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录自《印刻文学生活志》（第十五卷第二期，第36-59页），文章全文收录于余英时先生新着《余英时回忆录》中，该书于2018年11月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出版。转自勿食我黍、政治哲学与思想史、近现代史前沿等公号。为大陆读者阅读方便全文转为简体字。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我们全家生活在窘迫中，我根本没有动过出国读书的念头。一九五五年我竟然到美国哈佛大学去进修，真是意外中的意外，关于这件事，宾四师曾有过一段简述，他说：

哈佛燕京社先于四十三年〔编按：民国），来函邀请新亚派一年轻教师，在三十五岁以下者，哈佛访问。询之港大，并无此事，乃知在港惟新亚一校获此邀请。以新亚教师无年轻合格者，姑以年长者一人亦曾留学美国者，商其同意应之。哈佛以不符条件，拒不纳。翌年又来函邀，遂以新亚第一届毕业留为研究生余英时以助教名义，派送前往。一年期满又获延长一年。又改请加入哈佛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之第一人。〔《师友杂忆》，全集本，页三二〇~三二一〕

钱先生所述大体正确，但细节仍不免有出入，让我藉此机会用我自己的记忆作一补充。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伍镇雄先生奉宾四师之命，到研究所来找我。他在耶鲁大学读过书，也在新亚任教，但这时又兼任学校的英文秘书。他带来了哈佛燕京学社致新亚的全部文件，让我细读，然后决定是否愿意被提名，到哈佛大学进修一年。原来哈燕社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做「访问学人计划」。根据这一构想，哈燕社每年聘中、日、韩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人到哈佛访问一学年。他们有听课和研究的自由而无考试的义务，一年之后仍可申请延长一年。但访问学人在年龄上则有较明确的限制，即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可知此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中年学人教学与研究的水平。当时哈燕社每年计划招收十一、二位访问学人，多数来自日本，一两位来自南韩，香港和台湾则各有一人。（台湾最初只有台湾大学一处受到邀请，后来才增加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师范大学两处。当然，提名并不一定被接受。

但伍先生进一歩告诉我：学校鉴于上一年的推荐因年龄不合而未成功，今年的情形并无改变，仍是年长者过之，年少者不及，因此决定同时提名唐君毅师和我两人，以待哈燕社的抉择。迓一年，君毅师四十六岁，我则二十五岁，恰恰是他过之，我不及，因此我虽然最后同意一试，并且为提名试写一篇很长的进修计划，但我对于去哈佛的事却未抱一丝一毫的期待我有两重很坚强的理由：第一、「访问学人」在哈燕社的文件中是指学术研究方面已取得相当成就的人，所以至少当在三十岁以上而我当时则是大学毕业不久而刚刚开始接受研究训练的年轻学生。第二、唐君毅师已是卓然有成的哲学家，而我连一篇具有原创性的专题论文也没有发表过，如何能与他相提并论？所以我只感到被提名是一种荣誉和鼓励，没有再作进一歩的设想。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我竟收到哈燕社社长叶理绥的正式公函，邀请我在秋季到哈佛访问。信中还特别注明，为了使我熟悉哈佛情况并增进英文说与写的能力，我可以提前两个月，在七月初便先到学校。这封信当然使我喜出望外，但当时仍不免困惑，不理解我为什么能够入选？直到我去哈佛住了几个月之后，才知道哈燕社的「访问学人计划」是把重心放在年轻学人的方面，主旨是在使他们学与思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所以我的年龄不足和学尚未成反而是这次入选的主耍原因。同时我也相信，哈燕社上一年已拒绝了新亚的提名，这次又提名二人待选，出于对新亚特殊处境的同情与支持，他们才破例接受了我。

上引宾四师回忆中提到一九五四年推荐了「年长者一人」而未及其姓名，这里也许应该补充一下。这位老人便是陈伯庄先生。陈先生是和胡适、赵元任等同年〈一九一一）官费留美的，他的专业是化学工程，但回国后转而在经济、交通各方面发展。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京沪铁路局长，一九四九年初他避难南下，定居香港。但从这时起，他的兴趣转向杜威哲学和社会科学。他一方面在新亚兼一门社会学的课程，另一方面则创办了一本很有分量的《现代学术季刊》，以研究和翻译西方最新的人文与社会思潮为主。当时他已集中精神研读帕森斯新着《社会系统》一书。我和他常常在一起讨论，而《现代学术季刊》也为我开了不少眼界。他因为编《季刊》的关系，很希望到美国访问，以便和各大学有关教授商讨译介新思潮之事。这是他同意新亚提名的主要原因，但因与哈燕社计划不合，乂兼年事过高，以致未能实现。关于这一经过，胡适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给杨联升师的信中有所透露，原信说：

新亚书院推荐的一位，我听说是陈伯庄先生。他是同元任先生同我在一九一〇年考取出洋的，他在国内做过许多大事业，是一位很可敬的官吏。近年来他专心研究Dewey派的思想，读了无数的哲学书，所以想出来找些人直接讨论讨论。他的年龄与元任同岁，我怕他不能合格。（见《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页五五八。有关陈先生的生平与思想，可读他的文集《卅年存稿》，有胡适的序。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杨先生与「访问学人计划」有关，胡先生特别和他讨论陈伯庄案，似有为他说项的用意。陈先生访美之愿到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才实现，因为福特基金会决定支持他编译新思潮丛书的计划。一九六〇年初我和他在哈佛畅聚了一两个月，我并且同意为他的丛书编译一部有关历史哲学的论集。可惜他冋香港不久竟去世了。他是在香港时期对我发生过正面影响的一位前辈，所以补记于此。

从月尾开始，我积极办理去美国的法律手续，想不到碰到了极大的阻力，几乎不能成行。原来当时在台的国民政府和美国国务院之间存在着一个协议，即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去美国，必须用中华民国的护照。依照这一协议，我不能不通过台湾的教育部和外交部中请出国护照。但台湾派在香港的地下公安人员不经过任何调查，也不曾找我询问，便已秘密呈报台北政府，说我是反国民党的「第三势力」，到美国后必将发出对台湾不利的政治言论。这样一来，我的申请便被搁置在一旁，无论是教育部或外交部都不敢答复，有如石沉大海。宾四师后来了解到这一情况，还特别写了一封恳切的公函给台北行政院，但因安检一关不能通过，也没有发生丝毫作用。申请案一直拖了六个月之久，我不但不可能在七月去美，而且到了九月中旬哈佛开学之后，我也未能得到台北任何回音。我不可能取得护照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可笑的是，我在香港几年虽在所谓「第三势力」刊物上写过不少文章，却从来没有一个字涉及果皿挡。我的作品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倡导皿煮籽油的价值，上面已经说过了，不必再谈。

我的困局当时在香港传布得很广，最后连亚洲协会驻港代表艾维也知道。艾维很尊重宾四师，一九五二年亚洲协会出资试建新亚研究所便出自他的决定。因此他通过宾四师，传话要我去和他当面一谈。在了解了全部情况之后，他自动地写了一封信给美国驻港总领事庄莱德（长期在台北任美国驻华大使），指出我到哈佛访问是一个青年学人一生难得一遇的进修机会，不应因技术性问题而丧失。于是庄莱德在覆信中提出了另一个给我入境的合法方式：我在香港找一位律师，当面宣誓自己是「一个无阈籍之人」，再由律师写成正式文件，签名其上，以代替护照，霉果领事馆便可合法地在这一文件上签证。

