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与下层民众关系密切，所以江南一带有“典当是穷人的后门”的说法。当地人进出典当铺，认为是“上娘舅家”。上海人昵称大当铺为“大娘舅”，小当铺为“小娘舅”。至亲莫若娘舅，称典当铺为“娘舅家”，说明典当业与日用民生关系极为密切。

今天所讲的是“明清以来的徽州典商与江南社会”，在正式开讲之前，我要解释一下讲座的标题。首先是涉及的年代，所谓明清以来，是指明清和民国时期。典商也就是从事典当经营的商人。关于典当，大家应当并不陌生，直到当代，市面上还偶尔可见典当铺的门面。而在1949年以前，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各地的典当商，绝大多数都来自徽州。这里，我们先看看几张图片，有一点直观的印象吧。

第一张是从徽州婺源寄往上海提篮桥同济当的信函。提篮桥大家应当很熟悉，它现在位于地铁12号线沿线。

第二张是民国时期上海世界书局寄送小说的印刷品，从上面所写的来看，寄送地址是上海天潼路上的宏济典。根据记载，这个宏济典是由徽州休宁人所开设。天潼路在现在的地铁10号线和12号线的交叉点上。

除了市区外，上海周边也有不少徽州典当铺。

这是清代同治年间南汇县涉及徽州典商的诉讼案卷抄本。

这一册《禀批稿》，是上海新场镇徽州典铺打官司的诉讼案卷。

这是晚清时期徽州典商寄往上海安亭镇的书信。

类似的资料还有相当不少，这些都说明——1949年以前，典当业与上海乃至整个江南的关系都相当密切。这种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想应当从明代中叶起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格局。说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唐宋时代说起，所以，第一部分我要讲的是：从“回回识宝”到“徽州朝奉取宝”。

从“回回识宝”到“徽州朝奉取宝”

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中，有不少有关“识宝”的传说，这在民俗学领域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所谓识宝传说，其故事的基本模式是：某人家中有一种物品，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后来，被偶然经过、善于识宝的胡人看到，后者请求购买此物。此一买卖有的成交，有的则并未成功，但最后无一例外，都是由胡人说出宝物的价值及其用途。此类传说随着时代变迁，出现了很多变形。其中，以“回回识宝”的传说流传最为广泛。

“回回”主要是指来自西域的那些人，包括阿拉伯人以及后来的回族人，他们携带来西域的珠宝，而且通常都擅长于经营珠宝。在明代以及之前，“回回识宝”的故事流传很广，但在此之后，此类的传说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在江南一带，有关“徽州朝奉识宝”或“徽州朝奉取宝”的故事则广为流传，这一点，当然与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之崛起密切相关。

在江南，有关“徽州朝奉识宝”的故事相当不少，我这里只举有关西湖龙井茶由来的一个传说：

龙井茶闻名天下，但真正的龙井茶发源地其实不在龙井，而是在西湖西南面的狮子峰一带。相传，山峰上有一座寺，每天前来烧香的人很多。寺旁有一片茶园。某日，有位徽州朝奉前来烧香，他看到墙边有只破缸，里面盛有半缸污水，上面长满青苔。朝奉先生一看就知道是宝贝，他找来和尚，希望买下这只破缸。双方约定，明天朝奉再来抬走破缸。当天，朝奉走后，寺里和尚觉得破缸太脏，抬起来不方便，就动手将缸洗刷干净，并将其中的污水连同青苔，一起倒在茶园里作为肥料，最后，将缸抬回寺里，倒扣在墙角边。翌日，徽州朝奉带人前来抬缸。到寺里一看，缸已倒扣在地，急得惊呼：“哎呀，宝贝呢？宝贝呢？”他连忙找到和尚，询问缸中的污水和青苔究竟倒到什么地方去了。和尚遂带着朝奉来到寺边的茶园里，朝奉一看果真在那，他数了一数，被污水浇着的茶树共有十八棵。朝奉告诉和尚:“这十八棵茶树，长大以后一定会产出上等的茶叶。”果真，到了采茶时节，狮子峰上的那十八棵茶树与其他茶树不同，用它们炒出的茶叶,香气浓郁，开水一泡，颜色碧绿，当地人遂将之取名为“狮峰茶”。后来，周围的龙井、杨梅岭、茅家埠的茶农都用狮峰山上的茶种培育新茶，所以，狮峰茶实际上是龙井茶的祖宗……[据厉剑飞编著《西湖龙井茶采摘和制作技艺》（浙江摄影出版社，2012年版，页139）缩写]

