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这个范畴非常大，20世纪也是个非常大的范畴，那么这两个范畴在什么时候发生关联？首先，20世纪从哪里开始算起？时间上的说法，当然是从1900年开始算起，但是从历史学的研究里面，一些重要的学者并不是按照纯粹的时间来理解20世纪的。有一位著名的英国大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他的著作《极端的年代》讲的就是20世纪。在他看来，20世纪是一个大毁灭的时代，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冲突、死亡，牺牲的规模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惨烈。在1989年冷战结束后，大众对20世纪抱有的是更多的负面的感情。那么他说的20世纪，基本上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读他的书的人会注意到，他用了这样一个词——“短20世纪”，他所说的20世纪，开始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刻，结束于1991年底苏联崩溃的时刻，也就是冷战结束的时刻。从一战爆发到冷战结束，这个时期不足百年，所以他称之为“短20世纪”。在历史学里面，19世纪是很长的，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开始，一直延伸到1914年，这个时期是很漫长的，我们把19世纪叫做 “漫长的19世纪”，把20世纪叫做“短促的20世纪”。
我的看法跟他有重叠，有不同。在我看来中国的20世纪略早于欧洲的20世纪。从政体上算，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使得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的帝制解体了；在那之前，绵延了近千年的科举制度也已经被中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文化时代到来了。所以，我常常说中国的20世纪的正式开端也许可以从1911年算起。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是它的序幕。我觉得中国的“短20世纪”比欧洲的“短20世纪”更短一些，基本上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可以看作是20世纪的结束。80年代是一个过渡式的时期，既可以看作是20世纪的尾声，也可以看作是21世纪的序幕。所以中国的20世纪其实只有60到70多年这样的一个时期，是非常短的。这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对中国都有很大的影响，二战对中国的影响更加直接，我们知道抗日战争作为二战的一部分，它爆发的时期要早于欧洲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影响非常深刻。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后内战爆发等等。很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革命就发生在这个时候。1915年《新青年》创刊，第一期叫《青年杂志》。从这时候到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领域围绕着传统、文化、政治形势、世界格局等内容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这个辩论到1918年被概括为“东西文化论战”。论战的一方是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论战的另一方是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还有章士钊以及学衡派这些后来被称之为“文化保守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文化态度上发生了激烈的论战。我把这个论战概括为“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或者“1910年代的思想战”。我的这个概括不太同于传统上的“新文化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新青年》《新潮》这些比较反传统、激进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运动。可是要构成一场运动没有对手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对手在当时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在运动初期，《东方杂志》的影响远远大于《新青年》杂志。在那个时期，是由不同派别、不同思想趋向的知识分子共同卷入了这场思想论战。这场思想论战的国际背景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危机，很难去触发中国转向文化这个范畴的讨论。
从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精英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学习西方，到现在为止这个潮流也并没有结束。传统上认为，中国近代变革有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的变革；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不同形式政治制度的变革；第三阶段，五四运动时期的心灵的变革、意识的变革。1915年以后，文化这个范畴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虽然在过去也有中体西用的辩论，但只有到这个时候，所有的辩论才都集中到了文化这个范畴上，这使得文化在整个20世纪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虽然“文”、“化”都是中国古典的语词，但严格地说，文化作为一个范畴几乎就是在这个时代才形成的。五四时期（1915年到1921年前后）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开端，也就是说文化这个范畴和20世纪是一同诞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离开了文化这个范畴，甚至不能理解什么是20世纪。如果跟任何一个时代包括其他的社会相比，“文化”和20世纪的关联也可以说前所未有。如果要概括我们今天的时代，十有八九会说是“经济”或者“市场”决定了许许多多的变迁，我们的制度、法律、行为方式是和这些连在一起的。但是20世纪为什么是“文化”这个词？并不是说20世纪没有政治经济这些，而是文化在那个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有西方的学者说，文化范畴变成了贯穿20世纪的一个范畴。我们说20世纪的结束的标志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跟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也用“文化”来概括这个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是讲20世纪有什么样的文化，而是讲为什么在20世纪文化这个范畴突然变得如此得重要？
