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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文国:历代祭祀周公考
2020-03-11 11:04 谷文国  《孔子学刊》第八辑 审核人:   (阅读: )

按诸思想史,周公作为圣人殆无疑义。周公制礼作乐,对中国古典精神的形成及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后人仰慕。东汉以来,周公作为圣人之形象亦渐次得到历代政府之认可与接受,并且其祀典也以国之祭典的形式出现,一直沿袭至清代而不绝。作为国家祭祀形式呈现的周公祀典,不仅隶属于国家礼典,更代表着官方的意志。这既是对礼乐始祖周公的推崇和礼敬,也是对礼乐精神的彰显和阐扬。进言之,周公以圣人的身份得到后人的祭祀不仅是对周公本人的致敬,更是对圣人之道与圣人之教的致敬。

曲阜周公庙

祀典周公的场所依古人的传统即是庙祠之所。就现有的文献记载,祀典周公最早当是在鲁太庙,即周公庙举行的。后世周公庙有三处,均与周公有莫大之关系。鲁国乃是周公最初之封地,虽然周公并未就封地,然鲁国作为诸侯国,必定祭祀其先王先公。《国语·鲁语上》载曹刿言“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周公庙当于鲁国建之以为祭祀周公之所了无疑义。这亦必是后世祀典周公之重要场所。自鲁国初封至于鲁国灭亡,祀典周公皆在此处。后世帝王不论亲诣行礼或命官致祭周公,亦多在曲阜周公庙。周公亡后,成王葬之于毕,从文王。然不知建庙与否。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史记·鲁周公世家》)。然而《括地志》编纂于唐,不知所载是否详实可征。唐以后之人多从此说。唐初武德年间(618-626),高祖李渊(566-635)于古卷阿之地建庙祠周公,即是后世岐山周公庙之源来。另外一处在洛阳,即洛阳周公庙。昔周公营洛邑,后世遂为东周之都。然周公庙之建立迟至隋末唐初始有,后世遂因之,时有致祭。这三处周公庙现今犹存,供后人凭吊追怀。间或亦有祭祀之举,然而无论其规模与内涵,都已与古代相去甚远。除此三处,其他地方亦偶有周公庙之建置,然具体情实不详,且随即无闻,亦不足以与此三处相颉颃。

一、鲁国曲阜周公庙之礼典

据宋王应麟(1223-1296)《诗地理考》所载,鲁地别有周公庙,称周公别庙。其书载:“许,许田也,鲁朝宿之邑。孔氏曰:桓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杜氏注:成王营王城有迁都之志,故赐周公许田以为鲁朝宿之邑,后世因而立周公别庙。其地近郑,故郑人易之许田,近许之田。”《括地志》载“许田在许州。许昌县南四十里有鲁城,周公庙在其中”(《诗地理考·常许》)。《公羊传·桓公元年》载“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也”。可知许田乃是供鲁国诸侯朝天子休憩之用。因其是鲁国朝宿之邑,鲁国后人遂建周公庙以纪念。依朱子(1130-1200)之意,常许皆是鲁国故地,因见侵于诸侯而未复,故其地有周公庙。除此之外则了无可知。曲阜城中有周公庙,自然不会于此致祭周公。

曲阜周公庙祭祀大典

曲阜周公庙,或始建于鲁国初封之际。因无确切数据记载,故难以征其详实。惟《竹书纪年》载“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可知鲁地曲阜已建有周公庙,亦即后世所称太庙。然此乃鲁国太庙,与姬周太庙相别。前人以为此周公庙非是为周公所建,前已有之,乃是古公亶父、周公季历之庙。因周文公后八年始薨,故知非周文公之庙也。清初顾炎武(1613-1682)亦有此疑惑,然其以为“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周公未薨,何以有庙?盖周庙也。是则始封之君有庙,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说”(《日知录·临于周庙》)。顾氏之说或未的当。