这个故事的真伪无从考证，但故事的内容与唐宋以来“回回识宝”或“回回取宝”的结构基本相同，只是将故事的主角从“回回”改换成“徽州朝奉”而已。在民间传说中，有关徽州朝奉“识宝”、“取宝”的故事相当之多，上述有关龙井茶来源的传说，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所以杭州有一句俗谚，叫“徽州朝奉来取宝”，为一般人耳熟能详。关于这一点，其实在江南各地都相当普遍。例如，浙江湖州有句民谚称：

徽州人识宝，湖州人识天。船上人会看潮，种田人会看天。

这句俗谚意思是说湖州当地人主要以种田为生，他们看云识天气十分在行，而徽州人则以商贾为业，见多识广，也非常精明，能够很好地估量各种商品的价值，及时找到发财致富的门道。

另外，在浙江兰溪市诸葛村（也就是现在著名的旅游景点八卦村），在传统时代当地有很多人做中医游方郎中，所以诸葛村有一句俗谚，叫“徽州人识宝，诸葛人识草”的说法。草也就是中草药的意思。

上述谚语中的“徽州人”，有时也写作“徽州朝奉”。所谓朝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典当铺中的职员，广义的则泛指所有的徽商以及徽州的绅士。有关“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从其内容、结构上看，应当是江南人利用历史记忆中固有的文化资源，将“回回识宝”之类的母题稍加变换而形成的。由于“取宝”、“识宝”之类的故事皆是民间传说，它们虽然流传很广，但要找到此类传说出现的源头显然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踪迹可以追寻。17世纪初的明代万历晚期，江南出现的一部书叫《云间杂识》，这部书是松江华亭人李绍文所写（“云间”也就是松江府的别称，而华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一带）。这是一部反映松江府社会生活的笔记。在这部书里，他讲了一个故事：成化末年，有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僚带着很多财物回到松江。当地的一位老人到他家里向他不断地打揖做恭表示感谢，这位官僚非常吃惊，有点莫名其妙，连忙询问这位老人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位老人回答说：“我们松江地区百姓的财产，多被徽商搬去，现在靠您又把它们搬回来了，我能不表达感激之情么。”听罢这番话，这位官僚惭愧得无地自容，以至于说不出什么话来。

《云间杂识》的原文当然是文言文，我这里将它翻译成现代汉语。这一故事，显然是一个讽刺性的寓言。在明代，老人是地方社会中具有相当威望的人物。在这一故事中，那位老人说：我们松江地区百姓的财产，多被徽商搬去。现在，这位官僚在外地做官，搞到很多钱，所以带了相当多的财物回到松江。因此，那位老人说，您将徽商搬去的财物又搬了回来，所以我必须表达感激之情。明的是表达感激，其实是讽刺这位官僚在做官时，通过搞腐败，在外地搜刮了许多的民脂民膏，满载而归。那位官僚当然也听得出弦外之音，所以惭愧得不能作答。

其实，这个故事除了讽刺那些贪赃枉法的本地官员之外，更主要的还是流露出对于江南地区的外来者——徽商的强烈不满，这些人来自异地他乡，但却将江南的宝物——许多财富席卷一空。由此应当可以推断，江南各地出现大批“徽州朝奉识宝”或“徽州朝奉来取宝”之类的故事，应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出现的。它所反映的，既是一种既成的客观现实，又折射出江南人基于大批徽商活跃的事实而产生的严重焦虑情绪。

从明代以来，在江南的盐业、木材、典当、布业经营中，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其间。那些大的徽商财力相当惊人，根据记载，在明代，一些财力雄厚的徽商财富多达数百万两白银。及至清代，更高到千万以上，他们位居中国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这些徽商，对于江南而言是囊丰箧盈的外来者，他们与唐宋元时代财大气粗的回回商人也颇相类似。所以，江南人用“徽州朝奉”代替先前的“回回”，显然顺理成章。

另外，从与江南一般民众日常生活关系的角度来看，徽州典当商与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下，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总要进出典当铺，以典押财物暂度难关。

严格说来，典当铺有典、当、质、押等不同的等级，但笼统地皆可称之为典当铺。与“典”相关的“質”字，近代有一个字谜这样刻画：头上只有两斤，脚下称来半斤，人都说道奇怪，腰间一目眼精。这里的“腰间一目眼精”，从字体上看是“質”字形体中部的那个“目”字，意思是指徽州朝奉除了头上所长的两个眼睛外，柜台之下的腰间还暗藏有一个一目了然的眼睛，言外之意就是徽州朝奉为人特别精于算计。

