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学问的境界与限度

桑 兵

（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58）

　　在近代学林中，章太炎在学问上是最不容易被突过的学人之一。其他如王国维、陈寅恪等，各有非比寻常之处，不能一概而论，而太炎不易突过，主要有两个要素：一是范围甚广，二是文字简要。章氏被称为清学的殿军，涉及面非常广泛，又以中国文化担当者自任，中国传统学问的各方面，包括佛学在内，几乎无所不治，又吸收西学东学，加以比较，在医学领域尤其是中医改革方面，也影响深远。泛泛而言，可谓博大精深，仔细考究，范围太广，也难免驳杂。可是其论学的文字，却极为简略，以至于很难分辨清楚究竟哪些是深思熟虑的精当，哪些是随意说说的武断，哪些更是好用其短的炫耀。

一、渊博难懂的境界

　　太炎上有名师言传身教，下有门人薪火传递。老师俞樾，与黄以周、孙诒让并列晚清浙学三大师，又与吴汝纶、王闿运等大儒齐名，声名远播海外。在钱玄同看来，俞樾的学问三大特点：一是学术方面多，二是治经恶守家法，三是作诗如作文，所以“治学在清代实为独步”。章门弟子人数众多，虽然不少人的学问路数与之相去甚远，但因为曾经听过他的课，章太炎也予以承认。真正登堂入室者，主要是早期几位浙籍弟子以及“封王”的传人，加上一些晚年入门的读书种子。虽然名噪一时，各有擅场，可是各执一偏，不如老师揽括各面。加之黄侃著述太迟，吴承仕被低估，马裕藻无著述，朱希祖株守史学，钱玄同后来改信今文经，周氏兄弟的取径与之稍远，学术地位均无法与老师比肩。后期的弟子学问或在前期之上，地位影响却不如前期高大。章太炎罩得住一众强将，其学术地位显然已经突过俞樾，说他是大国手，毫不为过。

　　章太炎学问广博，一般人难以承接。1922年6月25日晚，钱玄同点阅《儒侠》《案广（唐）》《黄老》《道教原始》四篇，慨叹“章先生之文真难点，且句子亦欠明了，可见古文实在不行”。末一句的意思，应当是批评文言文难以达意。然而，即使章太炎这样的文章高手，钱玄同这样训练有素的读者，两人又是师徒关系，彼此也不容易相互沟通，问题就不仅仅出在文言文。学问太过高深，本来就在心领神会之间，如果学识不在同一层次，看不懂自然在情理之中。而文字的简奥，只是进一步增加了隔膜的程度而已。

　　文字艰涩之外，口说更加难懂。章太炎前后七次讲学，已经尽可能根据来学者的差异，因材施教，以便听得懂。无奈来者水准参差，仍然难以承受。尤其是几次公开讲学，效果不佳，听讲者非但听不懂，还指其老旧，著文讥讽。蒙文通说：“时人多言先生言谈难会其意，盖先生学问渊博，谈常牵涉过广，而听者往往不能蹑其思路而从之，故有难懂之感。”今人读书，或自以为是，或完全茫然，或是只挑能懂的书看，因为不懂而回避某些分科专门，都难以深入堂奥，始终做表面文章。更不要说不懂装懂，无知无畏，以不知为挞伐的利器。

　　更为重要的是，听不懂本来正是学习深入提高的起点。蒙文通记：“章太炎先生尝言：近人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旨哉斯言。”读书必须向着深处突进，读到不懂处才是进步的开端。如像欧阳竟无那样读俱舍三年，犹知其未能通。此时要想方设法跨过障碍，更进一层，则读书治学的能力就会显著提升。整个读书的进程，就是不断由不懂到懂的阶段性上升。如果始终在读得懂的部分盘旋，不敢向着不懂处进发，或是不懂装懂，则非但不能进步，还会贻笑大方，在高明面前茫然无知，还以为其说毫无头绪。高明对此，高谈阔论，无异于自说自话，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或谓学术平等必须水平的相等相近，否则无法对话。这与尊重各自的人格并不矛盾。所以学问的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情；一旦面对公众，要顾及听者的接受能力，只能投其所好，自然就不能畅所欲言。要老师宿儒给尚未入门的少年讲学问，要么把学问看得太容易，要么不知如何评判学问的高下，总之都是些外行话。