《礼记·明堂位》载“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礼记集说·明堂位第十四》)。大庙,乃是天子明堂。元陈澔(1260-1341)以为鲁无明堂,大庙或是依明堂之制。但此处明说祀周公于大庙,可知此即是周公庙。《论语·八佾》载“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太庙,周公庙。孔子仕鲁,鲁祭周公而助。”太庙即鲁国之周公庙。《春秋》文公十三年经文载“大室屋坏”,《公羊传》作世室,云:“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羣公称宫”。后人以为“鲁用王礼,故庙有大室,有文世室、武世室,周公庙居中。鲁公、武公为两世室。经书大室谓大庙,当中最尊之室非周公庙而何?”可知太庙即周公庙也。《左传》桓公二年载“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非礼也”。

《公羊传》载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此虽讥刺僖公之非礼,然禘礼本是致祭祖先之礼,在古代极为重要。僖公行禘礼,显是祭祀祖先周公之意,与《礼记》所载颇为相合。另据史料记载,鲁僖公(前659-627)曾建新庙作为周公庙。

《诗经·鲁颂·閟宫》有“路寝孔硕,新庙奕奕”之句,新庙即周公庙,乃是僖公命奚斯所作,“以其宫深密,故谓之閟”。后人有谓“周公庙曰太庙,鲁公庙曰世室,羣公庙曰宫。閟宫者,深邃之宫。非宫名也。因其旧而新之故曰新庙。既曰閟宫,又曰新庙,则合太庙世室及羣庙并修之也。”不论如何,祭祀周公必于周公庙则毫无疑义。此新建之周公庙或恐是后世祭祀周公之场所,而前所建之旧庙如何处置,亦难究其详。若依姜氏之见,新庙则不独祭祀周公,亦祭祀历代鲁公。姑不论其礼典,后世祭祀周公必于新庙则可想而知。鲁国灭后,不闻曲阜周公庙之沿革。至元代之际,依史料记载,周公庙居孔庙之东北五里,庙宇情况不甚详知。周公庙在明代已落败。

明汪广洋(?-1379)游曲阜之际曾写道,“拜轩辕少昊墓于郭外,谒先圣庙于鲁城。遂与衍圣公孔士行歴郊原,披荆棘,访周公庙址灵光殿基扵荒烟杳霭间。”此可见周公庙所居之处不独处于郊,而且荆棘遍布,人迹罕至。明末清初之际施闰章(1619-1683)在《周公庙碑记》中说:“天下颂周公之徳不衰。今孔子庙食四海万国,在阙里崇祀尤盛;而周公祠庙风雨弊漏,鲁公之附祀者委诸草莾。鲁之人当有过而唏嘘、叹息徘徊不忍去者,而修葺无闻,则吏斯土者之责也”。这种情况并非独见于明清之际,就明清之前亦多如此。周公后人既无修葺,地方官吏亦不为之主,遂使周公庙弊漏衰败不堪。

周公虽有元圣之称,且文绩武功彪炳,竟一落于如此境地。鲁人或有唏嘘之感,却终究“修葺无闻”。颇具嘲讽的是,异族皇帝竟屡致厚祭于周公庙,意味深长。康熙十三年(1674),帝“御龙袍衮服,诣周公庙上香,行一跪三拜”。这或恐是周公庙所见礼仪之最大者,帝王亲诣且行一跪三拜之礼,旷古未有。然而比之孔庙三跪九拜之礼就不免逊色了。又,康熙二十三年(1684),“谕周公古大圣人。制礼作乐垂示万世。今庙在曲阜,应行致祭。事关大典,大学士会同礼部翰林院详议具奏”。不同既往,康熙虽躬至阙里,却并未亲至周公庙行礼,而是命官致祭。尽管康熙自谓“致祭周公礼宜隆重,其遣亲王及礼部尚书偕往以示朕尊崇先圣之意”,而且御制祭文,御书周公庙孟子庙碑文亦照文庙如式恭摹勒诸贞珉,但这并不足以掩盖周公庙所受礼仪难以与孔子相比之事实。当然,比之前朝历代帝王,周公庙所享之祭礼已是莫大之恩宠荣耀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诏修周公庙,立碑给祀田,授后裔为五经博士。在清初士人眼中,康熙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圣王,“备尧舜之德,明周孔之教”。

