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任波折

1984年，我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此事颇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无意当什么校长，只想埋首故纸，当一个学者，做更多学术工作。没有想到，在为换届举行的民意测验中，我的得票为全校第一。

民意测验是在1983年举行的。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遗毒依然存在，派性因素是其大端。学校内部也好，湖北省委也好，都因文革期间属于不同的派别而影响到现实工作。大概为了更为客观，校长换届前要举行民意测验。

教育部派了一个人事司的副司长来华师主持此事。此人年轻，思想开放，他没有带任何主见进来，民意测验并无候选人，有点“海选”的味道。票填完了之后，立即打包封存，带回北京。后来公布结果，出人意料，民意测验时并不在学校的我得票最多。

事后分析，我能获得较多票数，成为华师校长，恐怕和以下因素有关：一则我虽然不是老党员，但还算个老革命，有些革命资历。二则很多人在文革期间属于不同派系，文革结束后相互之间的抵触尚未消除。我则没有任何派性，只是一个被批斗之身，文革后反而比较超脱，两面都可以接受。与之相联系的一点是，大乱之后，痛定思痛，人们很害怕那些会弄权术的、喜欢整人的、动不动上纲上线爱搞大批判的左派当权，而我没有做过这些事，也做不来这些事，还像个读书人的样子。另外，80年代选拔大学校长时，对学术的权重增加了。那一批上任的很多校长，像南京大学的曲钦岳、南开大学的母国光、北京大学的丁石荪等，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我之受到重视，大概与我所从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关。1981年出版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受到国内外好评，可能是我能够获得较多票数的主要原因。

校长任命书

国务院的任命书在1983年底就下达到了湖北省，但湖北省迟迟没有给我，也没有正式宣布。原来，校内有一些人说闲话，认为新班子是刘介愚老班子的“二套班子”，换汤不换药。他们还编造谣言，宣称新班子中的一个副校长王庆生在文革期间有人命案子。文革期间，他和学生一起串联到某地，好像那里有一个领导死了，和他有关系云云。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猜测。而且，王庆生早就被起用了，军宣队来了之后就起用了。如果他有那么大的问题，军宣队怎么可能用他？但那些反对新班子的人在这一点上毫不退让，闹到省里，省里持派性意见的人便有了借口，任命一事，就这样被卡着了。

在湖北，当时有两个部属院校的校长任命被卡住。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华中农学院的孙院长。别的省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唯独在湖北，卡住了两个学校，也不向教育部通报，就那么拖着，堪称一桩奇事。

这给华师的正常运转造成了困难。学校一度没有人管事，垃圾成堆，馒头总是酸的，诸如此类的小问题都解决不了。老班子已经被免职，无法管事，新班子还没有上任，就被指责为“二套班子”，学校的行政系统处于瘫痪状态。

我觉得委屈，便在给胡绳的一封信中发了一通牢骚：“我本无意当校长，不料现在却成了一个问题人物，用过去的话讲就是‘挂起来了’。”不曾想到，胡绳与当时的教育部长何东昌是邻居，经常有来往。收到我的信后，胡绳向何东昌说起了我的情况。何东昌大吃一惊：“到现在还没有上任，把他挂起来了？”他马上通过教育部党组向湖北省查问此事。不久，湖北省委决定，新班子可以上任，但必须把那个副校长“挂起来”，因为他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我对此持反对意见，后来和学校党委一起做出决议：从下级服从上级的角度，我们只能把他暂时“挂起来”，但我们有保留意见，认为省委的这一决议是错误的，而且公开向上级陈述。

正式任命的时候，教育部没有来人，湖北省科教部部长代表省委来了。先开了一个小会，党委常委和主要领导参加。在会上，他说：“经过反复研究，省委认为这个班子基本上是好的。”我一听“基本上”，很不舒服。他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基本上是可以信任的”。我一听，越发反感，皱起了眉头，不意他的秘书长注意到了我的这一表情。

部长讲完了，要我来讲一讲。我说：“现在我还不好讲，因为我没有做过领导工作，这个班子又是刚刚成立的。我有两条：第一，希望省委给我们以充分的信任；第二，要给点时间。”

紧接着开中层干部大会。部长讲话前，他的秘书长走上前去，向他耳语了一番。他讲话的时候，调子就改了。一开头就说：“省委认为这个班子是好的，是值得信任的。”

下午宣布就职的大会之前，许多好心的老师很关心。他们是关心学校，同时也是关心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做过行政，又爱讲批评话。他们说：“就职大会上，你最好能够给我们描绘一下学校发展的蓝图，让大家欢欣鼓舞。”我说：“你们可能要失望，我现在还没有怎么考虑到蓝图。”

在就职演说中，我真的未给大家描绘一个蓝图。我也不愿意弄一个很主观的、虚拟的、夸大的、美丽的、灿烂的、很诱人的，但不着边际的蓝图。我只是老老实实地说，让我当校长实际上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但也有可能历史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不过，既然已经站到这个岗位上来了，那就义无反顾，和大家一起来改变目前的状况，然后再谋求新的发展。请大家多多帮助我，共同来承担这一艰巨任务。收尾的时候，我不知怎么想到了阿Q上刑场的情景，冒出来一句：“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

这一句话并不高明，甚至在语法修辞上还有点瑕疵，但却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学校的很多老师，还有中层干部都对我讲：“章先生，我们曾经担心你三心二意，不愿好好干。正是因为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感到华师有盼头。”当时也确实是掌声雷动，反应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强烈。

2、移毛主席像

走马上任之初，有很多不适应，连公文该怎么批都不清楚。对于学校各个部门，也完全不熟悉。为了让我尽快熟悉情况，各个职能部门的领导人轮流向我介绍本部门的职能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基建处的人来介绍工作时，教鞭和挂图都带上了，和上课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我才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学校的运作情况。

