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推送说明：该文经《文史知识》编辑部修改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3-4期。此文是王先生奉送原稿，未做任何修改。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个人不止一次，在口头甚至书面上表述，在中国大陆史界，我们一辈，先天不足，後天失调，与前辈相比，一代不如一代。但也热切盼望，在我们之後，能够一代胜於一代。时光流转，转瞬三十馀年了。後来者是否就一代胜於一代呢？

今人比前辈优胜之处，当然是电脑技术，实现了研究手段的革命；但也有负面效应，就是不愿认真通读古籍。不如之处最突出者，就是掌握繁体字和古文的难度极大。在此不必说中国大陆史学进步的方面，而愿就若干缺陷，说点看法。应当承认，随着年龄关系，自己对史界各方面的接触和了解，是越来越少，所述的看法，只能是片断式的，千虑之一得，仅供人们参考。近年来常强调，不想当大师的研究生，不是好的研究生。个人的看法，对於想当大师的学生，如真能起一点参考作用，就不算枉费笔墨了。

一、认真掌握繁体字：事到如今，对中国大陆的青年治史者，此应是第一位的基本训练。目前我常强调，要像学外文那样学习繁体字，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上世纪在长官意志下的文字改革的流弊，已十分明显。不在於简化笔划字形，而是很不适当地归併文字。如“範”和“范”，於是电影和电视中49年以前故事，出现了“範先生”。里弄“同福里”成了“同福裏”，类似的笑料以千万计。很多前辈学者对此痛心疾首。文革结束後，邓广铭先生跟我讲个笑话，有人在北大图书馆借《后汉书》，回答是馆中无此书，因为馆中藏书还只保留了《後漢書》原名。台湾学者批评简体字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我是同意的；而一些在简体字习惯中长大的主管文化的官员却不以为然，反而强令古人名、地名等一律简化，否则就不合他们制订的所谓出版规范。岳飞五个儿子都是“雨”旁，非要将岳雲改成岳云，而他四个弟弟却是使用“雨”字旁的岳雷、岳霖、岳震和岳霭，合适吗？中国汉字，都有异体字。人名、地名等一般又都取其一，已成惯例。且说现代，如台湾的游锡堃，如非要简化成游锡坤，他承认吗？前辈学者全漢昇先生，随便改为全汉升，将“昇”改成“升”，倘若先生健在，当然不会同意。

习惯使用简体字的人，在电脑繁、简体的转换後，根本就识别不了错别字，当然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专门使用繁体字的杂志《荆门文学》，却将“錢鍾書”写成“錢鐘書”。“鍾”和“鐘”在古文中，有时可通用假借。“鍾”有时可取代敲鐘的“鐘”，但“鐘”却不能用作姓，或取代鍾爱之“鍾”。汉字中此类许多细微末節差别，对在简体字习惯中长大者，辨识难度很大，且决非在短时间内即可全部通晓的。

古汉文中有通用假借。近代繁体字却拒绝通用假借，专字专用，这是汉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然而简体字的胡乱归併，却是一种退步。我屡次提出，简体字已是生米煮成熟饭，不可能恢复繁体字，但将胡乱归併者，重新分拆，确实有必要。当然，一些在简体字习惯中长大的主管文化的官员，也必然对此正确的提议置若罔闻。

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华古史，大陆学子就比港台学子多一重负担，必须通晓繁体字。长久使用一种文字，其实无非是习惯问题。刘凤翥同学对我说，想不到，我们现在成了懂繁体字的遗老了，即使如此，在个别情况下，我们也可能出错。看研究生的文字，或寄来的繁体字文稿，错别字成了不可避免的错误，真教人头疼。

宋代官名閤門宣贊舍人，此处的“閤”与“閣”通，但宋人的习惯就是写成“閤”。电脑上一转换，先後两位研究生的论文却都成了“合门”。我问合门宣赞舍人等为何，均答不上来。一研究生论文中有“数十里之闲”，我问“闲”字从何而来，也答不上。其实，在古文中“間”和“閒”或可假借。如古文中的“無一人游間者”，按繁体字，应作“無一人遊閒者”。“數十里之閒”，即是“數十里之間”，而“閒”字在电脑上一转换，便成“闲”字。