另外，旧时度量衡为一斤十六两，所以“質”字也被拆作：“头戴三十二两，脚下只有半斤，这个东西古怪，腰上生了眼睛。”——这同样是说典业中人的眼界往往很高，眼光独到乃至刁钻。在当时人眼中，“徽州朝奉”都是些见多识广、智力超群的人物，所以说“腰间一目眼精”或“腰上生了眼睛”。由于有了“第三只眼”，他们能看得出别人所看不到的宝物。“第三只眼”原本是一种宗教用语，也称为内在眼或天眼，在中国的佛教、道教中都有类似的描述，颇具神秘意味。在传统宗教中，具备“第三只眼”的人，往往具有透视事实本质、预言未来的本领。将近十年前，市面上有一本书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颇为流行，后来更出现了一大批“第三只眼睛看什么”的书。从我们这里的分析来看，在民间传说中，早在明清时代，徽州朝奉就已经用“第三只眼睛”来从事商业经营了。从对“质”字的猜谜、刻画中，我们可以看出民间社会对于徽州典商的印象。大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在江南各地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下面，我们接着来谈谈明清时代江南的“无徽不成镇”与“无徽不成典”。

“无徽不成镇”与“无徽不成典”

明清时代，江南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的俗谚。关于“无徽不成镇”，根据胡适先生的解释：“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胡适先生的这句话非常有名，其中所讲的“无徽不成镇”，当然是个历史事实。但从胡适嘴巴里说出来，也有着他个人家世的经历背景。胡适是徽州绩溪县人，他家族中的许多人都在江南各地经商。例如，胡适的高祖，就在上海浦东的川沙，独资创办了“胡万和茶叶店”。这个茶业店坐落在川沙镇镇上的大街正中，相当气派。据说，当他们开设这家茶叶店时，川沙还没有建县，所以当地就有“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的民谚。这个俗谚是说，因徽商在川沙开设茶叶店，当地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并逐渐由经济中心向政治中心的转变。因此，胡万和茶叶店在川沙的发展，本身就是“无徽不成镇”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活跃着诸多地域和专业相结合的人群。对此，晚清吴趼人在《沪上百多谈》中就曾指出：衙门里师爷多绍兴人，剃头司务多句容人，典当朝奉多徽州人，…收纸锭灰多绍兴人，……

吴趼人是位著名的小说家，他写过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沪上百多谈》列举了近代上海最为突出的一些社会现象，其中就有“典当朝奉多徽州人”，后来，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据此画过相关的漫画。

戴敦邦漫画：“典当朝奉多徽州人”

而在明清时代，在江南一带，民间一向也有“无徽不成典”或“无典不徽”的说法，这两个谚语，很明显也就脱胎于“无徽不成镇”这一俗谚。

所谓无徽不成典，是指江南的典当铺主要由徽州人所开，另外，即使并非徽州人所开的典当铺，其不少职员也大多来自徽州。所以在江南的典当铺中，职员往往称为“朝奉”。关于朝奉，这原本是徽州人对富翁的称呼。民间传说，宋朝有朝奉郎的官职。北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徽州时，徽州的老百姓夹道欢迎他，这些老百姓都自称为朝奉，所以宋太祖就说了一句话：“多劳汝朝奉的”。也就是“你们这些朝奉辛苦了”。因为皇帝是金口玉言，所以后来在休宁、歙县一带，民间的富翁都自称为“朝奉”。到了明代以后，此一称呼主要是指典当铺中的职员。

关于这一点，清代有一部短篇小说集《豆棚闲话》中有比较形象的描述。《豆棚闲话》的作者署名为艾衲居士，书中有一篇叫《朝奉郎挥金倡霸》，其中写道：(汪华)小字兴哥，祖居新安郡，如今叫做徽州府，绩溪县乐义乡居住。彼处富家甚多，先朝有几个财主，助饷十万，朝廷封他为朝奉郎，故此相敬，俱称朝奉。却说汪华未生时节，父亲汪彦，是个世代老实百姓的子孙。十五、六岁跟了伙计，学习江湖贩卖生意。徽州风俗原是朴茂，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是个一文不舍，一文不用。做到十余年，刻苦艰辛，也就积趱了数千两本钱。到了五旬前后，把家资打点盘算，不觉有了二十余万，大小伙计，就有百十余人……汪彦只有一事不顺心：儿子汪华年已十五，还是如呆似痴，难以继承家业。有个老成的伙计，走近前来说道：“……徽州俗例，人到十五、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不若拨出多少本钱，待我辅佐他出门，学学乖起，待他历练几年，就不难了。”……到了次年正月初一日，众伙计会同拜年。吃酒中间，老成的伙计，也就说起小朝奉生意的事。汪彦道：“他年小性痴，且把三千两，到下路开个小典，教他坐在那里看看罢了。”……汪彦占卜得往平江下路去好。那平江是个货物码头，市井热闹，人烟凑集。开典铺的甚多，那三千两那[哪]里得够？兴哥开口说：“须得万金方行。……”那老朝奉也道他说得有理，就凑足了一万两……

