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

在历史学界，邓广铭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一位大师，也是我时时感到亲切，一直引以为楷模的老师。他的教诲和恩德，我终身铭记，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精神，我学习继承。
    我在北大历史系14年。从学生时代办“求实学社”开始，因为与小南同班的近便，请邓先生取名题词，做顾问，听教示，求帮助……大学四年下来，接触最多的老师，就是邓先生。那时候的历史系中国史，以三位导师最为著名：邓广铭师、周一良师和田余庆师，游丝一线，携手共行，将民国以来的典雅风范和优良学风，辗转传递下来，成为我等学子心中的偶像，传承的火炬。
邓先生是山东人，草根出身，直率豪爽，最好打交道。我为学社的事情，多次临时造访，敲响朗润园10公寓3楼的门。邓先生一点不介意，看我等坐下后，开始侃侃而谈，那些沙滩红楼的北大逸事，那些天下唯有北大好的直言快语，听得我等流连忘返。相对之下，周先生完全是欧美的洋派，世家大族的遗风。燕东园独栋洋房，楼上楼下，电铃电话，去前需要预约，几点到，谈什么？见面马上切入正题，多余的话几乎没有，谈完事就到了时间……对于周宅，我等始终心存敬畏，无事不敢登三宝殿。
 

邓广铭先生

1982年毕业，统一分配工作，我最初打算回故乡成都，四川省的名额是公安厅，我不想去。邓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后，将我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
   当时的中古史研究中心，断代从魏晋到宋，我的毕业论文和兴趣，一直在战国秦汉。邓先生专门和我谈了断代的事情，要我重新考虑。后来，他和周一良先生商量，说田余庆先生研究魏晋上及秦汉，就安排我去给田先生当助教，在中世纪古代史中收留了我这个战国秦汉史的异类。这是影响我一生的大事，终生难忘的恩德，也是我师从田先生的开端。
   如此的恩德，还有很多。八十年代初，田先生去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一年，我成了无人管教的自由人。在思想解放的世风中，我与李零、唐晓峰等青年学者一道，倡导新史学运动，要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既有的史学，要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寻找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当时，我醉心于史学理论，构筑起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为新史学代言，高呼史学危机。
   一时间，风生水起。我等不仅撰写文章，制定新史学的出版计划，而且到北京各个高校讲演串联。《历史研究》刊登，《文史知识》讨论，《人民日报》报道，《新华文摘》转载……难忘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思想自由的年代，难忘的1986年，在那个信息有限的时代，我有点飘飘然。
   就在这一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安徽歙县召开，给我发来了邀请信。喜气洋洋的我，拿着邀请信去见邓先生，请他签字同意我去。殊不知，邓先生脸一沉，冷冷说道：“李开元，不许去。这种会，开不出名堂。”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这话说完，邓先生手一伸，摊开五指放在我眼前，不紧不慢说道：“你给我拿成果出来。”
   这一当头棒喝，当即将我打醒。我等办学社，邓先生题名“求实”，是经过考虑的。解放以来，在苏式教条主义的引领下，历史学丧失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走入了假大空的死胡同。有戒于三十年来的惨痛教训，邓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于高调指导的理论充满了戒心，致力于恢复历史学的求实传统。他寄望我等年轻学者，要求我们严格地走实证史学的道路，尽早拿出有理有据，实实在在的成果来，切忌坠入华而不实的空论中。
   当时的我，尽管心中有保留，还是服从了邓先生的权威，听从了老一辈的训诫。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我对邓先生的良苦用心理解益深，感激不尽。我入史学之门，由考据起家，继而写历史人物，探讨历史事件原因，再在史学理论上出名，虽说是根红苗正，毕竟是根基不稳，路数上跌跌撞撞，如果不加以约束和规范，很可能步入天马行空的旁门左道，开花不结果，最终流于无成。以邓、周、田为首的导师们，对我等学子是既有期待，也有规划的。
   我后来到日本留学，邓先生、周先生和田先生一致以为，日本东洋史学的坚实学术训练，正是我所需要的。得到理解和支持的我，在东京大学读博士期间，发表了长篇论文《西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以“高帝五年诏”为中心》，刊载于日本最权威的历史学刊物《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1990年）。听说邓先生知道后，高兴地说，这就对了，长篇，还发在头版头一篇。田先生后来也说，不怕思想新，更要功夫深。这都是前辈的教诲爱护，殷切期待。
   在北大求学的日子，学得的知识，多已经淡忘了，唯有这些逸闻掌故，一辈子记得，终身受益。这就是传统，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是前辈学者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邓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精神，超凡出众。归纳起来，就是学跨文史，既研究历史，也书写历史。这个特点，是邓先生不同凡响的所在。对此，周一良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

我们知道，邓先生受知于胡适先生，以《陈龙川传》作毕业论文，后来写有《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人物传记，加上《辛稼轩年谱》和《韩世忠年谱》，合称“四传二谱”，成为邓先生的代表作。他写《宋史职官志考证》，为陈寅恪先生所赞赏，尔后不断积累众多的研究成果，成为宋史的一代大家。

人物传记，是历史叙事；职官志考证，是历史研究。邓先生的很多研究论文，都是围绕着人物传记中的问题而作，论文写出来，又不断地将新的研究成果补入传记当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邓先生还念念不忘将四部人物传记重新增补改写。邓先生的学术，是研究与叙事并举，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个特点，是邓氏史学的精髓所在，也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和继承的精华。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和思考，我逐渐认识到历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历史学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历史学的科学基础，有两点含义：史料的可信度；解释的合理度。这两点，集中体现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的人文性，也有两点含义：历史学的本源和主体，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在历史学的四个基本要素之时间、空间、事情和人当中，人是连接其他要素的关键。
研究与叙述并重，邓氏史学的这个特点，完整地体现了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的基本精神。
   2017年5月，我到华东政法大学，做了《补“史记·軚侯利苍列传”——研究、叙事和思想的交合》的报告，进一步从实践和理论上明确了：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叙事，接近于艺术，追求美；研究，接近于科学，追求真。历史叙事，是在研究基础上的叙事，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我所选取的经典范例，就是邓广铭师。同时也讲到，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是研究和叙事的交合，田余庆先生的著作，特点是夹叙夹议，是一种精致的人文艺术史学。

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就内容而言，历史学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母体；就方法而言，历史学游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就未来而言，历史学包含了各种非虚构的巨大空间。有了这种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阔思路，改变自闭和畏缩的现状，建立起开放的大历史学新观念。如今，对我自己来说，在倡导这种新观念的时候，纪念邓广铭师，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史学1902  2020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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