研究生毕业，甚至当上教授之类，文章中却错别字连篇，说得过去吗？事实上，也有人对此满不在乎，真要不得。

个人曾提出，将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作为治史者基本训练的第一标准，而将通读先秦典籍作为第二标准。现在可以扩充一下，一是掌握繁体字，二是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三是通读先秦典籍，合称为现代的治史者过三关。我直到晚年，才认识到读先秦典籍的重要性，并开始补课。过三关当然极难，但是，欲当史学大师的青年学者，理应有此志气，并逐步付诸实践。

二、学会古籍校点：中华古籍中不可避免的有错字、脱字之类。要准确使用古史史料，校点的基本训练不可无。所以我总是向学生建议，争取做点校点古籍的工作。我曾写道：“有一回，我到邓（广铭）先生家，发现他在给研究生批阅宋代史籍的校点作业，确实使我感到吃惊。众所周知，对古代史籍的校点，当然是研究生的基础训练，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又可说是史学入门的小学生作业。依老师那样的大学者，居然宁愿放弃重要的工作，不惜对此类作业花费时间，精心批阅，一丝不苟，若非亲见，是我根本无法设想的事。”如今看来，将古籍校点视为“史学入门的小学生作业”是说得过轻了，现在的实际情况，即使不少教授，也无能力做好古籍校点的工作。

记得1958年大跃进时，我还是大一学生。康生在《光明日报》发一篇谈校勘的文章，大意是说校勘古籍又没什么了不起，对自己不过是茶馀饭後的消遣，云云。康生此文大约是为配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而作。无知的我，当年自然对中央领导同志此文奉若神明。待到自己有了些校点古籍的经历，了解其中的甘苦，方知康生不过是在吹牛说大话而已。他的确有一定国学修养，又喜欢古董，後乘文革劫难之机，盗窃大批古董。他也做过点难度不大的校勘工作，确是茶馀饭後的消遣，不是正业，做不做无所谓。如真要教他校点二十四史，其错讹和纰漏，肯定会数不胜数，因为他毕竟欠缺太多的历史基本或细节知识。如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律历志》之类，更须要有专门的古天文、历法等专门知识，我承认自己读不懂，料想康生更不可能读懂，又怎么能做校勘？

我曾写过《谈谈中国古代史料的标点与校勘及其他问题》，载《点滴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中列举了自己标点古籍的两条错误，又列举了他人标点古籍的三十二条错误，另有九条校点古籍的注意事项。一言以蔽之，无非旨在说明校点古籍，必然会涉及许多历史基本或细节知识，而决非是一般能读古文或治中国古典文学者就能胜任。

大学长兼前辈王瑞明先生校点的《李纲全集》，花费了极大功力，如今我开始与王茂华先生合作，作进一步的加工和整理，准备改名《李綱全集校注》，并将署名改为“〔宋〕李綱著，王瑞明點校，王茂華、王曾瑜補注”。以下不妨就书稿举五例。

第一，《梁谿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原点校本作“内侍王孝竭从旁奏曰：‘中官、国公已行，陛下岂可留此。’”今将“官”改为“宫”，补注如下：“「中宫」，點校本作「中官」，係誤，諸版本、《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七、《全宋筆記》本皆作「中宫」。後二「中宫」亦同。「中宫」蓋指 宋欽宗 朱后，「國公」蓋指皇子 趙諶，據《宋史》卷二四六《宗室傳》，時封 崇國公。”

第二，《梁谿全集》卷173《靖康传信录》：“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概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為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第一，“土兵”，原点校本作“士兵”，第二，“民兵”之下原作顿号，今改为逗号。一字，一标点的更改，看似简单，而若无对宋朝军制较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光凭一般古文或宋史知识，肯定是改不了的。