这一「无国籍」的身分给了我很大很多的困难。我每年都必须到移民局去申请延长，当时持有这一特殊身分的人似乎不多，移民局官员每次必详细追问，并一再警告我不能离境，一离境签证便失效了。这一情况直到十几年后取得永久居民的身分才告终结

一、初访哈佛

我第一年在哈佛的正式身分是「哈燕社访问学人」，所以本节题作「初访哈佛」。

由于上述护照问题的延误，我迟至十月三日才离开香港，哈佛则已经开学了。艾维先生为了照顾我，特别安排旧金山亚洲协会总部派人接机，并请我在旧金山多留一天，认识一下美国西岸的情况。所以我入境之后，协会工作人员〔汉名许乐柏）先生已等在外面，手持名牌，待我前去相认。当天晚餐后他送我到旅馆休息，第二天卜.午又开车带我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说是为了让我先看看西岸著名大学的校园，可以和东部的哈佛作一比较。我在加大参观了东方图书馆，恰好馆长是房兆楹先生。他是燕京大学的早期校友，和我的父亲同受业于洪业（煨莲先生，所以对我很亲切，并找出一些善本书让我过目（我记得其中包括贯华堂本《水浒传》）。十月五日下午许乐柏又亲自送我到机场，直飞波士顿。我对于许乐柏真是感激万分，可惜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重见。一九六四年他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太平洋科学会副主任，在台湾主持中美科学合作事务，最后则进入国务院，主管与中国有关事务。

哈佛燕京学社的接待

许乐柏前一天已打电话通知哈佛燕京学社，我的班机号码和到达时间。他转告我说：哈燕社将有人接机，让我放心。但开.中:来接我的竟是哈燕社副社长裴尔泽。他是人类学教授，以研究日本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变迁，闻名于时，六〇年代正式接任哈燕社社长。原来哈燕社成员都是研究中国、日本的教授们兼任的，除了一位管收发文件的秘书外，并无其他专业职员。裴教授在车上给我详细指示，怎样在生活上安顿下来？怎样在哈佛选听课程？怎样利用不同的图书馆？但他一再强调：我拥有完全的自由，无论是研究还是听课，全都自作主张，不用取得哈燕社的同意。最后他又问我认不认识「ProfessorLien-shengYang」？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杨联升先生的姓名，我只能实话实说。他的反应似乎相当诧异，但他并没有说话，我是从表情上看出来的。当时杨先生在西方汉学界，特别在美国，几乎无人不知。我的孤陋寡闻大概超出了他的想象。

约在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哈燕社召开了一次「访问学人」集会，除了五四、五五两届学人外〔二十人左右），所有参加过审查的各科教授也都出席了。叶理绥社长致词，说明计划的性质等等。在答问时，他讲了一个极有趣的真实故事。有一位申请人不知道「Yenching」是中文「燕京」的译名，以为是动词「Yench」的现在进行式，但又在字典上査不到这个字，因此他追问：到Harvard来「Yenching」究竟是做什么事？这个故事引起哄堂大笑，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会后聚餐，共有五、六桌，我的座位左右是两位教授：一边是柯利夫先生，蒙古文和元史专家；他在北京〔当时是「北平」〕住过多年，说一口流利的北京方言。另一边则是MortonWhite先生，刚刚接任哲学系主任。柯氏那时天天和洪业先生讨论元史、蒙古史问题，知道洪先生是我的「太老师」之后，我们之间便不再存在任何隔阂而进入了畅所欲言的境地。话题很快便转到陈垣先生身上。我当然推重援庵老人的学问，但柯先生读过了〈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十分愤怒，说他有学无德，是一个「投机分子」。我也实在找不出理由来为他辩护。

我和怀特教授的交谈对我后来在哈佛的治学方向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最初请教他哈佛哲学系的基本倾向，然后又问及最近哲学系有没有中国研究生？在答复后一问题时他告诉我二战之后，有一位中国学生到哈佛来研究数理逻辑，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目前虽还是哈佛哲学系助教授，但在此一领域屮已居于领先的地位。他指的是王浩，我在香港时已从殷海光的文章中得知其人了。不过当时他去了英国，我要等到很多年后才和他见面。最后我又问他教些什么课程？他说除了分析哲学、美国思想外，近来正准备开一门新课，专讲历史哲学的问题。不过他补充一句，他不是要采用一套哲学玄思，强加在历史整体之上，如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或当代的汤恩比之所为。相反地，他是要运用最新发展的分析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来检讨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功用。我多年来都在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打交道，最近又为汤恩比的文明理论所吸引。因此一听到怀特的话，不禁喜出望外，当即表示向他受教的诚意。此事后面还有机会涉及，姑止于此。

也是在这次大集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来自台湾的两位访问学人——董同龢先生和邢慕寰先生。

董先生是一九五四年由台湾大学推荐而来的，一九五五年是他的第二年，也是最后一年。他曾戏称自己是「二年级」，说我和邢慕寰是「一年级」。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以中国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为专业，走的是赵元任、李方桂两大师的研究路线。他参加哈燕社访问计划时稍稍超过了四十岁，但已取得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他在中研院史语所语言组（组主任是赵元任）潜修了十几年，所著《上古音韵表》早已成为经典之作。他还写了一部深入浅出的《中国语咅史》，真正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地步。他为人爽朗而谦和，对我这个「一年级」的小师弟颇多照顾。当年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时相过从。一九六二年夏季，他受聘为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来美接洽移民事，并顺道重访哈佛。我很高兴有机会和他重晤，特别请他午餐，长谈了两、三小时。但万万没有料到，他回台湾后检査身体，竟发现肺癌已到晚期，不久便去世了。

「一见如故」的邢慕寰

其次再说我和邢慕寰先生（以下通称「慕寰」〕从相识到深交的经过。慕寰当时是台大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两年曾由国家资源委员会保送来美进修，这是第二次来美。哈佛燕京社宴会后第二天，我们约好共进晚餐，彼此多一些了解。我们同届，又同具中国背景，却分别来自台湾和香港，所以交流和沟通是很有必要的。没有想到，接谈之下，彼此极感投契，几乎可以说是「一见如故」。这是我生平极少有的经验之一。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由许多特冇的因素造成的，并非偶然。

第一、他是湖北黄梅人，与安徽潜山相去不远，语音也相近，我小时在乡间最爱听的黄梅戏便是从他那里传过来的。我们之间多少有一种同乡感。

第二、他的专业虽然是西方传来的经济学，但十六岁以前受的却是私塾教育，认真学过古文、诗词、书法，而且一生爱好诗词，创作极多，足以传世。〈他死后，友人为他编了一部《邢慕寰院士诗词选集》，二〇〇〇年由台北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文教基金会作为一种非卖品发行）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在饭桌上写一首七绝给我看，描述他第一次坐飞机的印象。我本来只记得最后一句，现在才在《选集》（页一一〕屮査到了全诗，题作〈飞印途中〉，诗云：「淮南鸡犬无消息，但觉天阶步步平。百万峯峦争入眼，回头个个白云生。」此中「天阶」、「白云」两句确道出了初上天者的特有感受。这是他一九四五年赴美进修时写的，十年之后尚可随手拈来示人，可见是他极为得意之作。我在十六岁以前读的也是私塾，最初写诗也是私塾老师教的，可知我们的教育背景也大致相同。（见〈我走过的路〉，收在陈致《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二〇一二年，页一~二）