王世祯(1634-1711)说“皇上重道崇儒,研精经传。以治术而阐心法,以君道而行师敎。凡前代未举之典,靡不灿然明备。其于鲁之周公庙、邹之孟子庙及先儒书院等处既皆修葺一新,并赐敕撰碑文及御书扁额”。康熙一朝,不独敕赐远盛于前朝,而且时有亲诣致祭之举,彰显出异族帝王对华夏文化的尊崇和礼敬。尤其是对鲁国故地两大圣人之祭礼,显得异常隆盛。史载“圣(康熙)驾发曲阜,晚驻跸于兖州府之西关。谕大学士明珠曰:周公古大圣人,制礼作乐垂示万世。今庙在曲阜,应行致祭。此系重大典礼,尔衙门会同礼部翰林院详议来奏……躬祀阙里,复命致祭周公庙庭。礼仪隆盛,洵为万世章程。应令该衙门即撰祭文遣官致祭。上曰:致祭周公礼宜隆重。其遣恭亲王长寜及礼部尚书介山偕往,以见朕尊崇先圣之意。”这些举措体现了异姓帝王对周公的最高致意,不仅难得,而且也从侧面反映出华夏文化的潜移默化之功。

周公庙所受礼遇固然崇厚,然而到了雍正年间(1722-1735),已经不复有康熙年间之尊宠了。当时即有人上奏“山东地方少昊陵、唐尧陵、元圣周公庙、复圣颜子庙俱各坍损”之事,可隐约而知周公庙破落衰败之情状。然此奏章之事却并不出自地方官之察举,而是源出于雍正之旨意。史载“雍正七年(1729)三月初十日上谕:凡古帝王并往圣先贤陵寝祠墓若有应行修葺之处,着动用本省存公银两委员料理”。这种来自于帝王的关怀是遍天下的,并不局限于某一地方。除却孔庙有帝王亲自致祭于天下之事,其他往圣先贤陵寝祠墓必然难以周全无损。但这种修葺虽不知是否出自雍正本意,其背后亦必有汉族士人的推动和促成。但雍正去康熙年未久远,周公庙竟已坍损,可知周公庙与孔庙地位之悬隔。进言之,周公与孔子之地位已高下了然。

康熙雍正之后,乾隆(1711-1799)亦时有致祭周公庙之举。据载,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东巡躬诣周公庙,其原因竟是因为之前驾临曲阜没有致祭,所以才有亲诣之举。乾隆十三年,帝驾至曲阜,亲诣先师孔子庙,元圣周公庙上香。之后又亲诣先师庙行释奠礼,却并未再到周公庙行礼,只是遣官致祭周公庙。可见周公庙所受之尊宠远不足以媲美孔子。甚至,乾隆亲诣少昊金天氏陵致祭,而仍未诣周公庙亲行致祭。十四年正月命山东巡抚造周公庙及四氏先贤祠祭器。这种恩典就康熙雍正两朝亦属难见,乾隆之举无疑抬高了周公祀典的地位。终乾隆一朝,时或亲诣拈香拜谒,时或命官致祭,但都不见有更高的尊崇。降及清末,亦不闻有致祭周公庙之事。

二、岐山周公庙之礼典

岐山周公庙究竟始建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据《岐山县志》载,周公庙内今存唐宣宗(810-859)之际答诏赐“润德泉”之记,落款为大中二年(848),可知周公庙之建立应早于此时。此后之兴衰详实偶见有书于史册者,其余亦多不可闻。据北宋苏东坡(1037-1101)所记,“周公庙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又“元佑元年(1086)春三月,皇帝嗣位。肆大眚以新天下。诏书之下郡县者,有曰前世圣帝明王忠贤哲义有大功利及物,列于祀典,其陵寝庙貌废缺不完者悉令葺”。时任陕西转运使游公饬官修葺周公庙,规模颇为宏大。“祥符三年(1010)九月四日庚辰,礼官请祀汾阴前七日,以中祠礼祭伏羲、神农、汉文庙、舜庙、禹庙、汤庙、周文王、周公庙。”

