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负责人

作为八一年出生于农家的子弟，我的精神年龄或许老一些，对于世间的观察与热心也浓烈一些。先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业已近13年，创立了新史学、德意志两个图书品牌，估计经手的出版物有近三四百种，现在还有数百种图书在运作过程之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豆瓣序列。

与此同时，我对近代中国史尤其是政治史、文化史与知识分子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是自己的专业，即将推出一本小书《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划重点，我们四马路即将出版），整理出版了《蒋百里全集》《黄尊三日记》，后续待刊的整理文集有《蒋廷黻近代史合集》《蒋梦麟文集》《潘伯鹰全集》《任鸿隽全集》《黄远生全集》。

请问你选择做出版的初衷和你觉得编辑的基本职责是什么？如今有没有什么改变，你还保有当初的理想么？或者说，你对出版还保有哪些期待？
选择做出版是因为爱书，但我最大的兴趣还是读书和做研究。作为编辑，应该全力做能打动人心的作品，如果没有，那就是编辑的努力还不够，我们出了太多平庸之作，这一点，作为编辑，是有责任的。好书不应该仅仅是发现，而应该编辑去催生，去发明，这一点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各行各业的人经历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超长假期，请问你在此期间都在做些什么？有哪些观察、思考与收获？

疫情期间，除了正式在家办公，我还时常关注疫情进展，同时读了一些书，业余在将收集整理多年的《潘伯鹰全集》扫尾。

疫情让我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也见识了族群裂变之深重，对于无数的裂缝，如何去修复，未来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难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出大问题。



今年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著作进入公版领域。陈先生曾自言其著作出版一定要繁体竖排，否则宁愿埋入地下，而译林出版社率先推出了简体横排版，由此引发热议。其实，“类似”的举动在近年并不鲜见。比如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被改名为《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中国历史常识》并热卖。对此类现象，有人说要有职业伦理，有人说普及传播善莫大焉，请问你怎么看？
尊重作者的遗愿，我想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不能总是在法律条文来谈问题，比法律条文更高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是文化人，是出版者，对于陈寅恪这种人格与学问都举世罕见的先贤，我们为何不能多一点温情与敬意？乱改作者的书名，即使是公版书，也是有损作品的完整性，请各位对照著作权法，如有后人追究，是侵权的。



近年来，“知识付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得到、喜马拉雅、逻辑思维……众多平台，从形式到内容，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许多压力与挑战。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电子出版进一步壮大，很多营销活动也进一步走向线上。在许知远等知识人纷纷走进李佳琦、薇娅的直播间后，编辑们，甚至许多作者，也主动选择或“不得不”去直播卖书。对这一系列变化，请问你有什么感受与想法？
传播的方式越多越好，如何为好书找读者，是我们传统出版社做得不够的，这一点，与其说孤芳自赏，不如主动出击，让更多人接触到好书。当然，带货的方式，是否真有人读，我相当存疑。多开一些线上线下的读书会，让大家一起读好书，或许是补救之策。


近年来图书电子销售平台日益壮大，实体书店则趋向两极化发展，或致力打造整体的文化空间寻求另一条出路，或坚守卖书本身而发展日益艰难。而今年受疫情影响，很多实体书店告急甚至宣布关闭，如单向街、布衣书局都公开寻求帮助。请问你还会去光顾实体书店并在里面买书么？你觉得实体书店对你来说的意义在哪里？
我经常去的实体书店是万圣书园和即将关闭的盛世情书店。其实买书最多的是孔夫子旧书网，有时候旧书就像故友一样，更值得我们珍惜，现在的出版，总感觉有点过于喧嚣。实体书店可以让人安静下来，这在当下是很难得的，越是好的实体书店，越有气场，能够让你徜徉其中，自得其乐，流连忘返。好，并非指豪华，尤其是不是指把书当摆设的那种。网络书店，尤其不是。


请介绍一本你正在读的书和一本你最近或正在编辑的书。
我正在读王汎森老师的新书《启蒙是连续的吗？》这是他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合集，此前也曾陆续读过，拿到新书，又仔细读了一遍，除了他胜义不断的学术贡献，我也在思考，我们还需要启蒙吗？精英主义过时了吗？少数人的责任还需要继续吗？我倾向于认为：技术与物质的进步，不能遮盖我们思想的贫乏，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正在编辑的有两三本书，王汎森老师的《明末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美国学者林霨先生的《转捩点：1924—1925年的直奉战争》、马忠文先生的《私密文献与近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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