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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炳文: 做功利上不讨好、学术上意义大的事|草地·访谈
2020-04-26 11:08     (阅读: )

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1942年1月生,河北广宗人。中国明史学会前会长,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天津文史馆馆员、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及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承担、主持“二十四史”点校本之《明史》修订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工程等基础性资料建设工作

著有《明史》(合著)、《南明史》《明史新探》《明代文化研究》(合著)、《清代文化》(合著)、《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等论著30余种

首发:4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南炳文的书房

南炳文的书房就是他埋首历史研究的办公室,一处位于南开大学范孙楼内,另一处,也是他现在主要使用的书房,位于廊坊师范学院的图书馆一层最内侧。屋中布置简单,几个办公柜,几张办公桌。桌上布满高高摞起的各类工具书,各种字典、词典和历史典籍。南炳文工作用的桌子面朝南,对着半掩窗帘的窗户,阳光每天随时间在桌子上移动,南炳文和他那把最常见的黑色折叠椅也随之挪动,躲到太阳晒不到的位置。 

校领导几次提出要为他更换桌椅摆设,他回回都拒绝,说自己现在就很好,“乱中有序”,他开玩笑说自己的两个书房是一个风格,“乱七八糟”。

南炳文的书房一角。本组图片均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摄

“我这条件够好的,用书很方便,常用的书在这边,另一部分在对面。”对面房间是他的学术助理王雅洁的办公室,里面像图书馆,几排书架上摆着3000多册的“文渊阁”及“续修”《四库全书》(其他《四库全书》在另外书房存放)和几种大部头的地方志。 

有排书架从上到下摞着一沓沓已完成修订的点校本《明史》清样打印稿,十余年修史光阴凝聚其中。

 

南炳文书房中的所有书籍,无一例外与其修史校勘工作相关,包括《褚遂良书法精选》也并非用以欣赏书法,而是帮助对照辨认明清时期手抄本中难以辨识的草书。

治学“抢先”  署名“争后”

南炳文的学术品格

按照惯例,南炳文先生大年初二就会从天津家里返回廊坊师范学院,守着学校图书馆继续他的史料校勘工作,但是今年,受疫情影响,他在天津待到了3月底。

  让儿子拉了一车南开研究室里的书回家,他用两个月大致完成了《明实录》里一个“小活儿”——十卷本《仁宗昭皇帝实录》的校勘。“在家毕竟不方便,书不全,没有‘阻挠’的话我早回廊坊了。” 

南炳文的学生和学术助理王雅洁说:“过完年到2月中旬,先生不停地说要回廊坊,被我们和他家人一起劝住了,后来情况一好转,他立马回来继续工作,老爷子这种精神,一般人都没有。”

 

“做这个事有瘾,像破谜一样,真的不觉得累。”南炳文笑着说,在还没开学的校园里,他继续着日复一日的案头工作。“现在校园里很安静,整个图书馆就两个人:我和门卫。” 

见到南炳文先生,很快就会被这位78岁历史学家的几种特质所吸引。

书房中的南炳文

  

    首先,是他非同一般的谦逊与和善。  

    在学生们记忆中,南炳文对上门请教的学生如对贵宾,学生离开,他总要到门口相送,直至看不到他们的背影。他对遇到的每个人都会奉上习惯如自然的真心尊重。每天去学校图书馆内的书房工作,对门口保安,他必笑着点头打招呼。打车时,他会夸赞出租车司机车开得好。 

南炳文说:“周围的人都要尊敬。人各有所长,因为条件和机遇不同,有的在这方面有成就,有的在那方面,像一棵树上各站一枝的鸟。我可能在这根枝上,懂一点人家不知道的东西,可人家会的我懂吗?”  

在他与汤纲合著、长达100多万字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明代断代史专著《明史》背后,有段署名互让的学界佳话1985年,这套书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南炳文收到清样,联系出版社,要求将原本署名在前的自己,放到后面。

出版社编辑大为不解,说您承担了此书的主要撰写工作,本应署名在前,但南炳文坚持要改,只说汤先生是前辈。

《明史》上册出版后,汤纲看到署名,在该书参加评奖时,给评奖委员会写信,要求如果评上,奖状一定要将南炳文的名字放在前面,又联系出版社,说出版下册时务必将署名顺序改回来。

2003年该书再版,两位作者还在为署名先后互相谦让,终于各退一步,接受了上册南前汤后,下册汤前南后的方案。

有编辑感叹,在出版界待了半辈子,见过以合作始,为争稿费争署名,以分裂终的,但少见南炳文式“争后”的。而这类事,南炳文做过许多回。

有学生发表由南炳文指导的论文时,将他的名字也署为作者,南炳文很生气,说这种现象要坚决杜绝。“大家写文章都常从与人互动中得到启发,但谁的就是谁的,且老师给学生讲点什么,不是应尽的责任吗?”

