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弟子，严耕望曾和钱穆朝夕相处了三年，出师后依旧与老师联系密切，是受钱穆影响最大的弟子。谈到老师，严耕望的话充满敬仰与感激：“除了学术方向的引导与诱发，教我眼光要高远、规模要宏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我的鼓励。”
今日是钱穆先生诞辰，特摘录严耕望先生回忆与钱穆先生交往的部分内容，以此纪念。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摘抄
一、武汉大学时期
严耕望先生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进入武汉大学，钱穆先生来做一个月的讲学。
“先生一开讲，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
严耕望先生说他听了先生这番开场白，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他当时正对这两门学问发生浓厚兴趣。听了这番话，自然增加了他研究这两门学问的信心。
钱穆先生讲读书方法，讲做学问的眼光，这位可能尚未得到老师注意的学生60年后还铭记于心。
“读一书，先要信任他，不要预存怀疑，若有问题，读久了，自然可发现，加以比较研究；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便不能学。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
“先生勉励各位同学，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代大计划，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这两次讲话，对于我后来的治学都有不小的影响。”
（严耕望）
二、齐鲁研究所时期
严耕望先生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听从钱先生的建议，到位于四川的齐鲁研究生任助理员。
有同学问钱先生：“梁任公与王静安两位先生如何？”先生曰：
“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王先生讲历史考证，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然路径是第二流，但他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考证如此，也可跻于第一流了。”
严耕望先生说他也想到，做学问基础要打得宽广。但他觉得大本大源的通贯之学，实非常人所可做到；他自觉天资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线，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先生曰：
“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
“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抵成就。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来就是小规模的，等到达成这个目标后，便无勇气。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吃亏很大！
“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这难道是必然的吗？是自己功夫不深，写的东西价值不高！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要著……
“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又一次晚饭后，在前庭步月，谈到中国学人读书之不易，先生曰：
“中国读书人在未成名之前，要找一碗饭吃，都不太容易；一旦成名了，又是东也拉，西也扯，让你不能坐下来好好安心读书！……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
严耕望先生说，最后一番话对于他的影响极大。而严耕望先生以下这段话，让人见识何为谦谦君子。如果这样的人多一些，社会怎么可能不好呢？
“我是个农家子弟，安徽教育又较邻近各省落后。由这样一个环境出身，又自觉天分有限的青年，虽然意志坚定，也有几分自信，但绝不敢狂妄有极高的自许。先生天才横溢，历教南北各大中小学，识人无数，在学术界有崇高地位，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凡青年，竟然屡次那样的赞许，认为极有前途，自然大大加强了我的信心，使我更能坚定不移地奋发向前。……
“在我坚定的奋斗期间，也一直牢记着先生上面最后一段告诫！自励自惕，不敢或忘。五十年来，我对于任何事都采取低姿态，及后薄有浮名，也尽量避免讲学，极少出席会议，都与先生此刻的告诫不无关系。不过到了我中年以后，先生却又鼓励我多讲学，启迪后进，仍见先生无时不在关心学术、关心社会！”
“我对于先生既很坦诚，也很直率。我读《国史大纲》，深感才华横溢，理论精辟，迥非一般通史述作可相比肩，将为来日史学开一新门径。惟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故曾向先生建议，再加几年功夫，作更进一步的整理。
“一方面就当补充处加以补充，一方面就文字加以修饰，每节每章写成浑体论文；若能力求通俗化更好。先生曰：‘你的意见有理，但书已出版，即不想再在上面琢磨，只有期待后人继续努力了。’”
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期
严耕望先生在离开齐鲁研究所准备回家省亲，因湖北战事复起，归路中断。他计划进编译馆。钱穆先生为他写一封介绍信给馆长。当时馆长生病请假，代职人心地狭窄，甚难被录用。严耕望想先生介绍信云“倘能予一位置，感同身受”，情辞恳切如此，万一被拒，大失先生颜面，所以决然作罢。