第三，《梁谿全集》卷178《建炎時政記》原作“郭求除河北东路提刑”，而各个版本全同。我读此段文字时，依稀记得，有郭某任河北提点刑狱，曾尖锐批评杜充，後殉难，在《宋史·忠义传》中有传，查对史料後，方得改“求”为“永”，补注如下：“「永」，原作「求」，據《建炎以來繋年要錄》卷六 建炎 元年六月庚午、《浮溪集》卷二0《郭永傳》改。”

第四，《梁谿全集》卷180《建炎時政記》点校本原文：“以司录依旧为签书节度判官㕔公事；曹掾官依旧为节度观察军事推判官支使，掌书记録事；司户、司理、司法参军，”标点自然不妥，今改为：“以司録依舊為簽書節度判官㕔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支使、掌書記，録事、司户、司理、司法參軍。”在此不对标点的更改作解释，请读者使用宋史中的地理和职官知识去分析和判断，此处修改是否有理，是否有错？

第五，点校本《梁谿全集》附录一年谱，建炎二年李纲贬官“单州团练副使”，据《建炎以來繋年要錄》卷一八 建炎 二年十一月甲申删一“副”字。按宋朝贬责官往往使用节度副使、团练副使等衔，同書卷二0 建炎 三年二月乙丑即作「責授 單州 團練副使 李綱」，可知反而是《要录》应据年谱增“副”字。

在校点古籍时，为了一个字或标点，甚至花费一、两小时的时间，并不罕见。目前人们常谈及浮躁的学风，校点古籍，看似繁琐，却可以克服心躁气急，使人们学会尽可能保持凝神敛息、平心静气的心态，不求进度，唯求质量。对纠正浮躁的学风，确是一剂良药。

此外，从实践经验看，除了普及读物外，校点古籍宜用原来的繁体字，使用简体字的效果很不好，甚至造成错误，包括随意将古人名和地名简化，不查原书，就无以知道某字古籍中原为何字，是何词义。如《梁谿全集》卷179《建炎時政記》原点校本使用简体字，有“乃始创迁二圣、中宫”，读时觉得“创”字不通，查对後，方知古籍原作异体字“剏”，而应据其他相同记载改为“劫”，“剏”与“劫”两字字形相近，出错就可以理解了。原点校本有“议控御之策”，古文中作“御”，作“禦”均通，但查古籍，却是与我原来的猜想相反，是作“禦”。古文中“並”和“并”有时词义不同，但因不适当归併的结果，就不能了解古籍原始的词义。故建议今後以不出简体字的标点本古籍为宜。

三、忌胡乱说史：历史的研究和介绍，起码要求无非一是客观，即真实，不作伪，二是公正。但事实上，许多人又将历史视为自己有权随便编造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风，一般是不愿了解历史，看不起治史者。世风一变，由於各种因素，如今许多人都想了解，甚至业馀研究历史。大约在本世纪初，中央电视台找我拍岳飞的电视片。我请编导特别注意，传世的“还我河山”题辞，依张政烺师的精确考证，还是民国时的作伪，当时固然出於爱国之心，但电视片决不能用。我还特别带他们到历史研究所的图书馆，找出《文物》1961年第8期影印《凤墅帖》上岳飞三封书简真迹，教他们使用。他们当时也认真作了录像。不料电视片播放时，特别编造说，岳飞年轻时，立志报国，写下此四字墨迹云云，而《凤墅帖》的岳飞真实墨迹，反而不向观众展示。接着又出现我一段与此不相干的说话的镜头。我气得立即关上电视，马上打电话给当时还健在的师母傅学霖先生，向她说明原委。否则，她看了此片，岂不会引起误会？似乎我根本不尊重老师的辛苦研究。

一位同学打电话，说看了历史电视片《南宋》，只觉得把南宋说得太好，问我如何看法？我说自己没看。但有一次偶尔看到此片的一段，说是北宋末，金军攻破开封“内城”，如何烧杀抢掠云云，其实就根本不管史实。史实是金军破外城後，就据守和封锁外城，对宋人进行军事讹诈和外交欺骗，勒索马匹、军器、财宝、女子之类，最终则是将全部皇族驱逼到金营，立伪楚政权，而始终没有下外城，更何况是入内城。怎么可以置史实于不顾，而随便信口开河呢？类似实例太多，不必枚举。

