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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滢 | 2017—2018年明史研究述评
2019-11-25 10:07   审核人:   (阅读: )

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9年第5期;作者简介:秦海滢,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2017—2018年明史不同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一些学术刊物特色专栏的开辟,搭建了学术沟通平台和交流渠道。同时,国内外相关著作的陆续出版,也扩大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总体来看,这两年明史研究成果丰硕,既有对以往研究问题的深化,也有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观点的创新。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索引)统计论文逾1200篇,论著200余部。因篇幅所限,笔者不能在此一一展开。

一、热点问题

(一)东北亚国际秩序研究。

东北亚战略地位特殊,不论中国、俄罗斯,还是日本和韩国,甚至欧美学界,都对这一区域的研究极为重视。近两年,我国的相关研究者从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角度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

其一,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国际秩序的复杂性。赵毅《论明代东北亚国际秩序的二元结构》(《古代文明》2017年第3期)针对学界以往关于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最为典型的“华夷秩序”体系的认识,剖析了东北亚国际秩序的二元结构即16世纪中叶后的日本在构建“华夷秩序”之外的“和夷秩序”,并指出明、日关系与明、朝关系和明、琉关系存在的本质差异。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年)以全球史的视角分析了15世纪末至17世纪早期经济全球化与东亚秩序的关系。宋念申《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年)以全球性视角探讨了16世纪以来的东亚变迁。

其二,对朝贡、册封等内容的深化和诠释。陈尚胜《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指出15世纪的朝贡体系对东亚海域秩序具有防控功能。王来特《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辨析怀良的历史“虚像”并指出明太祖的连续“却贡”为日本的统一提供了契机。吴大昕《朝鲜己亥东征与明朝望海埚之役——15世纪初东亚秩序形成期的“明朝征日”因素》(《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以己亥东征与望海埚之役为中心,探讨了15世纪明、日、朝在东亚区域秩序建立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

其三,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危机与应对。孙卫国、解祥伟《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古代文明》2017年第1期)认为辩诬、勘疑等成为宗藩处理危机的主要方式。黄修志《十六世纪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宗系辩诬”与历史书写》(《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指出“宗系辩诬”成为朝鲜确立其政权正统性和身份合法性的手段。李健、刘晓东《明初“倭人入寇”与明朝的应对》(《辽宁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以洪武二年“倭人入寇”事件为线索,分析明朝遣使日本、高丽、纳哈出以应对的战略意图。

由上可见,现在东北亚研究中的国际关系部分仍集中在明、朝、日之间,与东亚其他区域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研究应该加强。历史上东北亚各国的交往复杂多变,因此,全球性视野之下对东北亚秩序的研究应具有整体性眼光,并继续挖掘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在不同的历史书写中寻找答案,深化对明代东北亚各国与其他区域关系的研究。同时,不同专业和研究方向之间需要打通壁垒,如现在的东北亚研究中,中国的相关研究者,一部分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一部分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史学专业的相关研究者大多从史学和当时的国际关系角度进行,其特点是研究细致,史料扎实,但理论高度有些欠缺。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往往理论性很强,但他们对历史史料的把握较弱。如果二者取长补短,或许可以为现有的东北亚研究带来突破。今后学界应继续挖掘国外相关文献,明辨史料,多学科共同书写东北亚历史,深化明代与东亚各国关系的研究。

(二)贡赋体制、白银货币研究。

贡赋体制虽属明史研究的传统问题,但近年来学界逐渐厘清了以往关于赋、役范围及区域性差异等认识上较为模糊的问题,研究的问题也更加细致。

《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专辟“贡赋经济体制”专栏以纪念梁方仲先生110周年诞辰。刘志伟在“专栏解说”中厘清了贡赋体制与财政体制、经济体系的关系,并指出,梁方仲先生的贡赋经济体制研究已走出单纯的财政意义。该刊另外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明代贡赋经济体制的运行实态。赵思渊、申斌《明清经济史中的“地方财政”》分析了明清“地方财政”的演化过程。曾美芳《定期奏报制度与崇祯初年的财政管理》阐述了崇祯初年定期奏报制度的施行状况。黄忠鑫《明代前期里甲赋役制度下的徽州社会——祁门县文书〈百户三代总图〉考析》论述了贡赋经济体制下明中叶地方社会格局的演变。

