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组成部分，宗族生来就是合法的组织。她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初期是贵族组织，中世演变过程中的士族，以及其后的官僚宗族、绅衿宗族，都是特权者的团体，当然是合法群体。至于平民宗族，由政府允许的祭祖权、实际认可的祭祀始祖权，可知它是政府承认的合法民间组织。

再从政府的政策来看，宗族不只是合法的，它在宗法观念主导下的活动更受到鼓励，历代政府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诸如举孝廉、旌表义门和孝子顺孙，这是在承认宗族合法性的前提下实行的政策。政策的施行在客观上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政府在法律方面的“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实行连坐法、宗亲法，也以现实中存在着宗族为前提，而这种“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正是宋儒要求扩大民间祭祖权的一种根据。

宗族不仅是合法组织，在中国历史上也几乎是唯一的历时最久的合法组织，因为其他可数的合法团体，如佛教、道教比之晚出千年以上，行会、会馆历史之短，更无法与之相比。宗族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也遇到过被视为不合法组织的麻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三四十年间，宗族被视为非法组织，宗族公产被没收，管理人被作为地主分子或坏分子处理。这是全部宗族历史的一个插曲。

总起来说，宗族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合法的社会组织。

宋代以降的宗族往往宣称其宗旨，是“尊祖敬宗收族”，或曰“尊祖敬宗睦族”。尊祖，强调“一本观”，以祖宗为团聚宗族的旗帜。尊祖，讲求孝道，孝顺父母、祖父母，同时睦族，若对族人如同路人，不予关爱，一本之祖会伤心难过，即为不孝，所以宗族观念的核心是孝亲睦族。孝道，最简单的内涵是孝养长上，做到生养死葬，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低层次的要求，它的高层次境界是光宗耀祖，是子孙能够出人头地，有钱、在地方上有名声还不够，为官做宦，得到皇上赐予的荣誉——封典，才是真正的光宗耀祖、光大门庭。

出仕，服务于皇家，得到表彰，是忠臣，做到移孝于忠。孝的内涵本来就有忠的要求，所以忠与孝是一致的。于是从家族讲，要移孝作忠，从国家讲，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并要臣下移忠作孝。因此宗族讲孝道，包含了忠与孝的双重内容。总之，宗族以孝道为伦常，包含了孝亲、忠君、睦族的丰富内容。宗族为使族人能够实现孝道，制订祖训、宗规、族约，讲的就是忠孝睦族，以及夫妻、友朋、御下的做人道理，宗族还通过祭祖或朔望的聚会，宣讲帝王圣谕、法律和圣贤遗训、祖训，灌输孝道的纲常伦理。

忠孝伦理，是皇家道德观念，宗族接受并照搬过来。但是在实践上，如同“孝”的多层次一样，宗族及其族人是难以全面做到的。忠、孝有一致性，也有矛盾性，有忠孝不能双全的对立，是尽孝还是尽忠，是先尽孝后尽忠，还是先尽忠后尽孝，从观念到实践，人们有不同的见解和做法。在历史长河中，长时间内是先家后国，宋代以后，先国后家的观念开始占据上风，不过这只是观念层面上的东西，而很难是实践方面的。人们首先顾及的是家庭的利益、宗族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正因此，孙中山提出改造宗族、建设国族的主张。

产生于血缘群体的宗族，尊祖敬宗睦族，是小团体意识，虽然有讲求尽忠为国的因素，但是是难以实践的。

历朝皇帝宣称爱民如子，实际上多数并不真正关心民间痛痒，如顾炎武在《华阴王氏宗祠记》所云：“自三代以下，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于是乎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国家不做“厚生正德”的事情，对百姓如何谋生，如何改善生活不闻不问，只知道向百姓征收赋役，百姓的事情只好自行调理。人主还要说对百姓进行教化，百姓怎么能够听从官员的说教？而宗族成员在一起，可以相亲相爱，互助谋生。因此宗祠可以教育其子姓，所以说“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教化是一种权力，是宗族的自我管理权，其内容包括内部管理、参与“社区”事务及奉命参与国家事务三大方面：

一，宗族管理内部事务，主要内容是：登记族人户口，将族人按房系编制起来，以此成为内部管理的基础，以便开展活动，如作为祭祀祖先、编修族谱、发放救济的依据；组织祭祖活动，作为凝聚族人的手段；制定族人行为规范和施行家法；管理宗族公产和发放救济；组织族谱编修，最能反映她的凝聚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调解族人间纠纷；管理宗族聚居村落的公共事务，进行村落建设，如修建族人公共活动场所祠堂、寺庙、文昌阁，生产、生活性的公用道路、水源与水利设施，社会治安防卫事务。

二，宗族对外部事务的管理与协调是：各宗族共同管理社区寺庙道观；联保维护社区治安；调解宗族间冲突；组织民俗节日活动。

三，政府允许宗族参与的官府事务：司法上的送审权、审判过程的参与权及执行过程的协助权；职官制度中一些内容的实行，需要宗族协助，如官员丁忧、起复、更名复姓、荫袭、封赠，都需要有族人甘结，或族谱验证；比较细小的民事纠纷责令宗族处理，如立嗣案件，县官常常交由宗族解决；允许宗族某种程度干预族人财产权，如寡妇出卖、转让故夫遗产，必须通过宗族，得到族人认可才能实现；保护宗族公产，如果族人伙同他人盗卖、盗买祀田、义田，处以加重刑罚，或流放，或枷号示众。