南炳文身上的第二种特质,是他超乎常人的勤奋。这在明史学界是有口皆碑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生们也早已熟知这位全年无休、风雨无阻,每天工作约10小时的老先生。19岁进入南开,大学时代,南炳文就已经形成这种生活方式,他说自己至今不觉得累,78岁跟三四十岁时比,精力和体力没感到有变化。“不干活,我总觉得心里‘没局’,这是我们老家话,就是心里没着落的意思。”他打趣说自己是个书呆子:“笨得要命,只好一门心思趴在这里干,就像有了个吃好东西的机会,就慢慢吃,吃得甜滋滋的就是了。

他的性格原本很活泼,却做了最安静枯燥的工作。打小爱唱歌,中学时,南炳文曾是班级歌唱比赛的指挥,但进了大学,决心钻研明史后,他决定告别这一爱好,“会占用时间的呀,我要集中精力搞历史”。回想起来,他说已记不清多少年没唱过歌。  有学生在写南开学风的文章时,描述过一辆被修了又修的破旧自行车,人们日复一日地在范孙楼前的小广场看见它,就知道它的主人南炳文又在楼上读书著述。 

王雅洁说:“南老师每天定着闹钟提醒吃饭,但有时闹钟响了也听不见或者忘了。过年也不休息,大年初一初二我就要给为他订从天津回廊坊的车票。” 

2016年,南开大学文科图书馆搬到了距南炳文家往返两个多小时的新校区。为方便用书,集中精力推进他所主持的点校本《明史》的修订和《明实录整理与研究》工程,南炳文在参观过廊坊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后,接受该校聘请,将日常工作地点从南开搬到了廊师,真正是为了书而搬家。

南炳文身上还有一种显著特质,是幽默和坦然。幽默,是话语间扑面而来的,不必多说。坦然则是一种经历岁月打磨过的从容。

南炳文近照

 

回望人生,提到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常常得到的全校第一,以及在考大学当中一些课程全省第一,南炳文说自己并非天生聪颖,而是被弱点逼着成长,他略抬下左臂:“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有残疾?”

两岁时,在村里玩日军遗留的爆炸物炸掉左手,刚懂事,就听村里人说“你将来就是个废物”,也感受着家人对自己通过好好读书,找到吃饭门道的期冀——南炳文说自己很小就有危机感,因此在每门考试中都不甘落后。他平静地回忆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从初小考上高小,却被学校拒之门外的过往,回忆母亲在滹沱河发水涨高的时节,冒着危险,蹚水去河对岸的正定城里找教育科,为他争取上学的机会。

“说实在的,我没为此生气过,只是有点苦恼。可能从小被苦难锻炼,我知道不同的人有自己思考的角度,这种事不能怪别人。”他说挫折不一定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苦难化为动力,让他成为今天的南炳文,也让他找到钟爱一生的事业。埋首于一项又一项以10年为时间单位的修史和古籍整理项目中,尽管总打趣自己是傻用功的书呆子,但他当然清楚自己工作的价值,那是极有意义,但能做、愿做的人不多,恰好他有能力做,也愿意为之投注毕生心血的工作

治学不求甚解

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

 

草地:书房是您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您在这里的一天通常如何度过?

 

南炳文:我比较规律,一般6点半到7点起床,8点10分左右到这儿开工,干到中午11点40分,闹钟响了。正常的话,12点到家,吃完饭午休5到10分钟,我是躺下就能睡着那种人,这样下午1点来钟回到这里接着干。下午6点40分,闹钟一响,争取7点到7点半回家,晚上处理可以在家做的事,比如写个信之类。处理完,11点多睡觉。

南炳文书房一角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修订》,基本就在这间屋子里做,因为这边用书方便。《明实录》1600多万字,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就像大事记一样,校勘必须要看更多原始资料,没书的话寸步难行。

 

草地:您的读书经历和最终选择明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缘起是怎样的?

