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人物与国运兴衰
近代中国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忧外患频仍。一八五零年代起自广西的太平军兵锋一路南下建都南京，满清统治岌岌可危，幸有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等湘淮系领袖挽狂澜于既倒。继之而起的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巨擘亦励精图治，得开同光中兴之局。但甲午一役以三十年练兵之精华付之一炬，割台湾、赔白银二亿两于日本，国运为之一转。
甲午之役创巨痛深，朝野上下自此笼罩在亡国灭种的气氛中。此后中国经历了由帝制而共和的惊天巨变，但亡国灭种仍旧是时人的口头禅。甲午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皆起于东邻日本的侵逼。如果说早先的“瓜分”多少带有士大夫自我想象的成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与1930年代的系列事变使得亡国危险在实际层面不断加剧。
就19世纪初20世纪末整个世界的情况而论，相较于亚非拉多数国家彻底沦为殖民地，中国不致彻底瓜分的结果的确已属罕见。不可忽略的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建构的强烈亡国意识亦是免于瓜分之一因。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反思性理论就特别指出，因为人们预测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就会反思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其发生，从而导致马克思的这一决定论无法实现。套用吉氏这一理论，强烈的亡国意识也会促使时人通过种种努力规避“亡国”结果的出现。
罗志田曾颇有见地的指出民初政治的特质是内政与外交打成一片。进一步说，外部危机的加剧致使统一的诉求更加急迫，当时的舆论要求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因为真正的统一才能集中全国的力量一致对外。但共和肇建不久，袁世凯即因称帝葬送好局。此后护国、护法运动相继而起，南北分裂与军阀割据之势日趋显现，各派政治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台，与之对应的便是各路政治领袖的急起急落。1918年章太炎针对这一局面评论道:“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其政治恶果是“中间主干之位遂虚”以致“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
章氏所谓“人物”特指政治领袖人物无疑。其“长可依赖”之说，可征之于晚清民国历史。满清维系统一局面的柱国勋臣与之后民初能保持稳定的中心人物先后凋零与辛亥至民初的政治动荡息息相关。精通中国历史的日本史家内藤湖南曾就中国时局分析道：“倘若像张之洞那样的政治家，西太后那样的执政者能够维持长久统治的话，也依然还是有可能渐渐将变动导向安定，达到一定效果的。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中心势力人物相继凋零，因此这一已经运作起来的组织到头来最终彻底破了产，革命从此爆发了。革命以后的几年之间，像袁世凯这种还算有见识阅历的人物统治了中国。在他的统治期间，防范了激烈变动的发生。不过他也很快就死去了。”（内藤湖南著，林晓光译，东洋文化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04，第166页）在他看来，自此中国“能够成为中心势力的人物丧失殆尽”。
1916年日本报界就忧虑袁世凯死后中国将失去政治上之中心势力，或不免于纷扰。报人邵飘萍对此曾不以为然，他根据“袁氏之所以败”认为其并非中国政治之中心势力。且认为“国政之中心势力，不可系于个人”，共和国当以宪法为中心势力。此类看轻“英雄”而抬高“普通人”的观念自梁启超《新民说》问世后已属常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再无一人可定于一尊更遑论统一全国了。可以说，袁世凯的死开启了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政治对领袖人物的“依赖”导致个人生死往往左右政局走向。
同光中兴至共和肇建，王朝鼎革巨变背后的湘淮系至北洋系，其间的连续性清晰可见。其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及袁世凯皆以武功起家，又兼能文治，可谓国之柱石。这些领袖人物的相继谢世亦对政象的衍变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严复、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
领袖人物的气度及中断
在群雄逐鹿的局面下，时人自然祈盼有“神武人物”崛起以底定天下。此种局面既未出现，时人便又反过来认定当世无领袖人才。颇有一种看法将此归咎于新式学堂的育才不佳。章太炎即慨叹过“学校已办二十多年，只产出数位陆军学校出身所谓伟人英雄”。不过，仔细揣摩章氏的解释，他所强调的是科举与学堂皆不能出人才，即使由二者所出之人才，也都要归功于科举和学堂之外的因缘际会。（第294页）时人早有类似看法，科举制时代亦不乏人才，但其能力并非由科举而来，而是入仕后的读书和阅历使然。可见章所强调的“伟人英雄”不佳未必在科举抑或学堂等制度。