创造二十世纪新文化
我们经历了所谓的从器物到制度到心灵的一个变革，这个说法最早就是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提出的。他概括了近代变革的七大阶段，这个七大阶段又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阶段。但是如果把他的这个看法放在那个时代的五四文化运动里面，我们看这个文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简单的从器物到制度到心灵的顺势的变化。恰恰相反，文化这个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对先前的变革有一个彻底反省的必要。
如果只是顺着变革，可以继续去做器物的、制度的变革，这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可是为什么突然要有一个文化的变革？是因为这个时候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第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晚清以来一直被视为我们的楷模和典范的西方突然成了危机的根源，所以西方的精英开始反思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于是在西方有了文明的反思，觉得西方文明百孔千疮。
1918年梁启超欧游回到中国，发表了《欧游心影录》，这本书和他早期倡导变革时候的《新民说》都是他的两个最重要的著作。我们做一个对比。《新民说》里认为西方的世界是理想的，处处都是好的，是我们模仿改造的对象，它的民主、经济、社会模式以及每一种制度都要我们来学习，所以西方的大师也是中国的大师。但是《欧游心影录》完全变了，这本书里面认为欧洲百孔千疮，它不但给自己的文明造成了如此之大的灾难，而且给全世界也带来了灾难。
当时围绕着“中国是不是要出兵”这个问题，中国不同的政治势力也在斗争，所以中国的南北斗争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在部分。由于欧洲大战，日本人以英日同盟为出兵山东，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再次失去山东的主权，并且出现了“二十一条”，这是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一个基点。也就是说欧洲发生的事情不会跟我们无关，那个时候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跟我们如此遥远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密切相关。
这种紧密相关在今天更加如此。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的房贷危机、金融危机迅速地变成全世界的危机，也变成我们的危机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对于任何中国自己的问题的讨论，都不再可能脱离整个世界的范围了，这是一个整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政治的变革到辛亥革命以后，似乎晚清的潮流结束了。辛亥革命结束了王权，形成了新的国家，实行共和的制度，通常而言，东方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诞生了。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在日本很早就开始了，可是迄今为止，天皇制度仍然是日本政治制度的核心之一。而1911年中国的这场革命，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共和制度。原来是想一个中国已经到了20世纪的未来，突然在1915年遇到了重大的危机，袁世凯称帝，随后发生了分裂危机。
辛亥革命一结束，外蒙古宣告独立。1912年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把汉人从西藏赶走。西藏方面跟外蒙古缔结了《蒙藏条约》，等于说也要独立。国家周边处在分裂的格局当中，内部袁世凯称帝又触发了一系列的分裂，从云南开始一个一个的省宣告独立，最后连中央政府节制的海军也宣告独立。所以人们不可能不怀疑我们解决了的那个政治模式，我们以为已经是理想的政治模式，事实上不能给我们带来稳定和繁荣。
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这种冲击对于几代中国的精英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原来我们想参考他们的做法一步步做就好了，没想到结果是这样的，不但中国处在危机当中，而且欧洲和世界也都处在危机当中。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幻灭，文化的问题是跟幻灭感联系在一起出现的。这个幻灭表面是对西方的幻灭，其实是对我们自己自以为理想和理想道路的幻灭，因为我们几十年来追求的那个目标就是以西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基本模式。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开头，如果大家读一读那个时候的报章杂志，出现的最多的词是什么词呢？是觉悟、自觉、觉醒。我们看看当时态度、立场完全不同的人是怎么说这个时期的。
