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维：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川大与“川大特色”

 

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

川大与“川大特色”

——2021年9月29日在“四川大学建校125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的发言

王邦维

    尊敬的李言荣校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们、同学们，上午好！

 

首先感谢母校川大的邀请，回到川大参加校庆的活动，还要我在这样的大会上发言，我真是一方面受宠若惊，另一方面又惶恐不已。我最初接到邀请时，以为讲几句祝贺的话就行了，但三天前，才知道是要我谈谈与学科建设相关的话题。匆匆忙忙，我想了一下，拟了上面这个题目，讲三点，第一点是我作为校友想说的话，后面两点讲学科建设。

 

第一点，感恩时代！感恩川大！

 

我是川大历史系77级的学生，1978年2月入学，1979年9月离开川大，到北京念研究生。实打实算，我在川大只学习和生活了一年半。我没拿到毕业证，但我在历史系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没有嫌弃我。多少年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他们领取毕业证的时候，还让学校专门给我发了一个肄业证。这个肄业证不简单，很珍贵。川大发出的毕业证，至今已经有好多好多，几万甚至十几万份了吧，但发出的肄业证我想不多。物以稀为贵。我很看重这个肄业证，把它跟我所有的学位证书，其他的毕业证放在一起，珍藏至今。就是这个，我今天带来了，请大家看看。它代表了我跟川大的缘分和川大对我的厚爱。

回想我在川大念书的那个年代，生活条件和现在比，并不好。我住的寝室，最多时有12个人。食堂没有坐着吃饭的地方，取了饭，端出来，回寝室吃或者就在路边吃。学习很紧张，辛苦，但是快乐，甚至可以说幸福。那真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时代，一个满怀希望的时代，我们不崇拜金钱，不崇拜权力，就崇拜知识。苦读，走路都在背英语单词，学得昏天黑地。我们还崇拜教授。入学不久，我们就知道，川大最有名的教授有三位：徐中舒、柯召、方文培。虽然更多的我们不懂，但知道一点：他们是一级教授，其中两位又是学部委员。那时的四川，包括今天的重庆，这么大一个地方，一级教授只有四个，川大占了三个，学部委员全占。我在历史系，历史系还有两位二级教授，蒙文通和缪钺，学问也很不得了，也是史学大家。这几位教授，对于我们这群年青的学生，当时是神一般的存在。川大了不起啊！

半个多世纪过去，川大今天的变化太大了，可以说大到不可想象。川大有新的成绩，发展很快，很好，这方面事例太多了，今天到处都能看到，听到，不用我再谈。

总之，我个人想说的，一句话，感恩时代！感恩川大！

 

第二点，对学科建设的一点建言：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

 

我昨天中午从北京到达成都，接待我的老师给我讲，川大新提出了“创新2035先导计划”，说希望我今天发言时谈一下。刚才褚良银副校长对此专门做了一个介绍，褚副校长介绍内容中有关理科、工科、医科部分，我实话实说，大多都不懂，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懂，就我明白的那么一点点而言，我觉得很宏大，很详细，站位很高，目标定得也很高，与国家的发展，世界科学最领先的前沿领域密切相关。这非常好，我非常钦佩。

“先导计划”有五个部分，四个部分是科学、工学和医学，最末一个部分是文科，今天发言的也是五位，我是最末一位。我想会议的安排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每个人各谈自己熟悉的问题？我就谈文科部分。

我们今天常常说，科学改变世界，技术也改变世界。这当然是事实。但我想还应该补充一句：思想也改变世界，有时是大大地改变世界。

思想怎么改变世界呢？我想有一个最大的例子，那就是，如果我们做一个设想：没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主要从北京大学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没有五四，没有我们今天还经常说到的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知识分子，我们中国会是今天这个模样吗？如果没有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一群人的努力，把外国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翻译出来，研究、学习、宣传，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今天的新中国吗？今年刚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呢？

他们的思想，包括他们引进的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极大地，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呢？改变后的中国，是不是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整个世界呢？

他们做了这些事，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我想说的是，他们研究的，文科研究的，就是这类与人的思想相关的问题。

在思想改变世界之外，我还想加上一句，人文塑造世界。什么是人文？《周易》中讲的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讲得有点抽象，但我们可以简单一点，想一想，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中国人，作为生物人，跟作为生物人的外国人比较，其实没有多少差别，或者说基本没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在语言，在文化，在信仰，在思想，在伦理观念，在价值观念，在艺术，这些都是人文。

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就在于人文。文科就是为人的学科。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以及其他的地方，多次讲一切要“以人为本”。人文社会学科一言以蔽之，就是一门以人为本的科学。

所以，我说一句话：科学要与人文协调发展。不要忽视文科，更不要看不起文科。文科也应该是川大的半壁江山。我们回看川大的历史，回顾川大的学术传统，过去的125年，校史上可圈、可点、可谈、可赞的，很多不都是人文学科的人物和成就吗？这一点，还用得着说吗？

 

第三点，川大与“川大特色”

 

中国有很多大学，世界上有更多的大学。我注意到刚才褚良银副校长在介绍“创新2035先导计划”时提到了“川大学派”这个词，我觉得他的意思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川大特色”。