金兴定五年(1221),有重兴文宪王庙之碑记,碑今佚。据旧县志所录,所记为兴定四年邑宰李守节斥逐霸占周公庙作道宫之道士及继任张衮修葺殿宇之事。可见周公庙已沦为道宫,与西周历史上之形象及建庙之初旨大相径庭。到了元代皇庆二年(1313),“判官刘好古复祀典”,至此才又有祀典行于周公庙。其上距金兴定年间之记已去近百年。此后不闻有复祀之事,已无从详考其祀典。《元史·文宗本纪》载,“天历二年(1329)六月,赐鳯翔府岐阳书院额。书院祀周文宪王,仍命学官春秋释奠如孔子庙仪”。

《元史·祭祀志》载,“周公庙在鳯翔府岐山之阳,春秋释奠。凡有司致祭先代圣君名臣皆有牲无乐。”古人祭祀,不独有牲,而且有乐,此处有牲无乐已可想见其礼节之高下。何况这种祭祀并非通祀,亦非常祠。《元史志》载“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庙,曰周公庙……”此中情实一望而知。且在元代,岐山周公庙已经有“道士据之”,赖由富珠哩公而始建书院,以儒者主事之,才去其舛误。

明代王祎(1322-1373)《谒周公庙记》载“周公庙去县(岐山)十五里”。又说“庙之建莫详其所自始”,据碑记知道周公庙祠在唐以前当即有之,但具体之历史流变则难征其详。王祎云“金兴定五年,有道士市其庙为道宫”,元代亦如是。可知周公庙已是面目全非,不复旧时所用。虽有后人更正,至元初之际庙已尽废。元代至元十七年,才依靠重阳宫李天乐真人重建,并使其徒守之。“后陜西部使者富珠哩翀言周公先圣,在唐与孔子同庙,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崇圣道昭礼典。若立书院,俾儒者主其祠为宜。元统三年命下。如所言,赐额曰‘岐阳书院’,始置学官。弟子员春秋致祭礼如祀孔子”。由此可以知道,岐山周公庙并无一定严格的规制,这就使得道家者流能够主其祠宜。显而易知,道家者流主祠事,势必不以儒家礼仪行事。即使下令祭礼一如孔子庙仪,但若推考其具体详实,周公庙未必便能行之。

元末之乱使得歧阳书院遭毁,虽然庙祠独存,然而主其事者却仍为道士。据王祎所载:“其庙中为正殿,奉周公。东西二小殿,以奉太公、召公。东北别有小殿,奉姜嫄。凡庙之仪与冠冕、佩服之制皆粗鄙不合礼。又正殿前有戏台,为巫觋优伶之所集,而殿中列以俗神野鬼之像尤极淫怪。”周公庙沦落至如此地步实在是令人难以逆料。据《明一统志》所载,周公庙“在岐山县西北一十五里岐山中。山势回合,古木苍翠。左有太公庙,右有召公庙,皆宋时建,本朝洪武初重修。”不知重修之后,是否仍由道士主祠事。“明成化十九年(1483),巡抚阮勤奏周公庙颓圮,乞修治并赐祭。上令有司修治,春秋二祭。”此祭当是依释奠礼,且一如既往有牲无乐。据《岐山县志》载,周公庙似早已沦为民间庙会之场所。周公庙之建,“始于唐代,为典型的求神祈子、焚香还愿的香火会。规模之大,涉及陕、甘、宁、川、晋、豫诸省区”;“大致分三种类型:一种是求神祈子、焚香还愿者;一种是从事商贾,做生意者;一种是游山玩水,凑兴看唱,阅历世面者”。庙会期间,无论是占卜算卦,卖艺说书者,不绝如缕。若如此说,则周公庙之儒家色彩早已淡化,周公之形象亦去千古已远。不知与史传周公算卜占梦之事实是否相关。