不过，我的工作，主要不是在办公室或会议室开始的。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食堂去看一看。我决心从小事做起，把馒头变白。馒头颜色泛黄，总是酸的，无法入口，受害面最大，民怨也最强烈。没有想到，那天早上，我到食堂的时候，看到新上任的后勤处长正匆匆忙忙朝厨房去了。再一看，新上任的伙食科长也朝厨房去了。我想这是个好现象，原来后勤处长和伙食科长与我想到一块了，这就好解决了。我只对他们说：“以后这个事情就拜托你们了。”结果，第二天就改了，因为他们毕竟是懂行的。

至于垃圾问题，后勤处长也亲自出马，很快就解决了。这个处长很有魄力，也很有工作能力。他是化学系的，学化工出身。有一次，校内煤气站漏气，校领导亲临一线，将整条路都封锁了，将旁边几栋宿舍的人员都疏散了，但进入煤气站解决问题的，就是他一人。到底是专家，很冷静，处理得很好。他的脾气有点急躁。上任之初，有人说，这个班子将来闹不好，就是他和我两人闹矛盾。他脾气坏，我的脾气也不好，都直来直去。没想到我们相处得很好。

馒头变白，垃圾清除，都只是一些小事，虽然说不上焕然一新，令人精神振奋，但也确实让人感受到了变化。并且，也增加了我一点信心，让我感到校长似乎也不是很难当，因为不用动员，我想到哪里，同事早就想到了。

真正改变教师精神状态，提起教师精神的，是分配政策的调整。我上任之前，高校就已经有了“创收”的行为。华师的创收，学系与校部共享利润，实行“三七开”，学系得三成，校部得七成。这种分配方案，挫伤了学系的积极性。因此，上任伊始，新班子就宣布新的分配政策，改成“倒三七”，学系得七成，校部得三成。这样一来，学系的积极性激发起来了。那时创收的方式基本上是办各种培训班，华师的业务开展得很好，是正儿八经办学，在外面也获得了好评。因此，很多学系赚得盆钵皆满，教师的福利有所提高，而校部则比较苦了。我的妻子在历史系工作，家里面的福利都是她从系里拿回来的，我则两手空空。记得某年端午前夕，妻子又从历史系领回了粽子、咸蛋之类的一大堆，我则似乎注定又是什么都没有。但没有想到，校办动了脑筋，将旧报纸卖了，买了一点粽子、咸蛋，居然给每个校长都发了一点。

为了去除人们头脑中遗留的文革印象，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上任之初，我还主持做了一件有点冒风险的事情：搬走毛主席像。

一号教学楼在文革期间，被工宣队当做指挥所，后来又作为临时党委所在地。文革结束之后，在一楼大厅留下一尊顶天立地的毛主席像。作为国家领袖，他的像应该保持一定的尊严，但华师的这一尊像有点让毛主席尊严扫地。原来，塑像有个底座，学生吃饭、喝水的碗，上课的时候没有地方放，就随意摆在上面，显得很凌乱。为了主席的尊严，也为了清除文革的遗风，让大家在观念上有较大的转变，我决定移走这尊雕像。

我把这个想法和校办主任哈经雄谈了一下，他立即动手查文件，把所有相关文件查了个遍，发现若按文件的规定，简直无法移动，要层层上报，最后要中央军委审批。我思忖，此等事，最聪明的办法，是做了不说。只要一报，就没办法做了。也不适合提到学校常委会上讨论。若讨论，只要有一人反对，其他人就会服软，无法通过。

因此，我与哈经雄商量：“这件事，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就自己做了算了。当然，我会和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说一声。”

他很痛快答应了。

我说：“政治上我负责，但做得好不好就看你的了。”

他说：“一定做好。”

我问：“有没有什么条件？”

他说：“给一万块钱。”

我答应了。为什么要一万块钱呢？一号楼本来是很漂亮的，但经历了文革劫难之后，已经伤痕累累。把雕像搬走之后，有必要进行一些修缮工作。他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改善教学环境”。

我找到主持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告诉他，我想办这事。他说：“此事要慎重。”我和他分析了一下情况，并说：“这件事可能大家都想做，就是不敢开口，谁都不好第一个开口，而且不能有一个人在正式场合反对，一反对就完了，就办不成了，所以连常委会都不必开。”他听了，表示同意。

我说：“我今天虽然和你讲了这件事，但就当没有讲，你对此事完全不知道。”他笑了。他知道我在保护他。万一被追究，政治责任当然由我一人担负。

搬迁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进行的。华师有个露天电影院，周末晚上都放电影。还卖票，五分钱一人。那次我们特别慷慨，放两部影片，不收钱，还是新片子。大家都去看电影了。哈经雄早与后勤配合，找了几个可靠的壮汉，悄悄地用油布将雕像包裹好，迅速送到地下保管室。紧接着，抓紧时间“改善教学环境”，连夜恢复原来的面貌。

在高校里自行处置毛主席雕像，我们是第一家。不过，因为我们完全是静悄悄进行的，并未被追究。“改善教学环境”以后，一号教学楼焕然一新，宫灯高悬，宽敞明亮，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人追问毛主席像到哪里去了。

3、提倡美育逸事

在改变学生精神面貌方面，我大力提倡学生自治，发展学生社团，并向蔡元培学习，大力提倡美育。

1985年，我作为高校代表到北京参加党的十三大代表会议，同行的有新闻界的代表、《光明日报》湖北站的樊云芳。

会议期间，樊云芳对我讲：“有一个人很崇拜你，想见你。”

我问：“请问是谁？”

