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曼教授(Benjamin Elman)曾在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长期任教，不久前刚从后者荣休。他是当代欧美汉学界中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教育和科举制度史以及中国科技史等方面都出版过多部极有影响的专著, 其中包括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1984, 1990, 2001);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1990);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0)；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2005), 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6) 以及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13) (中文译名见下面访谈人撰写的按语）。艾尔曼教授2018年底曾接受华语媒体《联合早报》的公开访问，谈到对当代中国发展现状和前景的看法及忠告，但没论及学术问题(https://beltandroad.zaobao.com/beltandroad/news/story20181022-901093).

本期推送黄圣修博士对艾尔曼教授的访谈，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艾尔曼教授的治学背景和路径及其史学理论。访谈录来自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的《明清研究通讯》第53期并于2016年2月发布。当时在中研院近代史所做博士后的黄圣修博士负责专访并撰写了访谈录；黄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特聘研究员，关于他的更多信息可见文末。

专访艾尔曼教授

访谈/撰文 I 黄圣修

艾尔曼教授 (Benjamin A. Elman)，美国宾州大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教授，[受访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与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中国科学史，以及东亚文化交流史。著有《从理学到朴学：晚期中华帝国知识与社会变革》、《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后期常州今文经学派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等专书，以及论文数十篇。近年，则将关注焦点放在东亚文化交流史，特别是中国与日本、朝鲜之间的学术文化互动。

研究中国历史的机缘

作为知名的汉学家，艾尔曼教授自道之所以投身中国史研究，来自于对新事物的向往，希望探索未知的领域。艾尔曼教授回忆，当初他选择研究中国历史，并非预见二、三十年后中国学会变得相当热门，而是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认识不多，教科书对中国的叙述也相当简略，从而引起了兴趣。他怀疑，中国历史发展的背后有一些重要的关键因素，仍未被当时的人所发现与关注；因此开始接触中国哲学思想，并远赴夏威夷大学学习中文。从中，渐渐找到了研究的兴趣，一直持续至今。

除了自身的研究兴趣以外，1968 年随世界卫生组织赴泰国施行疟疾根除计划，也是艾尔曼教授研究视角转折的重要关键之一。大学毕业后，因受到越战的影响，无法接着上研究所，继续学习中文与历史，于是选择参加和平团 (Peace Corps)，赴泰国协助根除疟疾。艾尔曼教授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原以为泰国就在中国南方，离中国那么近，又有很多华侨，应该有机会继续学习中文。然而抵达泰国后，情况却与想像完全不同。艾尔曼教授说道：“我原以为到了泰国后可以继续学中文，结果泰国华侨多半是华南人，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他们都说方言（潮州话），所以在那里没有办法学中文。”

虽然在泰国未能如愿学习中文，但此行仍拓展了艾尔曼教授的研究视野。虽然最初是对中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泰国工作的三年，除了中国哲学，艾尔曼教授也大量阅读了中国宗教、制度、科学与医学等相关书籍，扩大了学习范围。到了 1980 年代，艾尔曼教授首次赴中国研究后，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而认为过去的研究方式只能描述菁英士大夫的思想，与一般民众的生活和社会并不接近。因此，艾尔曼教授将研究视角从哲学转向历史，试著连结传统菁英士大夫的学术思想与大众文化，以更为全面的角度，探讨中国明清以降的学术变化。

新文化史：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

在扩大了自我的研究视野后，艾尔曼教授开始试着跳脱过去的传统研究方法。《从理学到朴学》，是他离开哲学，接触文献学、考证学的尝试。此时处理的研究主题，与其自身从理学（哲学）到考证的心路历程有关。对艾尔曼教授来说，虽认为哲学思想对理解中国相当重要，但仍有不足之处。艾尔曼教授指出，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长处和缺点，哲学思想固然是一部分，但其他方面如文化史、思想史、科学史、社会史、科举制度等等，也跟这个文化有紧密的关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艾尔曼教授从菁英士大夫的哲学史研究，转而探讨跟大众文化有关的问题，以及菁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对艾尔曼教授而言，大众文化的问题，包含了政治、宗教、社会发展与其他各个面向，有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可以追寻，而儒家思想则是组成这条思想脉络的一部分；但大众文化和单纯的儒家思想，在用处上仍有区别。

