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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索 | 活跃、推进与反思:2016—2018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2019-11-24 16:55   审核人:   (阅读: )


https://mmbiz.qpic.cn/mmbiz_gif/7QRTvkK2qC5ibotyR3iaZ6QMV0XX58u9BFtOiblajoHeT3GZZMOM40YINNf2QvlKUickF8VibuCwCzk9yOXgiaNoFpiag/640?wx_fmt=gif&tp=webp&wxfrom=5&wx_lazy=1作者简介:史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9年第5期。https://mmbiz.qpic.cn/mmbiz_gif/7QRTvkK2qC5ibotyR3iaZ6QMV0XX58u9BFtOiblajoHeT3GZZMOM40YINNf2QvlKUickF8VibuCwCzk9yOXgiaNoFpiag/640?wx_fmt=gif&tp=webp&wxfrom=5&wx_lazy=1

20162018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活跃发展的态势。多形式的出土资料、多学科交叉互动、大数据等推进了中国古代史的全方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界在学科理论建设上讨论热烈,并在处理新出土文献与传统史料的关系、史学方法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反思。

一、传统研究领域有所升温并呈现活跃态势。

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主要围绕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中古士族、地方行政设置、日常行政运作、政治文化、职官制度、宫省制度等展开;在史料批判研究的冲击下,政治谶言、皇帝封号、谱系建构等成为政治史领域关注的焦点。士族研究的“回潮”不断涌动,中晚唐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互动受到广泛关注。围绕专制皇权、国家权力等核心问题,明清政治史研究开始复苏,尤其是在国家与地方的权力互动层面,政治史研究逐渐打破了国家与制度的二元模式,融入社会、宗族的因素。

经济史研究回归。秦汉、魏晋大量新公布的简牍,使得此前无法展开、认识模糊的社会经济史问题得以重新阐释。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簿整理与研究——兼论孙吴吏、民分籍及在籍人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张荣强《甘肃临泽晋简中的家产继承与户籍制度——兼论两晋十六国户籍的著录内容》(《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对传世文献中语焉不详的孙吴、两晋户籍制度进行了探讨。清代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国家层面的制度研究,倪玉平相继出版了“清代财政史四种”(科学出版社,2017),包括《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清代关税:16441911年》《清朝嘉道关税研究》《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是清代财政史研究的前沿性成果。

礼制史、宗教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摆脱政治史的传统解释框架和王朝划分的局限,揭示出自身内部的现象和发展线索,从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吴丽娱主编四卷本《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在展现各时代的礼仪风貌及特色和概括“礼”本身发展脉络的同时,注重从礼仪活动、礼仪实践中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对“礼”作为古代中国主流价值观与制度规范的作用、意义进行了解读和阐发。

思想学术史研究方面,观念史、概念史的引入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礼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儒家礼学及其所蕴含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精神实质愈发受到重视。宗教思想研究一直活跃,近三年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方面。

历史地理研究在行政区划、军事交通地理两方面均有推进。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于2017年推出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是继《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30年来最重要的历史政区地理研究成果。秦直道是秦始皇帝时修建的军事交通要道,王子今主编“秦直道”丛书八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对其修筑时间、路线、沿途遗存及其在军事防御、经济交流中的地位等进行探索,全面反映了秦直道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持续升温。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学术会议、工作坊、讲座及相关著作相当多,多个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集刊陆续创刊。值得注意的是,“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研究成为众多会议的关注焦点。很多学者利用域外史料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如刘永连与王洋《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袁晓春与张俊杰《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山东海商》(《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7,2016)等。未来一段时间,“一带一路”研究热潮或将延续。

多种历史文献的整理、补订与研究成果出版20162018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项目分别推出何德章、景蜀慧、丁福林、刘浦江团队主持修订的《魏书》《南齐书》《宋书》《辽史》。各修订版对学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皆有吸收,如《辽史》便充分吸收了乾嘉以来诸家校勘及研究成果,并对新出土资料,尤其是契丹文字加以利用,堪称集大成者。

传世史料的史源学研究和辑佚工作受到重视,文献研究进一步向精细化发展。熊明《汉魏六朝杂传集》(中华书局,2017)、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中华书局,2017)等出版。刘安志《武英殿本与四库本〈唐会要〉非同本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2017)认为通行武英殿本《唐会要》存在着对原底本进行补撰、补阙、删改、增补诸问题,不少内容并非王溥《唐会要》原文,应该引起学界同仁的高度注意。由戴建国领衔负责的《全宋笔记》(第十编,大象出版社,2018)十编全部问世,对宋代史料进行了细致的整理。邱靖嘉《〈金史〉纂修考》(中华书局,2017)广泛搜罗史料,就《金史》纂修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未来金史研究的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域外汉籍整理取得长足进展。《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集部)(人民出版社,2016)出版,至今已出版2000多种800巨册稀见文献。