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严复也有过新式学堂所出优秀者寥寥的言论，他指出：“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据严复的观察，“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1918年5月17日）如此说来，旧式人才以及自洋务运动以来培养的新式人才皆不足以应付时局。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虽承认旧式人才与当世“不相合”，但仍对其做了肯定。他认为“前清诸勋臣大抵皆曾、胡两公所陶铸，故虽不必尽如贤者言：‘老而弥壮’，然皆尚有典型”。反之，“若今北系诸将，大抵皆袁项城所成就，先已无所取法，又值纪纲败坏之时，自由太过，此其所以易腐也”。（王栻主编,严复集 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01月第1版,第659页）严复通过这一比对来强调中心人物气度、道德风范对后起领袖人才的“陶铸”。
严复所谓的“陶铸”，曾国藩自己亦有如下论断：“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因此他的结论是“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曾国藩《原才》）揆诸咸同年间史实，正是曾胡一二贤且智者之心向义从而感召众人赴义，最终造成一代风气的转移。
后来影响至大的梁启超即对曾国藩此节极为佩服，其所撮抄曾氏嘉言录，心仪的也正是曾国藩由感召而重造风气，他讲道：“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地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相互勉厉，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梁氏进而描述说，他们“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班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于是“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竟然被曾胡等“一般书呆子”做了收拾时局的“伟大的事业”，甚且咸丰之后的风气也为之一变，“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
概言之，在严复和梁启超两个近代思想大家的视野下，领袖人物的气度、格局和道德风范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心人物以道德风范所造就的风气却在晚清中断了，代之而起的则是李鸿章、袁世凯以洋务、办事为中心的功利风气。在这一风气下，政治人物的道德、人格似乎愈来愈低下，而政界的权术运用则愈来愈流行。
道德沉沦与领袖颓丧
曾、胡、李与袁一脉相承，湘淮前后继起，而北洋系又脱胎于淮系。但洋务新政的三四十年间，这些不同世代又略有交集的柱国之臣之间的区别已颇为醒目。同光年间曾国藩曾以俞樾比李鸿章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作为李鸿章老师的曾国藩在军中仍不忘读书，而李鸿章则束书不观“一心做事”。与李鸿章同一时代的孙宝瑄也批评李氏之败在于“不读书”。杨国强曾对比曾国藩李鸿章师生二人：前者陶铸风气乐于化人养才看重道德喜用君子；而后者则以利禄驱使有才之小人做事。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大约三十载之后袁世凯以睥睨之态前辈臧否张之洞，对僚佐言：张之洞是一读书的，我则是办事的。读书与做事二者此时似已高下立判。曾、李、张、袁之间的相互品评，直接明了地显示出人格与道德在政治世界中的渐行渐远。
吴稚晖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晚清世相变迁最令人扼腕的就是君子之道消与圣贤流派的绝迹：“前清洪杨志之乱，幸而孜平。乃不幸而圣贤流派之曾国藩，未享期颐，而纯粹官僚之李鸿章，反臻耄寿。至于晚季，短中取长，且至于仅有名士之张之洞，滑头之端方，阔少之岑春煊，干才之袁世凯，作之柱石。而圣贤流派至纯粹官僚又蜕化为名士、滑头、阔少和干才。”显然这段后人的评论也昭示了领袖人物人格与道德的历史衍变。
近代中国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与国家运势相关。辜鸿铭回应张之洞对其“知经而不知权”的评论，便深刻刻画出晚清道德消隐背后世运变迁的过程。他开宗明义指出君子小人欲理势的关系：“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继之又阐明权的含义，称“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进而指出“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辜鸿铭在一番推论之后所作的断语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
辜鸿铭又以晚清甲申之后的历史解释说“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中国所长在忠信与笃敬之德，西洋所长在大舰与巨炮之力。但是“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于是“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在辜鸿铭看来，之所以不敌是因为前者是“无形之物”而后者是“有形之物”，他反问道：“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甲申以后，张之洞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但“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黄兴涛 等,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08月第1版,第426页）