艾尔曼教授1984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从理学到朴学》（书影来自网络）

《从理学到朴学》出版后，得到欧美与日本汉学界的好评，并获提名 1985 年度的费正清奖。紧接着，艾尔曼教授试从更宽广的角度讨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并对近代以来的常州今文经学提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看法。艾尔曼教授指出，过去的研究将魏源 (1794-1857)、龚自珍 (1792-1841) 视为晚清改革的先驱，采线性发展的解释，将历史安排成阶段分明的叙事，使庄存与 (1719-1788) 、刘逢禄 (1775-1829) 在今文经学复兴的过程中，只能扮演聊备一格的角色。对此，艾尔曼教授不仅强调必须以开端代替终结，还要离开思想史的一些条件，开始关注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在研究考证学兴起的过程中，艾尔曼教授检视了众多的考证学派，发现这些派别虽然重要，但还有很多家庭制度的问题值得观察与分析。常州学派虽然研究经学，但在他看来，仍必须了解常州经学与地方分不开的关系。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从理学到朴学》是比较抽象的说法，讨论的是思想到经学的转变；但常州学派的研究，则展现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非常重要，像科举制度、宗族制度、教育问题、社会发展，还有科学等等，这些问题都与明清思想发展密不可分。

科举制度：菁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纽带

过去学者在讨论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曾有过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最为经典者，莫过于何炳棣与张仲礼二人对于社会流动的不同见解。然而，艾尔曼教授指出，许多人对科举制度有一个误会，以为考上的人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能考上的没有多少人，大约只有百分之五，考不上的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个制度得以在明清存续四百多年，如果只是为了百分之五的人，那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除了关注那些考上的人以外，同时要注意百分之九十五落榜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首先，这个教育制度是做经学研究的。科举不是一个单独的制度，在传统社会里，功能之一是培养人才；但这个人才不一定要做官，没办法做官的人能读能写，可以做别的事情，例如中医、书画、教书、开书店、印书等。从这些方面来说，科举制度影响甚广。其次，在宗教方面，佛教里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在佛寺学经学，后来没考上生员，就用自己的阅读能力学佛学。虽然他们不公开承认是因没有考上才学佛，但可以肯定的是，道教和佛教中人，有许多是这样来的。所以，佛学跟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虽然没有交集，但是在制度、教育方面仍有相当的关系。

艾尔曼教授关于科举制度的专著 （书影来自网络）

此外，还有许多菁英考不上，该怎么办呢？有的家里有很多孩子，一个孩子考试成功了，其他的如果没有成功，就必须去做其他的事情。艾尔曼教授认为科举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没有成功的人在做什么？百分之九十五考不上的人，虽然有一些人特别聪明，有些人可能比较平庸，但教育程度与能力大多数是相当接近的。在科举制度中，考上的人，进入政府成为政治文化菁英，考不上的人，则利用阅读与书写的能力，成为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促成了社会流动。考试与教育有分不开的关系，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会愿意开放给一般人民参加考试，从中选取官员。中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虽然制度上并非完美无缺，却开启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倘若没有科举制度，中国会跟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完全不一样。因此，科举制度可说是菁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重要纽带。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中国科学的发展

除了科举制度外，艾尔曼教授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同样引人关注。艾尔曼教授发现，传统中国对科学相当尊敬。西方的波斯人、印度人到中国协助制作历法，中国非常欢迎。相较之下，日本、朝鲜反而不邀请这些外国人，只有中国人觉得他们聪明，认为他们的数学比中国人好，因此请他们制历，并从中学习技术。就此来看，可以理解中国对西方学术的公开欢迎。虽然有部分中国学者抱持西学中源论的想法，认为西方这些新的科学，特别是天文、数学，本来就是中国所有，只是后来经由阿拉伯国家传到欧洲，再传回中国而已。即使是这样的态度，仍算是一种对欧洲科学开放的态度；中国透过这些交流，学习到西方的天文、数学与西学。艾尔曼教授指出，除了经学以外，教育、科举制度与科学也有分不开的关系，这些层面一旦忽略了，就会忘记社会是如何构成，以及大众文化与精英之间的关系。