海外研究论著的翻译集中涌现。中国古代史学者的国际视野不断拓宽,对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关注与引进明显增长,大批海外研究论著翻译出版。丁俊翻译了杜希德唐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唐代财政》(中华书局,2016)。范兆飞编译《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三联书店,2018),荟萃了西方著名汉学家杜希德、姜士彬、伊沛霞等研究中古时期高门大族的成果。杨一凡与寺田浩明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中华书局,2016)、宫宅洁《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杨振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张学锋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郑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顾姗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徐世虹等译,中西书局,2017)等出版。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被翻译为外文介绍到国外。2018,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出版了俄文版,余欣出版了法文专著Savoir traditionnel et pratiques magiques sur la route de la Soie(《丝绸之路上的传统知识与方术实践》,Paris: Demopolis)。这些成果在国外出版代表着中国的敦煌学者进一步走向世界。余太山的英文专著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Hephthalites(《嚈哒史料辑注》,商务印书馆,2018)汇集了希腊-拉丁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梵语和藏语的嚈哒史原始史料,并进行了详细注释,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

二、多形式的出土资料、多学科交叉互动、大数据等推进中国古代史的全方位研究。

多民族、多语种、多材质的出土资料发现并整理出版2016年发布首次在湖南发现的勾蓝瑶寨水龙祠壁画,反映了勾蓝瑶被招安之后成为民间军事防御体系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瑶族带有浓厚巫傩背景的宗教信仰。各地少数民族地方档案日益受到重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土默特历史档案(初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文档案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清代伯都讷满汉文档案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的出版,为明清边疆史地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

宁夏宏佛塔天宫所藏的西夏文佛经木雕版,为研究古代印刷史和西夏地区佛教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利用西夏文献研究佛教思想成为亮点。张九玲便利用俄藏、英藏文献解读西夏文《消灾吉祥陀罗尼经》(《西夏文〈消灾吉祥陀罗尼经〉释读》,《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1)。蒲契林、荻原裕敏、庆昭蓉释读了高昌古城佛教遗迹中“寺院遗址Q(格伦威德尔编号)的婆罗谜文墨书题记,判定其为龟兹语,推测与僧徒巡礼有关,并指出该题记证实龟兹语在西州回鹘佛教界是重要的宗教语言之一(《高昌故城“寺院遗址Q”出土的壁面墨书龟兹语题记》,《西域文史》第11,科学出版社,2017)2017727日至81,中蒙两国学者联合考察判定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杭爱山支脉的一处摩崖石刻为“燕然山铭”,该石刻的发现对确定燕然山的位置具有重要意义。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国内各界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光明日报》2017816)

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出版,这套丛书以私人藏品为主,包括日记、商书(商业书和商人书)、书信尺牍、诉讼案卷、宗教科仪、日用类书、杂录、启蒙读物等。俞江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影印出版了明清至20世纪60年代文书共1234,为徽州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史料。此外,李斌主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1(22,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周正庆与郑勇主编《闽东家族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出版,后者影印闽东民间契约文书及相关联的谱牒文献5000余件,填补了闽东地区民间契约文书整理出版的空白。

胡阿祥等主编《南京古旧地图集》(凤凰出版社,2017)收录全球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南京城市的古旧地图共计300余幅。孙逊、钟翀主编《上海城市地图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汇集了217种与上海相关的古舆图与近现代地图,时间上跨越了明、清及民国3个时代,大体展现了传世上海城市古旧地图的全貌,反映了上海城市地图的演化脉络以及城市的历史变迁。

墓志和造像记方面,新出版了叶炜与刘秀峰整理《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齐运通与杨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 二〇一五》(中华书局,2017)、魏宏利《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备受关注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书整理出版后,古文书学和写本学研究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唐研究》第22卷、《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集中刊登了徐维焱《旅顺博物馆藏〈刘子〉残片的新发现及〈刘子〉在西域的流传》、田卫卫《旅顺博物馆藏唐户令残片考——以令文复原与年代比定为中心》等最新研究成果。