第三、慕寰研究经济学，最初倾向于继华经济。伹他不取酥莲的抱立砖正，而接受英国费边社的模式。一九四五至四六，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了一年的研究生，那是美国自由经济学派的大本营。他深受海耶克的影响，终于领悟到在政治干预下的任何继华经济必然会导向「驽益之路」。一九四六年他有〈芝加哥就学〉七绝一首专记此悟：

昔曰倾心服费边，只缘时论太畸偏。一年默化门墙外，始悟杨朱洞躅先。（《选集》页一四）。

诗中借「杨朱为我」〔即个人自由）表达归宗于自由经济之意。他的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我们在谈话中曾涉及《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湾的作用，他虽不写时论，但他的同情显然是在《自由中国》一边。我最初曾有过一个疑虑：万一他是一位封闭型的国民党人或基本上认同于国民党的（此处删节），则我将何以与之相处？但这餐饭吃下来，我的疑虑已烟消云散了。

第四、作为一位专业学人，慕寰具有很多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德。限于篇幅，这里只提三点：首先是他对真理的追求。他毕生研究经济，特重理论，不断深入，精益求精，完全体现了西方所谓「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其次，他并不仅仅为个人的成就而努力。眼见经济学在台湾的落后状态，他不惜花费极大的功夫培养下一代的人才。因此在中研院经济研究所，「他决定亲自训练，奠定初级研究人员的经济理论基础及分析经济资料所用的工具。」（见于宗先为《诗词选集》所写〈序一〉，页七）一九六三年宋史名家刘子健先生适在台北，曾偶然旁听过慕寰的课。他后来告诉我：慕寰指导学员读书，一字一句都不放过，必使他们透澈理解而后已。刘先生说，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慕寰在此又继承了「诲人不倦」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儒家传统。最后，慕寰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有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前者包括编制国民所得及参与赋税改革等等，后者则主要通过政策建言的方式；二者都收到了相当的实效。可见他仍然拥抱中国「士」的「学以致」的基本价值。但他紧守经济学家的专业立场，并不因为求「用」之故而踏进权与利的世界：他终生和仕途与商界无缘。对于他这些美德，我虽自知望尘莫及，然而确是「心向往之」的！

从上面的陈述，可见我们的价值系统大体相近，言谈中处处融合无间，是非常自然的。如果还要加上一个因素，那便是我们的性情相投，即西方人所谓chemistry相合。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的「一见如故」出于偶然。

第一学年我们分居两处，但常常在剑桥一家中国馆子吃饭。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便决定第二学年合住一处，可以自己做简单的中阈饭。慕寰说，他以前在美国曾有过自炊自食的经验。因此六月底我们的租约满期以后，在哈佛街找到了一所小公寓，开始了我们的同寓生活。此街离校园歩行不过十几分钟，相当方便。但我于烹饪一道，完全外行，所以除了同去市场买食料以外，我们的分工如下：烹调重任由他独力承当，清洗餐具和整顿厨房、饭厅则全部由我负责。一年下来，这一分工证明是成功的。不过我必须补充一句，慕寰的烹饪功夫相当高明，不但日常菜肴随手即成，必要时还能精制一二美味，接待宾客。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有两次：一九五六年款待他的友人周鸿经先生〔曾任中央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五七年春季接待我的老师唐君毅先生。这两位贵宾都从头到尾称赏不已。

暑假三个月是我生平读书最愉快也最有效的一段时期，至今记忆犹新。只要天气晴朗，我们每天晚餐后必到查尔斯河畔散歩一小时左右，回来各归己室，继续读日间未毕之书，直到午夜。慕寰不断探究经济理论，我则赶读一些西方、历史和思想的名著。这是因为我下学年开始将做研究生，而自觉对西方文史哲之学所知浅薄，必须在开学前补充一些基础知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当然不是一天到晚都埋首书中，稍有倦意便到厨房去喝茶聊天，彼此的家世背景、生活经历等都是在闲谈中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同时在正经书外，我们也各有消闲的读物。慕寰手头有-册美国作家史东的《梵谷传》是关于荷兰画家梵谷的人生特写，出之以小说方式，当时刚改编为电影，平装本畅行。慕寰极赏其书，一面读一面对我津津乐道（后来我也读了）。我则一向喜欢侦探小说，一厚册《福尔摩斯全集》便是在这个暑假中读完的。

总之，这一暑假我们的生活完全自由白在，心境又非常平和，所以特别能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九月开课以后，我们都大忙特忙了起来。我因为选修了三门西方史学、哲学的课程，再加上费正清关于清史的「专题研究」，读书和撰述的负担都很重。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留待下文再详。这里只说我所见到的慕寰的研究取向。慕寰的主要兴趣在经济理论，并且常常跟我说，他有一套理论构想，只有在美国这样人才济济的研究环境中才容易发展出来。所以他在哈佛访问的最后一年必须抓紧时机，加倍努力。我不知道他选修了几门课，但他在阅谈中透露，这一学年他主要是跟两位教授做研究：一位是哈佛的里昂狄夫，另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读)的桑缪森，不过性质不同。桑氏是数理经济学的开创大师，慕寰每周去听课两次，主要是为了吸收新知。他参加里昂狄夫关于「美国经济结构」的专题研究才和他自己的理论研究密切联系了起来。他并不是旁听此课，而是正式参加，既做口头报告，也写专题论文。里昂狄夫原籍俄国，最早在德国作研究。一九二八年他受中华民国铁道部之聘，在南京做了一年的顾问，所以对中国学者很亲切。慕寰和他过往极感愉快，研究也非常起劲。我记得他在做口头报吿前，草拟了一张很复杂的表格，但因时间关系，最后还是我帮他将定稿誊抄在一张极大的硬纸上面。里昂狄夫对他的论文显然很欣赏，稍后将论文纲要发表在他主编的专刊上。

我们共寓的一年充满着美好的回忆，中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点不快或误会。我相信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一九五七年六月他回台湾，第.逢则在整整十年之后。但我们的缘分既深且远，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慕寰写诗赠我，先后多次。但我最珍爱的是他一九七五年赠我的五古一百字，用秀雅书法写出。当时我全家从香港返美，所以慕寰赋诗赠别，把我们一家人个个都写进去了。我回美后先后迁居三次，但无论在何处，这首诗都挂在客厅的墙上。现在我把它抄在下面，以志不忘：

世间何寂寞，知交君一人。披沥见肝胆，契合若石金。久别萦梦寐，重晤感衷忱。康桥枫晚醉，裴山雪夜晴。旋有东林约，复聚南海滨。命随蓬梗转，分与芝兰亲。鸿案清芬溢，凤丫秀色新。侵晓听风雨，忘忧论古今。秣岗幽且娴，秣川澹而温。浩然欲归去，长空凉月明。

英时兄与予相交二十年，离多会少，近二年竟重聚香江，輙过从长谈。淑平嫂待予，亦如至友。今又远别，书此留念。慕寰乙卯

「访问」一年的工作回顾

最后，我要回顾一下这一年作为「访问学人」，我做了些什么事。由于上述迟到的缘故，我一直到十月底才觅得住处，在剑桥的生活勉强算是安顿了下来。冈此整个上学期，我仅仅旁听了几个课，都是从半途开始的；除了听课能力稍有进步外，谈不上有什么心得。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使我不能全心全意追求新知，是我必须完成一篇新亚研究所的专题论文。

