唐人俗写“充”字演化而来[24]。这篇文章题目很小，处理的又是日本古代写本中的文字问题，所以鲜见人引用。但它作为一篇方法论的成功范例，却不会被明眼人遗漏。蔡鸿生教授《从小说发现历史——〈读莺莺传〉的眼界和思路》一文，把陈寅恪先生考释“会真”词义时所运用的方法称作“训诂史学”，以为“曲高和寡”，但“如果要从国内外学术界中寻觅这方面的‘和’者，名列前茅的可能有两个人：周一良先生的《说宛》，及已故美籍华裔学者杨联陞先生的《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两文题材各异，但在方法论上却有暗合之处，即训诂学与文化史的融合。透过这些凤毛麟角，似乎可以听到寅恪先生‘会真’释义的余音遗响，也许它还会发扬光大吧。”[25] 周、杨两位当年都是陈先生的得意门生，他们的确把寅恪先生的“训诂史学”发扬光大了。

      5．书仪研究的拓展

     80年代初，邓广铭先生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其所实施的科研项目之一，就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当时北大图书馆全力支持中心的敦煌学研究工作，特别把图书馆二楼的一间小房子（219）腾出来作为敦煌学研究室，并且把新购的英、法、中三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缩微胶卷放在该室，而且调集馆内所藏敦煌学的中外图书数百册，极便使用。但由于受文革影响，图书馆的外文藏书有缺，周先生无私地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供大家使用。我记得1970年出版的《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册（Catalogue des manuscrip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I），就是“一良收到”的国内难得一见的珍本[26]。

     对于中心的敦煌学研究来讲，更重要的支持来自周先生对研究本身的参与。在《〈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序言》中，周先生说：“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中心成立后，设立了敦煌研究小组，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书仪研究。”[27] 这里，周先生用他自己常用的“分配给我的任务”来说自己的书仪研究缘由，实际上，据我所知，这次不再是领导分配，而是周先生的自我选择。他以卓越的识见，看到书仪是敦煌卷子中自来整理较少的一组文献，因而勇敢地向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开拓。

     敦煌书仪是唐五代人写信的范本，内容涉及礼法、婚丧、风俗、文体等许多方面，周先生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处理起来，得心应手，先后写出《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28]、《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29]、《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30]、《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31]、《书仪源流考》[32]。这些文章，对于书仪的源流、唐代书仪的分类、敦煌写本书仪的类型、书仪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书仪对日本的影响等，都做了系统的论述，可以说是填补了敦煌学的一项空白。1985年，周先生访问日本，就唐代书仪问题做过几次演讲，受到日本同行的重视，其中《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一文的讲演稿，由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东方学会的刊物《东方学》上[33]；据《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所写的日文讲演稿《唐代书仪的类型》，则收入池田温编《敦煌汉文文献》（《讲座敦煌》5）[34]，要知道，这是这套《讲座敦煌》丛书中发表的唯一一篇中国大陆学者的文章，在当时被满脑子灌输了由日本学者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京都”而引起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我，看到周先生的敦煌学论文在日本发表，真的是觉得他为中国争了光。

       7．“敦煌学”的新定义

     20世纪的敦煌学，由于新材料不断发表，学者们在各自专长的题目里不断深化，不断进取，虽然专题研究突飞猛进，但有关敦煌学的理论探讨却微乎其微。自30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敦煌学”一名以来，没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或进一步发挥。

     1984年，周先生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 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 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 更具有科学性吧。”[35] 后来, 他又在《何谓“敦煌学”》中进一步指出: “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36] 周先生这样看，除了上面说的敦煌只是材料，而不是学的道理外；还有一点，就是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认为用地名或国名等固有名词构成的“某某学”，如印度学、日本学、汉学之类，是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产物，给人以不太愉快的联想。所以，他觉得“敦煌学”这一名词不够科学，因此建议把“敦煌学”永远放在引号里。周先生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早就见于他给“汉学”所下的定义：“所谓‘汉学’，包括中国的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宗教等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而不是一门有它自己的完整体系的科学。”[37]

     按照笔者的理解，周先生并不是要取消“敦煌学”这个名称，他的《周一良集》第3卷，即名为“佛教史与敦煌学”。周先生说“敦煌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门科学，主要的意思是说敦煌是一个资料宝藏，要做好敦煌学的研究，“必需在某一方面学有专长，以之为依据或基础，去解释敦煌新材料，或者利用新材料以解决旧有的或新出现的问题。”[38] 他还说：“只靠罕见的新鲜材料，而缺乏这一领域内系统而渊博的知识，很难取得成就，也很难充分利用新材料。”[39] 也就是说，要立足于某一领域内系统而渊博的知识，来研究敦煌的材料，解决新旧问题。周先生本人研究敦煌学的实践，正好可以说明他的这一理论。他不仅以一个领域的系统知识，而是以几个领域的系统知识为基础，取用敦煌的资料，在中古史、佛教学、社会史、语言文字学、俗文学等方面取得成绩。