简帛学的兴起与发展,在推进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及社会方面的研究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的学术成果令人目不暇接。清华简推进了西周、春秋史的研究,薄弱领域的研究得到改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七、八)出版(中西书局,201620172018),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20162018年每年研究清华简的论文均多达百余篇。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北大简、成都天回汉简的专题研究引人注目。秦汉简牍、吴简不断公布大大推进了秦汉史、孙吴史的研究,研究者的关注点亦转向社会、法制、地方行政制度等领域。戴卫红《韩国木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全面系统介绍了韩国木简及其研究状况,并利用韩国出土的百济、新罗木简,探讨百济地方行政体制、职官、户籍制度及新罗仓库制度。

近三年,简帛学界不仅重视简帛文本和历史的研究,也开始由基础考证上升到抽象理论,重视简帛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推出“简帛学理论的总结与创新”笔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开辟“国际简帛学体系的构建”笔谈,《郑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刊载“出土简帛整理的理论与实践”笔谈,体现了研究者们对简帛学理论构建、发展道路的思考,同时还提出了建立简帛学科的学术要求。胡平生《中国简帛学理论的构建》(《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指出简牍()学理论的构建,应当包括两大块主要内容:一是研究作为文字载体的简牍()实物的理论问题,二是研究简牍()所载文字的理论问题。学术界在努力使本国简帛研究国际化的同时,还试图构建国际简帛学的体系。

跨领域、多学科的交叉互动推进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形象史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提出的一种新的史学方法论,旨在打破学科界限,结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学科的共性与特殊性,融会图像学、新文化史等方法论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考据法,多角度、多层面梳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脉络,进一步拓展史学研究的路径和视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6期推出“形象史学理论与实践前瞻”笔谈,刘中玉《历史研究中形象材料的使用问题》探讨形象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价值和实践方法,强调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和研究模式。从学术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形象材料与文字材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文字书写与形象书写作为两条不同的叙事系统,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跨学科研究要有整体观照意识。形象材料与文字材料一样,都需要通过解读才能发挥出价值与意义。

跨学科研究并非是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简单嫁接拼合,而是观念的融会和思维的创新,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背景条件,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叙述结构。张杰《在多学科互动语境中推进神话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98)通过与不同领域专家对话,认为从跨学科的视野推进神话学研究是该领域新的突破点。高兴《跨学科的中国艺术图像研究》(《艺术百家》2017年第1)对艺术图像研究的中国学理及发展前景进行探讨,重点阐论开展跨学科中国艺术图像研究的途径与必要性。宋艳萍《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以汉代画像为切入点,以图证史,以史解图,并以传统文献及简牍等出土文献为史料证据,以图像解释学和历史诠释学为理论方法,对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的关系进行全面考析。

大数据时代传统史料解读与信息化手段相结合,为传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推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机构开始借助数据库整理所搜集到的历史文献,历史时期人物、粮价、灾害等方面的数据越来越丰富。一些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似乎给史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奋”(郭辉《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趋势与反思》,《史学月刊》2017年第5),可以经过“同时比对上千条数据,辨识其中模式”(徐力恒、陈静《我们为什么需要数字人文》,《社会科学报》2017824),它们能将各种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来做统计分析,得出个体研究者不容易达到的结论,甚至做到所谓“精准型研究”(郭辉《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趋势与反思》)

值得关注的是,近三年以来,利用数据统计等方法在政治史、制度史领域也有所实践。云妍《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清史研究》2017年第3)、张剑《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黄国信《清代盐政的市场化倾向——兼论数据史料的文本解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等研究成果,都运用到大数据史料。通过统计等方法,以数据的形式拓展和深化研究者对历史的认知,但相关数据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考证基础之上,而不是单纯的主观推测。利用大数据进行的史学研究,不能取代传统的史学研究,它应当是对传统史学的有益补充。

三、对上古史研究、处理新出土文献与传统史料的关系、大数据时代历史研究等问题的反思。

受实证史学的影响,人们对传统文献所构建的上古史持不肯定的态度,希望利用考古学建立起“可信”的上古史。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互动成为学者关注的动态之一。早期中国的地域及其观念的形成,是上古史重建中的重要问题。夏史的探索也是一个方面,主要著作几乎都是由考古学者完成的,如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三联书店,2018)。历史学者则从历史观念的形成与构建方面对上古史进行反思,如王震中《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从新的视角对早期中国问题加以探讨。李零《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史》2017年第3)把两周常见的20个族姓分别归入黄帝集团、炎帝集团、二皞集团和祝融集团,认为族姓制度发明于两周时期。