她告诉我：“是一个女设计师，叫李艳萍。原本是舞蹈演员，后来因伤病转行做服装设计了。她的设计很有名，在法国举办过设计展，为西哈努克夫人设计过衣服。”

看我还是有点犹豫，樊云芳又说：“车子都安排好了，是她丈夫开车。”

于是，会议期间的某个晚上，在樊云芳的陪同下，我见了李艳萍。在高校开展美育方面，我们谈得很投机。最后，我提出聘请她来华师当兼职讲师，从服装的角度做演讲。她答应了。后来，她真的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华师做了报告，是由美术系出面请的。中国高校公开讲服装设计，听说那是最早的一次。以此为契机，我校美术系建立了工艺美术专业。

在北京的见面，本极平常。但樊云芳立即写了一则简短新闻，发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报屁股上。大约是为了引起注意，版面责编加了一个调侃的标题：《大学校长夜访女设计师》，还将全文都用一道花边框起来，成了一则货真价实的“花边新闻”！

有人看了，给我开玩笑：“你这个大学校长，白天商量国家大事，晚上跑去访问女设计师！”但是，也有人表示理解，一些以前在华师工作过的老领导看了，对我说：“哎呀！就是需要这样的校长！”他们也希望高校能够有所变化，增添活力。

在请李艳萍来举办时装设计讲座之后，我们又模仿西方大学，举办了艺术节。艺术节是我倡议的，但具体操办，主要依靠音乐系和美术系。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也很活跃，提出了很多富有创意的方案，因此在武汉乃至全国都产生连锁反应。艺术节期间，研究生会策划了一个武汉市的博士生、硕士生大联欢，把全武汉的博士生导师也请来进行交流。那时武汉博士生导师不多，开经验交流会的时候，一个会议室就坐下了。艺术节上，校办还把武汉的一些著名小吃，像老通城豆皮、四季美汤包、小桃园鸡汤等等，都邀请到华师，在图书馆前的主干道两边摆摊设点。那时我们刚好召开一个经济史国际研讨会，来了海外著名学者，国内的大专家也来了许多。他们一看，学生的歌舞表演很有水平，还能吃到各种美味小吃，都赞美不绝。

通过社团、艺术节等载体，学生的精神风貌被提振起来。我与学生的关系，也堪称融洽。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成为我开展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尤其是研究生会，很多人有过工作经历，也很有头脑，很有抱负，经常会向我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也虚衷采纳。其中如王传耀、郭质斌、王宏维，毕业以后都有较大成就。

4、邓小平题校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校更改校名成风。很多原本叫做“学院”的高校，都更名成为“大学”。华师从50年代起一直叫做“华中师范学院”，于1985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不过，华师改名比较晚，而且是迫于形势。

我对于改名的问题，本不太积极。在我看来，数十年来，“华中师范学院”这块牌子已经打出去了，改成“华中师范大学”，别人反倒不知道了。并且，叫“学院”未必表示水平低，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传承几百年，闻名遐迩。因此，虽然更名的工作在前任就已经启动，但我接手校长之后，并未急于推进。

没有想到，我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显得太迂腐了。在教育部门编制的高校名录上，把华师列得很靠后，哈尔滨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都排到了我们前面，湖北大学也排到了我们前面。这种排名本极无聊，但却有实在的影响，不利于我们的招生。教育部领导也一再敦促，我们只有照此办理，而且教育部很快就正式批文把校名改为“华中师范大学”。

在我接任校长之前，学校领导已经派人进京，设法请邓小平题写新的校名，但一直未能落实。1985年，我去北京参加党代表会议时，碰到了好运气，很快就完成全校师生的嘱托。

会议期间，有次举办京剧晚会。因为很难听到名角演唱，我很早便去了剧场。其实参加的人并非很多，我选了一个较好的座位坐下。偶尔一回头，不由一惊，我的后面坐着自己的老首长、中原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原中原局的宣传部长赵毅敏。他是“二野”的，邓小平的老部属。我立刻利用开场前的空档，抓紧时间向他致意。我首先自报家门，并喊他“赵部长”，这是他当年的职务，以便勾起他的回忆。

他看着我，想了一下，问道：“您原来在哪个单位？”

我说：“我原来也在二野，中原大学。”

他一听，就明白了。

我接着说：“我当时是中原大学的学员，后来留校任教。有一次，您为我们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影响了我很久。”

他问：“我当时说什么了？”

我告诉他：“您当时说：‘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位置？一个单位有你也不多，没你也不少，这就好吗？’这句话太经典了。在哪里也不能变成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我决心终生不做这样的人。”

他笑道：“这句话你还记住了，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我立即切入正题，对他说：“赵部长，我有点事情想请您帮忙。”

他很随和地问我：“什么事呢？”

我就告诉他，我们请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学校题校名，但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写……

赵毅敏听了，正色道：“小平应该写啊，中原大学是他创办的嘛。这个简单，我给他打电话就行了。”

不久之后，华师就收到了邓小平题写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名。有人认为我有什么神通，能够获得邓小平的题词。其实我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只是运气太好，看京戏碰到赵毅敏，而赵毅敏又愿意帮忙。真正起作用的，是赵毅敏，不是我。

学校隆重举行了更改校名的仪式。我也就成为华中师范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和华中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到了今天，偶尔还能听到有人叫我“章院长”，都是在“学院”时期毕业的校友，或共事的工作人员，听着也挺亲切的。

