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国家图书馆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讲稿《儒家经典与<儒藏>编纂》下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阅读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编《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国图名家讲座集》（全4册）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安平秋

三、《儒藏》的编纂

先说历史上关于《儒藏》的思考以及《儒藏》立项的情况。《儒藏》显然是把儒家经典都汇总起来成为“藏”。有《佛藏》，有《道藏》，像《中华大藏经》《中华道藏》，所以现在编《儒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这种把儒家经典汇编到一起的传统。刚才我们讲“十三经注疏”系统发展的脉络就可以看出来，几代传下来，慢慢汇编到一起。中国有这个传统，这样一种惯性。而《儒藏》呢，在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孙羽侯，他希望能够“囊括十三经疏义，订核收采，号曰儒藏”（明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卷四《孙鹏初遂初堂集序》）。所以，首先提出“儒藏”这个名字的，是明万历年间的孙羽侯。

到了明末，曹学佺提出，“释、道有藏，独吾儒无藏，可乎？仆欲合古今经史子集大部刻为《儒藏》”。（清平步青《霞外攈屑》卷五“儒藏”条） “吾儒无藏，可乎？”这是一种观念，一种传统观念。当然有的人不太吃这套，说这很可笑，释道有藏，儒就必须有藏？

到清代还有一个周永年，撰写了《儒藏说》。据学者们考证，后来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可能是受到了《儒藏说》的影响。当然，没有他提出的这一些，《四库全书》的编纂可能也还会进行，但是我想至少给皇帝提了醒。这样有明代的人，也有清代的学者提出，最后乾隆皇帝没有完全采纳编《儒藏》，而是编《四库全书》，这中间既有他们认为的提出编《儒藏》的必要性，肯定编《儒藏》这个观念，也有他们不编《儒藏》而编《四库全书》的一些思考。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内在陈云同志的关怀下，在中共中央1981 年37 号文件的号召下，深入开展了古籍整理工作。“佛藏”有《中华大藏经》的初编和续编。而“道藏”，也有好几家出版社找人整理，最后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华道藏》。

相形之下，儒家的经典怎么办？其实儒家经典多年来一直在整理，我们刚才介绍的是比较窄一点的儒家经典，比如“十三经注疏”系统、“四书五经”系统等等。其实儒家的经典涵盖在各个部类中，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窄的部类。甚至许多文章，别集类里面某一家的文集，都有不少儒家的东西。有时候甚至很难区分。有些诗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当然你说有些诗人，比如苏轼，他的诗到底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还是佛家思想？有的说得清，有的说不清。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是无孔而不入的。所以从八十年代，佛、道两“藏”开始整理，也给了从事儒学研究的人一种压力。

到了九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提出来要编《儒藏》。到了2002 年，北京大学接受汤先生的建议，组织了一个班子来着手编纂《儒藏》。2003年，教育部批准《儒藏》作为教育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这是一个简单的发展过程和认识过程。目前《儒藏》的分类体系，采取的是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就是《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同时《儒藏》的编纂团队对四部的经典、典籍又有所取舍，着重选择的是经部、子部的儒家类的著作。刚才介绍的其他部类的著作也有所选择，但是选择的标准更严格一些。这是我跟大家说的关于《儒藏》的思考以及《儒藏》立项的情况。

第二个小问题，关于目前《儒藏》的进展，实际上是“精华编”的编纂。

因为《儒藏》启动以后，先编“精华编”，再做《儒藏》的全编，或者叫所谓“大全本”。“精华编”包括了中国部分和域外部分。中国部分收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传世典籍的下限定在了清朝结束，也就是1911年以前，出土文献是包括了简帛文献与敦煌纸质的文献，这样加起来有五百多种，编为283册，这是中国部分。域外部分，所谓域外，是包括韩、日、越南三国，他们在历史上以汉文著述的儒学文献我们选了150多种，分编为57册。这样加起来是340册，2.3亿字。这是《儒藏》的“精华编”，不是全部的《儒藏》。目前说的这个数字，因为它还没有最后全部出版，所以最后也可能会有一点调整。

《儒藏》（精华编），是由北京大学的学者牵头，联合了国内外50多家合作单位400多位学者共同进行的，是一个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合作项目。目前的进展，《儒藏》（精华编）的稿件已经全部交稿了，就是点校完成了。“精华编”采取的整理方式是，选择一个好的底本，有校本，有参校本，然后在底本的基础上标点、校勘。目前稿件全部交稿了，而且绝大多数完成了通审工作。也就是初稿完成以后，校点者点校完了，要送到《儒藏》的编纂团队来，这个团队要审稿。审稿非常费力，反反复复，有时候稿件不合格的，再退给点校者来修改。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很大，很费时间，非常烦琐。目前绝大多数完成了通审的工作，已经出版见书的是160 册。a 刚才前面讲了340 册，是《儒藏》（精华编）的目前估计的全部，目前出的是203 册，另外还有近40 册，计划是在2019年出版，剩余部分也尽快完成。可以说，《儒藏》（精华编）的编纂目前已经到了收官的阶段。

刚才提到，《儒藏》（精华编）采用的是加标点、校勘、竖排、繁体的形式。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经过反复讨论，多次商量，最后才确定下来的。既要考虑到将来方便读者的阅读使用，也要考虑到和文献的数字化接轨，做成电子版。这就是目前《儒藏》编纂的具体情况。