目前治史者争相在电视片中亮相，已成时髦。我自此事後，方知此类编导者的水平和意向，尽可能拒绝上电视，以免被此类编导们摆佈和剪裁，成为摆饰而出醜。不仅如此，自看到若干历史电视片的胡乱说史之後，就不再看历史电视片，电视讲座之类，以免惹自己生气。历史所拍了部中国史的电视片，一位女编导多次给我电话，要我也出场说上几段。我再三谢绝，她还是盛情相邀。最终，我只能提出条件，此部历史电视片的辽宋金部份，必须由我审阅，我提出的问题和错误，必须照改。她感到此条件无法接受，就放弃相邀了。

接触过一些作家，他们的特长和嗜好就是虚构故事。然而将此种特长施展於历史，就值得考虑了。偶看电视剧《彭德怀元帅》，正好有一段赵南起与毛岸英分吃苹果的情节，称对方为“毛参谋”。我立即停止观看，查到了由滕叙兖整理，杨献珍转述的彭德怀自述文字实录：“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干吗，是俄文翻译，对外叫董翻译，除了志愿军司令部几个最高领导，像邓华、韩先楚、洪学智、杜平、解方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大儿子以外，其他处长级干部都不知道他是谁。” “董翻译”成了“毛参谋”，这是正常的艺术虚构，还是胡乱说史，供作家和文艺界讨论；然而依愚见，费巨资，出大力进行的革命传统教育，欲收实效，只怕还在於一个“真”字。

四、一代人未必就有一代人的史学： 我在给学生王茂华先生大作写序时说：“我个人很赞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之说。任何一代的史家必须努力创新，又必然有时代的烙印，有其长处和优点，也有其短处和缺点，并且随着时间之推移，有些问题可能是後人比前人看得更清楚。世上决无没有短处和缺点的史家。一个清醒的治史者，应当总结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与教训，经常估量和反省自己的短处和缺点，并且尽可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切忌对自己的学问感觉良好，盲目乐观。”

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一般含义，应是指一代人确有超出前人的、经得起推敲和反证的重要创新。如果仅是指每一代史家的作品，总是带有自己的时代烙印，就显得不足。若从前一种标准出发，一代人就未必有一代人的史学。例如中国大陆史界流行着士大夫群体精英论和士大夫政治论，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驱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级论和对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批判，致力於编造若干众人听不懂的怪僻词汇，甚至作品标题也必须洋派，须有两层，一虚一实之类，这算不算就是一代新史学的“范式”呢？只怕值得深思。关於士大夫群体精英论等的讨论，已发表若干文章，在此不须赘述。

目前参加史学共同体的人数，非1966年前可比，更非1949年前可比。近四十年间，史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重大进展。但就个体而言，与1949年前已经成名的前辈优秀史家相比，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确实并无扭转。其中复杂的原由，在此不作检讨。大凡治史到了一定火候，知彼己，辨是非，识深浅是相当重要的。看史学作品，须辨别哪些是在下笨功夫、死功夫、苦功夫和真功夫，哪些是在取巧，不费多少功夫地搞花拳绣腿；特别对於自己，就更需要虚心体悉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尽可能予以弥补。