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我开始撰写〈两汉之际政治变迁的社会背景〉论文，即是对研究所的工作报告。但当时仅成半篇，行前来不及终卷。钱先生嘱我到美后续成，以便刊入《新亚学报》第二期。该期已决定于一九五六年二月截稿，钱先生希望我的论文可以及时刊出，作为新亚研究所的一种成绩，也算对哈燕社支援研究所的一种回报。所以我在生活安定后，便利用哈佛的丰富藏书，重写此文。全稿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完成，共五万余言，改题为〈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但这篇文稿竟导致我初次向杨师莲生（联升）问学的机缘，并由此而开始接触了日本和西方的汉学，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向杨联陞先生问学

在两三个月的重写过程中，平时来往较多的朋友们都已知道我的研究题旨。其中刘子健先生和张镜湖先生曾先后对我说：杨先生早年在清华时已发表过一篇和我的题旨相近的名文，因此叮咛我必须向他请教。刘对杨先生一向敬佩，时时请教。张是气象学家，其时在哈佛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和杨先生同嗜围棋与麻将脾，交往很密，又由于他是张晓峰（其昀）先生的公子，对于杨先生的史学成就也有亲切的闻见。他们既如此说，我已决定在完稿后请杨先生阅评。前面已说过，我在来美前从无机会得闻杨先生的大名。大约在上述哈燕社宴会后不久，我和董同龢先生和慕寰共同晚餐，餐后董先生提议我们同去拜访杨先生。他们是清华同学，相知颇深，所以不必事先约会，也不必打电话询问。这是我第一次和莲生师会面（十月中哈燕社会宴，他大概有它事未来）。我们在杨家饭厅中畅谈了两三小时，历史、语言、文学、社会科学等无不涉及，杨先生不但议论风生而且处处流露出知识范围之广阔和识见之深厚。我还记得在谈到当今诗词作家时，他特别推崇萧公权先生，并检出萧的手稿相示。他说，清华教授中以诗词的创作才能而言，前有王国维，后有萧公权，他誉之为「王萧继美」。当晚回到住处，我立即写信给钱先生，报告会后情况并表示对杨先生的钦佩之意。我问钱先生，是不是认识他？钱先生回信说：「杨君治经济史有年，弟能常与接触，定可有益。」（此信《素书楼余渖，书札》未收，原件当仍在素书楼中）以此丙缘，我更迫不及待地希望他能审核我的文稿。

文成后的第二天下午，杨先生便约我在他的办公室相会。他先借出载有他的〈朿汉的豪族〉的《清华学报》，并笑着对我说：「让我们先读彼此的文章。」他读得极快，并随手改正了我的漏字和误字以及行文欠妥之处，但最后告诉我，我的论文重点和他不同，其中并无多少重复之处，可以另行发表。我多日来的惶恐心情至此才定了下来。接着他又介绍了两部近着，供我参考：一是瑞典学者毕汉思的《汉代的中兴》（一九五二年）和日本名家宇都宫清吉的《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五五年）。我当即携归细读，于是才认识到他阈学人研究中国学问已达到了何等程度，我前此因无知而对国外汉学所抱的些许偏见，至此已一扫而光。但杨先生一贯的批评精神也对我发生了影响。他认为毕汉思书中一个重要观点，即王莽政权亡于黄河改道，立论太偏，且无强证，与我的论文主旨也有冲突，因此特别要我加以讨论。我的论文「后记」以〈毕汉思「王莽亡于黄河改道说」质疑〉为题，即因他的指示而来。但当时不便明言，以免为他招怨。自此以后，我一方面不断注意欧、美汉学家的论著，另一方面则对其中某些新奇可异之说绝不肯轻易放过。杨先生对于西方汉学的态度在萧公权先生下面一段记述中表达得最清楚：

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起来的「假说」，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近年来有若干欧美的「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杨联升教授在一九六〇年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时曾含蓄地指出这个倾向。他说美国「史学家」的长处是富于想象力。如不加以适当的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六四）

杨先生后来对我说，「天上浮云」的引言借自傅斯年先生；傅用此语则是讥刺拉提摩尔关于中国边疆史的信口开河。萧先生晚年在美国执教，对于「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深同此感。所以他也引王阳明的名言与杨先生的话相印证，其言曰：

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同上，页二二三。按：页二二西译杨语为「把天际浮云溪认为地平在线的丛树」似更精确。

杨、萧二公说的虽是五十年前的话，但今天并未过时，甚至更为适用。因为今天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或东南亚的华人子弟，由于古典语文的训练远非昔比，已越来越不能判断这一类「学者」、「一家之言」的是非得失。他们不但不能以批评的眼光阅读，而日.往往一拥而上，为之推波助澜。我之所以郑重引杨、萧二公的话，只是希望或许能发生一点警惕作用，即使完全无效，至少也尽了一己的良知。〔关于杨先生的系统介绍，可看我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台北：三民书局，一九九一年〕

旁听三门课

我访问的上学期主要用在这篇论文上面，下学期〔二月至六月）我才能全心全意地听课并阅读指定的教材。这学期一共旁听了三门课程，即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属社会关系学系）、布尔顿的「欧洲近代思想史」和基尔莫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让我稍稍解释一下选听此三门课程的背景。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

前面已提到，我在香港期间已通过陈伯庄先生和他的《现代学术季刊》，对帕森斯及其《社会系统》一书稍有认识，到哈佛以后更发现帕氏和他的新理论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如日中天，其影响力之大远远超过社会领域之外。我既来哈佛，恰巧他正在讲授这门课，则听他亲口讲述，以明究竟，自然成为一个无法压抑的欲望。帕氏讲述的内容不断在修正和发展之中，与写成的文本互相照应、互相补足，但并不重复，也很少凿枘。在课堂上，他并不只讲理论，而是引不同社会生活方式所呈现的「事实」与「理论」互相「证实」。(「Verfication」或「verify」是他常用的字）他也分析了屮国社会系统，参考书则包括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才知道费后来在《观察丛书》中刊布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

我在听课过程中，终于掌握到帕森斯理论的思想来源。一方面，我阅览了不少当时学人对他的评介文字，另一方面，我很费劲地读了他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成名专著——《社会行动的结构》。在这一部八百页的巨着中，他把他自己所全力推动的「行动的理论」追溯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一群社会科学家的身上，其中最重要的有英阈马歇尔、意大利的柏勒托、法国的涂尔干和德国的韦伯。但帕森斯对韦伯尤其推重，他可以说是韦伯在美国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无论如何，韦伯学术之所以能传入美国而成为一派显学，帕氏的功绩无人可及。最显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便是帕氏在一九三〇年译成英文而流传天下。

就我听此课的效果而言，我对于他所建构的现代社会的理论，兴趣逐渐转淡，但是通过讲论而接触到韦伯有关历史社会的多方面观察却越来越感到引人入胜，特别是韦伯对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比较和分析。关于这一方面，以后还有机会涉及，姑止于此。

关于帕森斯及其理论，这里还要补充一笔。一九五〇年代中叶是他的鼎盛时期，但进入六〇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他的理论已开始受到质疑与批评。特别是因反越战而马克思派的激进思潮涌现以后，他以美国经验为背景而建构起来的所谓「现代型社会式」，在新一代社会学家和青年学生眼中已成为「落后」甚至「反动」的代表。据近来偶然读到有关论评，似乎帕氏瑰论在他死后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积极评价，但五〇年代的光辉则已一去不复返了。新理论、新观点的兴起和衰落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几乎每隔五、七年便有一批，不足为奇但以我的亲身体验而言，帕森斯是我遇到的最早一例，所以印象最深。