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它说的是徽商前往平江（也就是苏州）开设典当铺的情形。特别是他的主人公叫汪华，是徽州绩溪县乐义乡人，这个人的原型，实际上是明清时代徽州社会最负盛名的地方神汪公大帝。

汪华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于隋末兵燹战乱、天下动荡不安时揭竿而起，攻取了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也就是现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和江西北部的地区），割据一方，自称吴王，后来归顺大唐王朝，持节总管六州军事，被授予歙州刺史，封为越国公，死后谥号“忠烈王”，归葬于徽州歙县。直到现在，徽州还有不少忠烈祠（也就是汪公庙），汪华被称为越国公汪王，俗称“汪公大帝”。近数百年来，民间尊奉汪华为“太阳菩萨”，徽州各地有“游太阳”的祭神活动。从民间信仰和区域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汪公大帝对于徽州的一体化进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在《朝奉郎挥金倡霸》的故事中，隋末唐初的汪华却被塑造成一个徽商，而且一个小本起家的徽州朝奉，这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代表性。这一个侧面说明，徽州典当商是徽州商帮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之一。

以上是对“无徽不成典”这一俗谚所作的分析，下面再具体看一看徽州典当与江南社会。

徽州典当与江南社会

中国的典当业源远流长，一般认为，典当业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佛教寺庙的质贷。当时，佛教寺庙设立“质库”（也叫“长生库”），从事典当业经营。此后，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典当业持续发展。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典当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出现了以福建、山西、徽州为代表的地域性典当业行帮。例如，在明代的南京，总共有五百多家当铺，其中就有福建和徽州两地的典当铺。根据记载，福建典当铺的资本较少，他们所取的利息高达三分、四分。而徽州典当铺的资本较大，所取的利息较低，仅一分、二分，最高的也不过三分。当时，民间最不喜欢福建的典当铺，因为他们的利息是徽州的两三倍。可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徽州典当铺以其薄利经营，而得以迅速扩充，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典当业行帮。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有位河南巡抚叫沈季文，他在一个奏折中就指出：

“……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三十家。”这段话是说，在长江以北，徽商也开了相当多的当铺。在十七世纪初，仅在河南省境内，就有汪充等典当商所开的典当铺多达二百三十家，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从中可见徽州典当商在河南省境内的活跃程度。除了在河南之外，在北方的其他省份，如山东、北京等地，也有大批徽州典当商活跃其间。例如，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进入北京，当时，有一位徽商叫汪箕，就居住在北京城内，他的资产高达数百万两白银，由于他担心这些财产无法保全，所以给李自成上了一道奏折，声称自己愿意作为先锋，率兵下江南，为农民军冲锋陷阵。对此，李自成相当高兴，便打算让他率兵前往。不过，李自成手下的军师宋献策则认为：汪箕这个人不可信，他的家赀多达数百万，属下的典当铺有几十处，家里的婢妾也有数十人。现在他借口领兵南下，其实是想金蝉脱壳，乘机溜出北京。听了宋献策的说法，李自成恍然大悟，他下令将汪箕捉来严刑拷打，勒索十万两的钱财。汪箕后来忍受不了酷刑，讨了几碗水喝下，在万分痛苦之中悲惨地死去。从这个故事来看，当时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徽州典当商的资本相当雄厚，其典当网络的分布也极为广泛。在明代，徽州典当商在北方的广泛分布，与徽商在北中国频繁的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因为在明代，南方的棉布、茶叶等物产大批北运，而北方的棉花也源源不断地运往江南，为江南的棉布制造业提供充足的原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徽商（包括典当商）在北方的活动极为频繁。到了清代，随着南北经济格局的变化，徽州典当商的活动开始主要集中在江南各地。乾隆六十年（1795年），有位在山西学政手下当幕僚的人叫李燧，他就指出：当时全国各地的典当铺经营者，“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这说明，在长江以南的典当铺经营者，基本上都是徽州人。另外，民国时期有一册徽商书信抄本，其中记录了一位典当业者的评论，这位典当业者认为：“愚思典业，吾乡之人胜在江南，不利于江北。”也就是说，徽州人在江南一带从事典当业经营如鱼得手，但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则并没有充分的优势。这虽然是民国年间徽州人的看法，但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也反映了晚清以来的社会现实。在历史时期，当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历史资料的统计，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国的典当铺大约在一万八千余家。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的典当铺大约有两万三千余家。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全国典当铺共有四千五百余家。显然，及至民国时期，因受近代银行的冲击，典当铺的数量大为降低，只有全盛时期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过，即便如此，典当铺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仍然相当密切。在江南各地，“无徽不成典”的俗谚仍然为世人耳熟能详。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江南民众眼中的徽州典当。

