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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卫:从商业制度史看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文化
2021-04-22 10:24   审核人:   (阅读: )

为什么在中国很多地方的丧礼那么相似,但是各地的菜式那么不同?我曾在我编的《统一与差异:中国地方文化与认同》的序言提出过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同异是观感,往往是随需要而变化。


这次的发言,我想颠倒这个思路。各地贸易的差异,不只是观感。不同地方贸易的性质、量度、引致的繁荣或萧条,都可以有很大客观上的差异。但是商业的制度基本上很相似。南北之分尤其是难成立。


明、清、民国时期,东南沿岸的商业比内陆繁荣,相信无需异议。尽管近年的史学研究,对以前既有的印象,增加了对华北往中亚(大同与张家口往北线),和云南向西行(马帮贸易)的贸易多了深入的见解。但是,贸易的多少,甚至经济繁荣在程度上的分歧,并不代表商业制度的差异。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了解南北的异同。


我们需要考虑,贸易之可以产生,在于地域相隔的地方还是可以应用互相了解的制度。以明代的盐法为例,开中法同样地应用到南北各地,所以徽州商人与山西商人在商业上各自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盐引制度被官督商销取缔,随之而起的是种种包庇制度(patronage)。大概从明末到乾隆年间,官督商办和牙行代表各种商业制度。它并非专利,也并非开放,而是在专利的前提下,受到包庇的人可以合法经营,也同样可以再包庇其旗下的人去经营。受到包庇需要付出代价,所以出现诸如“走私”一类的活动。提供包庇也需要成本,所以明、清、民国时代的包庇制度并没有涵盖很大的范围。包庇的权力也不局限在官员,文人武士、地方土豪各有特色。大概南北的分别不大。

相对包庇的是合约制度,其应用也不见得有南北之分。合约有种种形式,历史学者常见的是土地文书。我认为对土地文书我们常常有两层误解,以为土地主要的用途是农业而非商业。其一,把农商严格地划分是不适当的,因为从明代到民国的经济活动,最大部分的贸易还是农产品。其二,因为明、清的地方官员,对人口、土地比对商业的了解多,商业契约(例如门头沟煤矿、自贡井盐)也尽可能把商业协议(例如合资)加以土地契约的形式。但是,如果历史学者把合约认定为书写的契约,他们的对合约的理念就太狭窄了。合约当然可以是口头的(绝大部分租佃契约就是),也可以是通过礼仪来表达。以礼仪作为合约的依据,其实相当普遍也非常重要。在珠江三角洲,明清时期出现的,以家庙形式的祠堂为祭祖核心的宗族,就是这类合约。这类的合约,包含股份的意味,其涵盖的股份,超越合股制。在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发展上,尤其重要。学界常认为宗族制在南方比在北方盛行。我相信这个概念也包括一种误解。家庙的确在扬子江以南比较普遍,但是山陕商人不见得没有利用宗族关系推进贸易。我们对回族的贸易组织还不够认识,但是在他们与清真寺的关系上,有没有家族成分的渗入,也值得商榷。所以,种种合约制度的运行,与地方社会的形式有关,一定有地域上的分歧,但是分歧的界限不见得可以归并到南北之区别。


从商业制度上考虑南北的分别,我相信我们值得考虑货币的影响。或者,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货币本身的影响,而是货币反映的商业繁荣和税收的制度。从明末到清中叶,白银流通的区域大概是商业比较繁荣的地区,就是东南沿海,而铜钱作为主货币的地区,主要在华北和东北。因为有了不同的主货币,所以货币流动的历史会和商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我尤其注意到的是白银在清代的走势。太平军前,地方督抚有责任每年把税收的白银运到北京户部。每年地方需要缴交的税银,形成从南到北的流动。太平天国时期,因为动乱的关系,南方督抚再没有直接把白银运到北方,而只是通过票号,在北方收购白银来应付税收的支付。这个局面,维持到清末。这样一来,原来从南到北的白银流动,变成从北到南的移动。这个发展,造成北方的萧条,也有利于南方的繁荣。这个趋势,延伸到在纸币的发展的局面下,1916年的中交两银行“停兑”风潮。上海中国银行拒抗“停兑”令,显示上海已经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可见在货币的流动上,南北是有分别的。

南北的比较,还可以从消费市场着眼。当然,在市场的关系上,竞争是难免的,但是城市消费变成一种追求而产生的后果,跟少有选择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并不一样。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消费,都会创造潮流。大概类似的潮流,对制造区域性的饮食口味会有作用。明清时代,消费市场对唱戏大概也会有明显的影响。我对戏剧的演变了解很少,但是相信戏剧的地域性与市场,尤其是城市市场的竞争会有关系。


我相信明清时代,不管南北,商业制度是相当一致的。可以更深入的话,可能看到在比较长的时段上,制度上的接轨有先后之别。在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业的制度,很快产生地域性的变化。与公司法相关的演变,我怀疑扩散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广州-香港和上海引进后,先影响到沿珠江、长江的大城市和江南的市镇,然后才慢慢地渗入农村。


原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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