关于承担赋役主体的研究,范金民《明清江南官布之征解》(《西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指出明清江南官布征解方式、数额虽有变化,但解户的负担未缓解、承值应差的性质未改变。吴滔《明代永充粮长与嫡长子继承——基于吴江黄溪史氏家族文献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探讨了黄溪史氏采取嫡长子继承制来缓解永充粮长承役之重的现象。田雨《明代前中期北运白粮重役佥征流变》(《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4期)认为白粮重役使得大户各种逃避赋役形式出现。

从赋役制度运行来看,高寿仙《关于明初的均工夫役》(《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区分了明初均工夫役推行的区域性差异。盛承《明代菜户考论》(《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认为明中期菜户赋役折征数额存在地域差异。舒满君《明清图差追征制度的演变及地方实践》(《史学月刊》2017年第2期)指出明代图差在催征过程中存在敲诈勒索等弊端。李晓龙《明代中后期广东盐场的地方治理与赋役制度变迁》(《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认为开中法与朝廷对广东地方余盐盐利的干预,激化了盐场与州县的赋役矛盾。徐斌《明清两湖水域产权形态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强调明清两湖水域产权形态的扩大与赋役制度的运行和长江流域自身整合有一定关系。

此外,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货币金融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日增,白银货币问题也成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之一。

《古代文明》2017年第2期特邀高寿仙、赵轶峰、彭勇对万明与徐英凯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撰写了一组评论与争鸣的笔谈。《万历会计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财政的白银化。高寿仙认为该研究全面展现了晚明财政结构变化。赵轶峰阐述了该研究在明代财政史研究中的价值,但指出国家转型关系需与政治、思想领域研究加以印证。彭勇以明中后期马价银、折班银等证实白银货币化(编者注:以上三人文章的题目由于重复太多而省略)。此外,申斌、刘志伟在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提出了改善实物折银标准的拟定办法(《明代财政史研究的里程碑——万明、徐英凯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读后》《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邱永志集中探讨了明代货币转型时间、制约因素、货币流通等问题,其《国家“救市”与货币转型——明中叶国家货币制度领域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6期)指出明代货币流通在地域上呈分割化等欠深度整合特点。杜恂诚、李晋《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讨论了明代白银进口、市场与货币制度的关系,并利用计量模型方法分析指出明代的物价受货币总量影响不明显。万明《万历援朝之战时期明廷财政问题——以白银为中心的初步考察》(《古代文明》2018年第3期)以白银为中心剖析明廷对该战争的财政投入。

至于货币转型影响,高寿仙《晚明工部的财政收支及存在的问题——对〈工部厂库须知〉财政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通过对《工部厂库须知》数据整理、汇总折算,指出工部财政已基本完成了白银化,但市场化水平滞后。张叶、吴滔《从淮仓到淮库:漕粮加耗折银与明代财政》(《史林》2017年第4期)认为从淮仓到淮库的转变体现了明代中后期财政体系的变化。李义琼《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指出隆、万年间上物供料的转变说明皇帝是中央财政的最高决策者,但朝廷内部实行财政分权。胡铁球《明代折漕规模及漕粮折价确立原则考》(《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指出明代南北方漕粮折价确立原则复杂、漕粮货币化规模难以拓展。陈锋《明清变革:国家财政的三大转型》(《江汉论坛》2018年第2期)指出明清国家财政转型之一是形成了“统计银两化”的模式,而并非“白银货币化”。

总之,学界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贡赋制度本身,而是将承担赋役的主体、承担赋役的区域、赋役折银等纳入研究视野,更关注贡赋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政府控制实态及其与明代财政的关系。同时,民间文书的解读、国内外经济学理论的吸收,均拓宽了研究者的路径,但也应注意全球化视野之下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适用范围。

