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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不辍

李学勤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父亲在协和医院工作。由于是独生子，加上从小体质纤弱，儿时的他没有什么玩伴。好在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四岁之前已可识字读书。

父亲专门给李学勤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用两年时间学完了小学教材，但因年幼，1941年进小学时仍需上三年级。由于课堂内容远不能满足其求知欲，上课之余，他阅读了众多的课外书籍，尤其是《科学画报》。

因为兴趣爱好广泛，李先生的读书范围也非常广泛，但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他经常不吃早饭或午饭，省吃俭用，去书店和书摊买旧书，看完后再卖掉，换买其他的书来读。当时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许多学术著作，李先生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甚至一度计划要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部图书搜集齐备，足见他对读书学习的痴迷程度。

20世纪50年代，李先生刚到清华大学读书时，他的同学钱耕森等人曾应邀去他家玩，对于其藏书的丰富留下了深刻印象：“参观他的书房时，我们无不感到很惊奇！只见四壁都摆着一排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几乎全是中外古今的学术名著。因此，它并不像一个中学生的书房，也不像一个刚进大学的低年级的大学生的书房，倒像是一个研究生的书房，甚至倒像大学里一个年轻的老师的书房呢！”

侯外庐先生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青年时期的李学勤评价是“博闻强记，熟悉典籍”（《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315页），可以说是切中肯綮。

在李先生阅读的大量典籍中，符号一类的书籍是他特别钟情的，越是看不懂的书他越感兴趣。李先生喜欢阅读那些能够启迪人们智慧，而又多少能给人以一种神秘感，需要费一番气力才能看得懂的作品。

有一回，李先生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书，是一个英国俱乐部印的，非常精致漂亮，可是一翻开书就傻眼了，里面全部都是符号，根本不知所云。原来，这本书是用老式打字机键盘上的非字母符号写的一本英文小说，每一个符号——如#号、*号等——分别对应着一个字母，必须在头脑中将它们转换成26个英文字母后才能阅读，目的是锻炼人的大脑机能。

李先生极爱这本书，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搁在书包里头，随时翻阅。金岳霖先生的《逻辑》一书，他先后读过多次，书中第三章“介绍一逻辑系统”介绍了数理逻辑，里面都是他不认识的各种符号，也让他十分着迷。195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就是想追随金岳霖先生研究数理逻辑，不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最终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愿望。

还在中学读书时，李先生就曾听人说，最难学的是甲骨文，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开始留心甲骨文，一有时间就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自学甲骨文。在他看来，那些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也像符号一样，特别有意思。

长期潜心治学的结果，使李先生养成了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自觉投入到学习和科研工作之中，不肯浪费点滴时光。青年时代的勤奋使他具备了渊博的学识，即便到了后来，虽然长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要处理繁忙的公务，一有闲暇，他还是用来读书和写作，并发表了大量的科研成果。

由于兴趣爱好广泛，李先生长期读书治学中培养出来的另外一个特长，就是可以在各种工作、各个研究领域之间进行迅速切换，前一分钟，他可以在从事甲骨学的研究，而后一分钟就可以马上转入对清代学术的探讨，能随时随地钻进冷僻深奥的研究中去，又能随时随地走出来，了无滞碍。因此，李先生具备了极高的工作效率。他自己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自己像一个“多波段收音机”，这么一拧是中波，那么一拧又到短波，可以随时进行各种调换。应该说，这一本领是一般人所很难企及的。

中西融汇

古今贯通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变成一所工科院校。李先生没有和大多数的学生那样转到北大求学，而是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编撰《殷虚文字缀合》，从此走上了学术道路。

1953年年底，中国科学院筹建历史研究所，李先生又被选中，到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等简牍帛书的发现，他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考古和古文字学方面。2003年，他离开了工作长达50年的历史研究所，回到了清华大学，为母校文科的重建竭尽心力。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李先生取得了累累硕果，共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1000多篇，其成果之丰富、所涉领域之广博，令人眼花缭乱。对此，李先生戏称这是“杂学”：“我这个人兴趣相当广泛，所学杂而不纯，又由于工作的经历，从事过不同方面的研究，写过的东西很难理出一条思想发展的线索。”（《李学勤集》自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这里有三个地方需要说明。

首先，李先生说自己是“杂而不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杂”是因为李先生博览群书、兴趣爱好广泛所致，但是在他所致力的每一个研究领域却都是极其“纯”的，而且只要他决定从事的研究，就一定要做到居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李先生很喜欢用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都应懂一些。

李先生是通过自学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十分重视参考前人的已有论著。20世纪50年代，他自学研究甲骨文，就以胡厚宣先生《五十年甲骨论著目录》为线索，按图索骥，把里面提到的中外甲骨学论著全部阅读了一遍，对于甲骨学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了如指掌，并在此基础上对甲骨学的分期断代、历史地理等方面做出了精深研究，而甲骨学尚不是李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所在。

李先生也不是专门从事《周易》研究的学者，但是他对易学史却十分熟悉，他所写的《周易溯源》一书，从考古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周易》做了别出心裁的研究，解决了《周易》研究史上长期困惑学者的许多难题，受到了著名易学家金景芳先生的击节称赞：“李学勤同志对《周易》经传研究所征引的资料是何等浩博！其所作的分析又何等精审！”