但是，近代以来的研究却往往忽略这些面向，认为中国没有科学。艾尔曼教授指出，“科学”是日本传来的名词，从“かがく”而来，并非中国自己的翻译。宋、明、清以来，说到自然科学，都是跟格物致知有关。格物致知就是“格致学”。宋、元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对中医有兴趣，把中医跟《大学》的格物内容相提并论，觉得是格物致知的一部分。所以，宋、元的时候，“格致”一词虽不是“科学”，却跟自然学有关。耶稣会士在明末来到中国，他们有着丰富的天文学与数学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为什么要介绍这些给中国？原因是中国当时有历法的问题，中国学者发现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数学，可以解决中国的历法问题，所以他们欢迎这些人，并学习这些新的学问。

他们交换意见时，耶稣会士会将知识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当时，耶稣会士以及后来基督教传教士，在把 scientia 译成中文时，就是用“格致学”——格物致知之学。所以，“格致学”一词虽不属于现代科学，却跟中医、天文学、数学、历法等，以及一些早期的科学有关系。艾尔曼教授认为，中国一直具有格致学传统，但在甲午战争后，随著中国的战败，过去的传统也遭遗弃。梁启超的著作中，即曾使用过“科学”与“格致”两个词汇；但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科学”（かがく）成功了，中国成了没有科学的国家。从历史来看，中国当然没有“科学”，因为“科学”是日本传来的名词，不是中国传统的词汇。

艾尔曼教授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近代以来没有人提出中国曾经有过“格致学”呢？仿佛中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自由”、没有“资本”、没有“科学”，是一个落后失败的国家，这与革命党的宣传有密切的关系。对于革命党而言，他们需要一个“失败的中国”，以唤起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从而推翻清朝的统治。因此，在革命党的宣传以及日本、西方学者的论述下，中国人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认为中国没有科学。

然而，中国虽然缺少很多东西，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还是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事物。中国传统的格致学资料相当丰富，与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植物和医学等有关，有些是传教士传入的，有些则从日本传入。中国虽然没有日本的“科学”，却有自己的“格致学”；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是一种根本的误会。

东亚学术文化的交流史

近年以来，艾尔曼教授也将视野逐步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开始以“东亚”为主体，分析德川日本、朝鲜跟中国之间的知识交流与传递。艾尔曼教授指出，德川时代的日本也有很多耶稣会士，传送与科学有关的中文书籍传进日本。一直到甲午战争后，这个知识传递方向才有不同的转变。也就是说，知识的传递，并非一直是日本到中国，十八世纪时，更多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直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日本对中国仍相当尊敬，尊敬中国的力量、能力、知识、文学与儒家思想。但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开始认为，“我们也有很多儒家思想的资料啊！我们的资料比你们多，我们了解的孔子比你们好，了解四书五经的东西比中国更深入。”

艾尔曼教授举他研究的皇侃《论语义疏》为例，说明此书早在中国宋朝就已经亡佚了，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经过日本人的校勘、整理后，刊印出来，送到北京的四库馆，收入《四库全书》。由此可见，研究儒家思想，不能只单方面考虑中国，日本、朝鲜与中国实有分不开的关系。朝鲜在明朝的时候，派了四百多个使节团去北京，清朝时也继续派了两百多个使节团。此外，朝鲜也派使节前往日本。所以，儒家思想的存在与影响，不只在中国，还包括全部的东亚；同样的，基督教、天主教也是如此。对于这些东亚交流的资料，我们应该多加阅读与利用。此外，中医的问题也与整个东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资料与朝鲜不一样，朝鲜有另外一些资料是李时珍不曾提出来的，所以本草学也需要一个“比较本草学”。特别是在李时珍之后，很多日本、朝鲜的学者在李时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对中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其他如数学、历算等，也都有类似的现象。