1917年4月，杜亚泉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中说：“战后之人类生活，必大起变化，已无疑义，改革时代，实近在眉睫之前。”又说：“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一种“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的“觉悟” 油然而生，“而新文明之发生，亦因人心之觉悟，有迫不及待之势。”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西方也不是好模式，中国也不是好模式，现在要重新创造新的综合这两种文明好的方面的新模式，这叫做觉悟。觉悟是佛家的用语，可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到来的时候，最核心的词就是这个“觉悟”。
我们看看和他是对立面的陈独秀的说法。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说：“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 这句话很重要，其实是当时不同态度的知识分子的共识。所以有很多的我们被称之为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要去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的根源。章士钊《甲寅》杂志、学衡派的陈寅恪先生他们都是沿着这个思路重新去探索中国自己的所谓固有文明。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激进派也在西方内部和中国，探讨超越19世纪西方文明的那个文明。所以这是一个觉悟。一年之后，俄国二月革命爆发，陈独秀断言：“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以战争以前历史之观念，推测战后之世界大势，无有是处。” 他说从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他说1916年是新世纪的元年，1915年以前的历史都是古代史。他说这是由于这样的一个觉悟来的。
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下，无数的杂志的标题和刊物的名字都叫做“自觉”、“觉悟”。比如1915年《青年杂志》连载高一涵的长文《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同年10月，《东方杂志》发表杜亚泉的《吾人今后之自觉》；1916年2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刊布《吾人最后之觉悟》；同年10月，刘叔雅在《新青年》发表《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1917年4月，《新青年》又刊载陈独秀的《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同年8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今后时局之觉悟》；1917年年底，《东方杂志》刊登章士钊的《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1918年12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在“五四”运动过程之中，周恩来所在的天津学生团体“觉悟社”成立，也出版了报刊《觉悟》……所有的都叫觉悟。“觉悟”是什么意思？觉悟当然是觉得要打破幻觉，从里面出来，忽然地找到一个新的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觉。自己翻查这个时期的刊物，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些字眼，这些语词的同时出现标志着一个所谓文化时代的到来。
文化与自觉
文化是做什么呢？文化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让我们欣赏的东西。文化这个词在人类学在历史上有无数定义。我不去重复这些定义，我只是说文化这个范畴到了20世纪，突然和觉醒、觉悟、自觉这些范畴连在一起，突然有了重要性。重要性在于文化意味着我们对于自我封闭、自我迷失的一个醒悟。
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最紧迫的当然是政治的任务——反对复辟，无数的人在参与起义，各式各样的军事斗争也在展开，蔡锷在起义，孙文在奔走……可是20世纪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持续到今天的、此起彼伏的是那个塑造我们生活的文化思考。一场战争当时影响很大，也早就过去了，可是那个时候留下的这些文化问题，到今天还追随着我们，还在我们的身边，还成为我们的问题。
我要先举《青年杂志》，就是激进派的看法做个例子。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后第一期就声明说我们不谈政治，我们就是要讨论文化，文化是我们的根本。第一期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读者来信，这个读者批评他的杂志，说现在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政治，你《青年杂志》为什么不讨论政治反而去讨论文化？所以才有了编者和读者的应答。陈独秀给他回信，说得很明确，他说我们就是不要讨论这样的政治，原因不是我们不关心政治，但是现在的政治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政治。
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那个时代两种政治最为核心，一种是军阀政治，一会儿这个军阀和那个联盟，一会儿又和另一个联盟，造成国家分裂的格局。第二种是政党议会政治。民国以后有议会政治，出现了无数的政党，但这个政党乱得一塌糊涂，任何政治决定都无法做。所以袁世凯倒台了，但是对于中国国家的统一的焦虑没有结束。很多人都问，像严复、杨度这样的人，都是晚清的改革者，为什么在1915年会变成筹安会的成员，去支持袁世凯？其实他们未必真的支持袁世凯，他们也不见得喜欢袁世凯，但是他们觉得那个时候的国家出问题了，没有任何统一的可能性。
激进派也认为这个时候再在一起讨论这样的政治没有意义，所以要讨论文化。换句话说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原来的模式破产的时候才能产生，要创造新模式的时候才会有文化问题出现。也就是说这个文化不是别的，是要引导我们向未来去走，要能够重新界定我们的生活、界定我们的价值、界定我们的新的政治，是跟过去完全不同的那样一种政治。
