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不能“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然而，为了“利用儒家”、把儒家重新“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大陆新儒家连这一基本的学术准则也顾不上了。
   2016年5月，新加坡南洋孔教会资助出版了任重主编，蒋庆、陈明、康晓光、余东海（余樟法）、秋风（姚中秋）撰写的《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一书。据称，该书“吹响了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儒化中国的集结号”，为中国的未来“另辟”了一条路径。这是什么样的集结号、什么样的道路呢？

按照蒋庆的说法，“在当今中国，政治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政治权力合法性或者说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清楚地定位了“大陆新儒家”新主张的目标和意涵。

具体而言，在经济、政治制度上，蒋庆由董仲舒“王道通三”而提出“儒教宪政”并设计出政治权力“三重合法性”，宣称“古代圣王为我们确立了王道政治永恒不变的‘政道’标准”、“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主张“在当今中国恢复中国古圣王之教”。在他看来，如果说“王道政治”在中国历史中具体落实为“仁慈无为的君主制”，那么当代则应体现为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或“儒家民间贤儒”组成的“通儒院”、“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庶民院”、由“孔府衍圣公”及其指定的“吾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等组成的“国体院”之三权分立。这种“立体性制衡”的架构须确保“儒教”之“优先性”，“中国文化复兴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建儒教”。只要中国“恢复国家化的儒教”，那就不仅确立了“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而且能够防止中国被“基督教化”、彻底解决政治腐败乃至生态问题等。余东海则提出“中华宪政”，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国有、集体等公有经济为补充”，“构建分权制衡的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军队国有”，主张走“在仁本主义指导下汲取西方民主精华”的“第三条道路”。此外康晓光提出了“儒家宪政”、秋风提出了“儒家宪政民生主义”，都是要“全面而完整地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在政党制度上，按照蒋庆的设计，“中国儒教会”不仅必须“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而且拥有“设计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与基础教育制度”等“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康晓光宣称，“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不信奉儒家理念的政党就没有资格执政”；他主张或者由垄断了“天意”解释权的“儒士共同体”直接执政，或者“儒化”中国共产党、让“执政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秋风所说的“儒生”，则既可以有“儒教基督徒”或“儒家自由主义者”，也有所谓“儒家马克思主义者，儒家社会主义者”。

在文化制度上，蒋庆主张“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将尧舜孔孟之道入宪，即在宪法中明载‘尧舜孔孟之道为中国立国之本’”。康晓光主张“确立儒家的道统地位，也就是用儒家的政治哲学规定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以“仁慈的权威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余东海提出“以儒家为主统，以佛家、道家和自由主义为辅助性文化系统”的“仁本主义”。秋风主张“自由和平等”的“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让孔子替代毛泽东，让儒家思想替代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具体观点虽有所差异，但都主张“立儒教为国教”、“儒学复兴”、“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要“对已经处于残存状态的官方意识形态构成最后的冲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书中还提出了一套“转轨逻辑”：首先推动“市场化”来改变“经济基础”，进而改变“阶级结构”，然后“推动以儒家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最后“建立儒家宪政”，从而构成“‘经济基础转变—文化领导权转变—政治制度转变’”的“现代国家转轨逻辑”。

该书上述“转轨逻辑”基于一个他们更为看重的“逻辑”，即“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儒教的伟大复兴”。蒋庆说，“宗教是文明的最集中表现”、“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儒教“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载体”，数千年来的中华文明是“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的“儒教文明”，“永恒不变的‘政道’原则”是历史的发展动力，“儒教兴则华族兴中国兴，儒教衰则华族衰中国衰”；“由于儒教过去是中国的国教，将来也必须重新复位再次成为中国的国教。”

相应地，他们对近代中国走过的道路不以为然。陈明认为，“革命话语和启蒙方案”是“左和右的老路和邪路”，于是“五千年的文化被否定，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这些儒士大夫的历史努力被抹杀，弑父弑母，别子为宗”。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中国文化的没落史”。

为了清楚显示《中国必须再儒化》一书的观点和逻辑，上面不得不不厌其烦地引述许多材料；同样，为了照顾该书的学术面目，这里也仅从学术角度作点批评。 我国学术素重“著书者之心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修辞立其诚”、“言有物而行有恒”、“不诚无物”、“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唯物史观主张“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不能“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近人吕思勉认为“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侯外庐等倡导“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萧公权批评“舍旧籍之明文，立微言以骋臆说”，朱维铮倡导“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杜国庠还讲过一段话：“主观主义者，蔑视客观，脱离客观……其引用和解释前人的言论，也往往断章取义，任意附会，不惜强使古人以就自己。”准之上述要求，很难说该书是“谨严之学术”。

在“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坚持历史和辩证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命脉，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主张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原则和方针，该书却肆意曲解，一方面诬称“政府利用儒家”，是“以工具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儒学”；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在坚持儒家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积极利用政治权力来实现儒家价值”，实现“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向儒家文化的根本性转轨”，实现“从共产主义乌托邦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回归本土，回归历史”。这种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做法，很难称得上是“学术”。然而，为了“利用儒家”、把儒家重新“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他们顾得上这样一些基本的学术准则或他们爱说的“学统”吗？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历史中国》2020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