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雄涛 社会学吧 2016-11-03

瞿同祖先生出身世家，幼承庭训，尔后游走中西数十年，涉猎社会、历史、法律等诸多领域，成为一代大家。在学科分化的20世纪，瞿氏的经历，虽非特例，亦属少见。

瞿同祖九十岁时全家福

初入社会学

1930年，瞿同祖先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从此，瞿氏在吴文藻、杨开道诸先生的引领下，进入初兴的社会学领域。彼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群贤云集，瞿氏也兼收并蓄。从“社会学”到“人类学”，乃至“西洋社会思想史”、“社会工作”等，瞿氏接受了系统的社会学课程。

高瞻远瞩的吴文藻先生，怀着“社会学中国化”的宏愿，为弟子们量身定制留学计划。初入学时的瞿同祖，专业方向未定，随后逐渐“对历史发生兴趣，遂副修历史”。洪煨莲先生的“史学方法”、邓之诚先生的“秦汉史”、张尔田先生的“史微”，都在所选之列。吴文藻先生见瞿氏颇具古文功底，也有中国历史的根基，便决定培养他专攻社会史。当美籍经济社会史学家魏特夫来华访问时，吴文藻遂积极向其推荐瞿氏。

瞿同祖先生为何步入社会学系，不得而知。不过，早在1928年，瞿宣颖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兼课，同为湘籍的杨开道教授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瞿同祖在1932年结婚以前，都依瞿宣颖而居，其与杨开道教授，在大学之前或有过从。在燕京大学期间，瞿氏自谓影响最深者，即是“吴文藻和杨开道”两位先生，后者也是其硕士论文导师。

由社会而历史

瞿同祖先生以历史为业，则其来有自。民国之后，新学勃兴。瞿协揆却依旧以《论语》为嫡孙开蒙。宣治公故去之后，叔父瞿宣颖迎祖母傅太夫人回京奉养，瞿同祖随行。在中学课外，瞿宣颖为侄儿讲读《汉赋》，拓展国文能力。瞿宣颖精熟掌故，在社会史领域造诣尤深，著有《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1928)》、《中国社会史料丛钞》(1935年)以及《汪辉祖传述》(1937年)等等。

事实上，瞿宣颖在《丛钞》出版之前，相关篇什就在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上发表过，此事发生在1934年至1935年。如此看来，瞿同祖与陶希圣的交往并非无因。吴文藻先生1935年主持社会学系之时，请陶希圣来开“中国社会史”课程，瞿同祖“常去拜访他，谈论古代社会组织，并请他为《中国封建社会》作序”。陶希圣虽然以社会史扬名，但其毕业于北大法科，也曾教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并有《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中国法制之社会史考察》行世，堪为法律史学界典型的“失踪者”。

在1934年至1936年期间，瞿同祖与两位社会史大家——瞿宣颖和陶希圣互动频繁，难免耳濡目染。也正是在此期间，吴文藻先生为瞿同祖选择了社会史方向。可以说，瞿氏由社会而历史，吴文藻先生不过是顺势而为。

从社会史到法律史

瞿同祖先生步入法律史，必然中亦有偶然。燕京大学当时并无“法制史”课程，所以瞿氏自称“上乏师承”。不过，瞿氏读过享利·梅因的《古代法》及《早期的法律和习俗》。此外，又研习过保罗·威诺格拉道夫的《历史法学大纲》。从此，瞿氏“对法律史的兴趣更为浓厚，颇有效颦之志”。

真正踏入法律史，缘于瞿氏在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夏，瞿氏到达昆明，由社会、政经、法律三系合聘为讲师，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三系合聘”，在云大，为权宜之计;于瞿氏，则不无生计的考量。正是在此情形之下，瞿同祖先生为“中国法制史”课程撰写讲义。

不过，未接受法科训练，恰是瞿同祖的优势，使其社会学素养得以自然呈现。早在燕京大学之时，瞿氏便“决心以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而“中国法制史”讲义的撰写，恰是此种良机。瞿氏在接触社会人类学之后，认为“法律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亦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其特殊的功能”。因此，瞿氏的写作，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由史料发端，而是先有方法论。无论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标题，还是由家族、婚姻，进而阶级、宗教的框架，无不体现鲜明的社会人类学色彩，与程树德、陈顾远、杨鸿烈等人的同类作品差异显著。

瞿氏社会学方法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的运用，还只是牛刀小试。各章的论题，与其说是提炼于研究对象本身，还不如说是源自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史。“家族和阶级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之论，应当成型于研究之前。从史料上看，虽有《刑案汇览》和少量笔记，但正史、诸子典籍和历代律法仍是主流，“社会史”韵味略显不足。当然，此乃后学“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旁观之言。在1940年代的中国，瞿氏无疑是开风气之先者。

法律史的社会学研究

瞿同祖先生有著作四部，但自己满意的只有两种。《中国封建社会》初版于1937年，是瞿氏的硕士论文，自谓“最不成熟”，甚至谢绝译介成英文。《汉代社会结构》为瞿氏1945年至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成果，自己也“评价一般”。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是瞿氏进行社会史研究的早期作品的话，《汉代社会结构》则属于西方学术链条底端的非自主作业。

《清代地方政府》成书于1955年至1962年间，是瞿氏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外，最为自得的著述。瞿氏在哥大期间，虽然在学术工作上并不如意，却在社会学修养上精进不少。斯时，哥大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课程丰富，瞿氏不仅选修了麦其弗的“社会变迁因素”、默顿的“社会结构与理论”，还修习了克罗伯的“人类学”和艾贝尔的“欧洲社会学”等。较之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时，瞿氏此刻的社会人类学功底，已不可同日而语。

瞿氏的《清代地方政府》，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将参与治理过程的群体都纳入到“政府”的范畴，具有地道的社会学意味。全书先探讨州县衙门的结构，后深入地方政府的功能，事实与理论天衣无缝。从取材上看，该书九成以上史料源自清代官箴、笔记和方志，兼及少量政书、律令等正史文献，社会史料已成为绝对主流。在理论上，“一人政府”的提出以及官绅关系的探讨，都深邃而卓越。无论从方法、史料还是理论的角度，瞿氏在《清代地方政府》上的社会学研究，都已臻化境。

值得玩味的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远超《清代地方政府》。这其中，既有“中国”对“清代”的宏观优势，又有后学对前辈的浅层盲从。或许，还有原著与译文的阅读差异。但不论如何，瞿同祖先生超越过度细化的学科分野，横跨社会、历史与法律三脉，是现代学术史上令人仰望的高峰。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