我在《2011年10月自述——治史之道：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歌颂正义，批判邪恶》中说：“个人的治史当然有不少缺点和弱点。就个人目前所认识到者，一是青年时代先天不足，後天失调。二是承认与前辈优秀学者在学问上有不可弥补的差距。我有时说自己是半瓶醋，其实，在如张政烺先生渊博的学识面前，如果说自己只有四分之一瓶醋，无疑是过高地抬举了自己。三是除去十二年强加於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个人治辽宋金史约四十年，但自己应当老实承认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领域还是无知和少知的。例如辽宋金时代的各种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必须与此贯通理解的中原音韵，即当时的准标准语洛阳话，众多的宋人儒经注，佛经等，自己都是无知者。又如《道藏》、宋代礼制等，又都属自己知之甚少者。自己对於诸如辽宋金官制、科举、法律之类，大致还有个轮廓性的了解，但细节知识就有许多不足。我对辽宋金代的文物考古资料也不熟悉。不少课题，似乎并非不了解，但一旦动手，就会立即发现自己的知识不足，需要补课。四是没有外语能力，我也可利用辞典，勉为其难地对日文和英文进行阅读或翻译。但外语是否过关，只有一条简单的标准，就是能否用外语进行专业对话，而自己完全不能进行专业对话。五是不通先秦典籍，随着自己力图从中国断代史走向通史，愈来愈感觉到这是个人治史的重大缺陷。”以上只是说自己所认识到的，如有认识不足，更欢迎同行们指摘。总之，此五条不可能实行减法，只能实行加法。“学而後知不足”的古训是很有道理的，依自己的治史实践，当研究面较宽较深入时，总会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和学问的缺陷，却是较前更多。今天知其一，也许不知者十，明天知其十，也许不知者百，此乃“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规律，关键还是个“苦”字。

特别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个人治史认为应当坚持者，也有两条：一是遵守母校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的校训，坚持对中华历史传统中专制主义的批判，进而批判伪科学；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理论治史。

後一条再多说几句。文革结束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史学界事实上遭受遗弃的命运。但保持真诚信仰，仍在新的环境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治史者，代表人物是前辈漆侠和胡如雷先生，我算是步了他们的後尘。当然，或有人口头上自称坚信唯物史观，实际上是以利己主义的心态，兼以实用主义的手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似可不计。世上决无完美的学说，何况是诞生在一百七十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其若干说法确是经受不住史实的检验。例如此说认为，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成为人类可以消灭私有制、阶级和剥削的经济基石。现在看来，机器大工业并未成为此种经济基石。但依个人体会，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及由此派生之国家与法的理论，依矛盾统一律的辩证思维，思考问题，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考虑万事万物的一极，就须考虑与之对应或对立的另一极，区分表象与本质，支流与主流，个性与共性等，对研究历史尤其有用。此外，需要特别强调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和倡导巴黎公社原则，批判等级授职制，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史和民主学说史上的重大贡献，对祖国的民主和进步，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率直地说，个人不喜欢对历史作品加以诸如新视野、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新出发、前沿论坛、高层论坛之类包装。如果学力，特别是研究不足，就有可能名不符实。邓广铭先生曾对我说，他喜欢在平实处见功力的文章，我个人也深有同感。真理是朴素的，探索历史真谛的文字也应是朴素的，不需要包装，更不需要发明和创造怪僻词汇以自炫。

归根结蒂，一代人有其新史学的基础，还是在於足够的学力。若史学共同体的个人学力不足，特别是下真功夫不够，就不可能建树经受住推敲和反证的新一代史学。

五、谨慎认真地对待评奖和学术批评：评奖如果按“学术为公器”行事，是会有利於学术的进步和繁荣；反之，若是夹杂私利，则适得其反，还是以不评为宜。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个人以为，少评奖，甚至不评奖，会更有利於学术的发展。所以有人通知，要将拙作《宋朝阶级结构》，参加所谓数十年间宋史研究成果的评奖，我当即表示谢绝其美意。

众所周知，在货币市场上，存在着劣币驱除良币，伪币驱除真币的规律。在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势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风等炽盛的今天，评奖也存在着相似的规律。不见一部其实是由不治史者胡乱编写，质量低劣的《中国通史》彩图版，署名为“白寿彝总顾问，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居然“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其中竟出现了如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南宋抗金，八鎚大闹朱仙镇等古演义小说的虚构故事，岂非笑话。一次参加教育部史学评奖，一位司长做报告说，我们评奖是慎重的，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特等奖，我们就只评了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一部。我会後对一位工作人员说，光凭此语，你们的司长就肯定是个史学外行。因为大凡大部头史书，最要紧的，无非是各卷、各章节的互相衔接和照应，彼此无自相矛盾、牴牾和重复。此书无非是空头主编下的产物，各卷，甚至本卷各章节都不可能互相照应，主编其实又无学力认真通稿，连个像样的拼盘也说不上。给空头主编之作评奖，其实效就是滋长此种歪风。所以我常说，当空头主编，根本不是成大器者之所为，只是集中表现那种学识浅薄的、自私的、心胸狭小的、只图虚名以欺世盗名者的心态而已。有本事自己一人做，做不到，平等联合大家一齐干。然而事实上，不少人还是想不开，愿以当空头主编为荣。此事我至少是看得很开。