我和帕森斯并无个人问的交往，但有一趣事可以记下来，以博读者一笑一九七三年秋季，我从哈佛请假回到新亚，负责行政事务，以落实当年回母校服务两年的承诺不记得是一九七三年秋季或七四年春季，帕森斯到円本讲学，顺道来香港一游，新亚社会学系同仁当时金耀基兄在内）请他来做一次讲演。他听说新亚校长是哈佛的告假教授，表示愿意一见此事突如其来，我是在十分诧异的情形下接待他的。我们的短暂交谈当然很愉快。我很好奇地问他：是不是香港社会学界特别请他来香港的？他说不是，而是他自己在曰本临时请旅行社代他安排访港的，到了以后才通知了一两位相识的同行我又补问一句：你下飞机后有熟人迎接吗？他笑着说，只有两家服装店代表欢迎我，要为我特制西服。我听了也不禁大笑。

布尔顿的「欧洲近代思想史」

我选布尔顿的欧洲近代思想史，主要是因为读了他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部名书：《观念与人》请擅，此书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是那个时期一部畅销书。在这部书中，他特别提出社会上层有系统的「正式思想」，如西方的「哲学」或中国的「经学」、「子学」'与流行在社会下层的「民间思想」的区别和关系。他指出，向来思想史研究偏重在「正式思想」的范围之内，「民间思想」则未受到同样的重视，也许因为后者寓于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之中，有时甚至和人的行动难以截然分开。但他强调：思想史家(按：他用的是「intellectualhistorian」)的全面任务是把从抽象哲学概念到人的具体行动集合起来，使之构成一「可以理解的整体」。因此就工作的性质而言，他在一端是处理玄思的哲学史家，而在另一端则是一个社会史家，要从人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其思想的轮廓。但他的特殊任务则是将这两端连结起来如果借用王阳明的名词，可以说这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思想史。我对布氏的观察很感兴趣，冈为中阈传统时代已有人注意到上层「正式思想」和下层「民间思想」是互通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明末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的说法。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易」与「春秋」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

这明明是说：六经起源于「世之小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活动，并非圣人凭空创获的。刘氏在此实已把布尔顿所谓「两端」连成/一体。不但刘氏如此，后来章学诚断言「道」必求之于「人伦日用」'以及「学于众人，斯为圣人」（见《文史通义。原道三篇》），则更做了进一层的发挥。甚至戴震也强调：在人的世界中，「人伦日用，凡生生所有事……是谓道。」〔见戴震〈绪言〉〕由此可知上层「正式思想」和下层「民间思想」必须打通这一构想，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早已建立起来了。这是我选听布尔顿思想史一课的主要动机。

布尔顿是历史系的资深名教授，以研究十九世纪欧洲思想为世所重，著作甚多，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已成经典之作。他在全校也是最受尊重的学者之一，所以被选为哈佛「院士会」，第二任主席，从五〇年代一直做到一九六六年返休。「院士会」是哈佛最高的学术团体，这是人尽皆知的。

因此之故，布氏欧洲思想史一课的号召力很大，学生极为拥挤。但是我听他的课很感不易，因为一方面我的背景不足，而另一方面他讲课并非纲举目张，条理分明。相反的，他漫不经意地随口而出，又随时从一个论题跳到另一个论题。我当时以为他年事已高，精力不够所致，但后来读到他三〇年代学生的回忆录，才知道他一向如此，他的讲课以极其随便著称。但他确是言之有物，学生一路听下来，各有所得。不过我之所得主要在他评介当时各种不同的研究取径及其优点和缺点的所在。我之所以获读拉夫觉埃的名著《存有的巨链》，并进一步对「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有所认识，便得自布尔顿的讲课。后来写博士论文时，我才体会到当时旁听布氏的讲论对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无形中发生了不少启示作用。

基尔莫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最后让我说明为什么旁听基尔莫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我到哈佛以前，从来不知道有基尔莫其人。我听此课主要是实践我最初向哈燕社提出的访问计划。我在计划中说，有机会到哈佛访问一年或两年，我希望能多读一些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著述，使我可以认识欧洲是怎样从中古演变成近代的。我相信，这一方面的历史知识将大有助于我将来研究中国文化如何从传统转移到现代的整体历程。到哈佛以后，我查出基尔莫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恰巧他这一年又开了讲演课程，其对象是二、四年级大学本科生和一、二年级研究生，所以我决定一探究竟。

但是此外还有一偶然因素，也促成我旁听此课。我所听其他各课都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而文艺复兴一课却有另一位中国学生正式选修，而且必须参加考试以取得学分。这位中国学生便是王德昭先生，一九二〇年代未毕业于北京大学。到台湾以后，他在师范学院（后改为「大学」〉教西洋史，已取得教授的职位。一九五五年他考取了公费留美，获得两年奖学金，到哈佛来攻读历史硕士学位。由于他专攻欧洲史，又是学长，我感到机会难得，可以随时向他求教，他也很高兴，有我为伴，互相沟通。我清楚记得他说，据他查考的结果，基尔莫和他不但同年，而且也同写过一本关于文艺复兴的专著，又同在大学担任文艺复兴史教授，颇使他起「吾道不孤」之感。

我和王先生的缘分尚不止此。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从哈佛告假回到新亚书院，他恰好已从台北转到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系任高级讲师，不过不再教西洋史，而改授中国近代史，因此我们在香港中人又有过两年同事的机缘。他在中大时期写成了《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九八二年香港中大出版社），是一部很详实的专著。可惜他去世较早，专著出版他已不及见了。

关于基尔莫，卜面将作介绍，这里暂且从略。

二、攻读博士学位

前面已说过，新亚推荐我来哈佛，是为了参加哈佛燕京社访问学人的计划，为期不超过两年，所以我最初根本不曾有过攻读学位的念头。然而一年之后，即从一九五六年秋季起，我竟从访问计划转为正式研究生，攻读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让我对此先作一交代。

大约在一九五〇年，美国成立了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名之曰钟果琉惘知识人援助会，其功能在通过种种方式帮助从搭鲁桃触的知识界人士重获安定的生活，包括移民至其他国家在内。我父亲很早便向援助会登记，申请移居美国，但冈久无响应，已将这件事淡忘了。然而事有凑巧，我到美国不久，父亲竟收到援助会通知，申请已获通过；唯的条件是必须得到在美亲友或机构的书面保证，在生活困难时愿意提供经济支持。由于这一非常意外的变化，父亲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要在一、两年之内回香港，刚好和全家来美错开了，因为他很需要我的助力。所以他写快信给我，让我向哈佛探询，是否可以转入博士研究计划，以延长留美期限，他并且告诉我：他已取得宾四师的首肯。

当时我一方面为父亲高兴，另一方面却又感到难以向哈佛燕京学社启齿。一载考虑之后，我决定先向杨联升教授请示，看看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出乎意料之外，杨先生对我读博士学位相当热心。他告诉我：最初在访问学人的审查会一下，大家对我唯一迟疑的地方是年龄太轻一访问学人一般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间，我当时才二十五岁。因此他鼓励我向哈燕社社长叶理绥直接提出转换研究计划的请求。不但如此，他还教我怎样陈辞，以获得叶氏的同情。我依照他的指示，果然很快便得了哈燕社的同意。事实上，主要关键是杨先生有意收我为他的博士生，否则绝不可能如此顺利。不过我当时对于哈佛大学研究院的运作程序茫无所知，直到多年后我在哈佛任教才理解到这一点。