关键是，在这些年编纂《儒藏》的过程中，感觉到《儒藏》的编纂，点校质量是第一位的。因为有许多《儒藏》（精华编）的内容此前一些出版社已经出版过。比如在2003 年《儒藏》立项之初，当时计划收传世文献是450 种，当时里面就有120 种是别的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本的。这120 种怎么办，是用原来的已经出版的，还是另起炉灶？这个问题，从指导思想上讲，当然不一定另起炉灶，用原来的，但是要和作者商量。这里面的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原作者不在了，连家属甚至都找不到了；有的是原作者在，不愿意给你《儒藏》去出版；有的非常友好的合作，跟你合作出版，再修订一下。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有120 种是人家出版过的，我们请原校点者也好，另起炉灶也好，都要力争超过原来的点校本。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别的出版社也在做。比如皇侃的《论语义疏》，《儒藏》这个本子出版好几年以后，中华书局又新出了一个整理本。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华书局后出的，是不是后出转精呢？还是我们原来的更好呢？要有个比较。所以在校点之初，就力争做到最好。还有一个例子，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中华书局出版过一个整理本，我们是后出的，是在原来的中华书局整理本的基础上又加工的，应该说是吸收了中华书局原来点校者成果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提高。但是中华书局又推出了新整理本，正好我们《儒藏》的这部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现在还在出版的最后阶段，我们也准备吸收新整理本的内容。这种情况就是促使我们不断地提高，不断地吸收别人的长处。

我具体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儒藏》是怎么抓质量的。像阮元的《揅经室集》，中华书局有个整理本，是以《四部丛刊》所收的五十四卷本作底本，这个点校人可能没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底本更好，是六十三卷本，不是五十四卷本。六十三卷本是收录了阮元一直到83岁时候的作品，离阮元去世只有三年。《儒藏》就是以六十三卷本作为底本，就比用《四部丛刊》五十四卷本在底本上更好。

再比如，明代曹端的《曹月川先生遗书》，中华书局有整理本《曹端集》，校点的人大概没有注意到有个明代的刻本。我们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了一种明刻本，但是它收在了丛书部而不是在集部，原来点校的人没有用它可能是失察，没有看丛书部，以为它在集部。那我们找到了，用了这个，这也是《儒藏》在底本使用上的一个长处。这些例子，是目前进展里面《儒藏》还比较注意的问题。

第三个小问题，关于“全本《儒藏》”的思考。

现在做的“精华编”已经到了收官阶段了，近年在筹划《儒藏》的全本，在“精华编”基础上扩大。这个怎么做？我们有一点想法，或者说编法，提供出来。

就收书范围而言，按照“精华编”确立的分类体系，如果“全本”把这一体系的著作全部收齐，我想大概不可能，也没必要。当年乾隆朝编《四库全书》，它收的书是3461 种，而《四库存目》是6793 种（据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而且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它每本书的工作量，比目前的《儒藏》要小，因为它不校勘各本，不标点，还没有出版社编的各个环节，它抄了七部，北四阁南三阁。即使这样，它只收了能见到的书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作为存目。它是有选择的，主要就是看书籍的重要性。

我想编“《儒藏》全本”所面临的选择基数，首先是《四库全书》三千四百多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千五百多种，明代以前的典籍大略齐备（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清人著作）。再加上清人的著述，清人著述的总量在22 万种以上，经部的比较少，也有20404 种，其中传世的多达11729 种。我们现在“精华编”只收了五百多种，现在光是清代的传世的就一万多种，这么多的传世经学著作，再加上经部之外的，量更大。清代的，再加上清代以前的，我想，如果把这么大体量的著作都整理进“全本《儒藏》”，既很难完成，也没有必要。我想“全本《儒藏》”虽然名字叫“全本”，但一定还是一部在内容上经过精心遴选的丛书。具体选多少种书，达到多少字数规模，还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认真细致地讨论和甄别。因为我们做事情要从实际出发，从我们的可能性出发，量力而行。这是就收书范围而言。

就整理方式而言，全本也可以有多种选择。一个是像“精华编”一样，慎选底本，再选定两三个有代表性的校本，经过校勘，以繁体竖排加标点、校勘的形式出版。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次性地把一本书整理得比较到位，也方便读者利用。缺点就是这个活儿很细，一定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如果全本的规模又比较大，那这个工程就旷日持久，结项也遥遥无期。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整理方式可能会节省一点时间和精力，就是选择清晰的底本进行影印，在影印件上再加简单的句读，不是详细的那种现代标点。这样做的好处是减少了校点环节的工作量，不需要查找原文。因为它是在原书，也就是线装书影印的基础上加句读，不用再校。当然，你一定要校，选主要的校本和参校本，在后面单出校记，也不是不可以。总之，这种整理方式会大大提高出版速度。多少年前，北大刚上了《儒藏》（精华编）不久，四川大学也在做《儒藏》。我的一个朋友，山东大学的一位老教授见了我说：“老安，四川大学做《儒藏》，比你们北大做得聪明。人家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原书基础上影印加标点，还不是句读，是加标点。你们是自己排版加标点。人家出的肯定快，抢在你们前面。”我就赶紧跟汤一介先生报告，说某位教授有这么个意见。我们说的这种办法就类似四川大学那种。但是这种整理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书的内容会受制于一个版本，读者利用起来毕竟不如排版本方便，也更不容易和电子版接轨。所以“全本《儒藏》”的做法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思考论证。

北京大学现在是下定决心来做“全本《儒藏》”，怎么做法，还需要思路更清晰，还需要从实际出发，真正地能够出成果。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三个问题，关于《儒藏》的编纂。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20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