     30年代，陈寅恪先生有感于当时“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的现状，高呼“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鼓动大家“预流”[40]。80年代中叶，周先生面对敦煌学大潮的到来，提醒学者们，特别是《文史知识》的青年读者们，要打好专业基础，才能做好敦煌学研究；要用开阔的眼光看待敦煌学，而不能把它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在这里，周先生并不是和陈先生唱对台戏，而是在陈先生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发展了对敦煌学的认识。

       8．治学方法

     正像陈寅恪先生一样，周先生出身世家，加上自己的天赋和机运，他所受到的学术训练，是今天一般的学子难以企及的。因此，笔者实际上还没有资格来总结周先生的治学方法。不过，重读周先生的论著，有几点感受不吐不快。上面已经提到了他精通多种外文，可以梵汉对证；具有小学功底，可以做“训诂史学”；勇于开拓，精于选题；这些不再赘述。以下只谈记忆力、书法、书评三点。

      记性好是一个学者的基本素质，而周先生可谓是记忆力极好的一位。我很喜欢读周先生晚年所写的随笔式的文章，特别是他对清末至民国时的一些掌故，虽然经过多年的阶级斗争和清洗头脑运动，而丝毫没有忘却。因为患帕金森症后，周先生的文章都是口授由他人笔录下来的，他主要是靠过去的记忆来讲述文稿。他曾经让人把笔录的《百年感怀》[41]和《敦煌写经与日本圣德太子——纪念藤枝晃先生》[42]两文交给我，让我看看有没有写错的地方，我都仔细核对过相关的专名，每篇只有一、两处误记，这使我感叹不已。

     周先生在私塾读书时，曾刻苦练习过书法。他从来不夸耀自己的书法水平，也很少给人题写书名，但却对篆、隶、楷、行、草各体书法都深知其中三昧。作为学者，周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特别是敦煌学研究中，充分运用辨识字体的本事。比如他据“刘字与邓字古人写法相近，故每致混淆”，因此可以据敦煌写本题记中的“邓彦”，改正《周书》、《北史》作“刘彦”之误[43]。又如据草书“我”字的字形与“乘”字形相近，而使得敦煌写本《维摩诘经讲经文》中的“乘”字径录作“我”字有了根据[44]。他的《说宛》，辨“宛”、“充”二字的古代书体变化，是更好的一个范例。周先生在给元史专家周清澍的《元蒙史札》做序时，表扬他注重古人书法[45]，这可以说是他本人注重书法的一个注脚。

      周先生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不论在燕京大学，还是在哈佛大学，因此，他在撰写论文、札记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书评。他对书评的看法，可以从他表彰杨联陞先生撰写书评的文字里体现出来：“我认为莲生（即杨联陞）的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46]从某种意义上讲，写文章是写自己，只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端出来就行；写书评是写别人，往往要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加以评述，有时比写文章还难。周先生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当然无法和杨联陞相比，但他写书评的作法，是许多与他同龄甚至比他年辈还晚的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周先生的书评范围很广，从早年的《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47]，到晚年的《马译〈世说新语〉商兑》[48]和《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49]，都是按照书评的学术规范，提出了严肃的商榷意见。在敦煌学方面，他撰写过《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对王梵志诗的校本提出批评意见[50]。还有《读〈敦煌与中国佛教〉》，虽然以介绍为主，但也有指正的地方。我们从这些书评中，可以窥见周先生的一些研究方法。

     周先生在《何谓“敦煌学”》的最后讲道：“如果我国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同志，能打好坚实的基础，积累丰富的知识，并和外国同行互通信息，取长补短，以由小见大的方法，把微观的考订与宏观的阐释结合起来，来从事敦煌文献的整理与利用工作，定能把我国的‘敦煌学’大大推向前进！”[51] 这是对我们的希望，也是示我们以津梁。

      最后，我想，我们应当感激周先生对本刊的关心和指导。记得1994年我在京、港两地为创办《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奔波时，曾几次向他汇报，得到他的鼓励和支持。9月上旬，饶宗颐先生借来京办画展之机，到北大与季先生、周先生会面，共同商订新刊事宜。三位先生共同担任主编，给本刊以极大的荣耀（图2）。我们编委同仁商议，请周先生写发刊词，但因为不久周先生去了美国，未能执笔，改由编委集体撰作。虽然周先生年事已高，不过问刊物的具体运作，但每次截稿以前和出版以后，我都去向他汇报，他时有评点，给予方向性的指导。他的言谈话语，仍然历历在目。

周先生虽然走了，在他的身后，却给我们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                                      

（2002年2月20日完稿，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2002年8月，2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