从访问学人一变而成博上研究生，这是我个人生命史上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很显然地，如果我访问两年后即回新亚，则此下教学和研究必将走上另一条道路。当时钱先生由于尊重我全家重聚的情感，慨然允许我改修学位，但是他内心则仍然盼望我先返新亚。他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给我的信上说得非常坦率：

弟傥能早返，得失之间，亦殊难计量。国内治文史者，日乏其人，必俟有后起英秀，任此重负。学位仅属虚名，弟若早归，幸穆尚未衰颓，相与讲究切磋，积数年之讲贯，甚望弟能建树宏模，不负平昔之所期。在美固可益研新知，然旧籍邃深，亦甚须潜心，时过而学，则事倍功半。至于他年重谋出国，机缘决不乏，故弟之继续在国外深造，或先归益治旧籍，再过数年，重再远游，此事得失，各居其半。尽可安心乘运，不必多所计虑也。(《素书楼余渖》，全集本，页四〇三~四〇四)

钱先生在这封信中明白表示：他愿意在精力未衰之前，将毕生治学心得传授给我。这是他以前从未说过的话，当时读后我内心甚为激动。亲承钱先生的衣钵可以说是人生最难得的际遇，岂能和在美读学位相提并论？必须指出：这不仅关繋着治学途径的抉择，而且更涉及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口，钱先生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上，特别对这一点作了十分动人的描述。他说：

只望明年远游归来，学校事能乘此摆开，多得清开，有英时等数人时时过从，谈论学术，放情山水，弟当自买一车由内人驾驶，家中时时备一两味家常菜，邀英时等三数人聚餐会游，弟之理想专在此处。……若使英时能在弟身旁亲眼看其一日千里之脱辔绝驰，弟之心情盖无愉快过于此者。〔同上，页二〇六?二〇七〕

这是钱先生一九六〇年一月到耶鲁大学访问前所写的信，所以有「明年远游」的话。三年前他要我「早归」，「相与讲究切磋」，这一想法此时竟以纯感性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可惜由于全家来美的关系，我终于不得不改读学位，并且毕业后也不得不先在美国执教，直到一九七三年我才告假回到新亚，履行了当年承诺的义务，但那时钱先生却已定居在台北了。无论如何，失去向晚年的钱先生从事系统问学的机缘，这是我生平最大一憾事。

现在让我对读学位的曲折过程作一简要追忆。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正式成为哈佛历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根据那时系中规定，博士生必须选修四门专科：一门主修科和三门副修科。我的主科是追随杨先生研究中国古史（集中在汉、唐之间），这是早已决定了的。副科三门之屮，我首先选了中国近代史，由费正清和史华慈两人合授。就我当时闻见所及，西方学者研究这一领域大体以西方档案和记载为主要史料，如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一取径恰好可以纠正中国学者的研究偏向。我觉得不应放过这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大好机会。另外两门副科我在原则上已决定选取欧洲史方面。这不仅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也考虑到将来回到新亚的教学要求，不过当时心中除了「文艺复兴」一科之外，另一科则在犹豫之中。好在选科的确定为时尚早，我仍可从容思考。

我第一学年选修的课程充分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态。

赛门的「罗马史」

首先我选修了一门罗马史。这是因为基尔莫本年休假，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这一段历史没有任何课程可选。哈佛本来也没有罗马史的专任教授，恰巧英国牛津大学的赛门来哈佛任访问教授一年，开了这门课。我当时对西方史学界所知有限，根本未闻其名，但在历史系的选课聚会上，费正清教授特别向我推荐，说他是当代罗马史大家，机会难得。我考虑到罗马适可与汉代中国互相对照，以凸显东两大统一帝国之异同所在，当下便接受了费正清的提议。后来我读他的名著《罗马革命》及其他论文，再加上听了一学期的讲授，对他的渊博和深思都有了比较亲切的认识，诚不愧为一代史学大师。三十多年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布朗教授偶有交流的机会。我有一次问他在牛津时曾否从学于赛门？他很兴奋地说：他听过赛氏讲课，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虽然他的专业导师另有其人。（按：其人即ArnaldoMomigliano,1908-1987）也是同领域的大师。布朗是当今最受尊重的罗马史家，开辟了所谓「古代晚期」的研究园地。他获得的学术荣誉无数，包括二〇〇八年的「克鲁格奖」。后来我写《汉代贸易与扩张》，涉及中国与罗马的交通，颇得力于赛氏此课，但这是意外的幸运，非始料所及。

怀特的「历史哲学」

其次，我选了哲学系怀特教授的历史哲学，前面已提到，在上一年十月哈佛燕京学社的宴会上，我已开始对他的历史哲学感到极大的兴趣，现在既取得研究生的身分，便决定正式选修此课「史学的性质与功能」。

事实上，这是怀特经过多年酝酿而开出的新课，选课的学生（包括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多来自历史系，哲学系学生反而是少数。从上世纪五十年初开始，怀特和英国哲学家〔俄裔）艾萨克·柏林志同道合，一直在计划合写一部关于历史哲学的书；这一点在两人通信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我们必须记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英、美分析哲学（包括语言哲学）的壮盛时代，从分析与语言角度讨论史学的性质问题也乘势兴起，柏林和怀特都是这一新潮的先驱者。一九五三年柏林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著名演讲（后来以专书问世），即曾轰传一时。怀特在这一领域的观点与伯林大体相近，他也受到后者的启发，所以合作写书的动机很强。怀特在哈佛开这门新课便是为了完成这一愿望。但稍后他发现：和柏林之间还存着一些基本分歧，不易调和，终于独立出版了《历史知识的基础》那本富有原创性的专著。读者欲知其详，可以参看怀特的自传——《一个哲学家的故事》。

由于怀特自觉是在开辟一个新的人文园地，他在讲堂上时时流露出一种推动新潮流的激情。这激情对不少听讲者发生了感染的力量，好像也在参预其事，我便是其中之一人。这大概相当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的「预流」。其影响所及，使我感到有必要对中西史学之间的异同作较深入的考察，以彰显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色所在。因此在怀特课上，我提出以章学诚与柯灵乌史学思想的比较，作为期中论文的题旨。恰一九五三年倪德卫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章学诚的文史思想》。关于倪氏在哈佛研究章学诚及其与分析哲学的交涉，参看我为他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中译本所写的〈序〉，收在我的《会友集》上册，台北：三民书局，二〇一〇年，页一六八~一七六）怀特知有此英文论文可资参考，所以接受了我的提议。我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便是由这篇期中论文扩大与修订而成。（现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

怀特此课对我此后的学术取向影响相当大；七〇年代初我以章学诚与戴震为中心而展开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便是从这里开端的。不仅此也，即以个人关系而言，我和怀特教授也颇为有缘。我一九八七年移讲普林斯顿大学，发现他已在一九七〇年从哈佛转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因此我有机会多次和他聚餐和谈论。我们聚谈常有普大汉学友人如裴德生、艾尔曼等参加，甚为欢畅。记得怀特有一次笑着对我们说：他完全不懂中文，却想不到由于我听过他的课，竟结交了许多汉学家朋友，而且对于中阈文化和思想也越来越感兴趣了。怀特先生生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卒于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円，以中阈算法，他足足活了一百年在现代美国哲学史上，他的成就无论就哲学的分析或实验主义的推陈出新而言，都具有高度的突破性他之所以实过于名，诚如罗特所感慨的，是由于受到哲学界的忽视。这是有欠公平的。

