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人的民族史

本书入选2018年历史学年度书单（50种）。该书单由专业学术平台“学术志”组织国内历史学专家评选，每年推出一个历史学年度书单。作为总结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发展历程的学术史专著，2018年入选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主题出版项目。

由华南研究发展起来的历史人类学，被视为已经形成学术共同体，有刊物组织相关学者就此举行笔谈。[1]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从区域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把握社会，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民间文献。他们的学术追求，或许可用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所表达的：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科大卫主持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吸收了香港与内地众多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2]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历史·田野丛书”自2006年以来推出十余种，彰显出自己的研究特色。[3]也举办了不少学术研讨会。[4]刘志伟对如何理解一个区域，他以南岭为例谈了自己的想法：“从这样一种由跨区域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出发,南岭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作为研究单位的区域。”[5]他特别强调进行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研究，区别于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学。[6]

如何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主张与工作，华南研究学者以及了解他们工作的学者发表了一些文章。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的对话有助于互相借鉴。[7]黄国信、温春来、吴滔较早针对学术界对于历史人类学的不同认识，他们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区域观念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相当意义。[8]

他们特别从研究盐的实践，表达出理论追求与经验总结，主张中国盐史研究也要在当今历史学的发展脉络下，超越既往范式，引入社会史的视角，重视区域研究，将其放回所在的历史脉络之中，结合历史人类学“现场感”体验与民间文献结合的旨趣，考察制度运作与地域社会文化的结构过程，才能达到深化盐史研究，真正体现盐在历史时期重要性的目的。[9]区域社会史视角的盐史研究首先体现在一批将盐置于国家或地方历史的维度中，深刻揭示盐与财政、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地方历史进程的深层次关系的重要学术成果中；继而在一系列关于两淮、两浙、福建、广东、云南、河东等地盐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里得到充分反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理解盐、盐场以及东南沿海、山西、云南地区乃至中国历史的总体历史变迁提供了参考。 [10]

对于“华南”概念与区域研究，桑兵有独到的看法。他指出，华南指称的晚出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动不居，提示区域研究应自觉分区概念的形成演化与历史进程相吻合，以免先入为主地削足适履。在谈到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他认为各省之上的大区划分并非中国历来所固有，主要是近代由域外看中国产生的概念，大区概念的使用，大都不过为解决当下的问题图个方便或因陋就简，并未深究分区的当否以及意义。这样本无深意的分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海外兴起的中国区域研究中有所发挥。[11]

“地方”则是罗志田重视的。他指出，针对大一统下形成的“郡县空虚”，从南宋开始，士人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寓正德于厚生，侧重的是“地方”，强调的是“民间”，提示了从“非国家”视角观察历史的必要和可能。州县的范围，既是人人生活的基本空间（实体的和想象的），也是士绅、职役、家族和地方官互动的场域。在乡之士不仅要化民成俗，还要凝聚社会。“道”与乡土的衔接，使“地方”具有更多自足的意义，减轻了上层政治变动的影响。[12]

赣闽粤毗邻地区族群问题的“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值得关注，从不同角度体现出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研究的特色。这套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推出，其中温春香《文化表述与族群认同:新文化视野下的赣闽粤毗邻区族群研究》，以宋元以来闽粤赣毗邻区的族群为对象，以文化表述为切入点，考察宋元以来文人们对闽粤赣的记载，发现宋元到明朝中期，文人们尽管对不同族类有所记载，但最多的是关注区域性的动乱，而发展到明代中后期，表述出现转变，开始较多地关注这一地区的族群性差异，并将这种差异渐渐明晰。

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面貌发生着变化。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对于区域史研究有不少心得体会。赵世瑜主编《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课题的结项成果。本书通过大量田野调查，用收集到的众多史料及数据，围绕10世纪以来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的原生状态进行多角度的探究和展示。[13]他还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明清易代时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往往表现为“不清不明”，即不断出现反复而未立即确立某一正统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与该区域历史发展的长期特点有关。[14]他也尝试反思清代内亚研究以及华南研究所见之清朝国家认同建构的多元性。[15]赵世瑜提出了对北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看法，对山西进行了专门研究。[16]

行龙讲述了对于中国区域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认识。[17]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是以近代山西社会的水灾、水案、集体化和晋商等专题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注重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史料、解读史料，展现出历史学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关怀。2012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辑的“田野·社会丛书”四种，即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郝平《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韩晓莉《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该中心还编有社会史论文辑刊《社会史研究》。[18]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连续举办华北区域社会史研讨会，以求把握华北区域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区域特色。2008年12月12日—15日，举办了“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0日—23日，举办了“断裂与连续：金元以来的华北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该中心的研究侧重于华北乡村社会经济、商品流通、宗族问题，出版专著多种，近期发表了一些代表性的论文。[20]