如何处理新出土文献与传统史料的关系,是学者们反思最多的问题。战国简对于研究东周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但同时对于简牍所反映的内容也需要有辨析的眼光。刘光胜指出清华简《系年》所记的史事只是提供了西周史事的一种说法,仅为一家之言,并不是无条件、必须相信的历史(《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张忠炜则旨在反思出土简牍司法文书的局限性,认为将司法问题剥离于社会情境易受材料牵引,面对大量出土资料应追寻如何辨析和驾驭史料而非被史料所驾驭(《秦汉时代司法文书的虚与实》,《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张雁勇提出如何建立起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之间的交流理论,进而严格学术规范,确保在研究实践中得到落实,已经成为史学科学化征途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关于〈周礼〉鸟兽尊彝形制研究的反思》,《史学月刊》2016年第3)

相比往年,墓志刊布有所放缓,而石刻史料的研究则出现了不少反思之作。仇鹿鸣《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唐宋历史评论》第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指出墓志整理与研究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填补:墓志整理与研究至少在系统调查与刊布拓本、精确录文;目录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乃至数据库的开发;积累典范性的研究、形成良好的规范与学术传统。近来辽代墓志的大量出土,表面上带来了学术繁荣,但对墓志史料价值的发掘,还远远不能改变当前辽史研究的整体状况。墓志的解读,主要在于确定辽朝若干人物的宗族、婚宦等基本关系。但如何将这些非常具体、琐碎的信息与辽朝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相联系,仍然任重道远。回归正史,对正史做细密、通透的解读,在此基础上,新出土文献才能发挥其应有之作用。如何处理新出土文献与传统史料的关系,仍是关系到未来中国古代史学科整体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历史学研究者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如何在符合学科特点的基础之上,更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以推动历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这的确是一个新课题、新挑战。学者们对数字人文、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反思。一些学者提出要警惕数据库,思想永远是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灵魂。作为史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投身其中,贡献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彰显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个性色彩,引导这一大趋势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王日根《大数据下历史学研究的个性彰显》,《史学月刊》2018年第9)

而西方理论、现代理论、跨学科理论的运用,也需要“实事求是”,避免“削足适履”。以环境史研究为例,论及古代相关问题,恐怕需要跳出“破坏—保护”的二元对立结构,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古代涉及环境问题的举措和观念,在“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着差异。对汉画像石的产生原因、制作过程和特色与题材,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已经清楚表明有其独特的社会原因,刘道广便认为无须“削足”强纳入现代西方美术史“纪念碑性”的“靴履”中(《汉画像石“纪念碑性”及“图像学”驳议》,《东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5)针对目前中国内地兴起的新文化史译介热以及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一些学者也进行了回顾反思。张仲民《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复旦学报》2016年第5)指出新文化史家必须在文化之外深化对社会和经济因素作用的认识,避免将文化泛化和走入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误区。如何从建构论的角度去处理和检讨诸如信仰、仪式、空间、象征、书写、修辞、记忆、身体、物品等问题,如何借鉴西方原创性理论家的理论和实证史家的研究成果,都需要学界的努力。

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国际学界存在削弱“丝绸之路”中国主体性,强调游牧民族和中亚历史地位的趋势;国内学界有的滥用趋势,将普遍存在于世界上的社会交流现象都当成是“一带一路”。实际上“丝绸之路”概念界定明确,具有一定的时空边界。在相关研究中需要确立“丝绸之路”的中国主体性,区域史研究亟待加强(袁剑《丝绸之路、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丝绸之路”的概念、话语及其超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

跨学科研究、学科间交融性增强,日益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趋势之一,学科之间的对话有待进一步增强。中国历史具有综合性,非单一学科的探究所能,有必要加强学科之间的沟通、互动与整合。杨振红在《简帛学的知识系统与交叉学科属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中便提出,简帛学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特性,它是在综合考古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哲学等多学科基础上形成的新学科,需要切实打破学科的分野,打破断代的分野,将简帛学科建成一个根植于各学科之上的综合之学。东亚简帛学的发展也需要打破国别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彭卫提出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和最高目标集中在三个方面:揭示历史上人们的生存状态,显示出历史性的思考,提交历史智慧(《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历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2)。随着史学研究回归“中国本土”的呼声日益高涨,注重“中国本土”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如何在国际学术体系“预流”,建立话语权,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需要直视并努力解决的问题。发掘、梳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构建当今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这种构建的过程,从宏观上看,要逐步形成符合历史特点和历史进程的清晰脉络和整体性框架;从微观上看,要对一些史学术语、概念、范畴作细致的分析和谨慎的抉择。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基础上,或许可以摸索出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的学科体系建设之路(瞿林东《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从史学遗产中揭示和提炼出与相关学科密切联系的概念和观念,是构建历史学科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瞿林东《唯物史观与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推动在史实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内在理路,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史学研究》201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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