那么到底什么是未来的政治呢？文化运动里面就出现了两个判断。最出名的当然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新青年》、《新潮》这些杂志的态度是现在要搞一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中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共和，就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真正地觉醒，我们要在价值上更加科学、民主等等。要创造这样一个新的科学民主的政治，《新青年》采用的是文化方式。我们举一个最出名的例子，对我们今天影响很大的，比如说白话文运动。本来跟复辟有关，跟欧洲战争有关，可是他们没有去讨论战争和复辟，他们去开展了一场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如此之深入，甚至改变了我们整个的语言状况，这是根本性的文化变迁。
《新青年》就用这样的方式，用语言、新文学、整理国故运动，用青年问题、妇女问题、老人问题、家庭问题、伦理问题……这些就是他们的文化运动的基本内涵。但是有意义的是，这样的文化运动不仅仅是我们一般说的文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这个范畴常常是跟政治、经济完全疏离的一个独立的范畴，而在当时文化这个范畴是要用来界定新的政治的一个空间。
什么样的新政治呢？再也不是过去的军阀政治，也不是过去的议会政党政治，而是新的政治。这些政治的目标包括了男女平等、语言革新、创造新文学、解决家庭问题、农民问题、劳工问题等等，整个社会关系的改造都变成了新的政治问题。这一些问题日后成为20世纪至今，社会变迁的主要的价值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场文化运动的话，新的政治和它的价值目标很难形成。而这样的一个文化运动就是在一个大危机的背景下展开出来的。这是激进的方面。
保守的方面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姑且用激进和保守，事实上这些语词都是不恰当的，可是我一时还找不到更通俗易懂的语词来描述这个关系，因为保守者未必保守，激进者也未必那么激进，这都是在历史里面被归纳出来的。我做一点简要的介绍，介绍的范围侧重在《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是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创刊的一本杂志，到40年代后期才停刊，这是现代中国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刊物，影响也非常大。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创办这个刊物，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精英特别关注国家命运、政治问题、国际问题。它发表很多国际实事评论、战局等等，每一次战争期间它都有战局报告，袁世凯复辟时期政治的变迁、分省自治时期都有。可是辛亥革命以后，自从杜亚泉担任这个杂志的主编以后，他就逐渐转向了文化问题，它有一个从政治评论到文化问题的转换过程。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转向和一个特殊的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析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中国知识领域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三种大的分析方式。
第一种分析方式，他们认为欧洲之所以会发生这场空前的战争，是因为欧洲形成了新的政治制度。我们今天都把这种政治制度、国家形势称之为“民族国家”。欧洲的战争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戊戌以来，我们要把自己从一个大的帝国王朝变成一个主权的新国家。尽管它的内涵内容不同，可是中国也是逐渐的模仿西方的主权国家类型，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主权的国家类型，共和国就是这个主权类型。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原来施法效法的这个国家形势本身恐怕出了问题，这很可能就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种分析方式，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因为德国、俄国被看成是专制国，英国、法国被看成是民主国。那个时候《新青年》也把它称之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民主是文明，野蛮是专制。所以“科学、民主”是站在这样一个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框架下提出来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派别。因此《新青年》就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推进一个新的文化运动。
但是第一个分析方式的人也会想，如果我们追求的这个国家形势本身也成为危机的根源，我们就要想一想，这种政治形势的文化和文明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怎么去寻找新的政治形势？尽管俄国的政体、德国的政体和英法的政体不一样，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政体都曾经是、现在是、未来也会是卷入战争的主体。所以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不仅仅是专制和民主，而是这个国家形势本身出了问题。
第三种分析方式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特别是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爆发以后出现的。这个解释就是阶级斗争。李大钊指出，为什么欧洲怎么会发生这场战争呢？因为他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了社会极度的阶级分化，说到底国家间的战争是不同的阶级之间的战争。同时他们也指出，俄国的退出、德国革命的爆发是真正的根源，都是由于内部的革命导致战争的终结，换句话说是内部的阶级冲突导致了国家的妥协，而不是单纯的战败和战胜。这个当然能够解释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结。