 

南炳文:我很早就爱读书,小时候就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各种小说。我爸爸是兽医,希望我将来也当兽医,有个谋生之道,就让我读些《元亨疗马集》一类的医典,但我真不感兴趣,自己在屋子里,有大人进来了,才赶快抓起来看两眼。

 

1961年我参加高考,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那时,我对历史这门学问还不很了解。南开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我很快发现历史跟中学时的死记硬背很不一样,你要做研究、要创新,那我创什么新? 

 

得知明清史是南开最有优势的学科,明清史研究室是南开甚至全国明清史研究的高地,领导该研究机构的郑天挺先生又是史学界最有成就的权威学者之一,让我对从事明清史研究产生了兴趣。

 

1962年,我大二时,听老师王文郁说,清史方面已经有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而明史方面还没有今人大部头章节体断代史专著,于是,我立下志向,要填补这个空白,写一部大部头的断代史明史,从此开始整天读明史相关的书籍,这是影响我一生的事情。

 

草地:萧一山写《清代通史》也是因为中学时读到日本史学家的清史著作,认为国人应该自己研究中国史,从此以写清史为目标,上大学后废寝忘食苦读,与您20岁立志写明史的经历有点相似。

 

南炳文:不太一样,我不是因为读了他的书,而是决定在明史清史中选一个方向写书时,发现清朝已经有人写过了,于是就决定做明史。定下目标后,我立刻开始阅读有关著作,要求自己门门功课之余,所有时间都用在看明史上。还买了张中国地图,一个省、一个省剪下来,读书时,读到哪个省,就把对应那片拿出来。学历史,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地理概念,是最基本的,必须弄清楚。所以我当时读书必带地图,再必备两大本《辞源》,遇到不懂的字,立刻就查,再背几本《明史纪事本末》细读。你看,我现在手边也常放着《二十史朔闰表》,这个是用来推算时间的工具书。遇到天文、地理、时间等各种问题,都立刻去查去解决,必须想办法弄明白,治学,如果有没弄清楚的地方,就无法连贯。遇到问题,不求甚解,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

 

草地:那么年轻就立下宏志,听说您当时也是废寝忘食,以刻苦闻名,吃完饭被问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并且一直坚持这样苦读,不会感到疲倦吗?

 

南炳文:一般都感觉不到,就是一种求知欲,在那儿引着你,你就放不下书,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你就放不下。这个地名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物究竟怎么样?这里涉及的词是不是有典故?一定要查清楚了才放得下。

 

史籍整理在功利上不讨好

但学术上意义极大

草地:1979年,您得到了撰写大部头断代史明史的机会,完成这一大学时立下的目标后,您的学术方向转移到史籍的点校整理上,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南炳文:对,当时受出版社邀约和汤纲先生合作撰写《明史》,1985年出版了上册,1991年出版下册,另外我写的南明部分,又另行出版了《南明史》。做完《明史》后,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做什么,有两个方向可选择:一是聚焦比如法律、经济这样的一个方面,沿一条线深入做下去;还有一个是为史学研究做些更基础的原始材料整理工作。我感到做某一方面的明史研究,也是贡献,但做基础性的史籍文献整理贡献更大,可以给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提供基础,供千万人使用

校对中的《明实录》文稿

 

于是我开始对一些大部头的基础性文献进行整理校勘和修订,用10余年时间将存于国内外的《万历起居注》残本进行辑校补正,基本恢复其原貌,又对仅存于日本的《泰昌起居注》《天启起居注》进行校勘整理引进。

 

2007年,我主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的修订。2013年底,又开始了《明实录》的校勘与研究工作。

 

草地:在高校学术评价制度里,比起史籍整理,更看重专著和论文。包括您整理《万历起居注》时,听说也受过劝告,说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如只原样影印,不必耗费精力去校勘整理。您有没有担忧过肯坐冷板凳的人少了?