江南民众眼中的徽州典当

民国时期，有一册启蒙读物叫《日平常》，这册抄本用诗歌的形式，描绘了徽州的各行各业。其中，在谈及徽州典当业时这样写道：

开典当，真个稳，获得利兮容得本，

估值当去无账赊，生意之中为上顶。

这句话是说，通常情况下，典当生财有道，开个典当铺几乎是包赚不赔，在三百六十行中是最好的生意，所以在传统社会，盐商、典商、木商号称为“闭关时代三大商”。所谓闭关时代，也就是指鸦片战争之前，典当商的地位相当重要，与盐商、木材商人，成为最大的三类商人。典当业职员待遇优厚，颇为当时人所羡慕。这是因为：首先，进入典铺从业需要专人介绍。其次，典当的业务专业性比较强。从现存的典当秘籍来看，典当职业的技能涉及面极广。以验看绸绢为例，凡是绸绢衣服，先看份量轻重，再看颜色之深浅，以及样式的新旧。如果份量重的，虽然旧些也可拆改它用；颜色浅的，虽然旧了也可以加染。缎以南京的为佳，苏州、广州所产的，则在其次。绫绸以浙江濮院镇出产的为上等，江苏盛泽镇出产的居于其次。又如看字画，不仅要记住天下著名的画家，而且还必须将自唐代以迄清代近百位著名画家的籍贯、特长等一一牢记。当铺学徒通过掌握这些基本的常识，再经过对当物长期的查颜观色，以及临场的随机应变等，就不难成为典当业中的行家里手。一般说来，在传统时代，典当铺里的朝奉是很有学问的，江南民间广泛流传着“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就反映了典当铺从业人员的专业特点。

典当秘籍

因此，典当铺的业务极为专业，典铺中的职员，都是由最低级的学徒（也叫学生）一步步做上来，由于是从基层做起，他们熟悉典当铺中的各类业务手续与相关技术（如银钱进出、典物保管等，这些都比一般商店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所以只要没有特别的过失，这些人往往能够在典当铺内长期工作而不会被轻易更换。因此，典业中人在传统商界中自成一体，其他外行人几乎无从插足。

另外，典业中人的待遇比起其他商店要好得多。与其他行当的伙计相比，典当业的学徒待遇较好，不仅不需要“掼尿壶”（也就是提夜壶，意思是伺侯老板），而且，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受到责打。只要手脚勤快，好动脑筋，就能学到不少知识，掌握诸多本领。

此外，进出典铺者形形色色，不仅有下层民众，而且还有先前的富商大贾。而当进赎出的典物也各式各样，既有廉价的物品，也有价值连城的商品，这使得典业中人的眼界往往很高，可谓见多识广。

综上所述，无论是求职门坎、从业技术、日常待遇，还是阅历的人物、经手的物品等，典业中人均独具特色，故而在社会上具有相当显著的地位。由于这种独特的地位，使得典业中人天然地具有高人一等的心理。

而在另一方面，在典当交易行为的过程中，典当业者与出典人作为交易中相对的两个方面，后者或因生活窘困，或因一时难于周转，而将财物出典于当铺。一般说来，完全是处于弱势的地位。相比之下，典铺外观是一种高墙大屋的建筑，门禁森严，再加上典当铺内高高的柜台，典当业者居高临下，更是凸显了徽州朝奉在此类交易过程中的强势地位。这就塑造了典当业者独特的心理，极易滋生出对弱者的鄙视。民国时人叶仲钧所撰《上海鳞爪竹枝词》中，有一首《当几钿》的竹枝词这样写道：

世上贫民最可怜，东西拿去换铜钱。

当商执物高声问：“究竟汝须要几钿？”

上述的这首诗，说的是贫苦百姓将东西送到典当铺里典当，换点铜钱以应急需。一般说来，进出典当铺的人，除了极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因生活所迫捉襟见肘、藉典当度过难关者。当他们站在高过人头的当铺柜台前，自我心理上本来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所以递上东西时，声音往往不会太高。而盛气凌人的典当商拿到东西时，可能满脸地不屑，提高嗓门大声质问这位穷人，你究竟想到要换多少钱？从穷人的低声下气，到典当商的高声质问，非常形象地刻画出徽州朝奉颐指气使的口气。

