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24

《师门五年记》

我第一次读《师门五年记》是杨天宏教授推荐的，他说该书反映了胡适和罗尔纲师生情深，可做当下师徒关系之楷模。该书6万余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我读完之后，几度流下了热泪。往后各年，我都把这本书介绍给学生，我也时常翻阅，每次都不免泪痕阑珊。我为有这样的良师如春阳般对学生呵护爱惜、谆谆教导而敬佩，亦为有这样诚恳笃实的学生虚心求教，不加掩饰剖析自己过错的坦荡胸怀而感动。诚如罗尔纲自己所说：“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

师生情深

罗尔纲

这本充满着浓烈感情的“小书”，罗尔纲先生12岁的女儿文起“迷迷的看下去”，而且声言“看得懂，真有趣”；罗尔纲先生的朋友一个个传观，都很受感动，甚至“流出感激的泪来”；严耕望先生评价该书“读之令人神往，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而胡适先生更赞誉该书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还要光荣”，每年寿辰之时，他将该书作为礼物送给来祝寿的朋友。我以为在这漫漫的人生途路中，遇到如此好书，将是陪伴我们终生的朋友。

这是一本满满都是爱的“小书”，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就没有温馨的世界。胡适将一个良师的德行阐释到了极致，他给了罗尔纲无限的爱。罗尔纲初毕业，胡适邀请他到其家整理父亲的遗书并兼做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解决了罗的后顾之忧，这“使我得置身在一位当代大师的家庭，终日亲炙师教……真是说不尽的欢喜”。在其家，胡多方爱惜这位狷介的学生，把他当做“子侄一样看待”。罗尔纲体弱，胡让他学习张元济要有“生命的自信”，积极健康生活；宴请名流时，胡时时不忘夸奖罗，“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当他从广西返回北京时，胡适两次到车站迎接，但由于火车晚点，未得如愿，但“临睡还打电话到车站去问通车的消息”；胡顶着别人认为罗不是一个金石学家的压力，为他谋得北大考古室的工作，并解释“专家们只要找他们所需要的材料，而不肯从头整理到底，只有一个虽然不是专家但可以训练成为专家的人才可以胜任”；为了让罗尔纲在学界站稳脚跟，胡适替他辞谢了清华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的教习位置（蒋廷黻讲授，由于要出任驻苏大使，故聘请罗），罗为此不能释怀，两个月不到胡家去，胡便写信解释，“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我现在为你着想，还是留北大好，两处都不要去。你到别个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胡的解释情真意切，他完全理解他的学生，罗尔纲敏感、拙于言词、性格刚直狷介，加之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未有完整的统系，为避免误己误人，他做出了周全的决定。听完老师推心置腹的话，罗顿时“一腔热泪，涌上眉睫，他不以我的愚顽而遗弃我，仍然一样的为我的前途打算”。

言传身教

这又是一本叫人“不苟且”、踏实为学的“小书”。罗尔纲以自己在师家的亲身体会，以真诚的语句告诉我们他如何领略老师的治学门径？如何轻率为文而遭老师的严责？如何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练就自己的为学之路？

胡适

胡适一向主张史学研究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他的《蒲松龄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红楼梦考证》和《神会和尚传》都是考证方面的典范之作。他不仅考证史实，还将考证的方法传示学人，正所谓“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他多次告诫罗尔纲要“懂得怀疑”，要“疑而后信”，“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受胡适先生的影响，罗尔纲后来所做的《水浒传与天地会》《上太平军书的黄婉考》《洪大泉考》《<贼情汇纂>订误》《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等都是他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考证的佳作。

做学问要有“不苟且”的精神，这是胡适给我们指明的治学态度。他在1931年写给罗尔纲的信中说：“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大体上，“不苟且”即坚持不懈，独立思考，有追求，有担当，有长远目标，久久为功，也即胡适所说的“一点一滴积累，满仓满屋收获”。罗尔纲在撰写《上太平军书的黄婉考》一文时，他考证“黄婉”即“王韬”，当他第一次将初稿呈给胡适时，“适之师看了，说证据不够，叫我慢慢的补充证据，不要赶着发表”。当二稿呈给胡适时，他说“已经比初稿站得住了”，并且帮助罗访寻一些未曾引用的著作，甚至给顾廷龙写信，代查王韬的有关事迹。在收齐各种资料后，三稿成形，胡适才认为“证据充足，结论站得住”，并把文章推荐到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上发表。“从此以后，我知道要做一篇证据充足，结论站得住的学术文章，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适之师常常叫我做文章一改，再改，三改，方才少免错误。”罗尔纲说道。

胡适

在该书中，胡适又进一步提出用科学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史学，他提倡“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若没有相当的证据，轻易仓促的结论都是要不得的。罗尔纲为了养家糊口，赚取稿费，部分文章未经胡适之手而发表，这些“为生活而出卖”的文章如《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引起了胡适的严厉批评。他指出“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名利之求，何代无之？”“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而且这种太笼统的题目，是初学者之大忌，是将历史简单化的粗暴做法，极不可取，因为“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进而，他认为只有拥有充分翔实的材料，才能知人论事，达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持论公平。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出版后，好评如潮。《大公报》称誉其为“具备时、地、人的条件的好著作”，《书人杂志》评其为“中国最新十部佳著之一”，《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也赞誉该书“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然而，胡适却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这部著作“专表扬太平天国”，而对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只字不提。他告诫罗“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论人论事，要“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做学问就是做人

胡适

在胡适看来，做学问就是做人，“不苟且”和诚实忠厚既是做好学问的基础，也是做好人的要义。胡适着意培养罗尔纲，是看中了他高尚的人格和狷介的行为，“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罗尔纲赢得了胡适的爱，也是因着他的虚心、笃实和肯接受教训，他对老师的批评，无论是口头、书面，都记录下来，不仅不见怪，反而真诚的坦露于世人，令人无比感动他的肯说实话。

罗尔纲爱戴胡适，亦因老师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胡适给罗尔纲的信，总是称其为“我的朋友”“尔纲兄”或“罗尔纲先生”，而且结尾多有自谦之语，如“门外汉”“幸勿见怪”“子归而求之，有余师”等,其胸襟可见一斑。

胡适把培养学生看作是人间最好的“利息”，他常说“利息在人间”。他的学生满天下，大都是利国利民之人，诸如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杨连陞、沈从文、陈之藩和周汝昌等，这些都是胡适留给我们最好的“利息”。他们与胡适之间许许多多的往事堪称学林佳话，成为后世师生亲睦之典范。陈之藩作诗云：“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胡是陈的春风，当年胡借给他400元路费前往美国留学，最后终成物理学大家。

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也是留在人间最好的“利息”吧！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