(三)丝绸之路研究。

近年来,明史学界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转换研究视角,重新思考丝路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其一,明朝的远航条件。赵中男《明初下西洋的停止及其原因》(《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指出永乐—成化时期下西洋政策的不断变化,与明初经济状况、皇帝执政出发点、远航综合条件等相关。田澍《陆路丝绸之路上的明朝角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认为明朝在14至17世纪的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朱亚非《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对印度洋之经略》(《理论学刊》2017年第2期)指出明初对印度洋采取经济互利、文化交流、军事力量维护的策略。郑永常《明清东亚舟师秘本——耶鲁航海图研究》(远流出版公司,2018年)利用《耶鲁航海图》勾勒出明清东亚海域的航海路线。

其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关系。万明《从〈郑和锡兰布施碑〉看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共生》(《国际汉学》2018年第4期)利用碑刻、文献,从信仰等文化共生角度探讨海上丝绸之路。范金民《16—19世纪前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棉布贸易》(《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丝绸与棉布销往全球,而各国制订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了中西贸易。林梅村《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则关注了大航海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冲突与交流。

目前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有别于以往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关注,运用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关注了大航海时代明朝的远航综合条件、经济实力、科学技术,集中对丝路沿线人、物之流通环境、流通路线、流通网络等问题予以探讨,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之下丝绸之路研究的新路径。

(四)边疆民族研究。

这是一个学界关注已久的领域,经过多年的耕耘,研究日渐细化,理论也逐渐深化。

1.边疆、民族治理内涵。

赵世瑜《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认为嘉、隆、万时期西南、西部等边疆不同族群的动荡相互关联,是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变化下呈现的新格局。赵现海《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疆域模式的比较分析》(《暨南学报》2018年第7期)通过比较研究,认为明代疆域管理呈现出地缘差序与区域分治的特征。

2.军制等研究。

肖立军《明代蓟镇援关营制考略——兼谈明卫所制与省镇营兵制关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指出蓟镇以营援关具有典型性。周松《军卫建置与明洪武朝的西北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认为洪武朝西北经略经历了军卫置废、军政中心转移的变化。胡铁球《明代九边十三镇的月粮折价与粮价关系考释》(《史学月刊》2017年第12期)以非灾荒、非虏患时期粮价作为切入点,论证边镇米价和月粮折价关系等问题,指出明代边镇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粮食市场。陈亚平《明代前期大同镇的军饷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分析了明代大同镇军饷饷源结构的缺陷。邱仲麟《边缘的底层:明代北边守墩军士的生涯与待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通过对北边守墩军士编制、薪水等考察,指出墩军的边缘身份。

3.边疆民族治理策略。

陈沛杉《明朝对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册封及其演变》(《西藏研究》2018年第4期)考察了明中后期皇室与朝臣在对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册”与“废”上的分歧。李淮东《明代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以明朝使臣入藏活动为中心的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研究了明朝对西北的经营策略与汉藏交通网络的变化。旷天全等《明代松潘的“黑人”和“白人”》(《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指出明代松潘“黑人”“白人”的划分是以羌藏民族与明王朝的顺逆关系为参照。邹立波《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从嘉绒藏族土司的宗教、政治关系等角度探讨王朝权威的地方角色。任建敏《招僮防瑶与以“狼”制僮:明中叶桂东北的社会结构与族群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则关注了广西“僮人”与卫所、地方招主、狼兵之间复杂的关系。

4.国家建构与族群认同问题。

胡小安《“动乱”、制度与社会变迁:明清以降桂林地区的族群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以明清以来桂林地区的“动乱”为线索,探讨族群与国家建构的关系。龙圣《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以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为例》(《社会》2017年第1期)揭示“水田彝”从独立的聚落至清代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王海兵《汉番之间:明代川西北边地的卫所关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0期)认为卫所关堡与川西北边地族群互动多表现为生计性的劫掠或索取。

综上所述,2017—2018年边疆民族研究在热点问题中占有较大比重,学界从历史学、考古学、军事学、民族学等不同维度切入,尤其关注了军士生活来源、军政中心的变化以及各族群纳入国家体系的方式,启发我们应动态观察各边疆民族与明代的关系以及明廷的管控效果。

