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清朝人

 

在西方人眼中，清朝人有很多被称为所谓“怪癖”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不同民族的“怪异”风俗和特性只不过是由其生长环境造成的。

一位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绅士如此描述美国人的民族性：“说到美国人，我发现他们伟大与渺小并存，善良与卑鄙并存，喜欢个人英雄主义却又十分自私，他们理智傲慢却又愚昧迷信，他们极其自负，又好夸夸其谈。美国人很容易引人注目，他们非常矛盾，极其不协调。”

清朝人常用的复仇方法，有一种让我觉得奇怪，始终无法理解。西方人从来不会为了诅咒别人而自杀，但是在清朝这样的行为每天都在发生。他们好像相信死在别人家里，是对屋主永远的诅咒。所以，清朝经常有某某跳到仇家的井里或者跑到仇家门口服毒自杀的新闻。

一个英国朋友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个富有的清朝人在英租界里谋杀了自己的一个雇员。他知道，除非有人受到惩罚，否则无情的英国法律是不会停止追究的。于是他就让一个叫楚麻袋的清朝穷人承认是他杀了人，楚麻袋被送上了绞刑架。这个富人、真正的谋杀犯向楚麻袋承诺，将厚葬他，并照顾他的家人。我的英国朋友对此怎样也理解不了，就写信给清朝商人朋友，讨教此事。这位商人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说：

帮别人顶罪，对清朝人来说一点儿都不奇怪。这样的事在清朝每天都在发生。清朝人和白人一样不是不怕死，一般说来，清朝人都比较惜命。但是楚麻袋，年纪一把，身无分文，死期将至，他自己看自己就是烂命一条。既然有人答应给他厚葬，照顾他的家人，他就会说“我帮你去死”。楚麻袋的这种行为是在卖命，他卖身给了真正的杀人犯。因为必须有人去为那位富人顶死，楚麻袋说他去，警察拿办了他，处以死刑，一切法律程序完成了。富人和楚麻袋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从西方人的观念来看，这样的事太离奇了。可是，在我们西方人身上同样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我们最好记住，在清朝人的印象里，我们的古怪毫不逊色。德国的《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刊登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一位清朝人在上海看到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奇怪”行为。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大家一直在说，洋鬼子的国家如何有钱，如何宏伟，但在我看来，这肯定不是真的，不然他们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呢？他们无缘无故地拍球，跳起，好像有人给钱让他们这么做一样。他们有时候在荒郊野地长途跋涉，在空中胡乱地挥舞手杖，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一种宗教仪式吗？他们不知羞耻，男人经常和女人并肩散步。他们的女人很值得同情，过节的时候，只能在一间屋子里慢吞吞地走，还得听难听得不得了的音乐。

一位在欧洲和美国旅行的清朝绅士给亲戚写了如下内容的信：

这些洋鬼子没法教化，无药可救。他们可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吃一口米饭，但是却吃数不清的牛羊尸体。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气味难闻的原因，他们把自己身上的味道弄得像绵羊的一样。他们每天都洗澡，希望可以去掉那令人讨厌的味道，但是去不掉。他们不把肉切成小块做熟了吃，而是切成很大块，煮得半生不熟，就端上了桌子，拿刀切，拿刀砍，拿手撕着吃。他们吃饭离不开刀叉，这让一个文明人神经紧张，一个拿着武器吃饭的人坐在对面太让人吃惊了。他们甚至与女人同桌吃饭，而且女士优先，这真是颠倒了乾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相互嘲笑对方的民族特性，并不能让任何一方信服。世界各国的民族性都是各有特色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清朝人的民族性说好话。抛开清朝人的民族性不谈，以前的清朝政府的官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这个统治集团差不多已经变质了。

《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Herald，又名《华北先驱周报》《先锋报》）报道说，直隶省一位消息灵通的清朝绅士表示，直隶省有一半土地税未能上交政府。

“这还不算。”他说——

我们县里的官员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说三四十年前为了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县里额外增加了一种税。我们县的官员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收到现在。按理说，这种税早该取消了，负责监察的县吏应该干涉此事，向保定府报告，县官会被立刻免职。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一来税额很小，我个人的一份不超过5美元。而全县征收的这笔小钱加起来就是个大数目，县里的官员与府里的官员，甚至省里的官员、中央的官员，都是要分成的。

清朝的整个公共服务体系都因贪污而腐朽了，官员们不管是应得的薪俸，还是可拿可不拿的、拿了也不算犯法的灰色收入，都照单全收，清朝的官员受贿成风，向上贿赂成风，清朝末年的吏治绝对是贿赂大行其道。