20世纪70年代末，李先生第一次受邀去美国访问，当时国内学人因长期与外界隔绝，对国外的汉学研究不甚了了，于是，他就根据日本学者对各国汉学的调查报告成果，走访美国的相关高校和机构，拜访有关的著名学者，很快掌握了美国汉学界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后来，李先生一直倡导国际汉学的研究，即与他对国际汉学界的熟稔密切相关。

其次，李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广博，但是却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即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奥秘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有意加以收缩，因此这条主线愈来愈明显。对此，李先生多次做过说明——

“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一书《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最后，李先生因为同时具备广博的知识面和精深的专业素质，因此他的研究特别擅长融会贯通，纵横捭阖。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是清华大学一直倡导的学术理念，二重证据法更是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在研究古史中首创的方法，李先生很好地继承了清华的这些优秀传统，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发扬光大。

李先生曾总结说：“我认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用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背景中去考察。”（《李学勤集》自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而这种研究正好可以发挥李先生的专长，他不仅博古而且通今，既熟悉中国文明又熟悉世界文明，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将之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不过，李先生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满足，他有更远大的研究目标。我们都知道，李先生多年以来一直在倡导比较考古学的研究，并出版有《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受到考古文博学界的重视。不过，李先生的目标并不仅于此，从年轻时候起他就有一个愿望，很想从事比较文明史研究，遗憾的是，由于年龄和外语等方面的原因，他本人可能已经不能如愿了。

李先生曾对采访的记者讲过自己的设想：“我们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两个方面，或者三个方面，最理想的是能研究古希腊罗马，再研究古代埃及，再研究古代中国，而这三个方面都做到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至少要会两到三门现代语言，再会这三个文明的语言。那时候我真想向这方面去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我至少能够做到一部分，并不是完全做不到。”（《“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书城》2008年1月号）虽然李先生可能无法完全实现这一理想，但是他的这种努力却足以令人感佩不已。

高屋建瓴

识见不凡

李先生原来读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想从事数理逻辑的研究，但由于时代的原因而未能实现。尽管如此，他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对这位学生却印象深刻，并盛赞他具有哲学家的素质，这可以说是对李先生理论潜质的充分肯定。

20世纪50年代，李先生到了历史研究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了《中国思想通史》一书的撰写工作。侯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很高的理论素养，他经常告诫李学勤等“诸青”学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长点”。

所谓的生长点，是说一个人的各个方面不会很平衡，总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加强，这就是生长点，也就是他的弱项所在。在侯先生看来，当时年轻的李学勤对于文献史料非常娴熟，外文也很不错，但是理论修养尚不够。为此，他曾多次提醒李学勤，要强化自己的理论素养，不要老想着搞甲骨文、金文，要做一个大史学家，做一个有理论的史学家。

侯先生所指的理论，不仅是指对于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学说的学习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提醒李学勤，要培养自己研究和看待问题的理论高度。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先生不仅认真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也阅读了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各种流派的理论著作，所付出的努力是旁人所很难想象的。比如，为了搞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李先生四处搜集资料，跑各地的图书馆、书店，不仅通读了国内学者的所有论著，还阅读了大量德文、英文、日文的原著，他自己光是所做的笔记就达五百多页。

李先生常说，一个人不见得要做理论的工作，但必须有理论的高度，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考证的只是一个字，但心里得想着一个大的事儿。

以下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曾国之谜是20世纪古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传世文献中记载有一个姒姓的鄫国，分布在今天的山东一带。然而，在1933年安徽寿县的楚王墓中出土了一对曾姬壶，显示出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一个姬姓的曾国。此后，有关曾国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尤其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发现，更是轰动世界，但古书中却没有任何有关这个姬姓曾国的记载，让人困惑不已。

为此，李先生专门写了《曾国之谜》等文，并指出，曾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限，姬姓曾国并非没有在《左传》等传世文献中露面，只是以随国的名称出现而已，考古发现中的曾国就是古文献的随国，曾、随是一国两名。

这一别开生面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此后，不断发现的曾国文物一再印证了李先生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州的叶家山一带发现了西周早期的曾国墓地，从而把曾国的分封提前到了西周前期，而在文峰塔发现的曾侯乙编钟铭文已经清楚说明，曾国的始封者是被列为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适。

正当学者们为这一重要发现印证了曾、随为一而欣悦的时候，李先生又从理论高度分析阐释了西周初年分封曾国的重要历史意义，他指出，有关曾国的这些发现使我们对于西周甚至整个周朝历史上很多重要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从武王伐纣开始，南方的问题对于整个周朝的政治和社会形式都有特别重要的影响。《礼记·乐记》所载《大武》乐章中有“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该乐章一共是六成，即六个乐章。到了第二成的时候灭商，后面说“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过去学者们没有很好地注意这点，其实在灭商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南国是疆”，即把南方的领土收归了周朝。然后说“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即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武王克商之后的南土范围非常之大，在整个周朝的结构里非常重要。南土是由召公来治理，这一点已经由出土的太保玉戈等材料所证实。周朝在南国地区的发展，是以汉水流域为中心，而在汉水流域里，则是以在汉阳汉东大洪山地区的随州这一带作为中心点。周朝把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括分封到这里，其性质与召公封燕、周公封鲁差不多。因此，曾国的建立，本来是周朝经略南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后来曾国的兴衰和整个周朝的兴衰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更新的一些认识，许多问题也就可以串起来了。

这种极富理论高度的见解，绝非是一般的学者所能想到的。

正是有这样的眼界和理论素养，李先生能够提倡“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理论和观念上的变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