　　不过，太炎之类的大家，一旦知道来谈者确是内行，便不再嬉笑怒骂，而是正襟危坐，认真对答。蒙文通回忆自己在苏州、无锡从游章太炎之事，行间“先生每喜与余谈论，常命近坐，虽饮食亦时命坐旁。昕夕论对，将十余日，每至废寝忘食，几于无所不言，亦言无不罄”。他问章太炎：“六经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井研初说今为孔氏改制，古为从周，此一义也；一变而谓今为孔学，古始刘歆，此又一义也；再变说一为大统，一为小统，则又一义也。仪征虽不似井研明张六变之旨，而义亦屡迁。见于《明堂考》《西汉周官师说考》，或以今古之辨为丰鄗、洛邑之异制，或又以为西周、东周之殊科。诸持说虽不同，而于今、古学之内容乃未始有异。要皆究此二学之胡由共树而分条已耳。凡斯立义，孰为谛解？”章氏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汉代之学，吾辈所应究者，则先秦之学也。”“章氏之说虽如此，然古今文家，孰不本之先秦以为义，则又何邪？”蒙文通用心既久，比较学说与制度，恍然“法家之说为空言，而秦制其行事也；孔孟之说为空言，而周制其行事也；周、秦之政殊，而儒、法之论异”。因秦制之所以异于周，了然今学之所以异于古。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孔孟有别，为新儒家，实为战国以来诸子学术发展之总结。儒分为八，即儒家之出入百家者。故西汉师儒本有歧义，称制临决，乃趋一致。至于刘歆，乃创古学，而称已先立学官者为今学，而今、古学之纷争乃起。“于是知廖、刘二师推今、古之歧异至于周、孔皆非情实；章氏言今、古止为汉代之学固是，然其离汉师于先秦又未必是也。”

　　今古文之分的确是汉代发生之事，也就是汉代人才有的意识，说今古文皆本于先秦之义，不无道理，可是指古学为刘歆创制，则为今文家疑古的依据。如果经学确有古文，则今古文的歧异首先起于底本的不同，以及经书范围的差异。即使秦汉的新儒家总结战国以来诸子学术的发展自成一体，导致儒学出入百家，也不是今古文之分的源头，不过推波助澜而已。据现在出土的文献，大体上今文之外另有古文一事，已经浮出水面。蒙文通的说法，未必能够解决今古文分别的渊源流变，而章太炎的判断，仍是基本实情。

　　因为章太炎论学，往往并不固执己见，所以蒙文通又说：“余请益于先辈者多矣，毋固毋我，未有如余杭先生之可感者也。”蒙文通偏向今文，对于坚持古文的章太炎多少有些疏离。据杨向奎记，在亲炙的欧阳渐、廖平、章太炎三大师中，蒙文通认为欧阳渐的成就最高。此话未必能够作为判定三位大家学问的依据，因为佛学亦非蒙文通所长，但无疑可以反映蒙文通的好尚。

　　40岁以前的章太炎，学问已经数变。他号称古文经大家，实则在他与康有为针锋相对之前，一般而言治经学没有此疆彼界的壁垒森严。俞樾本人的学术取向，今古兼治，汉宋不分，很难以派分划界，门下不仅出了章太炎这样的古文家，也有崔适这样的今文家，而且两人所学原来同样不分今古，至少不以今古为限。

　　本来古文经学家较为拘泥，不似今文经学家以及阳明学那样喜欢推陈出新。可是20世纪初章太炎却与梁启超在创新史学方面“同工同曲”，两人都是受欧洲社会学和日本人袭用欧洲近代史学观念的一些新书影响，梁启超打算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章太炎也早有修《中国通史》的志向，他从《新民丛报》看到梁启超多论史学得失，“于历史一科，固振振欲发抒者”，不禁引为同道，且愿一身担当大任。其时章太炎的观念，与梁启超颇为相通，受各种西方社会学书的启发，并且购求日本人译著的《史学原论》及印度等地史书，“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欲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熔于一炉，“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虽然没有标名为“新史学”，也旨在写出“新理新说”。