二、重点问题

(一)政治制度。

这是明史研究的传统领域,以往关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往往关注政治制度本身,但近两年的研究已跳出了传统研究范式,更注重政治事件、政治运作与流程,深层透视人、事件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君臣关系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果将其放在具体的事件中,就会发现二者因所处的立场不同,往往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冲突。樊树志《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中华书局,2018年)通过对“争国本”等事件的重新探讨,反思晚明君臣关系、党争等政治实态。王剑、王子初《学理之异与议礼之争:嘉靖朝大礼议新论》(《求是学刊》2017年第2期)从经学角度分析大礼议事件中从学理之异到议礼之争的过程。李佳《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求是学刊》2017年第6期)探究“国本之争”中皇权专制与士大夫政治的冲突。包诗卿《明代经筵制度新探》(《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认为万历中期以后日撰讲章反映出翰林乃至阁臣在皇权前的无奈。李文玉《明末的中枢决策与权力格局演进:以崇祯帝“改票”为视角》(《求是学刊》2017年第3期)通过崇祯帝“改票”惯例揭示了皇权与阁臣关系的疏离。李小林、李俊颖《明宣宗时期政治生态环境述论——以部院大臣为中心》(《南开学报》2018年第4期)指出“仁宣之治”的形成与部院大臣营造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环境相关。

在政治制度的运作方面,研究了官吏的选拔程序与方法、职责与职级、内部纠劾与权力制衡、官吏腐败等问题。柏桦《明代的考语与访单》(《西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认为明代的考语、揭帖、访单是在脱离实政考察的基础上生成的。李小波《论明代的章奏通进渠道》(《文史》2017年第3辑)厘清了通政司和左顺门在处理奏章程序上存在的差异。范金民、张彭欣《顶首银:明代书吏顶充之探讨》(《史学集刊》2018年1期)指出明代一些衙门书吏期满出让吏缺时,补缺之人出备顶首银已司空见惯。张金奎《明锦衣卫侍卫将军制度简论》(《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论述了锦衣卫侍卫将军制度在承袭、替补、待遇等方面的变化与侍卫职能的弱化。

总之,以上成果对明廷主要政治机构、官僚体制、特权阶层进行了专门研究,揭示了明代政治管理体制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官员的流动性,有助于学界延伸对明朝各职能部门协调与制衡关系及政治实态的深入探讨。

(二)经济。

经济也是明史研究的传统领域,近几年,学界既有在理论方面的深入探讨,如赵轶峰对“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的研究。也有对商业环境、商业秩序等问题的重新审视。

其一,商人、商业、商税研究。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科学出版社,2017年)从比较文明和结构分析视角,重新审视“明清帝制农商社会”商业发展对社会制度的冲击及对帝制体系的强化。高寿仙则从“大历史”不该萎缩、真正的“本土视角”、体系的丰满与深化三方面对赵著予以点评(《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专门论述明代市场经济的成熟和江南经济的繁荣。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纠正了学界以往“抑商说”“重商说”,指出通商始终存在于明代经济社会中。梁仁志《“良贾何负闳儒”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新论》(《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则认为明清“四民社会”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邱澎生《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从法制史、经济史的角度,辩证考察了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金民《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新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阐述了明清赋税、沿海贸易、商事纠纷与诉讼、江南社会经济变迁等问题。陈锋、张建民编《明清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集中探讨了明清长江中游农业、渔业、市镇等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其二,贸易研究,主要围绕贸易法规、贸易政策、贸易秩序而展开。杨志娟《世界的信使:元明回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探讨了元明回商的构成、经营特征等问题。陈文源《明朝中国海商与澳门开埠》(《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关注了中葡商人在东南沿海因走私贸易而结成利益共同体,对明朝贸易体制与沿海社会秩序的冲击。林发钦《从“来宾”到海盗:明王朝对来华荷兰人的认识与态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认为,明朝对荷兰人的认识发生了由“来宾”到“海盗”的变化,这促使双方建立起自由贸易关系。杨晓波《明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比较明朝海上贸易管理执法机构、法律体系的变迁。

由上可见,明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市场环境、政府的商业政策、商业法规及时人的社会观念,大航海时代世界各国的碰撞和交织,对明代海上贸易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关于明代经济问题,既需要从宏观上进行探讨,也需要对农业、商业、贸易等与明代乃至同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容加强量化分析和经济学的阐释。

