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杰出的教育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孔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但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谓“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历代对他的评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这种变化既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史风貌与社会变迁，又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不同认识，也反映了人们阅读、理解与诠释儒家经典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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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雅斯贝斯曾将孔子放在全球视野中，在《历史的起源及目标》一书中把他作为人类历史上“轴心时代”的重要代表，这是对孔子及其时代所作出的精辟论断。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正是新兴势力崛起、新旧秩序更替的变革时代，孔子提出“正名”等主张，并在鲁国进行过政治实践；其周游列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在当时就受到列国的广泛关注，但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对其评价就已经有了明显差别。鲁国大夫孟釐子评价他是“达者”，齐、卫、楚等国也都曾有意任用，足见对其学说与才能的肯定。孔子的弟子们对老师更是推崇备至，如子贡说他“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后来孟子更是用“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这样的话来赞美他，认为孔子是“集大成者”。大约一千年以后的宋代儒者甚至给出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样的论断，这当然是在儒学已经在国家和社会层面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的极端推崇了。事实上，大约与孔子同时的老子已经建议他“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晏婴则认为儒者过于重视礼仪容饰，“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二者所说实质上都是孔子与儒家学说容易受到个人与社会因素影响从而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问题，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客观上促成了此后儒家学说的政治化、神学化乃至世俗化。

孔子评价日隆与地位之提升，关键在于汉代以后官方的认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随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并在太学设五经博士，由是孔子和儒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又在《孔子世家》中评价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汉平帝时，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孔子后裔为褒成侯，这是历代国家政权褒封孔子之始。此后的两千年间，孔子又曾被追封为文圣尼父（北魏孝文帝）、先师尼父（隋文帝）、先圣（唐太宗）、先师（唐高宗）、文宣王（唐玄宗）、至圣文宣王（宋真宗）、大成至圣文宣王（元成宗）、至圣先师（明世宗）、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清世祖）等，体现了历代王朝利用孔子与儒学为己服务的政治意图。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诠释往往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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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官方层面与儒家后学的高度认可，历代民间与其他学派对孔子的认识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影响最大的评价，当属“素王”之称，这一称谓虽然可指上古时代的诸位帝王以及其他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但汉代以后几乎成为孔子的专用称谓。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唐人刘沧《经曲阜城》诗中说“三千弟子标青史，万代先生号素王”，孔尚任也在《桃花扇》中写下了“百尺翠云巅，仰见宸题金匾；素王端拱，颜曾四座冠冕”之句。与儒家并存的道家、墨家等学派，虽与儒家在思想主张上都有不小的差别，但对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则都是非常尊敬、赞誉有加的。最有代表性的故事，见于《庄子·田子方》中假托庄子与鲁哀公关于鲁国儒者的对话。庄子认为尽管当时“举鲁国而儒服”，但真正的儒者屈指可数，因为“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后来的事实果然如庄子所说，“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这个故事当然只是庄子用来讽刺当时儒者大都徒有虚名的，而其蕴含的意思则是：真正的儒者是值得尊敬的。显然，庄子对于孔子及其学说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是儒家后学未能真正领会与贯彻孔子思想而已。

清末以来，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评价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新说法。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太平诏书》宣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还在《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上帝审判、鞭挞孔子的神话，太平军所到之处，孔庙、孔子像往往被捣毁破坏。后来康有为则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是“圣之时者”，把孔子塑造成与时俱进的改革者形象。考虑到清末西学冲击下维新变法思潮的巨大影响，其意显然在于为自己倡导的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而章太炎著有《订孔》一文，认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李大钊也认为“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这样的论调在当时非常流行，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但其偏颇之处则在于未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和把握儒学与西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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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孔子的认识与评价，最晚可以追溯到传教士东来时期。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评价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与此接近的评价还有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他认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孔子“是中国人的主要的哲学家”，还评论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学者对孔子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而丰满。如曾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的芬格莱特在《孔子：即凡而圣》一书中认为，由于受到地域、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西方人眼中孔子的形象往往是变形的、不真实的。而孔子思想的主旨在于礼仪行为的强调，圣人境界就是人性在不离凡俗世界的礼仪实践中所透射出的神圣光辉。这一认识颇具价值，英国著名学者葛瑞汉甚至认为此书影响了西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方向。总起来看，西方学者对孔子与儒家学说的认识与理解，正随着全球化的脚步而前进，当前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既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各国民众对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认可与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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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外学者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推崇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甚至还有违背常理进行攻击者，然正如牟钟鉴先生所言，“神化孔子是不对的，丑化孔子是罪过，敬重孔子应是常态。”在今天看来，要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在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做出合理评价，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孔子。孔子生活在向称“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其思想学说当然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实践服务。孔子构建了一个包括仁、礼在内的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其意在于如何让原有的政治体制与礼法原则在新形势下得以延续。因此，孔子的思想学说虽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礼坏乐崩”本身就是旧秩序逐渐解体、新秩序逐渐确立的过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正常的新陈代谢，孔子的政治理想无所施展，可谓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要立足于当前，为孔子思想精华及其现代性转化注入时代精神与活力。孔子终究是一位具有超越性的人物，其思想学说中的精髓穿越时空，如仁爱、和、忠恕等等，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并日益显示出其普世价值。正是这一点，使得孔子赢得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的普遍敬重，孔子的思想学说则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与全球化的脚步，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认识孔子及其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当前情况下，文化全球化虽为大势所趋，却尚在过程中，中国文化的未来正取决于我们如何再造传统。正如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说，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符号与象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其思想学说必将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丰富的营养，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作者：刘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文是刘伟先生在中华诗礼家风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研讨论文，现收录在《诗礼传家》（第一辑）第181-185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华孔子学会》2020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