我们可以看，这三种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结连接着中国的精英们对未来的估价和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探索。我们过了一百年，今天回头来看这些不同的分析和探索，也很有价值。 首先我们今天处在全球化的阶段。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方杂志》上就说，现在就是完全全球化的阶段了。那么多的移民，不同的工业生产都出去了，外贸内贸越来越广阔，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想，经济都连在一起，不会发生了战争，但是突然战争就爆发了。一百年变化很大，我们现在全球的关联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密切，但是不等同于说我们真的已经和那个时代完全断开了。
第二今天我们处在经济危机的时代。根据很多经济学家的看法，这种经济危机会是长期化的，不是短期的。八零年代，我们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会慢慢地向理想的未来过渡。结果到了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分化、社会冲突再度起来，国际关系再度紧张，内部的民族矛盾再度爆发。虽然规模、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是清醒一点的人都会意识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里面同样也存在着这些危机。只是不同的是我们有很多具体的讨论，比如房价要稳定，工业要如何，农业怎么做这些，但是像一百年前那样，形成一个文化运动来重新思考未来和制度，到今天为止，这种思考不多。但是在有限的思想讨论里面，上面所提到的三种路径隐隐约约都存在，方向不完全一样，语词不完全一样，但隐隐约约都存在。所以我今天把这个话题再拿出来讲的一个用意也在这儿。
但那个时候，保守派是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讨论？比如说杜亚泉，他就提出来如果欧洲是民族国家间的冲突的话，那我们就要思考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我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政治形式？我们难道是要创造一个产生新危机的政治形式吗？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做《接续主义》。很明显“接续”的意思是跟“革命”对立的。“革命”是把过去打倒，创造新东西；“接续”是说中国跟过去还要发生连续。但是他也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接续”的意思也不是否定革命后的成果，“接续”恰恰是双重的意思，要接传统，也要接现代，要把这两个东西重新融合在接续的过程当中。
这个“接续”最初是政治性的，为什么呢？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要寻求列强的承认，《东方杂志》就很疑惑：西藏问题出来了，蒙古问题出来了，我们每次都要别人承认这是我们的一部分，难道新政府跟旧政府之间没有连续关系了吗？如果仍然是连续的，就不需要去寻求这样的承认；如果断裂了，才需要重新承认。他所以提出这个困惑的一个根源。他提出如果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思考的话，到底我们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作为未来改革的方向呢？这就要我们去思考旧的、原有的政治形势跟新的政治形势和生活模式之间的融合。所以他就逐渐地沿着接续主义的思路走向了所谓的“调和论”，就是把东西文明、古代和现代重新调和，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来。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第二个思路，有一批他的同道们发现在这个时期由于西方文化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大量的西方知识分子在思考自己的问题，他们在东方寻找灵感。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授给了一个东方人，就是印度的泰戈尔。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以现代主义作为它的文学的主要尺度，它竟然给了一个东方人，而且把他捧得那么高。泰戈尔1916年到日本去访问，一方面盛赞日本的文化，盛赞亚洲的文明；另外一方面他觉得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崛起，日本正在效法西方的民族主义，所以他发表了系列的讲演，批评日本的民族主义，说你们学的这些东西将来就会导致大危机，你们学了半天都是学西方的模式，你们不知道你们正在丢掉自己的文明的根。那个时候日本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家、艺术史家冈仓天心，他也是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文明。差不多就在这个同时，有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了这个过程。
早在泰戈尔访问日本之前，大约在1915年战争爆发不久，曾经担任过共和政府的外交部长的伍廷芳就发表一个谈话。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如果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明做一个对比的话，最表面的现象是中国人比较懂得安乐，而西方人不懂得安乐，总是在忙，现代资本主义让大家忙得不停。他说安乐的文化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生活的状态。
他的这个看法跟西方的主流看法非常不同。因为西方的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把中国文明定义为一个世俗的文明，西方是宗教的文明。但是这样的一个宗教和世俗二元对立的看法，实际上完全是从基督教的视野出发的。他们所说的世俗就是非基督教的，宗教就是基督教的。