清朝的官场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意思是，即使是当一个清廉的知府，三年时间也有十万两白银的回报。清政府很多官员的职务是通过公开地买官或者秘密地行贿“跑官”得来的，他们为了当官支付给政府或者上级官员大笔钱财，为了尽快收回成本，为了继续往上爬，把官做得越来越大。各级官员想方设法地聚敛钱财，他们想出来的匪夷所思的刮地皮的名目繁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乱七八糟的没有来由的苛捐杂税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由于政府在吏治上的松懈和官员服务意识的淡漠，清朝可以说是贪官的天堂。北京的方泰瑞（C.H.Fenn）博士指出：只要稍微懂点儿清朝官场常识的人都知道，清朝官场中的每个人都有“价格”。打官司的时候，官员们是看诉讼双方贿赂的多少来定案的，不只是官员们的下人们可以被收买，1000个清朝官员里有999个人愿意帮助出钱多的一方。

清朝的商界，比如说票号和贸易公司可能还会讲求信誉，遵守合同的约定，清朝的官员是没有原则的，他们主要看钱办事。在清朝的官场，个人的行贿行为和相互欺瞒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

要想结识任何一个勋贵，至少要送上300两银子给王公的门房。王公的门房，顶得上一个七品知县，只有把他们打点好，才能有机会见到王公。这在北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王府的门房成了勋贵收敛钱财的“前线”。门房得到的钱，会被王府的人瓜分，王公本人会得到最大的一份。

跑官的人，想要得到的职务越高，孝敬门房的钱就要越多。有熟知内幕的朋友告诉我，在清朝，庆亲王在这项收入上每年就有300万美元进账。他的这笔收入与流氓成性的肃亲王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

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以皇族载涛和载洵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件，在喧嚣的背后是一场大规模的贿赂游戏，考察只是表面文章，吃喝玩乐，借机收钱，才是考察的实质内容。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就是一个超豪华旅行团。不过，他们回来以后，却恬不知耻地宣称，对世界各个强国的陆军和海军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

清朝各个阶层的人都公开沉迷于赌博。赌博虽是恶习之一，但令人尊敬的汲约翰（J. C. Gibson）博士却说：“虽然清朝人并不都道德高尚，但是在清朝，堕落从来不像在印度一样成为宗教的分支。”虽然方泰瑞博士批评清朝人的卫生习惯，“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村庄、每个乡镇和每个城市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散发着肮脏的恶臭”，但在笔者看来，中国人的道德要比日本人高尚，因为他们的典籍中充满了对德行的赞美。

西方人认为清朝人道德败坏，可能是受到一些传教士的影响。有些较为偏激的传教士讲过一些令人恐怖的黑暗故事，以此来证明邪恶已经渗透到清朝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过，某些西方人有这样一种共识，清朝人的性欲旺盛，因为清朝的一夫多妻制极其盛行。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庄延龄（E.H.Parker）先生写道：

清朝人毫无疑问是性欲旺盛的，他们很容易使性行为变得肮脏……富有的官僚阶层最为骄奢淫逸……其次是有钱的商人阶层……北京贪婪的有闲阶级狎妓成风，公开炫耀“淫荡”这一最严重的罪行……

庄延龄先生又写道：

在清朝所有的阶层中，道德意识极其薄弱……即使是我们认为应该送上断头台的罪行，在清朝人那里连轻罪都算不上。

庄延龄先生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想批评的是清朝人的“残酷无情”，说得更直白一些，是对苦难的无动于衷。

庄延龄先生的依据之一，是清朝人喜欢看恐怖的刑罚。清朝的刑罚对犯罪者的身体非常残忍，清朝人被处以死刑，最常见的是斩首，最恐怖的是凌迟，也就是用小刀把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持续好几天，为的就是让死者受尽痛苦慢慢死去，如果刽子手不能割到规定的刀数，或者在规定的时间之前让罪人死去，他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是斩首还是凌迟，都会有大群的清朝人围观，清朝人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民族。

