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5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中小学时期“完美地”与“十年文革”重合。自已的书，除各种课本之外，只有毛语录、毛选集了。

上大学后，开始购自己喜欢的书，因为囊中羞涩，只能零星地买。上学前我已在工厂学徒，有微薄的工资。上大学后，断了工资，转而一切靠父母，自尊心已不容再向家里开口要钱买书。记得大三时，利用暑假打工挣了些钱，事先盘算好买一套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钱刚到手，有同学相约去黄山玩，便携女友同行，虽是穷游，且女友费用自理，可黄山归来，工钱已所剩无几，硬着头皮请父母补齐书款。

通常，读书人之好书，与女生购置衣物相近，多多益善，书橱里总觉得少一本好书。

我在购书这件事上，相对理智。平时购书不多，一是没钱买，二是无处存放，三是较早就从阅读经历中悟出，就读书效果而言，“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借不着。”无论多喜欢的书，只要买到手，就会感觉已入囊中，早读晚读都无妨，最后多数束之高阁。倒是借的书，到期归还，限时读完。想借而一时借不到的书，绝对能激起阅读的欲望，一旦到手，会手不释卷——最好的书都在图书馆或是朋友的手里。

我的许多藏书是朋友赠送的，看到书橱里的书，首先想到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想到赠送者及我们之间的学术交谊。

最早的赠书来自读研究生时陪住的东京大学博士生砂山幸雄。1983-84年我们同在一间宿舍住一年，成为好友至今，他后来担任过爱知大学副校长。砂山来中国时，带来了一些日文、英文的专业书，都是刚改革开放的国内所没有的，令我大开眼界。他留学结束回日本时，将许多专业书留下赠我，其中一本是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 Eastman) 教授所著《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复印本。同专业的几位师兄弟看后都说好，就以这复印本为母本，译成中文出版。

获赠图书中，以来自台湾学界朋友的最多。专业的关系，我去台湾开会、教书十多次，得到赠书不计其数，或是学者个人新作，或者是他们多余的复本书。台北“国史馆”每出新书，免费发两套给其研究人员，朋友常会留给我一套。逛书店购书，是在台湾必不可少的活动，“国史馆”的小卖部（专卖其出版品与小礼物）、“中研院”的四分溪书店、台大与台师大附近的旧书店，诚品书店等，均是必访之地。每次离开台湾返回前，最发愁的事，是如何将一箱箱购买与获赠的书拖到邮局寄回（通常需要朋友开车帮助）。

有些书与人的故事永生难忘。“国史馆”前纂修王正华女士，邀我去她府上，只要是她 “暂时不用”书籍，任意挑选取走。那天下午，在新店”国史馆”工作完毕，侯坤宏先生开车载我去选书，大概选了七八箱专业相关的书，装入她事先精心备好的纸箱，再匆忙赶在邮局下班前寄出。前几年，勤勉敬业的王正华在办公室岗位上逝世。睹书思人，不胜怀念。

2000年，受“中正文教基金会”邀请赴台访问一个月，国民党党史馆负责人带我到原“党史会”书库，以成本价任我挑书：“只要你愿意，随便拿”。那是我首次装箱打包书，笨手笨脚极狼狈，基金会秘书杨小姐见状，直接让我靠边，她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十几箱书封箱搞定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张力研究员每次来大陆，都背不少书籍来分送，通常一见面就从双肩包掏出几本书来。建议他邮寄，他说怕海关查收了，还是自己背比较踏实。更有甚者，2017年，张力兄拖着病体，帮我从台北背来了一尊重达近20斤的蒋介石半身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