5、“高”与“师”之争

对师范院校而言，“高”与“师”曾经是一个长期考验校领导智慧的问题。院系调整之初，对于师范院校的定位，本在一个“师”字，即强调师范院校应该以师范教育为本。因此，在课程设计上，与其他综合性大学不同，特别强调教育理论与教学技能的培养，并安排大量教育实习的时间。但是，曾几何时，教育部又开始强调师范院校也应该注重科研，即“高”的一面。于是乎，在很多师范院校里，围绕着究竟应该是“高”还是“师”，长期争论，摇摆不定，难得真解。此等问题，在学理层面似乎很简单，既然是师范类高校，当然应该既“高”又“师”。但在现实中，则颇不容易解决，且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我们是“一仆二主”，上面有两个婆婆，师范教育司与高等教育司，我们必须周旋于这两个上级机关之间，为难之事甚多。

华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困扰已久。我到校部之后才知道，因为常年“高”“师”之争，负责教务的部门与负责科研的部门之间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矛盾。有人提议：“我们应该围绕‘高’与‘师’的问题，在全校范围内来一次大讨论。”我想了想，觉得还是不要讨论的好。一方面，既然是师范院校，“师”肯定是要强调的。同时，作为高等院校，“高”也确实是必要的。更何况，大讨论一事，弄得不好，容易造成分裂。与其空泛讨论，不如勉力实行。因此，我学习邓小平，搁置争论。开教务方面的会议时，我就强调要“教学为本”。开科研方面的会议时，我就强调要“勇攀高峰”。这不是和稀泥，没有原则，而是在我看来，高等师范院校就应该以师范为本，同时在科研方面也要勇攀高峰。

在教学方面，我会经常到课堂上去听老师讲课。事先不会通知，但听完课之后，会和老师交流，提出一些建议，以切实提高教学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教学方面有些进步，根绝了文革期间“集体上课”的方式，每门课都有专讲老师，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但教学内容一时难有根本改观，有些人用的，还是老教材、发黄的讲稿。

我发现，教师队伍自身的素质，是影响课堂教学的一大因素。我提倡课堂讨论，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其原因，就在于很多教师的知识面太窄。华师是一所师范院校，教师队伍中，有很多就是本校毕业留校的，或从其他师范院校毕业的。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师范教育的课程挤占了专业课的时间，因此，师范院校毕业的人，如果课余自学不够，在专业素质方面是容易有些欠缺的。自己知识面太窄，底气不足，自然无法组织课堂讨论。当然，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菲薄师范院校毕业生的意思。像邢福义，就是华师毕业的，那完全是大家风度。

相对于“师”，“高”的问题更迫切。因为教务方面毕竟有多年积累，有章可循，而科研方面则底子确实比较薄。科研处最苦恼的，就是我们的高水平成果不多，成果的开发与利用更差。不过，经过努力，科研方面的起色，比教务方面还要大些。

究其原因，一则科研原来的起点低，因此有一点进步就看得出来。

二则60年代的时候，老党委在年轻教师中选择了一些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如马列主义的高原、教育系的杨葆焜、地理系的景才瑞、物理系的刘年寿、化学系的张景龄、中文系的王庆生等，此时都已成长起来，成为学术中坚。

三则老师们的干劲足。很多专业的老师，主动来找我谈本学科的发展趋势，站在学科的前沿，论证该从何处下手提高本校的水平。那时找校长的，不是完全没有私人请托的情况，但出于公心的占多数。这样群策群力，很多好点子都汇聚到我的面前。学校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条件，给予支持。

四则负责科研的副校长邓宗琦非常出色，认真负责。很多重点研究项目的设计，一些项目的推广，他都和我一道，亲临一线。那时文科完全没有经费，为了文科的发展，学数学出身、曾经当过科研处长的他，还主动从理科的经费中想方设法匀一点出来给文科。

经费确实是那时令高校领导头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想恢复音乐系和美术系，上面同意恢复，但经费自筹。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一个钱一个钱抠出来，艰难地往前推进。但也总算走过来了，现在华师音乐系和美术系发展得都不错。

由于师范院校经费很有限，我们特别强调“好钢要用到刀刃上”，该扶持的尽力扶持，但也绝不因为怕得罪人而面面俱到，因为那样做只会坏事，到头来会什么都做不成。民国时代的教会大学，经费方面无法与国立大学比，但也做出了很多成绩，其“秘诀”就是重点扶植一些学科，因时就利，做出自己的特色。我在教会大学读过书，对此有些印象，因此自己主政华师的时候，也走重点突破的路。

6、国际交流

我任校长之初，华师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与国外的交流严重滞后。教育部坦言：“华中师范学院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学校的地位不相称。”不要说与所有的大学相比，就是在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里也都落后了。我们当时只与一所国外大学有交流：爱丁堡大学。但不是英国的爱丁堡大学，而是美国宾州大学爱丁堡分校。与这所学校的交流，多亏了李绍崑先生。李先生在此任教，并负责对外交流。他对华极友好，尽力把对外交流的经费往中国倾斜，在中国高校中，因为他仰慕对墨子研究较深的我校詹剑峰教授，又尽量往华师倾斜。因此，我们对爱丁堡大学和李绍崑先生，打心底感激。

但对外只有这么一所交流大学，实在太寒碜。本来也不至于这般景象的。比如说，在我就任校长以前，因为雅礼协会与华中大学的深厚渊源，它已经愿意和我校建立交流关系，教育部也同意了，但在校内却被否决了。当时校内文革遗风犹存，“左”的影响较大，负责此事的副院长陶军徒唤奈何。

为了改变这种“聊胜于无”的状况，实现“一的突破”，我在1985年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带了外事处的花海燕，到美国专门从事校际交流。当时华师外事处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花海燕，男的；另一个是宋淑蕙，女的。那时出外交流的机会不多，因为我带了花海燕，宋淑蕙还有点想法：“你光带着小花，不带我。”我说：“我带着你，不方便呀。”我和小花一块，为了节约开支，可以共睡一个房间，多方便。宋淑蕙素来敢于直言，风趣地说：“那你们就不怕同性恋嫌疑？”说归说，小宋还是很努力地工作，她能理解学校的难处。我们同心协力，办成许多大事，外间对这两位得力助手，有金童玉女美称。