启蒙运动到19世纪，黑格尔这些大哲学家认为东方是没有宗教的，东方只有神物崇拜，是低等的崇拜。伍廷芳在1915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这个谈话，他说这个说法错了，中国社会可能是比西方社会更加宗教性的宗教社会，中国的宗教是普崇万物的宗教。（鲁迅在1908年也说过这个话。）他说中国的宗教是把万物都视为有神圣的，它不是一神教的那种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内部的东西，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信仰。所以他说中国人对安乐的理解是跟这种特殊的宗教与信念连在一起的。
这也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到底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和文明？到19世纪以来，原来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的精英对自己的理解，已经逐渐地被西方的观念重新塑造了。现在我们要自觉、觉醒、觉悟，重新来认识我们到底是谁，重新来认识自己的文化。
东西文明的调和
杜亚泉曾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篇文章叫做《政治主义》。他说这个世界上现在有两种主义，一种是政治主义，一种是国家主义。政治主义是指要搞政治文化，其实讲的是通过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来推进一个新的政治社会的形成，就是政治化。国家主义是要强调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结构性。但是他的国家主义不是西方的主义，他说我们要讲国家，先要理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他对政治的思考再度引向了文化和文明。
杜亚泉说中国和西方的民族国家很不一样，西方民族国家看起来是启蒙的产物。比如我们现在讲法治，依法治国就是不要有人为地干扰，让那个程序去运动。民族国家是法律的主体，欧洲的大理论家卡尔施米特说，事实上现在的民主和现代国家也同样是人格，就是说主权就是例外的，如果没有主权你内部的法制都谈不上。
卡尔施米特
杜亚泉虽然没有这样说，但他意识到一点，他说欧洲的国家形势其实是人格化的形势，主权就是人格，打仗就是互相之间你打我，我打你，所以都是在创造一个人格性主体，虽然没有皇帝，还是在打。他说中国的过去的历史，看起来是个专制社会，其实是个无政府社会，对下面日常生活层面，实际上干预非常少。所以杜亚泉说中国这个国家的道府州县，没有一个是一个人格性的主体，只不过是为了管理的方便形成的一个结构，这是文明的一种形式。所以要去重新讨论理解中国国家绵延的历史和战争的关系，他把这个形势从政治的领域再度地转向了文化和文明的领域。
当时还有过一场很重要的一个讨论，到现在最近也有，就是关于东亚和亚洲主义的这个讨论。泰戈尔多次访问日本，倡导亚洲文明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东方杂志》就翻译、发表了好多篇国内外知识分子讨论亚洲主义的文章。那么这些学者讨论亚洲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觉得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即这个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在欧洲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把当时在19世纪以来种族主义的这个观念，变成一个普遍的常识。所以他们把种族和民族加以区分，就是说这个民族国家，是在同一个白种人的世界里头，分割出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同种而不同族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爆发的战争。
恰好也就是在战争期间，大概到1915年以后，欧洲有一些知识分子就在思考欧洲的未来的问题，他们想如果战争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那最好能够实行欧洲的统一，这就是今天欧盟的理念，就是要把欧洲统一起来超越一个一个的国家，就是新的世界主义要超越这些国家。但是这种超越国家形成欧洲共同体的看法，在20世纪的初期，是跟种族主义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联合的设想是在白种人群，所以当时的欧洲就出现了一个论调，叫做“白种联合”，欧洲的统一和白种联合相关。
这样的联合已经发生了，而且当时有一场争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曾经想过招募东亚的士兵去参加到欧洲战场，结果在法国，这个想法引起轩然大波，媒体说怎么能让黄种人参加我们的军队呢？可见即便在战争需要外援的条件下，种族的观念还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表面看起来是世界主义，内部还包含着种族主义。
这一套东西到了东亚以后，日本是首先做出回应的。日本杂志发表了很多翻译的这类文章，日本当时要倡导亚洲主义、倡导大东亚的思想，所以它把1905年逐渐形成的黄种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表示战争结束以后很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是冷战结束后才有的论调，这个论调追根溯源是和欧洲自己的历史里种族主义的根源有关的。
《东方杂志》在最初也倡导亚洲主义，可是很快，胶州湾的问题、二十一条的问题一个一个出来，中国人发现，同样是亚洲，内部还有帝国主义的问题，还有恃强凌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通过欧亚问题加以表述。所以在当时一个脉络下，提出亚洲主义是为了未来的和平，但是内部由于存在着种族主义的观念，所以亚洲主义这个团结的理论最终崩溃了。可是这个理论崩溃的同时，导致了一种把中国文明、东方文明放在世界范畴内重新思考的方法。
其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梁漱溟先生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是简单的说你是东方我是西方，他是把西方、中国、印度看成是人类普遍进程的一个阶段。最初物质的部分是西方的阶段，中国人也得过；第二个阶段是中国的阶段，最后是印度的阶段。这样三条路向。所以他不再是说东西之间，而是把它看成整个人类必须走过的一个普遍的道路。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东西文化的问题，亚洲欧洲的问题，在那个时期能够发生，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背景联系在一起的。