此外，在叶仲钧所撰的《上海鳞爪竹枝词》中，还有另外一首竹枝词，叫《徽骆驼》：

朝奉狰狞赛恶魔，徽州籍贯最为多。

高居柜上头垂下，又似双峰屎骆驼。

这里的“朝奉”，就是指站在柜台上的头柜朝奉。头柜朝奉也叫老大，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徽州人，所以又叫“徽老大”。在江南的方言中，“徽老大”与“徽骆驼”音近，所以江南人就以“徽骆驼”称呼徽州典当铺中的头柜朝奉。此种“徽骆驼”的形象，丰子恺、戴敦邦先生都有画图予以生动展示。

丰子恺的漫画《高柜台》局部

在江南，“徽骆驼”的形象极为世人所诟病。苏州著名评弹《描金凤》中有一出《媒婆代嫁》，其中就描绘了一位“徽老大”的故事，评弹说道：

苏州隆兴典当铺老板汪宣在喜堂上满心欢喜，准备与钱志节女儿玉翠姑娘拜堂成亲，突然有个小郎（也就是典当铺中的小伙计）急匆匆奔到里边，报告汪宣说：

大事不好哉！盘门外众乡邻“掮枪使棒”，冲进典当，说倷东家聚众抢亲，要拿倷捆起来，抽倷的筋，剥倷的皮，而且还要拿倷的头发剃下来，翻棉袄。

汪宣听不懂：怎么我的头发可以翻棉袄呢？

小郎回答说：因为倷是徽州人，大家骂倷徽骆驼，倷的头发就是骆驼毛……

《描金凤》中的这位徽老大，就来自徽州，他因久居苏州，开出口来，不伦不类，既不像徽州口音，又要带些苏州土语，也就是所谓的“徽夹苏”。这种不纯粹的徽苏白，说出来让江南人忍俊不禁。根据唐力行先生的描述：“钱玉翠称‘徽州人往往多奸巧’。评弹中讥讽汪宣为‘徽猫’、‘徽狗’、‘徽鳖’、、‘徽州厌子’、‘灰鳖’，称‘徽州人生性十分蛮’、‘徽州人，万恶刁，犹如空中楼阁造浮桥’、‘徽州人喂勿饱’等”。显然，一般民众对于徽州朝奉相当不满。而这种不满，则源自江南人进出当铺的日常生活经验。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自序》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当时，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不久，他的父亲又重病不起，可谓祸不单行。于是，原本小康的家庭迅速陷入的困顿，鲁迅不得不开始为大人分忧，拿着家里值钱的东西到典当铺内典当。这种屈辱的经历，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屈辱的感觉，应当是当时相当多的下层民众共同的感受。在这种背景下，典当业者的傲慢，显然非常容易引发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满心理，以至于出现对徽州朝奉的种种负面印象。在民间，有“徽州朝奉脸”和“徽州朝奉口气”的说法。所谓“徽州朝奉脸”，是指冷冰冰的脸色，而“徽州朝奉口气”，则意味着自夸的口吻。这些，都被世人所痛恨。在清代，有一部笔记叫《此中人语》，其中提到：近来业典当者最多徽人，其掌柜者则谓之朝奉。若辈最为势利，观其形容，不啻以官长自居，言之令人痛恨！这是说徽州典当铺里的掌柜称为朝奉，这些人相当势利，从其举止言行来看，居然是以官府中人自居，让人一提起，气就不打一处来。其实，徽州朝奉以官长自居，也并非完全没有原因。因为典当铺的开设者都是大商人，甚至也都有官方背景。而且，他们还领有官府颁发的“行帖”（也就是典帖）。此外，各级衙门经常将各类公积金，发典生息，也就是将一些钱款先放在典当铺中运营获得利润，所以典铺往往以“奉旨开当”自居，他们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也助长徽州朝奉高人一等的心理。

除了典当业者独特的心理外，典当经营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也常常引发出典人的不满。如典当业者在登记典当品时，往往冠以“破烂”、“碎废”等恶劣字眼，想方设法地将典当品描绘成不值钱的物品，藉以避免日后因典当品损坏而引发的纠纷。在当票上，经常注明的文字，如“虫伤、鼠咬、霉烂等项，皆系各听天命，毫无责任”，这种规定，将自己保管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完全不顾典当人的具体损失，这自然也会引起出典人的强烈不满。此外，由于生意上的争执，有时还会酿成纠纷乃至官司，而典当铺往往以官府为后盾，在纠纷中处于上风，这就难逃仗势欺人之嫌了。于是，当民众的怨恨郁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加以宣泄。明清以来，在江南一带，徽州朝奉被人们称为“鑞夜壶”（亦即锡夜壶）、“卵袋朝奉”等，当铺伙计被称作“呆物”,成为世人憎恨、讥讽的对象。所谓“鑞夜壶”或“锡夜壶”，完整的说法是“徽州朝奉锡夜壶”或“徽州朝奉夜壶锡”，这是说用锡作成撒尿的夜壶，锡经尿液长期浸泡之后，其中的尿臊味就再也去不掉了。这种锡料，再也没有其他的用处了。这是形容一个人一旦进了徽州当铺做朝奉以后，就坏得再也无可救药。这一俗语，另外的一个涵义也比喻典业中人因养尊处优，一旦失业，便难以在困境中东山再起。这句在江南民间广泛流传的俗谚，显然反映了下层民众对徽州朝奉的强烈痛恨。

