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滨下武志,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日本汉学界第一位被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同时聘任的教授。2006年被龙谷大学聘为教授;同年,受聘中山大学历史系全职教授。2007年11月至2015年6月担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滨下教授著述宏富,主要有《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2017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午后的阳光透过树隙,在地上投下疏浅的澄金色碎影。在古树的荫庇下,国际关系学院古朴的红楼安静而和煦地伫立着,一如滨下老师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满头白发的老先生,如同从漫长岁月里中缓步走来的智者,深沉睿智,温和从容。
他的办公处极其简洁,旁侧巨大书柜上却是里里外外地堆满了书。被问及自己平日里除了研究以外的爱好时,他不假思索道:“去书店、图书馆。”再追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它时,他微蹙着眉静静地思考片刻后,依然斩钉截铁:“还是看书。”
“图书馆里最舒服”
在这个动手输入网址、敲敲键盘就能轻松获得海量数据与资料的信息时代,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档案、古籍、文献原件等未免被束之高阁,除了相关领域专业研究的师生,鲜有人翻阅。
提起每次进入图书馆的感受,老先生目光幽远,仿佛陷入了回忆——总是“进入资料的大海,不能回来”。数据库固然方便,但“毕竟不是原件,不能从中得知原作者的想法”——抚摸着手边的书,他缓缓道:“所以还是要回归。图书馆尽管有了资料库,也要保留原件,我很佩服图书馆老师的工作,”像是顷刻前又进入了一次图书馆一般,他眉宇皆舒展开来,带着享受与欣喜,“对我来说,在图书馆最舒服。”
作为经济史的研究者,每天翻阅的不只是资料档案本身,还有字里行间作者透露出的心绪。谈及最近在看的一本自传,他说到,研究历史资料有时也与读自传有着极其相似之处,都需要从细节出发,挖掘隐藏于其中的动机或目的。“过去是对制度的研究,现在是以人为主体,”他谈起近年来研究角度的转变,“像最近研究的海关资料,其中他们的书信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从书信里提及自身的只言片语里能研读到一些东西。像我们从前研究侨批时也是这样。”
滨下老师的学生,在文章里写道:“他的办公室永远堆满了书刊,以至于每次去见他时根本没地方坐,只能站在书堆里和他说话。”岁月流转,无论是众多下课后走在逸仙路上的青衫少年,还是老先生这样的泰斗级学者,都对图书馆、对读书怀有极其深切的情感,这大概就是“书香十里康乐园”的基因所在。
“一直在和我的学生一起百米赛跑”
将做研究列为头等大事,与此同时也培养了许多年轻学者,对于师生界限,老先生却没有十分清晰的划分。他打了个比方:“像整天去运动,跑100米,所有的力量都放在这个100米,不能干其它的东西。我自己生活也是这样的感觉,一直在用100米的运动精力来看资料。所以,虽然有很多优秀学者作学生,我没有明显的师徒关系感,而是一种一直在和他们一起跑100米的感觉。也许我是他们学术请教的对象,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方向。”
相对于别人称自己为教育家,他更愿意称自己为一个学者、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无论是竭尽所能地倾心准备一场与普通民众间的交流讲座,还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倾囊相授,他总是在学习——普通民众不是专业学者,会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学生在交流中也会与自己发生学术思维上的碰撞——生活点滴总能引发他的思考,他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努力超越昨天的自己。
温和,是他给出的对中大学子印象的关键词。中大为学生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大的学生很幸福”,他笑着说。固然,竞争能带来更灵活的思维,能让学者们在压力下短时间内拿出成果,但就长期研究而言,“没有什么留下来的。相比较下,一定是这种温和的条件更好。现在一些大学强调‘教育需要压力’,但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竞争本身不是目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很远的过程。”古人有言“上善若水”,在老先生看来,宁静致远、细水长流,不失为青年人修身和治学的佳境。
“学术研究要有区域性视野”
滨下老师在大学时期便选择了中文作为自己的第二外语,但在韩国延世大学进行学术研究的9年中却从不去刻意学习韩文。“在我个人的理解中,韩文大多是从中文变化而来的,我没有真正去学,都是在生活中学习,”他说着模仿了几个中韩文词语的发音,让我们感受着两者的区别,“而日语某种程度上与闽南话很相似——中国文化慢慢溢到周边,周边维持这个文化,到周边就能感受到这些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在东亚区域的历史作用。不用按国家明显地割裂开来,学术研究要有区域性视野,区域性的学术交流很重要。”
老先生足迹遍布世界,距离1980年首访广州,已将近四十年。谈及来到广州的原因时,他说道,“不是我选择了广州,是广州吸引了我,广州对外来人的吸引力,是世界上少有几个地区能够做到的。”1905年时即有梁启超“世界的广州”的说法,自己便对从世界看广州的观点很感兴趣。广州面朝外界,中大身处广州,拥有的空间上的地位,学术上的地位,与外界生活文化上的联结,都是无可比拟的。说到这里,他还亲切地特意补充道:“广州好吃的东西很多。”
顺应粤港澳区域发展趋势,由中大率先倡议并与多所高校共同发起粤港澳高校联盟,融合与碰撞带来的一定是新的学术交流与创造。老先生对此充满着期望:“我很期待它对于营造综合性学术研究环境带来的帮助,也希望能一起参与一些学术交流活动。”
“年轻一代要致力于塑造多学科环境”
说起现在的学术研究,他屡屡提到“融合与交流”——人文社科与理科工具的结合十分重要。说到兴起时,他起身拿出了中科院编写的《数据观测集》,将里面的图表一页页地翻予我们看。即使是研究人文社科类的海关资料,依然需要用到GIS进行大数据统计。“希望学生一段时间集中学习这个方法,以及有关这个方法的目的,学会如何运用于未来研究学习。”
对于多学科融合发展,他从另一个角度说道:“在我参加的有些学术讨论会上,一味简单直接地追求‘多学科交叉’并不能得出创新性和突破性的共识。如何制造学科间真正讨论的机会,是一个努力方向。”听闻记者是医学专业的学生时,他兴致勃勃地提到《海关医疗报告》:“广州与北方,盆地与外国,不同地方情况不同,19世纪医疗也不发达。你的专业是医学,可以看看19世纪的医学历史背景。对海关的研究,虽然医疗报告是理科,不属于经济史,但对研究也同样重要。”这位博闻强识、醉心研究又亲切和蔼的老先生,眼神里满是对年轻学子的关怀和期望。
最后,滨下老师还反复嘱托:“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年轻时代的你们最重要,以后要塑造一个多学科的学术环境。”谈到研究领域,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眼中迸发洋溢的热情与神采令人动容,这也许就是他能被称为世界级学术大师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吧。
整个采访过程中,滨下老师都像一杯温和的浓茶。独特的学者魅力,像是经过千回百转的岁月沉淀才散发出的深厚茶香。这位老学者,带着茶道“和敬清寂”的风度,用不缓不急的语调,向我们分享他的经历、感慨与期望。对于我们的叨扰,反倒表示自己新增了许多思考。他用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嘱咐我们:“关注自身学习发展同时,强调国际视野。现今有很多竞争性的排列,但这些都是一种临时的标准。有人快有人慢,学习环境具有多样性,得按照自己的时间空间安排来做,从内心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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