这次美国之行，收获很大，先后与六所大学建立了校际联系，这与美国学界朋友的帮忙有很大关系。周锡瑞、刘子健等人都倾心相助，尤其是刘子健，推心置腹地分析：“应该首先和耶鲁建立关系。有了这张牌，后面的路就好走了。不必在北部谋发展，要向南发展。因为北部的好大学已经与中国很多名校建立了交流关系，门槛逐步抬高。即使能建立起表面联系，以华师的地位，也不容易得到实质效益。与此相反，中部和南部的发展空间要大得多。”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首先恢复与耶鲁的历史因缘，然后往中、往南发展。这一战略果然有效，中部和南部的发展空间确实很大。像位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大学，原来一直与台湾打交道，可以说是亲台的。后来整个形势变化了，对新中国渐渐有好感了，但苦于没有沟通的渠道。刚好，我们学校外语系杨亲德老师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任一秘，田纳西州恰好在他工作辖区，为我校牵线搭桥，很顺利地就建立起了联系。签订协议的时候，非常隆重，当地的电台和报社都来了，田纳西州州长还送我一个“荣誉公民”的称号，因为这是他们州与新中国的部属大学首次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当然，华师也有“损失”：我的得力助手花海燕被美国人“挖走”了。花海燕是本校1977级毕业生，留校常年经办外事，已经相当老练。因此，在出访过程中，先后被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大学校长亲自看中。我都不知道，他们居然私下活动，用优厚的奖学金把他挖走了。我还记得，在我和有关校长交流的时候，曾经被问：“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在美国留过学？是不是在美国长大的？”我说：“不是，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是华中师范大学英语毕业的。”对方很惊奇：“他的英语怎么这么地道？”他们不知道，我们与耶鲁大学已有好几年交流合作（在我上任前，虽然校际合作协议被否决，但还是开始了若干合作项目），他们每年都要派几位刚毕业的优秀学生来我校教英语，小花与他们早已打成一片，因此口语娴熟，发音纯正，加以身材较高，举止文雅，俨然是一个Yale man。我当时听了校长们的赞美很得意，没想到他们看中了这小伙子！不过，虽然花海燕一年以后被挖走，我还是很高兴！这说明花海燕有出息，华师外语系有水平！

7、不拘一格用人才

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则一向主张“不拘一格用人才”。

校办主任哈经雄，是政治系早期毕业留校的吴老师向我推荐的，我曾经教过他们这个年级。上任之初，有一天在校园偶然相见，聊了起来。

他说：“章先生，你没有带一个熟悉一点的人到校部去？可能不行吧？”他的意思是，没有自己贴心的人，很难开展工作。我没有干过行政，完全没有这么“深远”的考虑。我去校部的时候，确实没有带人，光杆一个，当“裸官”。

他说：“有一个人，你可能觉得不错。”

他所推荐的，正是哈经雄。对此人，我已有所了解。哈经雄的母亲是汉族人，父亲是维吾尔族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跑到台湾去了。他在华师教务处工作，是教研科的科长。我上任后第一次到省里参加教学研究的会议，发言稿就是他为我准备的。他掌握了很多情况，说理有根有据，总结得非常好。

吴老师与我一同分析：对于哈经雄，外间有两种评价。正面的评价是他处事灵活，能说会道，点子多；负面的评价则说他比较圆滑，有时可能见风使舵，该怎么看这个人？我认真想了一下，“圆滑”与“灵活”真的不好界定，对于同一个人，爱其才者可能认为他是“灵活”，忌其能者则可能认为他是“圆滑”。与此相关联，“见风使舵”只要不是出于私利考虑，也未必比“立场坚定”差，因为有些事是必须调和妥协的，世上哪有那么多“原则斗争”。从他为我所写的发言稿来看，他确实是有才干的。恰好，我还没有校办主任。校办主任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职务，说是“不管部”，实际上是什么都管，总的协调就靠他了。这一工作，正需要一个能够灵活处事善于应对四面八方的干才。于是，在党委常委开会讨论处级干部名单的时候，我提名调哈经雄来当校办主任。几位常委，包括负责人事的副书记，非常尊重我的意见，因为我上任以来从未独自推荐一个人。而这个推荐，对哈经雄来说，应属是很罕见的破格提拔，因在教务处内部提升名单中，他连副处长都被否定了，而校办主任则是响当当的正处。我非常感激常委一致同意我的推荐，使我多少增强了一点识拔人才的自信与勇气。

果然，哈经雄非常能干。上任之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各个方面的协调做得很好，为我节省了很多精力。那时校级班子还不齐，四个副校长中，一个被“挂起”，一个在北京学习，但华师照样运转得井井有条，这与校办主任的工作能力有很大关系。因此，我经常想：大学的运转，真的需要那么多校级领导吗？

我们还用过一些“有争议的”人才。如谢小庆。他是北师大的青年教师，因为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他作为“可教育好子女”被“下放”到内蒙放牧多年。后来，因为感情出了问题，冲动之下动了刀子，伤了人，被判刑坐牢。出狱后，不便在北师大继续呆下去。他研究心理学，业务确实不错。我们没有顾忌他曾经犯过刑事案，不仅接纳了他，并且安排在教育系任教。

记得我第一次到他宿舍去看他的时候，注意到他书桌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个纸条：“谈话不过五分钟。”

我问他：“小谢，我是专门来看你的。你的这个规矩对我也适用吗？”