庄延龄先生上述说法的另一个依据，是清朝人经常见死不救，这是他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产生上述观点的最大理由。他曾经去烟台旅行。到烟台的那一天，他看到一个垂死的人躺在街边，这是一条繁华而拥挤的大街，几百个清朝人路过这个可怜的人的身边，却没有一个停下来提供帮助或表示同情。那个垂死的人面无表情地熬过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独自体验最后的痛苦，他瞪着眼睛躺着，身体慢慢地变冷变僵，冷漠的人群对此视而不见。24小时过后，他还躺在原地，死亡的面孔朝向沉默的天空。大街上的人们依旧推推搡搡地经过，照样若无其事地做着买卖、高声谈笑，对近在眼前的人生悲剧无动于衷。

我在青州府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同样的事情，街面上有一个女人在不停地扭动，我想走上前去帮忙。周围的人急忙警告我，并制止了我的行为，如果我没经要求就去碰她，与这个女人相关的人会抓住我，要我为她的死亡负责，很可能会要求巨额赔偿。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清朝人往往见死不救，因为他们怕被人讹诈。他们一旦出手救人，一群或真或假的亲戚会立即扯住他，嚷着要赔偿，接下来的代价更高，也许一个贪婪的地方官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笔，救人的人只有掏出足够多的钱贿赂才可以免罪。

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清朝人很迷信，清朝人常常远离受难者，因为他们害怕死者的“霉运”会跟着他们。因此，清朝人出于自保意识，任由贫病之人死在街头，任由落水的儿童溺死河中，哪怕距离几尺远的船也不会过来搭救。也许还有一个原因，绝大多数清朝人都很贫穷，他们自己也活在苦难之中，他们见过太多的苦难，体验过太多的苦难，对苦难已经麻木不仁了。

尽管儒家持不可知论，尽管清朝人的禀性注重实际，但是清朝人的确非常迷信，他们生活在对恶灵的持续恐惧中，他们对于鬼神的恐惧，超过了所有已知的民族，他们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不管是人，还是猫狗等动物，还是诸如古树等植物。他们认为，动植物活得时间长了，吸取的天地精华多了，就可能成精。如果一个人横死，这个人就可能变成恶鬼。他们对于祖先的偶像崇拜，也是其他民族比不了的。他们有自己完整的信仰体系，与印度的诸多信仰和基督教的信仰不同，清朝人的信仰体系很庞杂；或者说，清朝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只要对自己有好处，清朝人会拜不同宗教的神灵。清朝人家里有人去世了，会把和尚道士都请来做法事，如此可见一斑。清朝人信佛主要是为了现世的利益，比如说，有的阿婆信佛，是为了请观音娘娘送来一个孙子。清朝人虽然奉行儒学，不过儒家思想最多算得上是一个社会伦理的原则，并不能称之为信仰，我是一直不赞成所谓儒教的说法的。

因为儒学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所以在清朝人被西方人大声谴责的同时，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应该肯定他们确实拥有的良好品性。

清朝人与我们的不同，并不在于构成人类的基本因素上，而是在于因习俗和环境差异所造成的表面现象上。

【摘自：《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 作者/【美】阿瑟•贾德森•布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图书信息

书  名：《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

作  者：【美】阿瑟•贾德森•布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书  号：ISBN978-7-229-13169-2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定  价：49.80元

美国传教士眼中的辛亥真相

深入剖析错综复杂的时局背景，全景再现辛亥前后社会百态

请世界理解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

著名学者张宪文、杨天石、解玺璋倾情推荐

内容简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延续了三百年的清王朝内忧外患，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有志之士呼吁改良，岌岌可危的局势也急需一场大变革。

阿瑟•贾德森•布朗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次年写就了本书，他尝试从社会百态层面去解读那段历史，以便西方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

不同于脸谱化的叙述倾向，布朗博士用实地走访的调查报告方式，带我们回顾了那段被宏大叙事淹没的辛亥革命。在他的笔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轮番登场，晚清民生百态详尽而丰富，西方列强的恶行也有所披露，他用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描摹了一个不同于我们想象的晚清。通过东西方文明对比，他认为中国的改造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实现，请世界“理解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

 

作（译）者简介

作者：阿瑟•贾德森•布朗  著名传教士、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他曾游历多国，并与多国皇室政要有密切往来。布朗曾分别于1901—1902年和1909年到访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先后写下了17本调查日记。在华期间，布朗利用传教士的身份往来于官方和民间，并与袁世凯有过亲密接触。不同于西方傲慢的学者，布朗对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有独到而清醒的认识，著有《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近东与远东》《远东的主人》等多部作品。

译者：季我努  国内著名民间学术团体，以整理出版中国近现代史料为职志，代表性作品有《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史客儿  2018年11月4号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8BRuvbzAWVsqRDs5sQkwA

原文已经改动