历朝政府没有自治的观念，也就不可能明确宣布给予宗族自治权。不过宗族在内部的自理权和“社区”事务的参与权上，就同后世所说的“自治”发生了联系。特别是在政府多项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宗族参与执行，令她走出内部关系范畴，在官民之间进行活动，使得宗族有了政府认可的某种自治权。

“自治”，是近代外来词汇，具体到自治团体而言，是指民间自行组建的团体，民主管理其内部事务，是得到政府承认的合法组织，甚至可以像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辞源》“自治”条所说，是“受国家之委任，自己处理本团体内之事务”。这样的团体可视为政府和社会的中介物。传统社会宗族的自我管理，在政府允许的有限范围内进行，受着政府的严格控制。而且在其内部实行宗法性族长制，民主成分远不充分。总体讲自治程度较低，与近代自治概念差距甚大。然而也不应当忽视宗族具有的自治成分，故而用“自治性”概念来表述这种状态。

给事物定性，以明了其特点，是必要的，然而属性确定，往往让人产生绝对化的认识，常常只看到事物的主要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并不能够真正全面把握事物，笔者在这里尽量避免出现这种差错。

在中国古代，宗族是专制主义的统治基础。关于各个时期宗族的政治作用，宗族产生以来的几千年间，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宗族出现初期的殷周时期的贵族制，就成为政权的支柱，其时君统、宗统合一，周天子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宗族首领。经历秦汉的转型，魏晋至隋唐世族、士族制的第二个时期，君统、宗统虽然分离，国君依靠士族进行政治治理。宋元明清第三个时期的祠堂族长制和族老制，在皇权允许下，从事民间“自治”，成为皇权的附庸。20世纪以来，宗族走到她的第四个时期，逐渐克服其宗法性，向近代民主团体方向演变，以至变异性地产生同姓俱乐部式的宗亲会。在前三个阶段，宗族依附于政权，是政权基础，所以五四时期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中认为，宗族是中国专制主义的根据。古代宗族依附于政权，它的族长管理制（习俗），被后世定性为封建族权，成为封建“四权”之一。

但是应当注意到族权有多重性，它固然有宗法性，但同时也有民众性和自治性、中介性。族权多重性，对政权而言，宋代以降的宗族民间自我管理，以求生存，它代表成员利益，在有条件情况下要反映成员意愿。如同顾炎武所说，官府对百姓不能教养，而宗族“自教养”，所以宗族具有依附于政权及为成员谋利益的双重性，它不可能完全与政权一致，它与政府有不协调的一面，这一点不宜忽视，若一味强调它的附属性，就容易抹杀它的自治性和中介性。族权多重性，对宗族内部而言，族长有其宗法性统治的一面，但作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其协调、维护全体利益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特别是到了传统社会后期，宗族实行小宗法制，族长多系族人遴选产生，若他犯有重大过失，族人可以黜退他，重新遴选族长，因此在宗族管理中有着某种民主因素。在这里笔者需要饶舌的是：民间组织的宗族，反映民众诉求，关注民众生活，她的宗法性说教是一回事，生活实践本身是另一回事，应当看到这种不同。

宗族制度多方面影响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影响民间社会生活，并使之打上它的烙印。最主要的是，历朝政府实行“以孝治天下”政策，在官制、教育、法律、伦理多种领域中落实，令宗族发挥其作用，借此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宗族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历史的缩影：

其一，国家的君主制和宗族的族长制性质是相同的，可以说，从上到下，家长制一以贯之。

其二，在很长时期内，国家、宗族的宗法等级性是一致的，社会等级构成是皇帝－贵族－官僚－士人（有功名的读书人）－平民－贱民；宗族的结构式是皇族－贵族宗族－缙绅宗族－平民宗族。

其三，宗族社会性与社会性质同步演进：古代君主制社会演变为近现代转型期社会；宗族则由祠堂族长制宗族演变为近代族会暨议长制，进而演化为宗亲会会员大会暨理监事会制。

宗族的宗法观念，深深影响着后世社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人们的行为，诸如小团体观念和家长意识、宗派意识流行，讲究血缘、亲情关系，重情轻法，令人难以产生个人主体意识，而有依赖思想。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前进，需要彻底清除。基于这种认知，笔者以为研究中国历史，可以从研讨宗族史入手。当然，这只是一种方法，一个角度，不会也不可能排斥其他研究法。

自古以来的宗族，虽然没有成为真正近代概念的自治团体，但其自治性，已经为民国时期学者所认识。陈独秀在1919年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写道：“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像这些各种联合，虽然和我们理想的民治隔得还远，却不能说中国人的民治制度，没有历史上的基础。”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讲到地方自治的社会基础，以他的家乡广东新会民间自治的传统为例：“上祠堂”的“耆老会”是乡治组织，除了交纳钱粮是地方政府的事，其他的乡间事务都由他们办理，“此盖宗法社会兑余之遗影，以极自然的互助精神，作简单合理之组织。其于中国全社会之生存及发展，盖有极重大之关系”。

他们肯定以至认同这些基层社会的组织具有民治精神，发掘宗族的自治性及其合理性，并宣示于世人。宗族的自治性含有的某种民治、民主因素，是实行民主制的一种社会背景，或许可以说是今日村民自治的前奏。宗族所表现出的民间自治精神，后人认识不足，宜予以发掘、发扬。后世实行民主政体，它就是一种观念的、实践的依据。专制主义因素、民主因素共存于宗族之中，哪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取决于后世根据世情需要所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