他笑着说：“当然不起作用。我之所以贴这么个纸条，是因为有些人好奇，总喜欢与我闲聊。我耽搁的时间实在太多了，还想做点事情。”

那次我们没有谈他的过去，也没有谈他的家庭，我们所谈，都围绕学科建设展开。在那之后，互相稍微熟识了一些。再往后，大概是对于我的“政治我负责，学问你负责”等理念比较认可，并认为我是一个敢于负政治责任的人，他还主动向我推荐人了：“章校长，现在有很多人才，像我这样稍微特殊一点的也有，我给您推荐一个人行不行？”

我说：“好啊。你推荐谁呢？”

他说：“王军涛。”

此前已经有人推荐过王军涛，因此我知道他是一个热心民主运动的学生，北大物理系毕业。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矛头直指“四人帮”，否定文化大革命，史称“四五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王军涛很活跃，被抓入狱。出狱后，又参与办《北京之春》，参加过80年代初北京的“民选”人大代表等活动，一直都非常活跃。

我问谢小庆：“他来我们这里能做什么呢？”因为王军涛的专长是原子能研究，在华师无法发挥他的长处。

谢小庆说：“王军涛现在在原子能研究所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愿意到外面来帮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原来，王军涛已经属于“内控”人物，很多机密性的东西他都没有机会接触了。

谢小庆接着说：“他来了之后，至少可以做一点教育开放之类的业务吧。另外，也可以让他先做一做，看看再说。”

我说：“可以。”马上和党委常委通了气，得到常委的支持。于是，王军涛顺利地借调到华师来了。因为被“内控”了，来的时候，有一大堆材料跟来，还要求定期汇报。

在这方面，无论是谢小庆还是王军涛的任用，最先向我推荐的都是保卫处处长朱斌。可能难于令人相信，但实情确是如此。在一般人心目中，保卫处长必定是立场坚定，对这些“问题人物”更是严加防范，疑虑重重。但朱斌确实是开放改革的促进派，思想解放，胸襟坦率，给我很多好的建议。

王军涛来了之后果然很有抱负，办了一些专业培训班，效果不错。他也亲自为学生办讲座，人山人海，场场爆满。记得有一次讲座适逢天气不好，整夜风雨连绵。那天我兴致高，想去听一听。结果场内已经爆满，水泄不通，门外、窗户下都挤满了人。我根本没法进入会场，只好在窗外旁听。

1987年“反自由化”之后，学校党委感到外界颇有压力。再则，他虽然来了华师，但又没有正式编制，将来究竟是往教学方向发展还是往行政方面发展，都不好安排。因为没有编制，他的待遇很低，只能拿很低的工资，但他竟无怨言，非常体谅学校，出差常坐火车硬座，连卧铺票都舍不得买。

看到党委为难，我说：“这个不要紧，我给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写信。”原来，我参加全国青联的时候认识的团中央书记王照华，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我在信中说，在究竟应不应该用王军涛的问题上，我们有一些困惑。这里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他们办的《北京之春》，是不是被定性为反动刊物？第二、他们的活动，究竟有没有什么定性？第三，像他这样的青年，爱国有心，报国无门，我们应不应该给他们一点空间，让他们做点事情？

很快，我收到了回信。信中说：“第一，《北京之春》从来就没有定性为反动刊物。第二，他的活动从来也没有违法。我和耀邦多次跟他谈过话，都认为他无非是思想偏激一点。第三，应该帮助他们，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有了这封回信，我们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他后来还是去了湖北省科协。再后来，他又回到北京去了，谢小庆也去了。赵紫阳想推进政治改革，他们都被邀集作为民间智囊出谋划策去了。

1989年初，王军涛专程从北京来看望我。他说：“我们在北京很忙，但估计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反复，这些事我现在都不和你说了。”他讲得很诚恳，不告诉我，不是说不相信我，而是在他看来，我不知道更好。我知道，他这是保护我。

人才运用涉及到高校的“人事”问题。事实上，在中国高校，“人事”方面的故事最多，江湖最深。

8、“东半球”与“西半球”

中国高校的管理层，有两个并行系统，一边是以书记为首的党委系统，一边是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这种二元格局，在华师曾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东半球，西半球。党委是东半球，办公室集中于大楼东边；行政是西半球，办公室集中于大楼西侧。虽为二元领导，但“二元”的权力并不均等，因为按文件规定，应该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这种二元领导格局，可以说是中国高校的一大特点，而弊亦随之。高校中的大量“人事”故事，都和这种二元格局有关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容易造成两个问题，一则领导者不负责，二则以党干政。说白了，党政两套对应班子，事实上造成高校领导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影响办事效率，并使宝贵的教学资源不能全部用到“刀刃”上。高校改革，此为关键。

在党政二元权力格局下，校长和书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整体上看，当然是党委领导。但是，在不同学校的不同时期，也会随一些因素而变异，如校长和书记的资历、水平、个性等。

我任校长期间，党委与行政的配合堪称默契。我上任之际的党委书记是高原。他是一个老革命，我们一起南下，又长期一起在华师工作。他比我年长，是我的老领导，也是老战友。当我在为要不要出任校长而犹豫的时候，他已患癌症，仍抱病坚持工作。他找到我，认真地对我说：“大章，现在学校被弄成这个样子，我们不出来担这个担子，怎么办呢？”我受到他的感染，终于下定决心：“我与你共患难吧！”并且表示：“我既然答应了，那就义无反顾！”

与高原共事，当然能配合默契。但是，他已身患绝症，长期住院，因此，有一段时间，是由一位李姓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李副书记的资历，不论是革命资历还是学术资历，都比我浅多了，是我的学生辈，因此一般情况下，他在我面前总要谦让几分。不过，他参加党务工作的资历比我老得多，很早就进入学校党委工作，而且很早就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副书记了。所以，他大概已经形成了习惯，容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而我又是一个死抠制度的人，因此时间一久，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矛盾。