(三)社会。

社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研究领域,近些年来,其研究领域拓展更广,研究也更加细化,不同层面的社会流动、环境变迁与不同区域的社会治理等问题纳入到学者的视野。

1.社会群体与流动。

士人群体从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从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角度论述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彭勇认为该书是对传统的超越(《〈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如何超越传统》,《博览群书》2018年第9期)。王伟《屏迹公门——明代政治生态视野下的士大夫齐家伦理》(《古代文明》2018年第4期)认为屏迹公门体现了士大夫维护其政治地位和名声的自律行为。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家庭生育情况探析——以明清墓志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指出上海士人实际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距。明清易代对士人与世家影响较大。杨海英《山阴世家与明清易代》(《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考察了明清易代之际浙江山阴吴氏世家经营与族人命运的转变。常建华《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古代文明》2017年第2期)比较中国与朝鲜16世纪宗族组织化的异同。

关于社会流动,既有不同人群在不同职业、不同空间的流动,也有科举、赋役、婚姻等造成的流动。学界既有对科举地域特征、地理分布等的研究,如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认为科举催生了地域专经现象。也有针对名额分配、举人路费等问题的研究,如丁修真《举人的路费:明代的科举、社会与国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通过对举人路费定额化过程的探讨,指出科举制度与地方赋役制度的关系。此外,刘永华《地域之外的社会:明代役法与一个跨地域网络的兴衰》(《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强调役法使得军户、匠户等构成了一个跨地域流动网。

2.社会治理和社会变迁。

明朝一方面对信仰、民俗、舆论等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又利用礼、法、俗对社会加强控制。《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组织“明代社会舆论与政府治理”笔谈,张献忠《庙堂与天下:晚明社会舆论与朝廷政治》指出晚明江南成为社会舆论中心而与庙堂相抗衡。张兆裕《从建言到舆论——明代民情表达方式的变化》认为公共舆论体现了明后期民意表达的特色。展龙《明代社会舆论的历史意蕴及启示》指出了明代舆论的复杂性及明廷的引导和利用。就社会治理而言,陈宝良《明代地方官面对国计民生的矛盾心态及其施政实践》(《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认为地方官在实践中更注重解决“民生”。

从治理对象来看,环境治理、灾害应对及社会变迁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其一,水资源与水利公共工程的治理。《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发了一组笔谈“历史视野中的水环境与水资源”专门探讨这一问题。此外,吴士勇《明代总漕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指出总漕与总河的斗争给漕运治理带来危机。其二,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环境变迁,李德楠《明清黄运地区的河工建设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阐述了河工建设对区域内河流、土壤、植被等的影响。张建民《耕新垦遗与环境演变:以明代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为例》(《江汉论坛》2017年第10期)分析了江汉平原的耕新垦遗对土地清丈和环境演变的影响。其三,水灾、地震、瘟疫等应对,邹文卿《明清山西自然灾害及其防治技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注重对各种自然灾害防治技术的研究。鞠明库《首善脆弱与盛世尴尬——成化六年京畿水灾、粮食危机与政府应对》(《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指出成化六年京畿水灾,明廷虽积极应对,但也存在荒政低效、水利失修等问题。

由此可见明代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复杂性与政府应对的有限性,而运河等水利工程和环境治理仅有国家政策不够,还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撑以及区域性、时效性的考察。

3.不同社会空间研究。

罗晓翔《“国都记忆”与晚明南京的地方叙事——兼论明清时期的国家与城市关系》(《江海学刊》2017年第6期)摆脱西方城市发展史观,从“地方性叙事”角度探究南京的“政治属性”,分析国家与城市的共生关系。徐泓《从“军七民三”到“军三民七”和“官三民七”:明代广东的筑城运动》(《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探讨了明代广东各地筑城经费、工料和劳力分配中从军民合作模式到官民合作模式的变化。