　　拥抱域外新知，是那一时代趋新学人的普遍倾向，同时期的王国维即俨然一新学少年，刘师培也喜欢套用西学的分科系统来讲周末学术。当时在中国知识人中传播甚广的是甄克斯的《社会通铨》，虽然斯宾塞的名著《社会学研究》影响更大，不过被严复译成《群学肄言》，而甄克斯并不在如今欧洲社会学叙述的脉络之中，《社会通铨》算成是政治学著作。附会西学，章太炎虽然未能免俗，却是较早幡然醒悟的先知先觉。早在1910年，他就主张“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他已经自觉到：

　　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捏造事迹，中国向来没有的，因为历史昌明，不容他随意乱说。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小说的假话，当做实事。……），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就使没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没有增什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尚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尚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进旅退么？现在北京开经科大学，许欧洲人来游学，使中国的学说，外国人也知道一点儿，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觉得增许多声价，却是错了见解了。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这段话虽然征引者不在少数，可是脱离当时国内外学术发展的脉络，不易解读得当，更加难以感同身受。章太炎后来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转变，并接受柳诒徵等人的批评，根源在此。

　　老辈的维护中学，往往抱残守缺，而且与所依存的皇权体制紧密相连。章太炎在反清革命的立场之上主张自国自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化自信的崭新范式。这与新派认为西方好就是一切都好的绝对化差异显然，因而不大合乎潮流时趋。尽管其民国以后的观念行事被指为拉车向后，其实他为当权者建言，自有其说理依据，钱玄同就予以理解同情，当否另当别论，学术上则不仅回归，而且精进。只是章太炎晚年的学术更加难懂，研究者普遍较为忽视。尤其是他对日本支那学乃至域外汉学的批评，使得海外汉学界相当不满，所指示的学术取径又与后来一味西望的时趋相左，在学界整体上以为非瞄准国际前沿与世界接轨不可的风气鼓荡下，自国自心似乎成为固步自封的表征，加之分科治学改变了中学的原有架构以及求通的旨趣，以章太炎作为研究对象则有之，以章太炎作为学术典范传承薪火，除了小学一科，却相当罕见。

二、方面与程度的有限

　　总体上章太炎的学问难以超越，具体落实到各个部分，却似乎都已经被分别突过。太炎之所以被视为清学的殿军而非新学的开山，与此不无关联。其造诣最深的音韵训诂学已被黄侃超过，古文经学则不及刘师培（刘有家学渊源，并非一己之功）。黄侃在入了章门之后还要拜刘师培为师，是因为刘当面说黄的文章“总是学无根柢，根柢者经也。黄询以治经之法，刘谓你要治经，可从我研究，黄诺之”。钱玄同本人虽然“喜谈经学”，却声明“此与章公无甚关系，止接收其经为古史之说了耳，‘古文经’我决不信也”。他1911年谒崔适，“深佩之”，1914年终于“受业称弟子，乃言经，然实副业也。正业总是小学”。可见章太炎虽然以古文经学闻名于世，在经学方面对早期弟子其实影响有限。

　　史学方面，章太炎虽然曾一度表示要用新的方法写《中国通史》，却并未实现，讲国学时又一度认为史学不宜讲，尽管后来也讲了，所以几乎没有史学著述。其文学除语言文字的小学外，观念与后来大相径庭。经过文学革命，所谓旧文学的观念，今人大都已经难于理解，为此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内斗了将近20年。此外，太炎的学问，并非一成不变，今人所推崇的，或许恰是其短，而非所长，如医学；或是早年偏好，后来放弃，如佛学；或是原来趋新，继而改弦易辙，如西学东学。不明章太炎学问的境界与局限，而尊奉其人其学，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章太炎的诸子学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范例。清代学问有所谓由经入史以及诸子学复兴之说，前者涉及经史关系的纠葛，未必如今人所以为的是不同学科的畸轻畸重甚至取舍，后者本来就在经学理学的范围之内，不过提到所谓平等的地位。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时，认为章太炎最拿手的是诸子学，胡适提出关于整理哲学史料的办法共有三种，校勘、训诂之外，就是贯通。“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宋儒注重贯通，但不明校勘训诂，所以流于空疏臆说。清代汉学家精于校勘训诂，但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所以流于支离琐碎。到了章太炎，才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而章太炎的《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之所以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里面，寻出一个条理系统”。中国古代的哲学，去今太远，不明其意，必须比较别国的哲学史，才能相互印证发明。胡适自己做“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