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

我选的第三门课是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史，由政治学系名家佛烈德里治讲授。佛氏原籍德国，对政治哲学和制度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著作多不胜举。当时他对极权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的差异，分辨得最为到家，影响极大。我之所以选此课，主要是因为我在香港时期已开始探讨民主与极权的分野，并写了一些相关的文字。但那时我深感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缺乏系统性的认识，因为没有受过严格训练，而新亚书院也未设政治学系。当时我遇到困难时，除了请先父指点之外，别无可以请教的人，现在竟有佛氏这样的大名家，可以供我选择，自然不肯放过天赐良机。佛氏此课包括讲授、讨论班、读原始经典、写期中论文等等，正合乎我培养基本功的需要。佛氏在每周一次的讨论班中不但要求学生将他的讲词和经典文本结合起来讨论，而且鼓励外国学生将西方的政治观念和他们自己本土的思想试作比较。（班上有印度、日本、中国、中东等地的留学生。）我便曾被他指定对中国儒家、道家略作介绍。此课对我当然是一种很有益的训练，但我也同时感到自己的背景知识远远不足。我既不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又在西方古史和经典常识等方面和美国研究生相差很多。所以从头到尾，我都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过我在此课中也得到一个有趣的经验，至今不忘。佛氏要求学生写一篇期中论文，以代替期中考试，但说明这只是择一题旨陈述己见的报告，并非研究性论文，因此不必详引经典文本并加脚注。我当时正在读柏拉图的《共和国》，发生了一个疑问：这一关于政治社会秩序的理想究竟是柏拉图独自创造出来的呢？还是前有所承，早已潜存在希腊传统之中呢？我查了几种有关《共和国》的流行论著，但都找不到清楚的解答。在思考过程中，我忽生一念，何不用中国考证学中探源溯流的方法在希腊相关经典文本中试加追寻一番呢？因此在《共和国》以外，我又遍检了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并且参考了修昔底德的史着《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战争》。最后我写成了一篇五、六页的短文，报告探索所得，发现《共和国》的构想确有源头可寻。由于佛氏交代学生不必注释，我在文中仅引述经典文本，未详列篇章与页数。想不到一星期之后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亲笔短信，要我将论文中所引经典文本注明篇章，供他参考。这实在出我意外，但我也很高兴他居然肯定我的考证有可取之处，对于他这样的专家尚不无参考价值。事隔六十年，我的记忆仍大致清楚，可见当时感受之深，可惜他的手书和我的原稿已在一再搬迁中遗失无踪了。

费正清的「专题研究课」

上述三门课和我的学位计划完全不相干。我的选择大致基于两重考虑：第一是当时决定读完学位便回新亚任教，因此觉得应该把握住现有的机会，对西方历史与文化的背景取得直接的认识，多多益善；第二是所选课程和我在香港几年来研读与写作的领域比较接近，因此兴趣相当浓厚。但是这三门课都是我在一九五六年秋季同时攻读的。上面已提及，我的原有根基甚为薄弱，其中任何一门都让我感到吃力，何况同时修二门？同时我又拘泥于历史系所颁发的修课指南，说博上生每学期可选二门演讲课，另加一门「专题研究课二写出一篇具有原创性的论文。研讨课我当然不敢涉及西方文史的领域，所以选了费正清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此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生约六至七人）共同研读《筹办夷务始末》屮若干特选的篇章，并尽量参考相关的西方文献。但这一部分仅限于最初三至四星期，作为全课的预备阶段；研究生则在此期间选定论文题目，开始进行个别的研究。第二部分接着第一阶段而来，由研究生每周轮流报告研究所得，然后再经教授和其他同班者提出质询和讨论。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沔方的「中国研究」的行列，因此特别在此记下一笔。(按：当时美国学术界一般以「汉学Sinology」指有关「近代以前中国pre-mordernChina」的学问；自十九世纪中期以「则通称「中国研究」〕

我在这门课上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晚清经世思想的脉络对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的《校邠庐抗议》和《显志堂稿》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和观察。当时此课的助教是刘广京(一九二一?二〇〇六）先生，精治中国近代史和美国经济史，最为费氏所倚重。他和费氏互相商讨之后，对论文的内涵一致认可。但费氏在文未却另写了一句评语，使我颇为窘迫。他的原文是：「Yourpronunciationsareallwrong！」（你的汉字罗马拼音完全错了。〉原来当时西方对于汉字译音一律采用Wade-Giles系统，而我则根本不知道其存在，以致文中汉名我都根据自己的读音〈不正确也不统一随意拼出，终成一大笑话。后来得到刘广京先生的指点我才开始从汉英大辞典中学习拼音系统。我于「中国研究」或「汉学」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由此可见。

从上面的记述，第一学期可以说是我最为紧张的一段时间。这主要是由于我将历史系的指南做了百分之白的字面理解，而没有事先多向有经验的学长请教，甚至也没问问指导教授。事实上，研究生第一学年不修「研讨课」是很平常的事，而三门讲演课中也可以用不需考试的「阅读课」取代其一；如此始可得从容不迫的乐趣。

「日文专修」

但是我的博士计划在第二学年（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做了一次基本调整，其中最主要的变动是用日文专修代替了一门欧洲史。所以最后定案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和日本语文。这一计划同时获得历史系和远东语文系的接受；以下两三年我的研读和写作便集中在这一范围之内。

我之所以有此变动，主要是受了杨先生的影响。第一年下学期我选修了他的「中国制度史」一课；这是他教学和研究重点所在，所以他的第一部论文集便是《中国制度史研究集》。他讲授此课，用自编《中国史纲领》为教本，其中不但包括了分门别类的题旨，而且在每一门类中都列举了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始史料和现代论著。原始史料是我素所熟悉的，但现代论著却是我的空白点，前面回忆向杨先生请教关于东汉士族一文时，已经提到。现在正式修课，我才有系统而且较全面地吸收西方和日本的汉学成绩。杨先生在《纲领》中当然无法多举汉学论著，但在讲论时则择其佳者加以评介，并特别重视最新的创获。一学期下来，我发现日本关于中国史各方面的研究不仅深入而且数量之多远出想象之外。我感到日文阅读或许是我的专业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为此我曾特意请示杨先生，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他说：我最好少修一门欧洲史，代之以日文，因为远东语文系的日文是一门所谓「高强度课」，由系主任赖世和（一九六一~一九六六任美国驻日大使）亲授，每星期五堂，非全力以赴不可。我改学日文的事便这样决定了下来。当年〈一九五七）严耕望先生恰好是哈燕社的访问学人，他遍检汉和图书馆藏书之后，发现其中有无数日文书刊是研究唐史所必须参阅的。他听我说远东系设有日文课程，便毫不迟疑地和我一齐选读了赖世和的课，不过他不需考试，比我轻松多了。

大约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我作为博士研究生所选修的课程，包括「讲演课」和「研讨课」，已满足了学校的要求。紧接着而来的便是和三门专科的导师分别商讨，怎样准备博士口试，这是整个博士计划的最大关门。这一准备基本上是通过「阅读课」方式与导师定时沟通，每周或每两周聚会一次。研究生从聚会中逐渐建力：起自己的问题重心和阅读范围。

我的三位导师是杨先生、费正清和基尔莫。不巧的是杨先生——我的主修科导师——适在一九五八年尾发生了严重的精神焦虑症，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治疗和休养，所以「阅读课」只能从两门副修科开始。中国近代史一科进行得很顺利，可以不谈，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我基础最薄弱的一科，这里应该略作记述。