华师的供水问题老是解决不了，不得已，自己打井，挖蓄水池。这一工作，选址是关键。为此，学校请专人反复勘测，最后通过党委常委与正副校长联席会议正式敲定。没过多久，正式开工的时候，选址改变了。我们这些校长根本就不知道，只有一个管后勤的副校长知道。原来，李副书记觉得原来的选址不好，便与管后勤的副校长商量了一下，私下把选址改了。对此我很不满，曾在常委会上坦率批评，对于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如此不尊重，是不正确的。你觉得原来定的地址不好，你的选址更好，那可以进一步论证，但不能如此无视先前的集体决定。何况打井、做蓄水池是行政系统的工作，李书记的举措使党务与行政界线模糊，长此下去，校长办公会就会成为摆设。

我上任不久，教育部传来好消息：从日本买到一批皇冠车，经中央批准，免税入关，教育部直属高校可以购买。那时我们学校总共只有两部小车，一部上海牌的，一部伏尔加的。伏尔加算是进口车了，但都已破旧不堪。大家都觉得教育部提供的机会很难得，错过了很可惜。经常委与行政认真讨论，决定咬紧牙关，硬着头皮，买了一台小轿车，还有一部比较轻便的小巴，总共花了大约50万元。

车子买回之后，大家都很高兴。为了爱护好它们，我们又开会讨论，定下了用车的规则：不准私人用车；不能跑长途。

那年暑假的某一天，我从办公室回家，我家正好在西门旁边。远远地看到一台新车开过来，在离西门还有点距离的地方停住了。下来一个人，因为隔得远，看不清是谁。那个人走了之后，车子开到了西门口，在我面前停了下来。车窗开了，司机探出头来，向我打招呼。我这才发现，是我们学校车队的小陈。那辆小车，正是新买的皇冠。车身都是灰，还沾了一些泥巴。我一看，就有些不高兴，问小陈：“这是怎么回事，车子怎么脏成这个样子？”

小陈告诉我：“送李书记去神农架开会。”原来，那年暑假，湖北省科教部组织高校党委到神农架开会，讲排场，指定我校带一辆小车一辆小巴前往。李书记大概知道我很死板，根本就没有向主管副校长通报，通过党办主任把两辆皇冠新车派去“远征”了。他可能自觉理亏，出差回来，进校门时提前下车，免得被熟人撞见，但没有想到小陈未能会意。

那时到神农架，有很长一段距离路况很差，高低不平而且多是碎石路，对车子的磨损很厉害。李书记如果事先与我商量，我是不会答应的。对于这种欺上瞒下、明知故犯的行为，我不能视若未见，因为制度的维护首先应从最高领导开始。

我私下先找一位晏副书记，向他通报这一情况。他也很惊讶，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刚买回的新车跑如此遥远的山路。我提出：“此事不必公开，但作为教训，常委内部要说一说。”所谓“说一说”，就是李书记要表个态，认个错。晏书记觉得有点为难。我说：“我是作为正式意见提出来的。我是常委，又是校长，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后来，在常委内部的生活会上，我正式发表了意见，一个是，以党代政不应该；再一个，自己做的决定自己破坏，这样的事情也不应该。当场李书记做了自我批评。

再往后，高原书记病故，换届改选，戴绪恭被任命为书记，代行书记职务的李副书记去了另一所高校，并被提为正职。戴绪恭是与我相知较深的一个学生与同事，同属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已经做历史系主任。教育部认为我们做搭档，配合应当比较默契。果然，在学校层面，“东西半球”之间的矛盾无形中减少大半。

9、副校长负责制

在“西半球”内部，实行严格分工。我近乎固执地认为，校长不要做副校长的事情，副校长不要做处长的事情。财权也好，人权也好，我都不抓，全都交给相关的副校长负责。有人来找我，如果是我的职权范围的，我就直接解决，如果不是我的职权范围的，我就告诉他，你应该去找某副校长，或某处长，或某科长。我从不为了显示自己的“全能”，对任何事情都发号施令。因为在我看来，一旦对任何事情都发号施令，就侵犯了副校长的职权，使其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有人恭维我，说我这是“放权”。我说不对，这本来就是副校长的职权，无所谓放不放的问题，我只是没有揽权而已。

我有一句气话，也是自我调侃，那就是，我任校长期间，华师是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负责制。在我看来，在党政二元体制下，高校是无法实现校长负责制的。校长不能负责，那谁负责？我开玩笑说，副校长负责。

不过，这句话同时确实也是一种写实，我当校长的时候，华师确实是“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负责制”。武汉大学有一位老领导，听说我对很多事情都不管不问，觉得不可思议。有一次，她问我：“你这个学校是怎么办下来的？”听我介绍了我的“副校长负责制”，她很惊讶：“啊，你居然这样子来当校长！那你不是都被架空了？”

在“副校长负责制”下，校长确实是架空了，但不是被人架空，而是自我架空。并且，它的好处，全由这一个“空”字而来：

首先，校长“空”了，副校长就“实”了，能够放手做事，没有羁绊。能充分发挥副校长的积极性，是“副校长负责制”的最大好处。

同时，“空”对于校长本身也有很大的好处，使我能从各种日常琐屑中解放出来，以主要精力关注若干宏观问题，将心思用在发展方向、道路的方面，并且常下基层，深入到一线去，而不至于被各种事情缠困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