再延伸一点，空头主编也只是目前流行的学术包工头的一种形式。当上什么名人、名教授之类，就有资格叫青年教师、学生等为自己服务，做嫁衣裳。这与张政烺先生将其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不惮烦劳地为他人做嫁衣裳，适成鲜明对照。我已在自述中强调，为师者“不能揽个人无法完成的大项目，安排学生为自己服务。教师应是服务型的、支出型的，而不应是收入型的。”张政烺先生就是我们永远的学习楷模。

与评奖相反，认真的学术批评，倒是对促进史学进步大有裨益。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史家，但如果因噎废食，不做研究工作，却是更大的错误。如今吹牛风炽盛，一些人恨不能将自己的一点学问吹到天上。其实，我好，你好，他好的结果，是大家都无长进；反之，我有错误，你有缺点，他有问题的结果，倒会有共同的提高。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若真正本着“学术为公器”的理念，就应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持科学态度和批判精神，对自己已经发现或被指出的错误和缺点开刀，不能文过饰非。然而这又是唯求得虚名，受实惠者所不愿为，其应对之方，也无非是强辩、隐瞒之类。就我所知，如前辈顾颉刚、张政烺等先生，确是为我们後人树立了“学术为公器”的榜样。他们斤斤计较者，是历史真相、真谛和真理是否得到阐发，至於个人研究成果之被批评或否定，却绝不介怀，这是何等大的气度，何等高的精神境界！深知认真的学术批评很难做，但至少近年来，我个人是力求对自己的错误，尽可能地多做文字或口头的公开批评，当然做得还不够。

近年来常说，学者需要有两种志气，一是做学问的志气，二是对权势的志气。两者密切相关，不能指望在权势面前没有志气者，能在学问上有志气。做学问的志气，无非是最大限度地集中时间和精力治学，并且数十年如一日，直到个人丧失工作能力为止。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而不愿认真治史者，是会为自己设计出各种各样取巧之方。1949年之前，学界并无学术活动家，出现学术活动家，大体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应运而生的特殊现象。学术活动家的目标，是浪得虚名，以求实惠，喜欢在各种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以满足其虚荣心，事实上不求学问有多少长进，他们也可能会得到无知或少知者的追捧或歆羡。但检验是否真有做学问的志气，也无非看其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学问，看其臀部是否坐得住冷板凳。

尽管大师名家满天飞，我曾提出了学术大师的标准是否可以有两条：第一，其学问确实在同时的众人之上，而为众所公认；第二，他能够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如前辈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等先生，不能说完美，却无疑是实至名归的大师级人物。顾先生开创的“古史辨”研究和讨论，致力於分解上古的传说和历史，对沿袭已久的儒家的传统古史观，具有正确的颠覆性，无疑是中华近代史学史上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个人接触古籍电脑软件之後，就认为将来史学的学术竞争的主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看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因而就有更精湛的研究。由断代史走向通史，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也将是未来的史学大师成才之道。当然，个人能力有大小，古人说：“取法於上，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为下。” 不能保证真有成史学大师之志者，都可以心想事成。但治史者只要真能有做学问的志气，也就可问心无愧。

最後再说一遍，本文所述的问题和看法，只能是片断式的，欢迎同行们批评。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自己既说自己的缺陷和错误，也批评了史界的若干不良状况，却绝无恶意，只是希望有悠久传统的中华史学，能有脚踏实地的新进步。

（文稿蒙多位先生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谨致谢忱，原载《文史知识》2018年第3、4期）

文章来源：宋史研究资讯  【编辑】仝相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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