基层社会研究涉及区域互动、不同地域的普遍性和差异性等问题。关于基层社会的研究,既涉及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如张海英《“国权”:“下县”与“不下县”之间——析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指出明清江南市镇管理中国权下县的特点。又涉及基层社会的互助性保障,如熊远报《在互酬与储蓄之间——传统徽州“钱会”的社会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指出钱会成为16世纪以来农村生产与再生产中的自生性社会保障。还涉及基层社会的矛盾,如刘诗古《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阐述鄱阳湖居民围绕“水面权”所产生的水面边界争端和草洲权属纠纷。耿金《建构与解构:明代浙东湖水纠纷中的利益表达——以上虞皂李湖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7年第4期)指出浙东上虞皂李湖运河北岸和南岸因护水和分水产生纠纷,两岸精英家族的参与激化了矛盾。

社会史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表述已有的共性问题,而是更注重宏观视野下从多学科层面探讨不同空间、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同时,社会史研究与其他研究方向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还应注意社会史与各研究方向之间的贯通。此外,关于社会史的断代研究,应注意与不同时期的关联和整体照应。

(四)科技、思想、文化。

1.科学技术。

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主要包括理论层面对明清科技的分析与认识和技术层面的传承与实践。赵轶峰《李约瑟难题与明清社会——读〈文明的滴定〉》(《古代文明》2017年第4期)深层分析了该书的方法论倾向,并归纳其三项论说及意义。赵现海《明代长城地图绘制与〈延绥东路地里图本〉考》(《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延绥东路地里图本》较为准确地绘制出了长城设施位置与空间布局。陈宝良《夜航船:明清江南的内河航运网络及其公共场域》(《史学集刊》2018年第5期)认为明清两代夜航船达到了极盛。

总之,近年来关于明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既体现了明代在军事、航海、建筑、医学、制瓷等技术方面的发展,又反映了当时科技发展的复杂性及其制约因素,今后可在全球视野下推进该问题的研究。

2.思想。

一是史学理论方面,从新维度出发,对史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诉求,赵轶峰《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针对以往传统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实证主义存在的弊端,提出新实证主义的诉求,重新思考国际化历史研究中的共同尺度问题。徐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对于破除“中国停滞论”以及“新帝国主义”理论有现实意义。鱼宏亮《国家转型:明代还是清代?——有关明清国家性质的新理论与新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指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清史研究存在假设、二元对立的历史观。二是学术,从哲学等视角透视明代学术发展与转型的复杂性。阳明学一直是明代思想和学术研究的重点。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重点探讨了阳明学学者个人思想内涵乃至学派内部差异及政治意涵;贾乾初《主动的臣民:明代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之政治文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论述了明代泰州学派平民儒学的政治文化特征。关于理学,李德锋《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分析了明代理学与史学的复杂关系。刘勇《明代中后期的〈大学〉文本改订竞争运动》(《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阐述明中后期理学家对《大学》文本的改订与理学学说创新。此外,冯天瑜则从明清学术的角度探求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指出明清之际学术四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中自发的启蒙与西学的融合(《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以明清学术四杰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3.文化传播。

2017—2018年的相关研究既涉及国内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交流,也包括明朝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呈多样化特征。汤开建、周孝雷《“后利玛窦时代”江西地区天主教的传播、发展与衰亡(1610—1649)》(《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以西文资料为基础,揭示“后利玛窦时代”江西天主教的发展历程。左江《“此子生中国”:朝鲜文人许筠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运用新材料论述许筠在中朝文化交流上的意义。

从以上研究来看,学界多从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艺术学、语言学等视角,探讨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的主旨与影响,体现了不同背景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促进了明朝与同时期异域文化互动、思想与科技关系、学术与社会转型等课题的研究。

(五)新材料的运用,新论证的释疑。

何孝荣《佛教抑或伊斯兰教?——也论郑和的宗教信仰》(《古代文明》2018年第3期)结合新史料并考察郑和日常生活,指出郑和并非虔诚的穆斯林。万明《寻找契丹:明代中俄的第一次直接接触》(《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4期)澄清佩特林来华的性质。刘晓东《汉家衣冠明征士:瑞龙山朱舜水墓地设计释疑》(《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指出朱舜水墓地特殊的形制、圆锥形封堆与梯形墓碑碑盖等设计,隐含了其明朝遗民身份及对水户德川的政治期待。庞乃明《正嘉之际明朝对葡外交之确定——以丘道隆〈请却佛郎机贡献疏〉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从《请却佛郎机贡献疏》分析时人已从道义和现实利害两方面认识到与葡萄牙人外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三、反思与展望