此外，清代的《天籁集》中，收集了一首江南民谣，也对徽州朝奉极尽讽刺之能事：

龙生龙，凤生凤，麻雀生儿飞蓬蓬，

老鼠生儿会打洞，婢妾生儿做朝奉。

这几句话带有强烈的血统论意味，其中提到：什么样的老子，就会生下什么样的儿子，龙生龙子，凤生凤女，麻雀生出的儿子，飞起来的样子与父母完全相同，老鼠生出的儿子，天生就会在地上打洞，而小老婆生出的儿子，只能去做徽州朝奉。最后的这句话是说，天下的徽州朝奉，都是小老婆生的，二奶养的。由于《天籁集》是江南民间歌谣的汇集，所以这句话反映了下层民众对徽州朝奉的切齿痛恨。这里的徽州朝奉，虽然指的是全体徽商，但徽州典当商首当其冲，却是毋庸置疑的。

在江苏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当地也流传着一首《虫名十二月花》：

十一月里茶花开，红头百脚摆擂台，

蛤蟆有点勿服气，灰骆驼卜笃跳上来。

十二月里腊梅黄，跳蚤居然开典当，

瘪虱强横做仔臭朝奉，老白虱上来当件破衣裳。

《十二月花》是江南的民歌，它通常以十二月花开为序，展开对个人情感和社会生活的描述。这首《虫名十二月花》的民歌，以昆虫和小动物作为主角，描述了当地的典当铺经营。“红头百脚”是指蜈蚣，“（老）白虱”也就是虱子。而“灰（徽）骆驼”则为徽商之习惯性称呼，以灰字放在骆驼之前，其中隐涵着徽老大“扒灰”之意。明清时期，徽州盛行早婚习俗，男子十几岁就要娶亲，然后外出务工经商。于是，家中往往就剩下年轻的小媳妇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这种高移民背景下形成的家庭生活结构，往往给那些受尽典当商盘剥的下层民众发泄私忿，预留以充分的想象空间。所以江南人称呼徽州朝奉，也叫他们为灰骆驼，认为他们是与媳妇偷情的抓灰高手。《虫名十二月花》中的“跳蚤居然开典当，瘪虱强横做仔臭朝奉”，与数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常说的“不三不四发大财”是同样的意思，这里则是直接指着徽州人的鼻子。其中，“臭朝奉”一说，与前述上海竹枝词中的“屎骆驼”是同样的意思，与“徽州朝奉锡夜壶”之谚，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民众的心目中，徽州朝奉都是与屎、尿这样污秽的东西放在一起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出昔日民众的愤懑之情，以及对徽州朝奉的切齿痛恨。关于徽州朝奉的形象，在明清小说中也有不少描绘。在明清小说、方志中，“徽州朝奉”几乎是随处可见。譬如，三言两拍等世情小说中，就经常出现开典当的“汪朝奉”、“程朝奉”、“金朝奉”、“朱朝奉”和“卫朝奉”等，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正面的形象。其中，晚明凌濛初所著《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五卷中，就有一位姓卫的“徽州朝奉”，其形象之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却说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等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勾[够]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将有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

卫朝奉活跃的地区在南京，前面我们提到，南京从明代以来，就有相当多的徽州典当商在那里活动。徽州典当铺的利率较低，比福建典当铺要低得多，所以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于是，凌濛初就以南京为背景，刻画徽州朝奉的形象，可以说是极为典型。小说中的卫朝奉，不仅大斗进，小斗出，赚取一进一出的差价，而且，还想方设法偷梁换柱，偷换别人上好的典当品。其作奸犯科的手法，可谓不胜枚举。类似于此的描摹，在明清以来的小说、俗曲中所见颇多。