三、洛阳周公庙之礼典

洛阳周公庙始建于何时难知其详,有稽可考的乃始于北魏。史载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诏祀历代帝王: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既然祀周公于洛,想必有祠庙之所,惟不知此时之周公庙是新建的抑或旧已有之。史料有缺,不敢断言祀周公便必有庙制。据《北史·刘芳传》载:刘芳以以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缘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章厥庸。’”据此,则洛阳周公庙之建立必早于北魏之际。至于始建于何时,已不能知其详实。但何以洛阳有周公庙则据此可知其缘由。

北魏宣武帝正始(504508)二年六月戊戌,诏立周旦、夷齐庙于首阳山。此处明言于首阳山建庙,可知祭祀必于此行之。不久,尔朱世隆竟将尔朱荣(493-530)之庙建于周公庙旧址之上,妄图攀附周公,终被焚弃。由上可知洛阳周公庙屡有遭破坏之事,后人遂予以重建。据史书所载,隋大业十四年(618)九月,隋将王世充“欲乘其(李密)弊击之,恐人心不一,乃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梦周公,令宣意于世充,当勒兵相助击贼;乃为周公立庙,每出兵,辄先祈祷”。此即是北魏之后唐人兴建洛阳周公庙之实。然赋之以迷信色彩,未免显得过于荒诞。而其与政治相联系,似乎已昭示此后周公庙之历史际遇。姑不论之,此时周公庙建制上距周公营建成周定鼎洛邑已有一千七百余年之久。此后有唐一代,多有修葺,但周公庙具体祀典之情实则不能详征。唐朝以降,尤其是五代宋元之际,对于洛阳周公庙的记载已不可详考。明清二代对周公庙的记述相对较多,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洛阳周公庙的兴废。

史载明嘉靖四年(1525)在旧址重建周公庙,万历年间(1573-1620)予以重修。以常情度之,此中或有致祭之事,亦难以知晓其具体之仪节。纵有所载,或恐亦是旁依孔庙释奠礼仪。到了清朝,洛阳周公庙依然存在。据《大清一统志》载,周公庙有二处。一在府城西关,一在登封县东测景台内。据史可知府城西关之周公庙即历来致祭周公之所。

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均曾对周公庙进行修葺,而且详细记载修葺之原委情状。乾隆年间河南知府王来庆重修周公庙记载较为详细:当时周公庙故址已成荆芜瓦砾,一片荒凉。且仅有一殿亦将坍塌。王来庆遂立志修葺,重建周公庙。自此后,又经曹元仁、龚松林的补葺,周公庙已“望之翼然,即之焕然,庙貌加隆矣”。基本上奠定了后世周公庙的规模格局。

据乾隆十年龚松林修《洛阳县志》卷六《礼乐》记载,周公庙内之祭祀设置相当完备。元圣殿内两厢祭祀历代主政河南之官吏,定鼎堂中祀周公像,以召公毕公伯禽君陈配祀。会忠祠内尚且祭祀伯夷、叔齐、关羽、岳飞等人,可谓极一时之盛。此后直至民国,犹有政府修葺立碑之事,多是称颂周公伟业及其文教之功,然其具体之祭祀典仪则不可详知。除却上述三个地方外,其他见于史载的周公庙尚有几处,如蜀地雅州(今之雅安)之周公庙,“在州治东。《图经》:诸葛亮南征梦周公助以阴兵,因立祠祀之”。到了清朝,庙宇仍在周公山,治所已归雅安。惜未有祀典记载,亦多不与周公之文教武功有关,故不赘述。

原载:《孔子学刊》第八辑

文章来源;孔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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