什么是川大特色？特色在哪里去找？我觉得首先可以从历史的特色、地域的特色、学科的特色来考虑。我以我知道的情况，举一个事例。

川大在四川，与四川紧邻，也包括四川的一部分，有一个巨大的地理区域：青藏高原。理科的朋友们都知道，青藏高原的地质学研究、地理环境的研究，气候的研究、动植物、植被的研究等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对于全球很多学科的研究，对于人类，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可是我愿意提醒大家，除了这些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外，对于早期和古代人类的活动，尤其是人的迁徙，包括农业物种的转移，也包括历史上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交流而言，青藏高原其实也是同样的重要。四川离西藏那么近，藏区的一部分就在四川，川大的科学家和学者，在研究方面，是不是有特别的便利，也有特殊的一份责任呢？

我讲一个故事。瑞典近代有一位很有名的地理学家，也是探险家，名叫Sven Hedin。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近代最早对青藏高原做考察的人之一，他也在中国的新疆做过数次综合性的科考。他前前后后来过中国多次。罗布泊的第一个科考是他做的。新疆的楼兰遗址是他发现的。上个世纪的东部亚洲自然和人文地理考察，他被公认为第一人。Sven Hedin有很多著作，其中一本，叫Transhimalaya: Entdeckungen und Abenteuer in Tibet, 1909到191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1985年德国又重印过新版。书是德文，书名翻译是《跨越喜马拉雅：西藏的发现与探险》。

我在北大念研究生时，很早，1980年，因为写硕士论文，想了解古代中国人在西藏，中亚和南亚活动的情况和交通道路，就念过这本书，这本书当时可能也只有北大才有。我当时的感觉是，好奇、惊奇，甚至有点震撼。我当时很诧异的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一大部分，主体部分都在中国，为什么我们中国学者不关心这里，没有做这样的事呢？Sven Hedin对西藏的考察，从1905年到1908年，是西方第一人。今天喜马拉雅山的北麓，有一条1000多公里长的山系，在国外的地图上，至今仍然标注为Sven Hedin Range，也就是以他命名。他在这中间发现了印度河的源头，在西藏的阿里。发现孟加拉和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其实就是雅鲁藏布江，源头也在阿里。他还报告了圣湖玛法木措和圣山冈仁波齐山。

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局面有了大幅度的改善。80年代以来，四川大学在西藏考古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的了不起。所发现的有旧石器遗址、新石器遗址，古代的道路。这些都与现在谈得很多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有关。

这方面我也举一个例，那就是1990年在西藏离尼泊尔很近的吉隆发现的唐高宗前期王玄策出使印度留下的摩崖碑。谁发现的？是我们四川大学的考古学者霍巍教授和李永宪教授。霍巍教授今天就在会场，他现在是川大的杰出教授。朋友们，不要小看这个碑、这个发现。这块碑意义很大啊！这个意义在我看来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它既有历史的意义，也有学术的意义，还有政治的意义。它的价值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王玄策是中国唐代初年的人，唐太宗和唐高宗派他三次出使印度，他第三次去印度，是通过西藏去的。西藏地区目前发现的所有的碑中，不管汉文的，还是藏文的，还是其他什么文的，王玄策的这块碑年代最早，公元658年（唐高宗显庆三年）。这几十年我们跟印度人一直在争论边界问题。我们需要说清楚中国人的活动，最早到达了什么地方，哪些地方是中国的。印度人则跟着英国人讲什么麦克马洪线，要说哪些地方不是中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人，这些人叫什么名字，什么时间，为了什么事，到了这里，刻了这个碑。石头上的汉字，一个一个，清清楚楚。我们可以问：你们有这样的东西吗？那个时候你们在哪里？尤其是英国人，那时还没有英国呢！

还有，历史上，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些什么实质性的关系？王玄策的碑也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

还可以提到的有在西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青铜时期遗址发现的大麦。这都是很重要的发现，很可能与早期人类的迁徙与重要粮食物种从西方传入中国有关系。

这些年，国家特别强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又提出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怎么说明，怎么解释，怎么建设这两个共同体，是很重要的事情。通过这些，川大可以做出贡献，而且是特殊的贡献。川大的特色就要在这些方面体现出来。

说“川大特色”，无疑还可以说很多，例如西南民族史，尤其是与西藏，与康区相关的研究。地区性的研究，印度和尼泊尔的研究，川大无疑是队伍最集中。近代史的研究。古文献，尤其是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等等，成绩卓著，很有特色。时间有限，我不能一一列举了。

所有这些，就是“川大特色”。我以为，川大要办好，一定要办出特色，要有“川大特色”，要形成“川大特色”。

为什么？恕我直言，整体地看，在中国，目前的川大，还没排上第一第二位，在世界上，那就更要往后一点。说达到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可以当口号用，一时并不现实。但如果我们有特色，当第一就比较容易了。不是全面的第一，也是局部，某些学科，某些学术领域的第一。这一点，不仅文科如此，理工科、医科也是一样。我这些话，不知道说得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一句话：我们办学，要有中国特色，要有地区特色，要有川大的特色。

 

最后，我想借用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922年12月19日——请大家注意，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李大钊这个时候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在北大25周年校庆时写的祝辞的最末一段话来祝贺川大的125年校庆。

李大钊的祝辞不长，仅仅二百多字，先讲一个大学的校庆，可以开联欢会，可以办展览，还可以举行讲演，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学术的成就。最后李大钊总结为一句话：

 

“我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我想，这段话也适合于川大今天的校庆，只需要把其中的“北京大学万万岁”换成“四川大学万万岁”。

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默鸣学社 202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