　　章太炎的确好谈佛学，他父亲章濬和老师俞樾都信佛，因苏报案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还向邹容传授佛学，使革命军中马前卒增强信念。可是，近代佛教复兴居士的贡献固然很大，章太炎却并非真的精于佛学，参与支那内学院事务后，晚年他嘱咐门下编文集时将所有涉及佛学的文章统统删去，显然还是觉得不过附会而已。胡适说太炎用佛学治诸子，所以大见成效，实则太炎于佛学未必升堂入室。章太炎逝世后，北平追悼会上钱玄同介绍其学术，“略述师于‘文、史、儒、玄’四学之要点”，并无佛学一项。儒表佛里，本是韩愈、朱熹以来理学的真相，新儒家的禅释与禅宗的说理异曲同工，清代汉宋相争，胡适称之为反理学运动，其实所争仍在儒学的正统，事实上则起到剔除禅释回复经义的作用。晚清以后，佛教复兴，受日本影响甚大，可是不免望文生义，如梁启超、梁漱溟的佛学，在钢和泰到任后就只能走避或束之高阁。佛教研究涉及教史和教义，又有信仰与否的分别，僧俗两界评价往往迥异。以往号称能够得到教内外一致认可的，唯有陈寅恪和汤用彤。而陈寅恪自称不敢谈教义部分，至于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评奖，获得一等，可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通信评议时两位评议人均与支那内学院有关，一位认为勉强可列三等，一位认为根本不懂佛学，完全不够格。可见高下另说，一致认可则非事实。

　　梁启超推许章太炎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尽管胡适推崇太炎的诸子学，太炎却不认可胡适的诸子学，他告诉胡适：“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此言与后来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批评要旨一致。可见老辈宿儒的看法，不能以保守一言以蔽之。

　　1922年，章太炎著文《时学箴言》，论治诸子学之难易得失及其门径，所指时弊显然包括胡适，甚至主要指胡适，他说：

　　今之为时学者，曰好言诸子而已矣。经史奥博，治之非十年不就，独诸子书少，其义可以空言相难。速化之士，务苟简而好高名，其乐言诸子宜也。不悟真治诸子者，视治经史为尤难：其训诂恢奇，非深通小学者莫能理也；其言为救时而发，非深明史事者莫能喻也；而又渊源所渐，或相出入，非合六艺诸史以证之，始终不能明其流别。近代王怀祖、戴子高、孙仲容诸公，皆勤求古训，卓然成就，而后敢治诸子。然犹通其文义，识其流变，才及泰半而止耳。其艰涩难晓之处，尚阙难以待后之人也。若夫内指心体，旁明物曲，外推成败利钝之故者，此又可以易言之耶？偏于内典哲理者，能知其内，无由知其外；偏于人事兴废者，或识其外，未能识其内也；偏于物理算术者，于物曲或多所谕，非其类而强附之，则所说又愈远。岂以学校程年之业，海外数家之书，而能施之平议者哉！今人皆以经史为糟粕，非果以为糟粕也，畏其治之之难，而不得不为之辞也。至于诸子，则见为易解，任情兴废，随意取舍，即自以为成一家之言，以难为易，适自彰其不学而已。魏、晋之清谈，宋、明之理学，其始皆豪杰倜傥之士为之，及其末流，而三尺童子亦易言之。今之好言诸子者，得无似其末流者耶？

胡适

　　次年，章士钊论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人治墨学事，指“任公有时阙疑，不似适之武断”。章太炎见报，认为胡适“所失非独武断而已”，而是“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胡适得知，觉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特致函章士钊，转请向章太炎讨教。后者答称：校勘训诂只是治经治诸子的最初门径，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因此入门之后，须各有所主。经文时有重赘，诸子则下意简贵。训诂之术，略有三途，即直训、语根、界说。墨辩专用界说，不用直训和语根，因此不得解为重赘。胡适以为章太炎的指责是由于误解其《大纲》的相关论述，也承认自己“当日著书，过求浅显，反致误会”。同时辩解道，校勘训诂之法虽为初步，欲求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不过，章太炎的本意，不仅是校勘训诂之上，还须求义理学说的贯通，而是所求之道不尽相同，治诸子要通小学，明史事，合六艺，较治经更难。此意不仅见于《时学箴言》，直到章氏晚年写《制言发刊宣言》，仍然指出：“其间颇有说老庄、理墨辩者，大抵口耳剽窃，不得其本。盖昔人之治诸子，皆先明群经史传而后为之，今即异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耶？”