辜氏对权与术的区分可称精当，但晚清民国更普遍的则是权术连用，可见二者分别之不易。曾国藩与李续宜关于胡林翼的一段对话颇堪回味：曾国藩之称林翼曰“润公聪明，本可霸术。而讲求平实，从日常行事以见至理”，又曰“有权术不屑用，有才智不自用，有如此襟怀气局”。李绪宜久与胡林翼处事，自感胡氏非如曾氏所论之尽善尽美。他说：“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无权术。”曾国藩则回应道：“胡公非无权术，而待吾子昆季，则纯出至诚。”（近百年湖南学风）此番对话显示了理学家曾国藩对“权术”二字的退让。而辜鸿铭所批评的张之洞亦以权术为讳，特以公私两分作为转圜之计。
兼具理学家身份的晚清政治领袖们在理势纠结下对于权术运用所建立的心理防线，在民初政争中一溃千里。此时政治谋略和权术的运用十分频繁，北洋领袖袁世凯尤以善使权术著称，其心腹梁士诒即称“其用人行政，好弄权术。以使贪使诈，为不二法门”。与此相应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对道德的呼吁也此起彼伏。而章太炎对同盟会一方类似情况早有批评，他曾引历史故事加以对比：秦汉时期人们多诚实，故刘邦使诈得以称帝，而今天人们多奸诈反而至诚者可胜出。
1913年吴稚晖面对新旧交织的政局，认为总统所应具备的素质有三：“一则实系官僚，暂于保持儒术之游魂余气也；一则近乎圣贤，则为君子儒也；一则略经欧化，以备儒术之蜕化也。”在新旧人才的问题上他对症下药，建议一面用“用旧道德裁抑名士”，一面“用新道德鉴别学生”。由此“庶旧染有涤除之日，而新机渐以萌芽”。道德无论新旧，皆当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吴稚晖做了一个明确的取舍，断言“与其骤然治之以英雄，不若姑先治之以圣贤”。此处的英雄与圣贤，代表了民初政治中权术与道德的不同取向。
早在科举废除之初，严复就敏锐地观察到道德的重要性，他说：“今夫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正恃有人伦耳！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散则他族得以压力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民初他再次强调“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他说议员“聪明齐圣，雍容揄扬，则不啻尧舜禹文为之君”。（严复集第二册议 324-325页）
余英时曾谓中国士大夫意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消失殆尽。此说借用了孟森在1930年代的观察，后者叹息近世居领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领袖的人格风度，抛弃了古代士大夫的风范，所以成了一种不足表率人群的领袖。
乱世治国之道：德抑或才？
中国传统政治的人才观强调德重于才。例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论德才关系：“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辩，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民初呼吁政治领袖须有道德，甚合于中国古代的人才观。
但是，晚清以至民国面临重重内忧外患，避免亡国与结束乱局都需要拨乱之雄才。严复就以历史为例强调这一时代“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退一步讲能“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亦差可接受。严复自谓“年逾耳顺，读遍中西历史，以谓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国运飘摇”之际，英雄豪杰固然更易“干犯名义”，但“功成治定”的前景总是值得期待。无独有偶，章太炎在民初也以历史成例告诫袁世凯如能战胜强敌，方可称帝。
更糟糕的是“好人”未必能治国。严复即预测“当人欲极肆之秋，黎、段两公实皆不皆不足撑此危局”，尽管“两人之声誉极高，而不佞早知其不逮”。他的评论是“其能闳济艰难，拨乱世而反正者，绝非仅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谓道德者，有以集事”，甚而断言“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第652页）
稍后严复又由“当世贤者”梁启超谈起，称其言论不知投鼠忌器，致“使捣乱者得借为资，己又无术能持其后”，他由此感慨“吾人所受之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严复又以庚子国变为例，刚毅徐桐为清流，有君子之风，不似趋利小人之嬗变，却恰恰因执着于守旧而酿成惨祸。
郭嵩焘有感于南宋以来清流之误国，慨叹古今悠悠之是非不可凭信者多矣。实际上许多历史人物盖棺亦难定论。若再将人物重新置于其所处的时代，更可知其所受时代制约者甚多。所谓“历史为人卸责”，由曾李袁等领袖人物一路衍变下来的道德与功利的消长，似乎是历史的大势所趋。然而人寿难定，无论是“圣贤”还是“英雄”一旦辞世，各种权力关系又将重新洗牌，那也就意味着历史被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