也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就出现了刚才我说的跟新文化运动相对应的某一种复古主义，或者是调和主义，要调和这两种东西创造一个新文化。这样就产生了他们在语言文学、在审美、在道德、在所有这些领域方面跟新文化运动不一样的路径，这个路径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我们今天说是保守，事实上也不是，他们都是强调创造性的，不过是强调要重新融合意义上的创造性。也同样是那个时期，所谓的自觉觉悟的一个部分，就是非常有机的一个部分。在这样的一个自觉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个时候的文化范畴在20世纪初期诞生的时候，它一些最为基本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它觉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和发生了那么深的危机的时候，需要重新对政治领域进行界定。但是那个时候的政治领域是从晚清以来，完全师法西方所形成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要素。我们需要创造新的东西了，这时候文化就变成一个新的空间来思考未来政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这个之下，他们认为，旧的政治模式已经破产了，也就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等和它相关的，包括和它联结在一起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都出现了巨大的危机，需要寻找新的政治的根源。那这个寻找就跟他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反思有关。一种去思考民族国家的形式，一种去思考民主和科学的问题，一种是思考社会分化和阶级冲突的问题。这三个大的方向，使得他们都意味着旧的政治的模式无法继续。
第二个方面是经济模式也没办法持续了。因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们都意识到这些冲突背后跟经济模式有关系，跟社会内部分化有关系，跟社会冲突和社会冲突的向外延伸有关系。那这样一来，就要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的那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的方式。在欧洲出现了两个主要的修补，一种是社会政策，就是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提出的社会社会政策，搞社会福利，搞社会平等；还有一种激进的模式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当时像杜亚泉和《东方杂志》代表的这些人，在经济上，大部分偏向于欧洲的社会政策。李大钊他们比较接近激进派的社会主义。但这两个模式都意味着早期信奉的经济模式出现了危机，也就是原来构成他们说的西方现代文明的那些主要的制度支柱，在那个瞬间都遇到了危机，所以需要重新界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们才提出了东西文明的调和问题。
所以东西文明的调和，在当时是一个寻找未来出路的主要方式，而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文化范畴的新的界定和创造产生出来的。我们今天可以沿着这个文化的范畴去叙述非常久远的历史。但我刚才也说，作为一个范畴，它是现代的产物，只是在20世纪这个特定的时刻，才登上了舞台，突然变得如此的重要。它意味着我们要通过它，来重新理解我们的过去，重新分析我们的现在，重新思考和想象不同的未来。
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文化范畴，在20世纪扮演那么重要的作用，其他时代很难设想有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范畴。
到今天，这个文化范畴还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今天更多讨论文化的时候，常常是讨论文化产业、文化工业、文化市场，这个跟20世纪那个时期讨论的文化范畴有所不同。因为今天这个文化逐渐地变成我们市场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困境所在。一百年前面对那样的危机，人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形成反思，提出创造新政治的可能性？是文化范畴起了极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同样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我们同样处在普遍的危机当中，我们的确有不断的去思考，去讨论房地产市场、外贸等这些问题，但迄今为止，我们还很少看到有对这样一个危机的更加全面的文化的反思，那样的重新界定的过程很少出现。但是重新思考的必要性我觉得是存在的。怎么去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理解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和新的可能性，都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
我今天就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带回到一百年前，来看文化跟这个世纪之间是怎么发生关联的。一定程度上讲，没有20世纪，很难理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化”这个概念，反过来也一样，没有那个文化运动，我们也很难理解20世纪内部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导师简介
汪晖，江苏扬州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横山书院》2020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