　　章太炎的说法，与通语境以解文本不无近似，详情可以参见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叙》。受西学东学的影响，近代学人多将诸子认作哲学，与今文经学以及程朱理学颇有类似。张尔田曾致函王国维，提醒其注意：“读书得间，固为研究一切学问之初步，但适用于古文家故训之学，或无不合，适用于今文家义理之学，则恐有合有不合。何则？故训之学，可以目譣，可以即时示人以论据，义理之学，不能专凭目譣，或不能即时示人以证据故也。……故弟尝谓：不通周秦诸子之学，不能治今文家言。虽然，此种方法，善用之则为益无方，不善用之亦流弊滋大。”其实胡适也是将诸子视为哲学，只是“因为古代哲学去今太远，久成了绝学。当时发生那些学说的特别时势，特别原因，现在都没有了。当时讨论最激烈的问题现在都不成问题了。当时通行的学术名词，现在也都失了原意了”。所以今人难以理解。不过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根据别国的哲学史的问题、名词和学说来比较参考，互相印证发明。他本人就是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在他看来，章太炎也是用佛学作为工具解释演述诸子学，并不觉得可能会穿凿附会。相比之下，章太炎的先明群经史传而后治诸子的办法的确高明许多。

　　此外，中国文人有所谓好用其短，所长或秘不示人，或不屑与谈。章太炎也有类似。他最好与人谈时政和岐黄之术，其实二者都不擅长，前者每每为人所诟病，后者至今说法截然相反。据说有人问章太炎：“你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太炎笑答：“都不是，我是医学第一。”太炎家的确有些医学基因，所谓祖、父、兄“三门知医”。不过，中国士人出为良相，入为良医，是一种理想的处世方式，太炎谈医理头头是道，行医术却形同庸医。1922年10月，章士钊听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说，章太炎亦喜标榜所短。章氏本最长于小学，政治学次之，至于医学，简直可以说未曾问津。但章氏偏自言医学最好，政治次之，小学又次之。易曾在上海患疾，章为其开方，几乎没有被他诊死。拿章太炎所开医方匿名给名中医看，即断为乏善可陈。太炎所讲医理，信奉者甚多，但研究近代中医改革，如果全以太炎门生为线索，而不及恽毓鼎等人，只能是离题万里。

　　治史应当整体之下研究具体，非此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当论者略，当扬者抑，不知藏拙，适以露丑，不能体味前贤的高明到位。论章太炎的学问，首先要把握历代尤其是清代学术的渊源流变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学术演化的大体状态，进而明了其优长及短处，再做专题研究，才能体现其博大精深。若是一味打洞，看似窄而深，不仅难免偏颇，而且褒贬失据，主观上意在颂扬，实际上却非但揭了太炎的短，也显出自己的陋。清季民国以来分科治学，历史上同一人事在不同学科的叙述中迥异其趣。姑无论那些不入流者在附庸蔚为大国的分支中每每被奉为宗师，即使关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的研究，也有与章太炎类似的情形，本人付之一炬或一笑了之的少作，不妨用来研究相关史事，如果作为学问上的抬举，则形同不断地揭疮疤，贻笑方家之外，前贤起于九泉，岂不痛哉！

三、前后两分  未必得当

　　进而言之，迄今为止的章太炎研究，主要集中于前期即革命时代，此事与鲁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关系很大。章太炎逝世后，国民政府虽然大力表彰，给予国葬的礼遇，但是要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一些小报则贬为“失修的尊神”，鲁迅遂撰文为太炎鸣不平。鲁迅对太炎的盖棺论定是：“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这一判断，成为后来纪念章太炎一生学问行事的基本凭据，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不过，鲁迅并非仅仅反对别人将章太炎打扮成纯正先贤，他对章太炎本人在民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种种言行也深致不满，指为“拉车屁股向后”的倒退复古，撰文公开批判。他认为：“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铓。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也就是说，章太炎身后的遭遇，多少有些咎由自取。

　　诚然，鲁迅也承认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并且强调：“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却将章太炎后期的学术与前期的革命完全对立起来，无形中压抑了章太炎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