后来，严耕望先生毛遂自荐，给傅孟真所长写信连同论文三篇，得以如愿进入史语所。
“史语所的高级研究人员，除了极少数为钱先生的同辈学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傅先生的学生，他们都已晋升到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而我只是个助理员，地位悬殊，年龄也小十岁之谱，一般言之，应当以后辈自处。但我很迂执，想到钱先生与傅先生为同辈学人，所以我对这辈年长同事，虽然极为客气礼让，但名分上仍只以同辈看待，以免对于钱先生有所伤害。这一点似乎显得有点倨傲，不过我对人的态度始终如一，不因自己地位日高而有所改变，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了然，不以为忤！”
“我在史语所工作十九年中，一直秉持初入所时已定原则，自己专心努力做学问，一切都不计较。至于升级问题，不但不曾向所方有所要求，亦不曾表示有此类意向。……
“先生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因此到台湾物色教师，……我当然也是先生心目中要约聘的一人。但我并未接受先生的美意。其实那时我的生活环境极其困难，一家五口，每餐只有一两碗蔬菜佐膳，于情于理，都应该遵从先生意旨到新亚工作。我所以要做那样不合寻常情理的决定，主要的是自己觉得学术基础尚未稳固，一到新亚，可能为先生所重用，不能再埋头做研究工作。”
（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
四、新亚书院时期
1964年，严耕望先生因为“事出偶然”原因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任教。到香港后，乃知钱穆先生已提出辞职。先生的摆脱校务，萌念甚早。严耕望先生很认同。以下他有一段真诚的想法：
“新亚书院虽然办得有声有色，成绩卓著。但我总感到先生天才横溢，境界亦高，是学术界一位不世出的奇才，在五十岁左右之前，迭出几部极有分量的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庄子纂笺》，皆为不朽之作。
“五十岁稍后，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但时局不安，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虽有述作，但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色！我想兴学育才虽有功教育文化于一时，但那只要中人之资即可胜任；先生奇才浪掷，对于今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深为惋惜。（提到胡适先生心脏病发离世之事），一个真正学人办行政，实在不适合，因此想到钱先生亦已高龄，应当放下行政工作，自信我们师生间无不可谈，遂于三月中旬毅然作书，表达此意。”
很快得先生手教说：
“即日奉来书，想念之意，溢于纸外，诵之甚慰。惟儒家处世，必求有一本末终始之道。穆在此办学亦出一时之不得已。惟既已作始，应有一终。此刻尚非其时。……年岁日迈，精力有限，即复摆弃百事，亦恐不足副相知如吾弟者之深望耳！回顾民国二十六年后，此二十五年全在乱离窘迫中过去，岂能无慨于中！”
（左起：严耕望、钱穆、余英时）
有关校订《国史大纲》
1972年，商务印书馆拟重出版《国史大纲》，钱穆先生请严耕望先生提意见：
“遇弟意认为当增删改动处，逐条见告，穆当酌量采用。又……或欲穆一一增写出处。其实书中似有交代；其未交代者，今欲一一补入，则颇费精神，不知弟意如何？”
严耕望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论说：
“我对于此书之校读增补，自乐为之，并愿尽力协助。至于增补出处，承先生早年相告，系陈寅恪先生意见，但我并不以为然。盖此书以通识擅胜，与考证之作大异。考证之作，重在实证，必须一字一句明其来历。如无明显具体证据，必当详为辩解，为之证明；但不当议于通识著作。
“通识之作，尤其通史，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就一个时代言，须综观全局，作扼要说明；就前后时代言，须原始要终，通变今古；不在一事一物之点滴考证。核实论之，一部通识性大著作，固然也要以考证功夫为基础，缺乏考证功夫与经验，即很难提出真正中肯之通识性论点；但不能要求其叙事论说之尽合乎考证标准。……
“还有一层，有些大问题，只能凭作者的才智与深厚学力，提出简要的慧解，很难在有限篇幅中原原本本加以证明；只有让看书多、程度深得读者，循此慧解的线索，自己体会，获得了解。此等处，一点一滴的考证方法，几难有用武之地，何能事事注明出处？
“我当时即略本此意，向先生陈述，认为《史纲》为书，叙事或略出处，不足挂怀。陈先生从考证法度指出此类小弱点，不足介意。若今日再逐句寻出处，费大事而就小功，殊不值得。与其在这些小处着墨，不如在大处加工，完成一部通体融会到通史读本。……
“我此时再次通读《史纲》一过，对于先生才识，益加惊佩。二月五日矫毕全书，曾作一条日记说：‘此次校阅，比较仔细的看了一过，得益不少，益惊佩宾师思考敏锐，识力之卓，当上追史迁，非君实所能及。再读此书，此信益坚。惜当时未能好好的写，只将讲义草草改就付印，不能算是真正的史著！……然即此讲义，已非近代学人所写几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项背，诚以学力才识殊难兼及！’……
“今又十八年，我的看法，依旧未变。只惜自七七抗战军兴，扰攘数十年，先生健壮的中年时代，一直不安，只成就一间新亚书院，造就不少青年，自己却未能专注学术工作，致天赋奇才未能尽量发挥，继史迁、君实成就通史大业。此实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弥补之重大损失，不知何日再出奇才，思之慨然！”
（钱穆先生）
谈学术专著与通识文章
谈学术写作时，严耕望先生有以下感慨：