随着明史研究的深化和细化,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学界对此已有所反思。

1.学术路径的反思。

陈春声《“预流”乃“古今学术之通义”——〈叶显恩集〉序》(《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6期)回顾了叶显恩关于徽州研究的学术成就、思想创新及对中国经济社会区域史发展的整体性思考,也体现了作者对当今学术发展的反思与关怀。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全面概括了改革开放40年来明清史研究的历程。谢贵安《20世纪以来中国史家对东亚实录研究的学术路径》(《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指出东亚研究应该引起世界史的注意。邱永志《历久弥新:国际学术视野下的明代白银问题研究述论》(《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指出中外学界在货币白银化一些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并提出未来应在理论层面上推进该研究。

2.历史书写的反思。

谢贵安《明清实录对皇帝形象塑造之比较》(《历史教学》2018年第2期)认为《明实录》和《清实录》虽都美化各自的皇帝,但前者有负面塑造而后者存在神化皇帝和民族起源的成分。赵现海《异域看长城——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的长城观念》(《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指出了明清朝鲜燕行使对长城的称谓与中国的不同。孙卫国《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古代文明》2017年第4期)主张东亚三国历史事件研究要用“东亚史”的视角。时培磊《临海东观——明清史学中的日本研究与认识》(科学出版社,2017年)探究明清时人的日本观。刘阳《明代中朝官修地理志书中的鸭绿江、图们江地理认识》(《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3期)认为中朝对鸭绿江、图们江地理认知不同的背后是明朝包容型边疆观与朝鲜王朝务实型边疆观的差异。朱绍祖《商人传记文本的书写与差异——以明代侨居商人王海传记的考察为例》(《西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指出原籍地、入籍地和居住地对商人王海的传记存在文化观念的差异。

近年来,随着契约文书、地方文献、碑刻的搜集与整理掀起热潮,对史料的辨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陈支平与赵庆华《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民间文献使用问题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指出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存在无限拔高、滥用史料的现象。李义敏《明清契约文书辨伪八法》(《文献》2018年第2期)提出了明清契约文书辨伪的八种方法。可见,由于编撰者在书写时出发点不同,往往使现当代学者对历史的解读存在偏差。因此,历史研究要求真,必须保持文本的真实性。

3.文本解读的反思。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年第2期有几篇文章谈地方文献与历史叙事的关系。刘志伟《清水江文书与重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地方性视角——〈黎平文书〉首发式论坛专家演讲之二》认为要从不同地方发生的历史过程来重建中国历史叙事,赵世瑜《民间文献研究的问题与方法——〈黎平文书〉首发式论坛专家演讲之三》指出民间文献研究要有大的历史视野,郑振满等《清水江文书研究的问题意识、 学术价值与研究路径——〈黎平文书〉首发式论坛专家演讲之五》认为民间文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

综上所述,2017—2018年明史学界在经济史、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环境史、科技史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充分说明了明代热点问题和重点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我们也应检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探寻今后研究的创新点。

从研究路径来看,推动历史研究的国际化已成为趋势,学界在全球化视野之下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要区分全球化研究的适用范围。就研究领域而言,应继续借鉴历史研究和多学科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话等交流方式使国内外学者对共同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达成共识。对于研究者来说,还应避免从众心理。明代历史书写者、治理者往往存在效仿心理,研究者又存在效仿现象,以至于一些历史研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无法区分。因此,研究者应透过文本看本质,揭示其特殊性,而不是共性研究的碎片化。具体到研究对象,研究者要打通各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同制度之间的互动及运作效果,揭示制度与实践的差异,加强对明代社会的多维度考察。

此外,就历史选题与现当代的联系而言,研究者仍要把握好二者的结合度,而不是一味地迎合现实而脱离历史。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史学研究2019年11月25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DKRt3MZ552yNH200o6f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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