追随基尔莫读「文艺复兴」

让我先从导师基尔莫说起。他是美国中年一辈中最杰出的欧洲早期近代史家之一。一九五二年他应哈佛近代史权威兰格之邀，为著名的《近代欧洲的兴起》丛书系列写了一部《人文主义的世界》，其实便是文艺复兴最重要阶段的历史。他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视，是因为他早已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前面提到，我在第一年访问哈佛时，已和王德昭先生听过他的讲演课。但是我当时只是旁听，并未读毕指定参考书，所得不过是一个大概而已。等我第二年转为博士生以后，他先是休假，接着又担任了历史系系主任之职（一九五七~一九六二），没有再开过上述的讲演课了。但我在第三学年也修过一门文艺复兴史的讲演课，主讲人是访问教授纪柏特。纪氏原籍意大利，四十年代移民美国，当时在宾州布尔冒学院任教。但他不仅是最有贡献的文艺复兴专家之一，而且也被公认为具有通识的史学大家。〖所以一九六二年他被聘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常任历史教授。〕我听到历史系研究生对他的介绍后，便决定选修此课。纪氏的讲论和指定读物确实引起了我的深厚兴趣，因此一九五九年应《新亚书院学术年刊》之约，我写了〈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一篇长文，其中便引用了纪氏的一些学报论文。（此文后稍加订正，收入《历史与思想》中。〕这是我修纪氏一课所留下的一点纪念。我到普林斯顿之后，他早已在一九七五年退休，且年过八旬，我没有机缘和他重晤，不过我还是读到了他的一部晚年著作，颇为得益。

从以上的记述可知，在一九五九年春季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科的「阅读课」之前，我和基尔莫之间从来没有过个人交往。我听过他的课，也读过他的《人文主义的世界》，对他当然不陌生，但他对我则一无所知。他接受我为研究生（即允许我参加他的「阅读课」〕，主要是因为我巳修过纪柏特的课，且仅仅作为副修科之一。所以他虽明知我的背景知识有限，仍从宽处理。但那时他的系务甚忙，研究生又有八、九人之多，因此每二周聚会二小时左右，讨论各人「阅读」中出现的问题。他本人不作长篇大论，往往只就讨论中的难题，稍加评断。我仍然没有多少机会和他直接沟通。一学期中我和他单独谈话不超过两次，每次不过二十分钟，主要是报告我的「阅读」情况，并听取他的指示。所以在我预备博士门试的期间，对于基尔莫这一科最没有把握。但是在准备过程中，我确实得到了学问上的进益，虽然与考试并无直接关系。至今我还记得两件事：第第一、一九五八年心理学家艾理克逊出版了一部关于马丁路德青年时代的专著，从心理分析角度研究他的「生命史」，对于宗教改革的起源提出了极为新颖的观察。我便是在「阅读」班从其他研究生的讨论中得知此书及其在史学上的原创性，对我后来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很有启发作用。第二、基尔莫研究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斯极为深入，是公认的权威学人。他有一篇名文，探讨伊氏如何通过「博学」化。）以重建基督教的「信仰」，我读后大为激动，因为这和清代学者有关「训诂」与「义理」的论辩如出一辙，为我打开了中、西思想史互相比观的大门。

总之，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门副修科，我当年确实很认真地学习过，而且也受益不少，但我在博士口试中却表现得不尽人意。我平时最用心准备的领域，基尔莫完全没有触及，而他提出的有些具体问题我只能说个大概，无法尽其底蕴。口试虽然通过了，我却不免有一点失落感。

博士论文

最后，让我简单交代一下我的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一九五九年我为钱先生祝寿而撰写的〈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文长十万言。与以前论东汉士族一文不同，我收集并参考了无数相关的现代论著，包括中、日、英、法各国作者在内。初稿写成后，我曾请杨先生审阅一遍，有所指正。他大体上很赞成我的论旨，并同意我将来以此文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按：杨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记》中也有「此文一郎分又作文」的记载。所谓「论文」即指博士论文而言，）但后来正式构思论文时，我的想法改变了。首先是我觉得用英文重新建构已刊的中文专论，缺少新鲜感和思想上的刺激；我宁愿多费些功夫，另起炉灶。其次，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因受到布尔顿等人讨论「正式思想」与「民间思想」的影响，很想从这一角度作一次新尝试。所谓「正式思想」是指文化精英（如古希腊哲学家和中国先秦诸子）发展出来的系统性学术或理论；所谓「民间思想」则指一般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意识。研究「民间思想」的最大困难在于史料缺乏而且散在各处。恰好一九六〇年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出版了，其中包涵丫不少束汉晚期的民间思想。（断代问题已有专家多人考证了出来）。而且在这一段时期，大陆和日本学者也发表了不少有关《太平经》的研究论文。因此我想以《太平经》为线索，结合其他相关数据，建构出东汉「民间思想」的轮廓，再进而探究它和当时「正式思想」的交涉。我的原始构想是选出一些文化精英和-般人民都关注的共同观念，然后在传世经典和民间记载两大类的文献中详加捜寻，以期发现其间的互动与异同。「生」与「死」显然便属于这一类的共同观念。我最初提出「生」与「死」只是作为第一章的论题，接下去还有别的共同观念，可以继续分章析论。我把这一新构想向杨先生陈述之后，他承认这不失为一个推陈出新的设计，但要我先将第一章写出来，作为一种尝试，如果不成功则别作计较。不料这「生」与「死」的一对观念竟复杂万分，牵涉方面之广完全出于意想之外。写到一半左右，杨先生检阅了初稿，叫我即以第一章扩大为论文整体，不必再延伸至其他观念。这样一来，《东汉生死观》便正式成为我的博士论文了。我作此说明是为了澄清一个误解，认为我的论文是关于《太平经》的研究。

我的论文导师是杨先生，但此外还有两位审读人，即费正清和史华慈教授，杨先生对论文的内内外外都很清楚，自不在话下。费、史两位教授通读一遍，也无异辞。一九六二年一月初，他们三人开审查会之后，费正清以博上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宣称论文不需作任何重大修改，于是我的学位计划便完成了。

但是这里我还要特别一提史华慈先生对论文的关切。他在论文通过以后，给我写了雨页的评语，指出其中的确有可商榷的地方，也有可称赏的地方。可商榷的主要是我将中国概念转化为西方名词时，涵义往往不甚妥贴，易起误解，如中文的「出世」与「入世」和西方的「otherworldly」与「worldly」之类。这些可商之处后来我在重写为学报论文的过程中都一一改正了。他称赏的是文中关于「形」与「神」、「魂」与「魄」等观念的深入讨论，显示出中国在佛教未传入之前早巳有身体和灵魂二分的思想。他说我的论据已「断然证明李约瑟〔的看法〕是错误的。」史先生关于屮国近现代史的著作甚多，但他真正的兴趣与贡献却在中国思想史，晚年所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可证。所以他对我的论文阅读一遍，便能很快抓住其得失所在。（有趣的是：李约瑟在讨论我一九六四年发表的LifeandImmortalityintheMindofHanChina一文时却坚持他的旧说，认为中国本土思想中只有「此世」（thisworld）而无「彼世」（otherworld），当然也不可能有灵魂与身体的二分。见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Vol.5,book2,p.98,noteC,1974。关于这一问题，后来我又写了〈魂兮归来！〉一文，详论佛教传来以前中国人关于死后世界的认识及其变迁。见OSoulComeBack!AStudyintheChangingConceptionsofthesoulandAfterlifeinPre.BuddhistChina.>。以上两篇文章现已收在Ying-shih Yu, ChineseHistory and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vol.1

来源于：海外汉学研究 日期： 201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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