　　鲁迅的评价，与其自身的学养有关。仅以《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为据，鲁迅自己承认：“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由此可见，鲁迅从一开始就只能接近和接受革命的章太炎，前往听讲不是因为章太炎是名学者，而是因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最早东京国学讲习会的听众，大都抱着这样的态度。他们对于章太炎所讲的学问，如小学之类，当时就摸不着门，后来更弄不懂且记不住。他们的感受判断，对于认识章太炎革命的一面固然可以形成证据，对于理解章太炎学问的一面却很难作为凭借。

　　中国历来没有所谓为学术的学术，通经致用，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都是要有用于时的，只有兼治天下时不我与，才退回来独善其身。太炎从政或论政的历史，大概谈不上成功，在当时人看来，可以说是失败。不过即便如此，也有应该理解同情之处。1922年钱玄同翻阅《太炎最近文录》，“此均民国元年时代，章师对于政治的意见，其中多悖于进化潮流之论，在不知当时情形者观之，必大不满意，或且诋师为媚袁亦未可知。然师在当时忽发此等议论，实有下列之四种原因：一、师熟于中国历史，而于历朝之典章制度尤所究心，故其政论不免有笃旧之倾向。二、师为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者，对于共和政体本非所满意。三、辛亥以前革命党中，光复、同盟两会早已互相仇视，师与光复党接近，对于孙、黄诸人感情素恶。四、陈英士暗杀陶焕卿之事，师所最切齿痛恨者。以是种种原因，于是发为文章反对阳历，反对建都于南京，反对学法政之新进，甚至于反对约法，甚至于倡亡清大僚富有政治经验可以起用之论。若习闻师平日之见解言论，又深知当时党中情形，则对于此等偏激之论，必能曲谅”。

　　革命成功，章太炎仍然执着于论政从政，的确与当时的时势紧密关联。民国元年章太炎到北京一个月后，即于5月25日致函朱希祖：“京师腐败之风犹如曩日。当革故鼎新之际，法律未能实行，官僚派乘此时机造谣簧鼓。仆在南反对同盟会，而在此则意见相反，惟欲击碎竖子脑袋而已。政府成立已及四月，而政界尚复纷糅，有所献替，亦只老生常谈也。心孚颇劝仆讲学，此乃受官僚派运动，欲仆少弛威严耳。要之，今日尚非其时，具此肝肠，震电冯怒，亦无心讲学也。”并不认为已经到了可以安心讲学的时候，必须在政坛发出强烈声音。

　　五四前后的少年中国学会反对参与政治活动，主张进行社会事业，章太炎即被作为参与政治活动失败的前车之鉴，认为其政治主张创见甚多，政治活动则不敢恭维。曾琦说：“太炎先生之喜谈政治，世人既常非笑之矣。虽然，太炎固非不解政治者也，岂惟能解政治，有时对于政治上之见解，且超过恒人万倍。”例如流亡日本时主张民主主义，创“中华民国”；民初首倡统一，反对奠都南京；在日期间推重宋教仁为“江左夷吾”；指唐绍仪为买办政治家；袁世凯死后断言分裂必将再演；指徐世昌阴险过于段祺瑞万倍。但为学理的政治家，不宜于实行，一旦卷入政潮，便为人所利用。

　　章太炎的学问始终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即使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必须对其来龙去脉及其在中外学术流变中的位置大体把握，才有可能理解同情。如果一味以对学问大家的崇敬之心仰视，将他所有的言论文字都视为学问家深思熟虑的确论，就难免隔膜。由此绞尽脑汁的解读和条理化，不免牵强了许多的后见和外部因素，连当事人自己恐怕也会觉得相当陌生，形同研究者本人的认识，而非还原研究对象的初衷原意。如此，研究者的认识与研究对象的本义之间，势必出现越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越远的尴尬。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的研究中同样不乏其例。另一方面，章太炎晚年的学术，更加平实精当，更应该作为学问家的学术认真看待，转换视角，回到中国的立场看中国的学术，非但不是滞后，甚至可以说颇有些超前，却因为脱离了革命的轨道，与当日一味眼光向西的时趋和后来的风尚不相吻合，明显被忽视甚至无视。大半个世纪过去，该是正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