《典业须知录》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徽州朝奉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相当糟糕。为了改变这种形象，不少徽州典当商也想方设法，做出种种的努力，以期扭转此种局面。一些典当秘籍认为，有不少典当业者人到中年，却生不出儿子，便开始后悔自己不该进入典当业，认为正是因为干了这一行，才得了报应，结果断子绝孙。当时，无论是民间社会，还是典当业内部，都从因果报应的角度谈到典当业的禁忌。例如，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清代抄本《典业须知录》，是有关徽州典当业运作记载最为系统、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商业书，其中就谈到——典当铺中放置典当物品的包房，与绍兴师爷在官府衙门中所住的幕馆一样，都是造孽的地方。这主要是指典业中人，往往不爱惜他人的典当物，将典当物品随便放置，乃至肆意糟蹋，因此而造成出典人不必要的损失。为此，典业耆宿主张：修身行善，积德惜福，都应当从包房开始。具体说来，典当业者要将心比心，将他人之物看作是自己的物品，爱惜铺中的典当物，不要暴殄天物。有鉴于此，卷包时应格外小心，细心照料，不能贪图便利，随意掷弃零散物品。在典当物品保管中，什么样的物品应放置于何处，都要有固定的程序和层次，不应当随意放置。寻包（也就是查找典当品）时务必使用梯子，不要生拉硬扯。有时典当物品放在高处，需要踮起脚来，在脚上垫上物品时，应当找一件经得起践踏的粗衣垫在脚下，不可不分好歹地糟踏货物。

此外，针对典业中人往往有颐指气使的陋习，《典业须知录》还专门提到如何处理与顾客关系的问题。当时人认为，典当生意最重要的是在柜上，生意之大小，是否有争端，都是由此而起，故而头柜朝奉（也就是“徽老大”）是典铺中最为关键的角色。“徽老大”要宽厚待人，不可调戏妇女，对于儿童更要好好接待。对于那些见识不多的乡下人也要妥善处置，碰到乡下人取赎典当物品时少带了一些钱，如果能省其来回奔波的周折，也是善事一桩。而一旦发生争执，并引发纠纷，不要轻易告到官府，这也是厚道积德、为子孙求福的善事。

从总体上看，不少典当秘籍都受到善书的深刻影响，各种典当秘籍中，始终贯穿着因果报应的思想。当时，因果报应、积善销恶的观念在典业中广泛存在，成为行业的从业道德和从业伦理。换言之，当时的徽州典当商非常注意将道德教化与职业规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做个简单的小结。

近代著名诗人陈去病，在他所写的一部笔记中指出：“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这一段话是说，徽州商业，以盐业、茶业、木材、典当四种行当最为重要。其中，茶叶在徽州府属下的六个县都有出产，所以茶商六个县都有。而木材业以婺源县最为著名，江南一带的木材大多来自徽州婺源。徽州盐商，主要分布于淮、浙两地，也就是说，淮安、扬州、杭州等地的盐商，大多是徽商。而典当铺则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当然，徽州典当商以江南一带最具代表性。1946年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对上海的很多俗语典故都有精彩的考述，其中就提及：“上海的大娘舅以徽帮居多，徽州朝奉与绍兴师爷一样，已成为全国闻名的专有职业。”典当与下层民众关系密切，所以江南一带有“典当是穷人的后门”的说法。当地人进出典当铺，认为是“上娘舅家”。上海人昵称大当铺为“大娘舅”，小当铺为“小娘舅”。至亲莫若娘舅，称典当铺为“娘舅家”，说明典当业与日用民生关系极为密切。

明清以来，一般较大的徽州典当铺规模多达数十人，典无废人，也就是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这种经营管理的制度化，是徽州典当业经营文化的一个特点。一般认为，徽式典当的组织最为严密，最符合管理精神，徽州典当铺的分工体系，代表了中国典当业传统劳动分工的最高水平。典当业的规章制度非常严密，有很多的职业禁忌，对职工过错的处罚及赔偿，都有严格的规定，从制度层面上防微杜渐，以保证典业的正常运作。

明清以来，江南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商对于江南城镇之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典当商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典当便民缓急，为下层民众须臾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荒年熟典当”，当商似乎总是乘人之危而暴发不义之财，“徽州朝奉”也往往为世人所厌恶。为此，不少典当秘籍将儒家伦理和因果报应的观念融于一炉，将道德教化与职业规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作为制约典商行为的指南。客观地说，虽然有不少徽州朝奉负面的印象，但历史上的徽州朝奉并非全是华而不实的一群人。“徽州朝奉脸”是近世商业社会中发展出来的、除去了脉脉温情的商人面孔。从这张冷冰冰的脸庞上，更应当让人瞩目的是—— 一种传统乡土社会所缺乏的、理性的契约意识。徽州朝奉中的不少人，受过传统商业中较为全面的业务素质教育，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和文化素质。典当铺在调剂民生缓急方面，的确也有重要的作用，不能完全予以否定。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方历史评论201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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