其实，江南区域社会史在稳步前行，研究也有特色。近年来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交大、上海社科院、上海师大纷纷强调江南研究，南京的南大，苏州的苏大、科技大，杭州的浙大、金华的浙师大等单位也在从事江南研究。

此外，华中、西南、西北、东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都取得明显进展，我会另外介绍具体的研究成果。区域史也存在着各区域研究不平衡的现象。[21]

空间对于历史学具有独特价值。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思考“空间”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空间结构。

跨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如何进行？吴欣认为：“若将运河研究放置在‘区域与跨区域研究中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下，运河区域社会研究历史意义或更为可鉴……民间文献和‘生活方式’视域下的社会史研究，既是运河研究同时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希望所在。”[22]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史的区域研究也把视野投向国外的华人活动和国内与国际的联系性上。郑振满通过考察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进程。[23]郑莉探讨跨国界的文化网络，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24]刘永华发现，自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上海、宁波等口岸开埠通商，国际茶市对中国茶叶生产与销售的影响日益深入。在市场利好的刺激下，徽州婺源产茶区的一家农户通过增加茶叶生产与制作的劳动力投入，提高家庭的现金收入。同时，这家农户还因应家庭规模的变动，投入大量劳力开垦土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从而缓解口粮不足问题。[25]

[1]《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笔谈的文章有9篇，计有郑振满：《华南学者的历史人类学：传承与互动》，陈春声：《真正的学术群体应该“脱俗”》，张小军：《学术：共同体的灵魂——以“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例》，刘志伟：《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学术共同体之道》，张侃：《学术共同体的法度尺寸与经验感受》，黄向春：《“学术共同”抑或“范式”：我所理解的“华南研究”》，张应强：《学术共同体与中国人类学“多元一体”知识生产格局之构建》，郑莉：《在田野实践中学习：学术认同感与方向感》，李宗翰：《对人文科学学术共同体的一点浅见》。

[2]胡晓白：《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第一阶段学术会议：回顾与展望》，载《田野与文献》第74辑，2014年1月15日。

[3]第一辑9种，计有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 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连瑞枝：《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黄海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广州合族祠研究》，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文化》；第二辑4种，计有陈贤波：《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贺喜：《亦神亦祖：广东西南地区的地方信仰与区域社会》，肖文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谢湜：《高乡与地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4]如“明清帝国的建构与中国西南土著社会的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广州，2010年），“流域历史与政治地理”学术研讨会（广州，2011年），“东亚人类学论坛——人类学与历史”（广州，2012年）。

[5]刘志伟：《天地所以隔外内——王朝体系下的南岭文化》，载为吴滔、谢湜、于薇主编：《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总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6]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香港：大家良友书局，2014年，第15—21页。

[7]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8]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9]李晓龙、温春来：《中国盐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取向》，《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10]黄国信：《单一问题抑或要素之一：区域社会史视角的盐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14年第3期。

[11]桑兵：《“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学术研究》2015年第7期。

[12]罗志田：《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13]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4]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

[15]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6]赵世瑜：《如何深化中国北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绪论》，《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李卫民：《社会史与山西研究的反思——赵世瑜教授访谈录》，《晋阳学刊》2009年第4期；赵世瑜：《圣姑庙：金元明变迁中的“异教”命运与山西社会的多样性》，《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赵世瑜：《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7]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8]前两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11年），《山西水利社会史》（2012年）；后两辑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辑2013年出版，第四辑2016年出版，每辑栏目分为专题论文、学术评论、资料选编，收录文章约10篇。

[19]常建华：《“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5期；常建华：《断裂与连续：金元以来的华北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9年第3期。

[20]张思：《从近世走向近代：华北的农耕结合与村落共同体》，《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许檀：《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常建华：《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王先明：《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李金铮：《延续与渐变：近代冀中定县农业生产及其动力》，《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李金铮：《矫枉不可过正：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的复杂本相》，《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21]吴琦：《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失衡现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2]吴欣：《从“制度”到“生活”：运河研究的新维度》，《光明日报》2016年8月10日。 

[23]郑振满：《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24]郑莉：《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25]刘永华：《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1838—1901）——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来源：《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第三章第一节 一、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常建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引用请务必以图书为准。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

常建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原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族史》2019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