 

南炳文:现在的考核制度有其局限性,这种成果不大算数,但实事求是来看,这些最基础的材料整理好了,谁要写论文著书研究就都有了基础和依据,这些书在世界上不多了,要赶紧整理出来

南炳文经手过的书稿

史籍整理难点很多,要求知识面特别广,遇到各种问题都有办法解决,真的是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像《万历起居注》,如果只把国内外的部分合起来影印,很多人读起来似懂非懂,断句都断不好,那你有能力把这件事办了,让后来者用起来更方便,干嘛不做?在功利上不讨好,但学术上意义极大,不要只看眼前一时的得失,这是真正的贡献。你左右不了别人,平心静气来看就好。只是我自己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所以就干下去了,而且要选意义更大、难度更大,一般人干不了的活,尽量解决它,有点担当精神。

 

草地:您多次强调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认为这是中国史学的好传统,如何理解?

 

南炳文:治学方法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郑天挺先生,他对问题的论述求深求严,做历史研究与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心息息相关。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一方面,我认为历史研究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现实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关注现实问题会加深看问题的深度、广度和整体性,因为很多现实中的问题都是重复发生过很多次的,对这一类问题形成客观深入的看法后,你研究历史问题时,也会思路更开阔,更容易抓住问题要害。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关注现实也可以让你多长出一双看历史的眼睛。所以我每天都会看新闻。

 

草地:从史学研究的历史来看,用“为现实服务”的名义而从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对历史进行不准确的记述,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南炳文:所以我这里说的服务现实,与把历史扭曲了来为某个目的服务是两个概念。人们往往爱拿历史来讲现实,但不是用真正从历史中总结的智慧和经验教训来指导现实,而是不论真假地拿历史给自己的某个观点辩护,我不同意那种东西,那不叫服务,而是歪曲。

 

“读的人也许不多

但永远有人关照

 

草地:您似乎与网络技术保持着距离?网上曾有学生想发邮件向您请教问题,有人答复说您深居简出,很少用电脑,不如直接写信。您也很少用微信。

 

南炳文:是的,我手机能接打电话,能看短信,但不会回,微信也不懂,学生们搞了微信群,我也没加。其实很简单的事,但我不去学,学了就干不了活了。这一二十年来,我主持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学术工程,需要把所有精力用上,从这个角度,我希望减少一些打扰。因为网络太方便,也太随便了,啪!一条。啪!又来一条。你说你回不回?总要处理这些,自己的事也耽误了。现在,我有了学术助手,她会为我处理电子邮件等事务。

网络的便捷是件有利有弊的事,过去你被逼着在脑子里装很多东西,知道什么问题找哪本书,在什么地方下力气,久而久之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现在电脑检索方便了,但你没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网上能查出来的,只有已知的和部分搬上网络的东西,很多没被解决的问题网上也查不到,而且网上的东西准确率是要打问号的。 

我当然不排斥现代技术,要充分利用好现代化的手段,但也要靠读书积累、独立思考,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本领,这是两套功夫。这两套功夫如果能很好地结合使用可能是最好的。

 

草地:现在网上活跃着许多分类细致、热情高涨的历史爱好者群体,这种网络时代的热潮有积极一面,但人们也时常看到以讹传讹的信息广泛传播,从专业的历史学者的角度,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南炳文:我不太在意这些,别太认真就是了。许多以历史面目出现的东西并不是历史,而是说书。历史学者也有理解的深浅区别,有负责和不负责任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在电视上和网上,说得有趣、有具体情节的比较容易有观众,这是一种社会需要,但实际上历史不可能把有趣的信息都记下来,有些有趣的事情也不便于记下来。

我看到的错误太多了,做严肃历史的,就做严肃历史的事,做群众娱乐的就做群众娱乐。当然,做严肃历史的,对于歪曲历史的现象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用一些时间加以纠正。

 

草地:作为严肃历史学者,不会想出来澄清一些错误吗?

 

南炳文:你不可能整天去纠错,那没完没了,还是要抓住自己最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任务。我觉得去澄清这些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手头这些史籍中的错误改过来,我的乐趣在于把它改正确,让以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有个依据,永久留下一个比较正确的本子,让人们不再以讹传讹。

 

我没想过我整理的书会有多少公众感兴趣,这些书的主要读者其实是几类人:搞历史的人,要从历史中总结真正的经验的大理论家和大政治家。人不多,但时间久远,它们永远有人关照。

 

草地:研究了大半生明史,这段历史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南炳文: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维持近300年的稳定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时期在治理国家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成为经验的东西,例如,对官僚队伍的分工和安排方面。过去因为种种原因,对明朝骂得多,肯定得少,我认为应该更充分地研究这段历史。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每日电讯2020年4月24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2r98dsx4YXz_SGd_C9T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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