我一直认为，在大学，好校长不如好制度。有了制度，就一定要执行，千万不可朝令夕改。我的一位亡友，设计师何涴芬说过一句话：“如果计划不如变化，那规划就成了鬼话。”对此，我深表赞同。许多人在“计划不如变化”的幌子下，随意更改已成规章，我很反感。

对于既定制度，我严格遵守，虽然有时被批评“太机械”，也在所不顾。比如说，我的校长机动费，和副校长一样多，我不多要，并且，我的钱都交给校办来管，我自己不管。哪个处要我出差，或者说做点什么事，经费即由那个处来出，由分管的副校长来批，我不经手。这些规矩定下来之后，我就和大家一起严格遵守，从不越雷池一步。看似机械，但运转起来有条不紊。

有一件事，我的处理可能过于机械，但亦无悔。

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大约十点都过了，家人正要休息的时候，传来“笃笃”的敲门声。打开门，一大群年轻教工涌了进来。原来，他们的宿舍漏水了，相约来找我“解决问题”。我首先了解情况，然后承认学校的工作出了差错，未能及时解决漏水问题。但同时也告诉他们，应该等明天去找某副校长，以及某处长。你们现在来找我，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很多人还是讲理的，听我解释清楚之后就回去了。但也有少数几人比较情绪化，坐在我家里不走。

我说：“你们呆在这里有什么用呢？你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是私入民宅了，不讲法，这是一。再一个，我两个孩子明天要上学，你们这样闹，影响我家人的休息，不讲情。我已经告诉你们明天去找谁找谁，而且我明天会通知他们，这不就行了吗？你们这样坐着，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有的人还是不走，像是在发泄一样，很难办。后来，我也不客气了，便对他们说：“既然你们不走，那我走，我到办公室去！”他们一听，知道我真的生气了，终于离去。实际上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

我不揽权，但也不听人摆布。

当校长之后，我猛补管理学，并且学以致用。上任之初，我一进办公室，就有个别校办的人进来，滔滔不绝地“汇报工作”，但中间夹杂着很重的个人好恶。开始的时候我对他比较客气，因为我还不太懂。不久，我从管理学上看到有“争取主动”的说法，即不让秘书左右领导的工作，争取每天都按自己的计划办事。我恍然大悟，此人的“汇报”，其实就有很强的引导性。在那之后，我就提高了警惕，避免个别人过分亲近，经常用他的汇报干扰正常公务。长远的规划，都自己拿主意，对人对事，都作客观判断。

再一个，既然是“副校长负责制”，副校长就应该在相关方面真正负起责任来。很多问题，必须在底下解决好，不能事无巨细提交到校长办公会议上来。有的人为了省事，也为了自己不得罪人，遇到棘手的问题，就推到校长办公会议来。我不允许这样，因为如果扯皮拉筋的事情都提交到校长办公会议，那校长办公会议就会变得杂乱无章，甚至偏离中心。并且，永远都会有开不完的会，校长会陷入日常碎屑的泥沼中，那就不要奢谈主动，更不要奢谈什么登高望远了。我是依靠校长办公室来帮忙做“守门员”的工作，学校的思路、主体是什么，哪些问题可以提交到校长办公会议，他所提交的问题应该在哪一级解决，就应该在那一级解决，不能都往上面推。

10、不痴不聋，不做家翁

在我任校长那会，大学里的教学科研基层单位就是“系”，还没有“院”。每个系的内部，也难免有一些人事纠葛，闹到学校来。面对系里的纷争，我基本上奉行唐朝皇帝“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的原则，不介入，不用自己的倾向性来干预。最主要的，是从正面做工作，将矛盾双方往团结合作共奔大目标的方向引导。因为被攻击的人不一定就是错的，如果盲目听信攻击者的一面之词，那肯定要坏事。

还有一些人，为着一点私人恩仇向教育部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检举信。教育部也不好办，就转给我个人。对于这种检举信，我也认真阅读，然后收入公文柜，不作处理，也不和任何人讲。到我1990年离开校长办公室的时候，便将这些检举信一把火全烧了。做领导要有正义感，决不能纵容犯罪，不能包庇坏人，但对于那些莫须有的人身攻击，还是装痴装聋比较好。因为中国法制很不健全，个人隐私全无保障，有些飞短流长的所谓“检举”，如果任其外洩，不仅会伤害被攻击者本人，甚至可能贻祸子孙。我认为作为一校之长，应该坚持原则，但也要宅心仁厚。

当然，装糊涂的本质是包容。但包容不等于宽恕一切，犯罪不能宽恕，歪风邪气不能宽恕。包容的同时，要有一股正气。

外语系有一位姓秦的老师，理论功底很好，在他们那个群体里，堪称出类拔萃。但是，在评正高职称的时候，却总是受到某些资深同事的干扰，甚至联名抗议，说他的学问不怎么样，所写的著作没有水平云云。我主管外语系，知道秦老师的著作甚至都受到过英语专业大师级人物李赋宁、王佐良等人的首肯，他的某些同事显然是嫉贤妒能，自己不好好做学问，却一意贬损别人。对于这种矛盾，我是不痴也不聋，而是态度非常明确。我传话给相关人员：“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干脆把外语系的职称都重新评一评。把李赋宁、王佐良等几位大佬都请来，由他们公正评审，看看究竟怎样。”在我的坚持下，那些人泄了气，年轻的秦老师的正教授职称得以顺利评上。

还有一种情况，在专业领域，唯我独大，不能容人。特别是同班同学，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对这种现象，过去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挤公共汽车。自己挤上去了，就不让别人再上去，设法阻挠。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痴不聋，而是坚决维护弱者。刘守华对民间文学有很好的研究，但在中文系有些受冷落，“挤不上公共汽车”。对他，我是一直维护。最终，他终于凭着过硬的成果，成为民间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著名专家。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历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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