因此，经学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儒家思想的问题，也包括中医、数学，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内。是以近年来，艾尔曼教授以儒家思想、中医和科学为核心，检视中、日、韩三国各自的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以清代学者戴震为例，他曾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有人曾批评他校勘《水经注》时，可能抄袭赵一清的成果。虽然胡适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但若考虑到当时从日本传来四库馆的书籍，戴震可以最早看到，我们就应该仔细检视戴震的著作与日本方面的书籍是否有关系。除此之外，中韩与中越的交流也相当值得注意。2010 年，复旦大学即出版了中越交流史料《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一共有二十五册。越南受法国殖民影响，以往都忽略这些东西，直到最近，越南汉学才逐渐恢复起来。因此，我们如要更深入了解这些以中文为主体的儒家思想，则不仅要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还要拓展讨论范围，像中医、数学、历法等都要多了解一点，才能把经学的问题研究得更深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科学”为例，前面已经谈到，中国过去用的是“格致学”，那么日本在没有“科学”一词以前，怎么指称自然学？日本是在 1865 年左右开始使用“科学”一词，之前使用的是“穷理学”，这跟格物致知有关。由此可见，日本在“科学”一词出现之前，是利用中国的知识体系理解新的学问。艾尔曼教授透过这样的方式，讨论东亚知识体系的传递与建构。虽然不是全球的分析，但是这种在全球之下、中国之上的具体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问题。

对年轻研究者的建议

对于有志学术的青年研究者，艾尔曼教授从自身经历出发，强调史料与近人研究著作的阅读，二者不可偏废。阅读近人著作，最主要目的还是要了解前辈学者研究过什么题目；如果不知道前辈的研究，怎么超越他们呢？艾尔曼教授认为，真正好的老师，会希望学生超越他。如果学生未能超越，他会觉得这个学生不够好，只会模仿。真正的老师，希望学生找到一些新方向、新问题，并且能体认自己仍有极限，可能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有些问题以为解决了，其实可能是解错了。艾尔曼教授强调，年轻研究者将来必然会超过前人的成就，而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年轻研究者必须要对现有的研究成果不满意、有所怀疑，才可能展开新的探索与研究。倘若年轻研究者满足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就没有办法找到新方向。因此，艾尔曼教授勉励年轻研究者，应当富有怀疑的精神。

其次，在阅读史料的时候，不能抱持过去的成见。艾尔曼教授以自身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为例，在刚开始从事科举研究时，发现相关史料中有许多与历法有关的问题，让他觉得相当意外。过去学者多认为，科举考试写的是八股文，怎么会出现天文学的材料呢？文章发表后，一开始许多人不能接受，认为一个外国人读不懂这些史料，科举制度不会有这些东西；即使艾尔曼教授提出了原始资料，也被质疑只是少数的特例，而不愿意接受。但事实证明，整个科举制度除了传统认为的八股文外，还有各种不同的史料，与朝廷、考官、生员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因此，阅读史料，不能抱持刻板成见，必须秉持怀疑精神，才能从缝隙中找到前人未曾讨论过的问题。

艾尔曼教授希望年轻的研究者了解，历史上有许多史料受到改写或有意的编辑，以致于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即使如此，研究者在了解这些史料的成书背景后，反而可以善加利用。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年轻研究者应该更仔细地阅读，以发掘这些史料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思考立论，反复推演；即使日后出现了反证，发现自己的推论有误，也应该感到高兴，不必失望。因为推论出现错误，所反映者正是资料隐含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你目前处理的范围，也正好可以让我们检讨自己的不足。

最后，艾尔曼教授强调，历史学是一门需要长期投入的学术工作，而历史学处理人的活动，人本身就是极为复杂的动物，所以历史学研究需要对人生有更多的体验。年轻研究者在理工科较容易得到成就，在历史学却未必容易。反而随著年龄增长，在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岁以后，当体悟越来越多，对问题的探究才可能进入更广、更深的层面。

访谈/撰稿人黄圣修，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特聘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史学史、明清学术史，学术代表作有《一切总归儒林：<明史．儒林传>与清初学术研究》（2016）和〈春秋〉西狩獲麟解》（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