“按此信前文谈《史纲》，深感今时能读者已不多；又一信谈到《朱子新学案》，亦云难觅读者。此两书皆为先生才学所萃、不朽之作，而读者不多。《中国史学名著》诚然有不少超卓新颖的宝贵意见，为一般史学史家所不逮；但究属散论随笔性文字，非严肃精审之论著，而读者反多，故先生有此喟嗟！此点为真正学人一莫可奈何心情，我的经验更有强烈的感受。
“记得我在史语所的前十年，在《集刊》已发表不少学术性论文，兼有专书出版，但似并无多少读者。倒是在《大陆杂志》与《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等处所发表的不成熟、自己不重视的文章，却反而读者很多。
“大约正式著作，矜谨严肃，读来通常都较困难，不但理解不易，而且也较枯燥，程度弱的读者，更烦厌生畏。作者若以非研究性的态度，用简略文字表达，一般人始能较易接受。其实这种较低水准的不负绝对责任的述作，写来实较容易，只是很难谨严缜密作准确的表达，在学术水准上势必大打折扣，难入真正著作之林，不能期其有恒久的价值。
“但时代如此，亦莫可如何！只得在谨严著作之余，用点时间写些较轻松的文字，以迁就读者，诱导他们渐入深境。所以学术著作固当‘阳春白雪’，有高度水准，但‘下里巴人’亦不能尽废！”
谈著书戒速成
严耕望先生提到钱穆先生在信里谈《史纲》校订事，说到惮于改作云：“一书既成，亦只有仍之。若要在体裁或内容有改进，此极费力，所以著书戒速成也。”他颇有感慨：
“此类语，学术工作者应当视为一大警戒。……1983年秋，我着手整理《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对于原稿采纲目体不很满意，想改为复合体，文章将会较佳，读者亦较方便。但考虑到170万字的旧稿，若全盘改写，花的功夫太大，时间也来不及；结果只好仍存原稿体式，此亦为论著改作不易之一例。”
坚守学术岗位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牟润孙将退休。唐君毅先生和梅贻宝校长都希望严耕望先生能考虑应征此职，而且答应尽量不影响其研究工作。但严耕望先生考虑后，还是没有答应。他的想法如下：
“居高位，人事关系定较复杂，社交应酬也必增多，增加许多麻烦；而且就我个人而言，只有牺牲，并无好处。就收入言，原有薪水已很够用，再增加，亦无必要。至于一般人所看重的名位，我自信已不必任何高级职位头衔来作装饰了！这不是我过分自负，而是觉得，若有志事功，名位权力诚不可少；但就一个纯学人而言，任何高级名位头衔都是暂时的装饰，不足重视；只有学术成就才是恒久的贡献；必须坚持。……
“而且我这个人，一向以道家自处，以儒家待人；但若做事，则心向法家，奉法有所作为。但又自知应无应事之才，故只用所长，不用所短；既可保持生活闲适，稳步在学术上求长进；又可避免尸位素餐，于公无益，于己有害！”
钱穆先生赞同其决定，来信说道：“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惟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先生知我最深，所以他的意见正是我的考虑。前次我希望先生为学术急流勇退，这次先生欣喜我为学术作出反常的决定，更显得我们师生心神俱契。”
（钱穆先生）
其他治学论说
严耕望提到钱穆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和期望时，说道：
“我从未闻先生向同门以外的学人为我吹嘘。一次我推荐一位好友，也是先生最欣赏、最期许的学生，当选院士。事后我拜见先生，先生并不感到高兴，淡然地说‘迟十年更好’！可见先生对于自己最欣赏的学生期许极高，不想其早日向社会崭露头角，怕影响其将来的发展。此与台湾一般前辈学人极力提拔得意的学生，使居要职，往往影响其学术前途者，大不相同。此等处亦见先生意趣宏远，与时辈迥异！”
“1986年夏，莲生与我都到台北出席原是会议，一日告诉我说：‘我去看了钱先生，谈到你。先生说你是专家之学，我说你现在已不只是专家了。’我想先生与莲生都很正确。莲生以现在一般标准论人，我诚然已相当博通，不专守一隅。先生一向标准极高，希望我更上层楼，故持论不同。
自度我的基本功夫与成就诚然只在制度史与历史地理几部专著；虽欲再力争上进，但已强弩之末，诚如五十年前先生警惕我：‘纵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一语定我终身，何其神耶！莲生传述他与先生的对话犹在耳际，不意八十日内，良师益友一时俱逝，使我顿有孤单寂寞之感，痛何可言！
记得宾四师曾有一次谓我曰：‘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此论近似诡异，但想起来，确有至理。”
在书末，严耕望先生叙述了他对傅斯年先生的感念：
“在生活稍稍安定后，我去谒候傅先生，他问我生活情形，我说还不错，他很感慨的说，你真能安贫乐道，生活容易满足。……
“至今想来，我之能有今天这一点成就，一大半当归功于史语所的优良环境——图书丰富，工作自由，并且生活安定。一个研究工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内心能把持的住，不怕坐冷板凳，不为外物所牵，不为权位名利所役，加以头脑稍稍灵活一点，他之能有相当成就，是绝对可以预期的。
“诚如李济之先生所说，我是充分的利用了史语所的优良环境！然而若非傅先生的远见，建立了那样好的环境，让有志之士能从心所欲的研究，又若非他让我进入研究员，并尽可能的照顾，那么我虽然具备了内在的一切条件，但浮沉在这样一个纷乱不安的社会中，纵然今天仍可能在大学中觅得一枝棲，但要想在学术上有一点真正的成就，那就绝对不可能了。所以每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对于这位前辈学人傅孟真先生，总是寄予永恒的无限的感念！”
来源 | 豆瓣 @逍遥游 整理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是199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严耕望。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九州出版社读书会》2019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