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浙江宁波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宋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及近代东南区域史等。著有《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商务印书馆，2009）等，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等。近年来曾多次到海外各学术机构讲学、做研究。
如何研究历史？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历史学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并非指不同阶段的前后轮替，实际上是指历史学不同特性的渐次展开，这更为恰当。
东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有一些共性，最初都是从讲故事出发的。这就是所谓历史学的叙述性，它是历史学最突出的特征。所有民族的历史学都是这么发生、发展起来的，通过老祖宗的记忆，故事开始了，历史学就慢慢产生了。所以，历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叙述史学。
老人们为什么要讲那些故事？除了觉得它们有意思之外，还想下一代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益处、一些教训，这“益处”和“教训”最初落实在道德层面上。这就是历史学的道德性，早期人类希望利用历史故事实现一些道德功能。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乱臣贼子害怕自己做的坏事被史官记录下来，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这就是历史学的道德教育、道德约束的功用。宋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坠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宋太祖赵匡胤鲁莽，打掉了大臣的牙齿。那位大臣说此事史官会记载下来，宋太祖于是转怒为喜，重赏该臣。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至少反映了历史学的一个功用，那就是对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祭起一个最后的约束作用——道德约束。有学者认为，对专制君主来说，与其说他们畏德，不如说他们畏天——担心失德而遭天谴。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畏德与畏天其实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是历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道德史学。
前面关于宋太祖的这个例子提到，当时国家设置史官，随时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与国家大事。那么，当时为什么要设立史官这样一种职位？是因为统治者觉得历史有用，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经验，帮助君王得到一些管理国家的学问。北宋大文人曾巩在《南齐书序》中说：“史者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也。”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宋代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了。宋神宗为它题名、作序，开宗明义就宣称，它是供君王治理天下所用的参考书，即所谓“资治”，“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这可以说是历史学的政治功能，也是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资治史学。
到近现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特别是从19世纪开始，历史学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强调自己的客观性。在西方史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著名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兰克特别强调历史研究要客观，强调它的科学化。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因为历史资料是客观的。历史学家如果能够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客观解读历史资料，就可以发现历史真相。在兰克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为，弄清历史事实是为了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从19世纪起，从兰克到马克思，历史学一直受科学主义的影响，达到它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科学史学。大体上讲，目前我国的历史学科就处在科学史学阶段。
前面分析的历史学的这些特性说明，史学研究总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即便是以发现历史客观规律相标榜的科学史观也不能例外。历史学的这种特质，不免会影响到它的具体研究过程。
再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历史学研究的是以前的人类社会，它跟当今的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可是当今的人类社会看得见摸得着，而历史学研究的历史时期都早已不复存在，看不见摸不着，需要依靠历史资料去复原。换句话说，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比研究当今人类社会多了一道工序，那就是必须首先弄清楚在某一特定时间与地点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之后才有可能分析、研究它。尽管历史研究的目标永远不只是复原史实，而是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但必须首先复原史实。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面对那个令人头疼的历史资料问题。史实复原需要利用历史资料，历史资料的类型是极为多样化的，它可以包括历史上存留至今的图画符号、文字语言、遗迹遗物、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其中文献资料占最大多数。一切可能承载历史信息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从某种角度讲，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被纳入历史资料的内容日益增多，甚至包括基因、DNA、放射性同位素碳14这样完全由现代科学所发掘的“资料”。说历史资料令人头疼，主要指前面已经提到的它可能蕴含的主观性问题。
第一，历史现象能否成为“历史资料”或者“历史事实”，是由人们的主观选择决定的。
历史现象纷纭万千，几乎不可穷尽，只有被历史学家关注的那些历史现象才有资格被称为历史资料，也就是被引作某一具体历史研究专题的论据。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H.Carr）曾说：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
过去常说，让事实本身说话。当然，这话是不确切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
第二，哪些历史现象有可能成为历史资料，取决于历史学家们对哪些议题感兴趣。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受时代的制约与影响，人们感兴趣的历史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历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任何忽视历史研究之时代意义的企图，都会影响它的发展。不过，相对抽象而言，也许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生死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话题，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是哲学的永恒话题，那么，对历史学来说，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就是它的永恒话题。
第三，历史资料必然是零碎、片面与主观的。
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资料是如此，关于近代以来看似资料极为丰富的那些议题的资料也未必不是如此。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资料残缺不全比较容易理解，前面已经提到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包括一些技术性因素。譬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类早期制作工具的材料有石头、铜与铁等，所以有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等早期历史的划分法。难道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木材也可以被用来制作工具？只是因为木材腐烂较快，不易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在考古资料中发现它们了。
不过，相比于历史资料在流传过程中受偶然因素与人为选择的干扰而形成的零碎、片面与主观的现象，历史资料——尤其是历史文献（文本）——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主观性更麻烦。因为任何人都必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针对特定的对象、出于特定的目的来叙述与写作，所以完全超然的历史文本是不存在的。大家读一读网络上对某一特定事件的五花八门、态度迥异的报道与跟帖，就可以体会出那些作者的不同立场，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那么，历史文本的那些叙述者们难道不会同样立场迥异吗？你在面对一大堆可能只是隐晦地反映了部分事实的历史文本时，就会发现资料数量多有时并不比资料数量少令人省心。
第四，更加重要的是，即使历史资料都是客观的，历史学家们在解读它们时也难免不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造成误读。历史学家们不可能超脱社会现实而存在，他们必然受时代与社会阶层立场的制约，而与历史资料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隔阂。
指出历史研究总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以及历史资料可能存在种种不足，无非为了提醒大家在认识“历史事实”时应该保持清醒与理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历史研究如何展开，这当然会涉及不少专业训练问题。不过，就学术研究基本要求而言，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分析、讨论的展开必须符合逻辑的合理性。这其实就是前面第一部分所强调的，现代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科学化的一种表现。
所谓逻辑的合理性，具体就历史研究而言，就是在逻辑上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即分析、论证的过程必须符合逻辑，得出的结论必须有可靠的论据。学者们所强调的言之有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或者“板凳必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都是这个意思。
什么是逻辑上的客观性？就是得有依据，依据就是历史资料，也就是论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论据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但绝不能脱离资料论据。脱离了论据，你所说的就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键差别就在这里。一位历史学家的底线是什么？说的话在逻辑上必须有依据，就是有历史资料做支撑。认为宋代的经济发展迅速，得举出论据；认为李白可能出生在中亚地区，也得举出论据。这些论据必须是可靠的、可供复核的历史资料。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所写的就不是史学著述，而是文学创作。
这里就涉及在目前社会上流通的历史读物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都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历史文学作品，有些甚至连历史文学都算不上，那是因为它们没有达到在逻辑上追求历史的客观性这个最低要求。我当然绝没有贬低那些读物的意思，实际上那些历史读物多数还是很有意思的，它们向史学界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普及学术研究成果。它们有价值，但我觉得它们不一定是史学著作。这是两回事，不矛盾。现代史学面临一个重大挑战：一般读者期望有更紧张、更离奇的情节，更自由的想象，但史学做不到，究其本质来说它也不可能做到。一般读者不太容易了解这中间的差别。我对一些读史类电视节目最大的意见就是：它们没有试图提高观众的欣赏能力。观众的欣赏能力是需要培养的，电视节目需要有这个意识。目前这类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完全放弃了取法乎上的追求，完全跟着观众的口味走，这就是所谓的媚俗。我讲这个话题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历史著作和历史文学作品是不同的，区别就在这里，这是底线。你可以发挥想象，但必须说明这只是想象，到此为止，不能超越，这是历史学的底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